来源：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3-06-25-etkind-en.html

IWM"视点"系列图书将与该研究所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出版物呈现给当地学术社群。作者受邀与观众讨论他们的观点。2012年5月22日，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亚历山大·埃特金德讲述了他近期的研究内容，对他为何撰写《内部殖民化：俄罗斯的帝国经验》（政体，2011）一书进行了说明。

研究俄罗斯帝国的学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能与欧洲大国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能不那么公平，能产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另一派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充斥着肆无忌惮的暴力、苦难、文盲、绝望和崩溃。这两种观点我都赞成，但学术问题并不是多选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协调我们赞成的各种观点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案是艾森斯坦（译注：擅于利用建筑的空间感来丰富戏剧的俄罗斯电影导演）蒙太奇式的，即以混合交织为原则，我称之为"内部殖民"。我提出的这个概念是用来隐喻俄罗斯帝国与过去其他殖民帝国的区别。这样看来，关于俄罗斯的两种观点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内部殖民"，即国家殖民其人民。

1904年，具有超凡魅力的历史学家Vasilii Kliuchevsky就曾写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国家殖民自己的历史"。早在那时候，自我殖民的这种方式就已经扎根于俄罗斯人的思想中。随着20世纪殖民和后殖民经验的不断丰富，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被殖民的对象，同时也是殖民的产物，例如东方主义。俄罗斯一直在外国领土上从事殖民活动，同时还关注其国内中心地带的殖民化。作为回应，帝国的人民，包括俄罗斯人本身，开始建立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俄罗斯殖民统治的这些方向，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有时候相悖，有时候又难以区分。

通过探索1917年大崩溃之前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经验，我发现了它与后殖民理论的关联。不过，我将其归结到俄罗斯国内问题上，这在以前的后殖民理论中从未被讨论过。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俄国革命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分析的学术兴趣，和与俄罗斯东方、东方主义和帝国相关研究的爆发相比，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以Edward Said（译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为代表，后殖民学者强调海洋将帝国中心与其遥远的殖民地隔开的重要意义。在这些著作中，海外帝国主义具有鲜明的特点--更加冒险、间接和镇压，总的来说就是比大陆帝国主义更加帝国主义。然而，在铁路和电报发明之前，陆地交通并不比海上交通更便利。在和平时期，从阿尔哈格尔（译注：俄国西北港口）到伦敦的海上货运比从阿尔哈格尔到莫斯科的陆地运输更快更便宜。而在战争时期，军队和物资的运输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塞瓦斯托波尔要比从莫斯科到克里米亚快得多。19世纪初期，穿越西伯利亚向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基地运送供给的运输成本是海运绕地球一周的四倍。俄罗斯历时两年才穿越西伯利亚将皮毛运送到毗邻中国的边境；而美国船只仅用了5个月。从技术和心理上来说，印度到英国的距离比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到圣彼得堡的距离还要近。而且公海上没有生物，没有要击败、驯服、安抚、再安抚，征税或征兵的陌生人或穷人。外部殖民和内部殖民，这两个理论上相对，但实际上相互交错、融合的因素互相争夺有限的资源--人力，智力和财力。海洋相通，大陆却相隔。

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曾写道，"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有个农民从"人口过剩"的俄罗斯中部来到殖民地巴什基里亚大草原，那里友好的游牧民族为他提供了他一天能圈到的最大面积的土地。他从日出到日落走走跑跑，最终在圈完土地后死于衰竭，被埋葬在终点。托尔斯泰写到，一个人的墓穴就是他所需要的所有土地。但他自己却购买了一套又一套房产，用小说的稿费资助他的农业试验。

后殖民世界中事物发展迅速。短短几十年前，乌克兰甚至中亚是苏联帝国殖民地的观点在铁幕两边都遭到激烈反对。而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专家仍在争论为什么他们的设想未能适用于后苏联时代崛起的各国。目前的文献回答了这些问题，但同时又引出了新的疑问。着眼于这一地区的族群、民族主义和主权，许多学者早已不再关注俄罗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殊机构，而这些机构曾在好几个世纪内限定着欧亚大陆北部的生活，并将其推向20世纪的动荡。俄罗斯农奴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曾是19世纪俄罗斯政治和史学的核心主题，现在却已沦为21世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注脚。农奴制与美国奴隶制度同时被废除，但却涉及更多的人，有着既深刻又持久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像北美关注奴隶制遗留问题一样关注农奴制的遗留问题。这种学术界的双重标准着实令人惊讶。

农奴制成了后苏联史学界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课题；俄罗斯从未出现过农奴制研究，而美国对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的研究却越来越繁荣，这二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在所有现存的关于农奴制的研究中，美国历史学家Stephen Hoch的研究最深刻，他研究了坦波夫（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个黑土地区，同时也是俄内陆一个众所周知的地区）附近的一个大庄园的档案。十九世纪初，这个大庄园农民的生产力和饮食等同于甚至超过了德法两国的平均水平。区别在于他们的动机、产权和管理原则。由于这些农民既不拥有土地的产权，也不能占有产出的主要份额，他们在经常遭受体罚的威胁下劳作。根据Hoch的数据，1826年，79%的男性每年至少被鞭笞一次，24%的男性每年被鞭笞两次。对于较严重的不轨行为，农民甚至被罚剃阴阳头。

坦波夫是一座建立于1636年的堡垒，保护莫斯科不受游牧民族的骚扰，在俄罗斯人入侵之前，这些游牧民族曾在此定居。因此，坦波夫曾是当代的威廉斯堡（1632年）--弗吉尼亚州早期种植园的聚集地，也相当于南非的开普敦（1652年）。然而，坦波夫附近的安全局势使得其建成百年后都无法从事稳定的农业耕作，之后的百年却又无法发展种植业。虽然Hoch研究的庄园位于中心位置，但仍然远离市场；运输谷物到河畔仓库需要一周时间，再运到莫斯科还要花费数月时间。被强行安置的农奴增加了当地的人口，这种移民一直持续到19世纪。即便在那时候，庄园内的人口增长也无法补足征兵和农奴逃亡的缺口。虽然庄园物产相对丰富，但仍达不到帝国的要求。将坦波夫看作一个殖民地并不那么直观，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运用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强迫他人定居某地，并且在长期鞭笞的威胁下耕作，那么这个地方势必会被视为殖民地。但研究俄罗斯农民阶级的学者们却恰恰很少从殖民地的角度去解释它的特殊性。

根据经典定义，殖民化（及其思想体系，殖民主义）是一种将定居者从殖民国家迁移到被殖民地区的统治过程，帝国主义统治是殖民化的一种形式，但并不要求主导国人民定居殖民地。从理论上说，殖民化不特指任何国境内或跨境的特定迁移，不论这样的边界是否存在。然而，在实践和直觉中，殖民运动通常意味着去国外开拓。在此背景下，内部殖民的概念蕴含了特定的国界内（不论是实体的还是想象中的国界）文化。

但自我殖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人类语法存在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但人类历史并不一定也要这样区分。自己强加的事物--自律、内部控制以及自我殖民--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当语言，包括学术上的，遇到这些自我指涉的建构时会陷入困境。在21世纪，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与19世纪研究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遇到了相同的逻辑难题。当然，我希望未来的世界不再像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是英属印度时期。但俄罗斯帝国的经验和实验仍可给我们一些教益。

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殖民化的支持者、受害者和异端分子一起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矛盾的群体。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Immanuel Kant的生平，1758-1762年他曾是俄罗斯臣民。经过了血腥的七年之战，俄罗斯军队终于攻克了哥尼斯堡，占领了这个城市，但最终却出人意料地撤退。在所有其他该市官员的陪同下，康德教授向俄罗斯女皇宣读了誓词。康德当时正处于人生的"辉煌时期"--世俗、衣着时髦、十分受欢迎，不是在舞会上，就是在晚宴上。在他这一时期和稍晚时候的著作和讲座中，有迹象显示他对自己的哲学和精神生活并不满意，像是一种中年危机。历史学家Anthony La Vopa发现，他俄占时期的讲座内容和俄军撤出占领地之后的一段时期的著作都充满了"自我讽刺和自我厌恶的元素"。在所有对这一重要却短暂的危机的解释中，有一种后殖民理论的解释。在殖民统治下，当地知识分子通常会产生精神分裂、双重人格和自我厌弃等感受。很多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潮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在俄占时期的哥尼斯堡任职的康德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与这一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相信自力更生和内心之光的人来说，很难在外国的统治下生活。不论原因是焦虑或是创伤，事实是俄国占领哥尼斯堡给康德的写作造成了困难。俄国突然结束占领之后，即1762和1763年，康德文思泉涌。根据一个俄罗斯军官Andrei Bolotov（他曾在占领哥尼斯堡的俄军司令部任职，并私下向康德的一个对手学习哲学）的著作，我重构了在殖民者与哥尼斯堡的被殖民者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一次都没有，但是历史却用最残暴的方式进入了这里。在俄占期间，以贱民的身份生活的经验影响了康德后来的思想。

被俾斯麦、列宁和希特勒推崇，被韦伯、福柯和哈贝马斯提及（措辞略有不同，他们使用的是19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发展的理论），内部殖民的概念拥有比人们想像的更久远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将从未连贯过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延伸到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巨大研究空间，这不仅是一种从前的思想的简单"应用"，更是它们的深刻重制。这样做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未被发掘的潜力。（独家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