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摘要：本文在对西北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和道堂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与门宦的组织模式及穆斯林民间社会的经济整合机制。历史上在民族、宗教上层（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知识各界精英）的大力支持下,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都拥有包括土地、房崖在内的雄厚的"瓦克夫"（宗教寺产）以维持清真寺的各项开支,并开展相应的公益事业。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造及社会领域的科层化发展,当前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举办宗教活动和建筑维修等各项开支主要依靠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民族工商业者的支持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自愿奉献。由于西部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穆斯林经济收入有限,一部分穆斯林尚未摆脱贫困,加之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缺位,导致当代西部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经济和道堂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依赖性强,普遍缺乏开展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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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甘、青、新以及宁夏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同心等地多个教派、门宦集中分布这一显著特征，表明地方环境对形塑宗教组织模式及其仪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教派和门宦与西北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态、文化、经济因素密切交织在一起，形成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单一教坊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1]，形成穆斯林－清真寺－社区(教坊)之间的互惠关系；门宦和海乙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但又超越家庭和社区，形成穆斯林－清真寺－拱北和道堂－门宦，或穆斯林－稍麻寺－教坊－海乙寺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门宦和海乙制比单一教坊制有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和更强的资源整合机制。

一、清真寺经济与教派的两种组织模式

历史上，在民族、宗教上层(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知识各界精英)的大力支持下，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主要通过包括土地、房屋在内的"瓦克夫"以维持各项开支并开展相应的社会公益事业。如青海西宁东关大寺在明代由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兄弟2人支持而扩建。民国初年，时任西宁镇总兵的马麒先后捐献白银数千两，西宁回族绅士、工商实业家马辅臣、马肇业等数百人捐资白银万两重建大寺，回族绅商的捐款全部用来购置房产作为大寺的寺产。民国35年，当时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出资18万银元扩建大寺，又捐5万银元作为大寺经营"振清"商号的资金以寺养寺【1】。

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造及社会领域的科层化发展，西北地区的各大清真寺和道堂举办宗教活动和建筑维修等各项开支，主要依靠穆斯林企业家的支持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自愿奉献。土地改革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后，清真寺、道堂、拱北的土地、房产、牲畜、草场几乎全部收归集体所有。"文革"中大多数清真寺被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占用或拆除[2]。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归还被占用的宗教活动场所，已拆除或无法归还的由政府折合现金进行补偿。80年代初一批清真寺利用政府退还所占用的清真寺房产、地产以及现金补偿，加上穆斯林民间社会的捐赠得以修建或重建。30年来，随着西部社会发展和穆斯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的一些清真寺已由80年代简陋的三五间平房发展到拥有数千平方米建筑面积、条件设施日益改善的现代化建筑，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清真寺总体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当代西部回族聚居区清真寺的建立大多依赖社区内全体穆斯林的支持[3]，其重修、扩建一般是在社区精英的带动下主要靠社区内集体捐资完成的[4]，清真寺的房产、人口规模，信教群众的收入水平、管理者的文化程度和组织能力，是影响清真寺收入、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我对西北地区十余座清真寺经济的实地调查发现：第一，清真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清真寺收入相对较高；城镇地区次之；农村地区清真寺收入普遍偏低。第二，在同一地区清真寺的收入与信教人数正相关，教民数量多，则清真寺的规模大、收入高、社会影响力大；教民数量少，则清真寺规模小、经济收入低、社会影响力小。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崛起的穆斯林企业家对城市和城镇清真寺经济日渐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有些清真寺收入的60%以上来自穆斯林企业家的捐赠。第四，清真寺管理者的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对清真寺经济亦有直接的影响。

某市一个行政区有15.5万穆斯林、283座清真寺。市区清真寺的主要经济来源包括：出租房屋，穆斯林缴纳的天课，开斋节"费特尔"，古尔邦节捐赠的牛皮、羊皮，穆斯林平时捐赠的随心乜贴"所德格"等。市内几座清真寺年收入大多在10万元以上，房产较多的两座清真寺，每年有固定的房租收入，不再依赖周围穆斯林的供养。位于市中心的A清真寺始建于民国，曾得到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及地方回族绅士的大力支持，由著名宗教人士主持设立高级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精英。"文革"期间A清真寺被工厂占用，1987年在本坊热心宗教人士倡议下，依靠政府补偿金和穆斯林捐款重建。1995年至2006年A清真寺通过集资、贷款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440万，建成4300平方米的教学楼和1500平方米的水房、讲经堂[5]。从表1所列A清真寺2004年1-6月的经费收支细目看，A清真寺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学粮每年1万元左右；古尔邦节收入3万元；开斋节收入约1万元；穆斯林平时乜贴3万元。此外，表中未列项目包括：房租，每年10万元左右；天课，每年10万左右[6]。A清真寺主要支出包括：阿洪、教师、满拉工资；水电煤取暖等开支；与本坊穆斯林或其他清真寺往来费用；举办经堂教育所需费用。从表1看，A清真寺收支大体平衡。其他几所位于城市中心的清真寺与A清真寺一样，主要通过出租房屋维持清真寺开销，来自穆斯林自愿捐赠的乜贴不再是城市清真寺的主要经济来源。

表1.某市清真寺2004年1-6月收支表[7]

该市城市化程度不高，部分穆斯林尚未摆脱农民身份，多数清真寺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2825元。这些清真寺以家庭、家族为基础，主要经济来源包括：清真寺在夏秋两季向各家收取的学粮；天课；随心乜贴；开斋节"费特尔"；古尔邦节捐赠的牛皮、羊皮等。农村清真寺收入以穆斯林的捐赠为主，自养能力有限。离市区3公里左右的B清真寺年收入12万元左右，是收入较高的农村清真寺，主要靠出租清真寺购买的二手殡葬车和旅游车，以及清真寺开办清真餐厅以方便本坊穆斯林办婚礼待客，每年收入几万元。加上信教群众捐赠的乜贴，每年稍有盈余。离市区七八公里的C清真寺每年收入四五万，支付阿洪工资9000元、煤炭费1万元、电费2000元、满拉生活费及清真寺之间往来费用几千元外，几无所剩。

某县回族人口30.4万，占该县总人口81.64%，该县共有600余座清真寺，其中县城有19座。D清真寺是唯一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清真寺，也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D清真寺占地面积45277平方米，大殿642.72平方米，其他房屋789.28平方米。政府登记D清真寺有信教人口1930人，实际上由于D清真寺离县城10多公里，周围居民有百余户人家数百人，平时礼拜者有40-50人，主麻有200多人参加聚礼，斋月礼塔拉威哈的穆斯林有200人左右，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有2000人参加会礼。D清真寺基本没有自养能力，维修依靠国家拨款。2003年至2004年4月D清真寺收入共计2.6万元，2004年全年收入2.4万元，包括学粮、穆斯林生活费、水房收入、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客人捐赠的乜帖、银行利息收入、政府捐款、慰问金及少量的实物捐赠，几乎难以负担阿洪的学粮(每年1万元)和清真寺水、电、电话、取暖等费用。

表2.某县D清真寺2003-2005年收入表[8]

位于县城的E清真寺，有信教群众2820人，以周姓和黑姓两大家族为主，该寺在1981年修建时大殿仅能容纳二三十人礼拜。1998年翻修，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大殿960平方米。平时有100-200人礼拜，主麻日有700-800人礼拜。2005年12月28日E清真寺公布的账目如下：上年转入1.3万元，2005年各项收入6.5万元，因大殿装修集资12.9万元；支付装修款16.8万元，其他开支计6.9万元。E清真寺大殿装修所需经费大多来自本坊穆斯林捐赠，人均捐资45.88元。E清真寺每年的乜贴、天课收入6万多元，清真寺支出经费多出的部分可用往年积累的经费支付。经济上有了保障，E清真寺不仅开办传统的经堂教育，培养10多位满拉，还从1986年起一直开办女学，招收几十名初中、高中落榜的女生学习阿拉伯语和教门知识，为社会培训劳动力。

表3.某县城E清真寺2005年收支表[9]

某镇有回族2万余人，多数为农业人口，2005年该镇农民人均收入1890元。该镇有38座清真寺。清真寺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斋月乜贴；开斋节的费图尔；古尔邦节羊皮或牛皮收入；天课；穆斯林企业家的捐助；个别清真寺有温棚、房屋出租等自养收入。清真寺的支出包括：清真寺建设与维修；水、电、电话费和冬天取暖燃料费；阿洪、教师、寺师傅的工资及满拉的生活费；宗教交往费用；清真寺举办各种活动的花销。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该镇各清真寺已基本改变了向教民索要或外出募捐的形式，主要以信教群众捐助的乜贴和天课维持开支，个别地理位置好的清真寺通过出租房屋增加收入。由于没有旅游优势，该镇30多座清真寺均无门票收入，有自养事业的清真寺很少，民穷寺穷，民富寺富。该镇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民众收入低，清真寺收入也很低。该镇各清真寺规模大小不等，招收满拉数量不一，在没有大的修缮或花费时，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一年开销1-2万元，小寺开销不足万元。清真寺遇有维修、冬季取暖等大的开支时，需仰赖当地开办煤矿等企业主及在广州、义乌打工或开公司的本坊人的支持。该镇F清真寺有教民近300户、1692人，人口仅次于海乙寺(中心寺)，是当地第二大清真寺，收入在当地最高。2004年F清真寺大殿需要装修，所需资金包括三部分：本坊教民捐赠；向农村信用社贷款1万元；向个人借款4.56万元。F清真寺2004年斋月收入9.4万元，有这样收入的清真寺在农村很少见。相当一部分农村清真寺处于贫困状况，清真寺收入勉强维持一位阿洪的生活费用，无力供养满拉，因此农村一些已经有资格主持教务的阿洪宁愿到城镇、城市清真寺当满拉，不愿留在农村当阿洪。

表4.某镇F清真寺2004年收支表[10]

清真寺为回族穆斯林所建，有很强的民族性，一般不与非穆斯林产生经济联系。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以社区为基础的单一教坊制度和大寺统辖小寺的海乙制两种形式。实行单一教坊制的各清真寺互不隶属，在教务、事务、经济上完全自主。实行海乙制的清真寺在教务方面听从大寺安排，在事务和财务方面享有自主性。就教民的宗教奉献而言，在单一教坊制的回族社区，穆斯林一般只负担清真寺的开支，自愿向清真寺和阿洪捐赠乜贴。海乙制被称作"复合教坊制"[11]，穆斯林除了所属清真寺和阿洪的开支外，也要给稍麻寺(或海乙寺)一定的经济支持。

无论是穆斯林－清真寺－教坊之间的单向互惠关系，还是穆斯林－稍麻寺－海乙寺之间的多向互惠关系，均体现了回族聚居区教民－清真寺－教坊之间的互动关系。教民捐资修建清真寺，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捐献以维持清真寺的正常运行，直接参与清真寺举办的礼拜等各种宗教活动。清真寺作为文化的象征，其宗教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服务中心、交际中心的功能以社区为基础：为教民参与宗教活动提供方便，满足教民的信仰需求，为贫困者提供有限的帮助。清真寺的管理也以社区为单位，由民众推选本社区的民间精英担任学董或寺管会主任，主要负责清真寺的事务，如聘请阿洪、开办经堂教育和女学、修建清真寺、代表本坊教民参与其他教坊的活动等；清真寺聘请的阿洪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寺管会成员中由会计和出纳共同负责清真寺的财务，各清真寺定期公开账目，将收支情况分类汇总，向教民公布。无论单一教坊还是复合教坊，都通过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把穆斯林凝聚在一起，使其"婚丧不振，互相资助；贸易短资，合力扶持；子弟不能念经者，代为供膳，恩不求报，德不沽名"【2】，体现了穆斯林之间团结互助的精神。

二、道堂经济与门宦的组织模式

门宦[12]以相对频繁的宗教活动和独特的宗教仪式将分散的穆斯林凝聚起来，著名的道堂、拱北作为门宦的重要宗教活动中心，其建立、发展以及开展规模宏大的宗教活动都需要大量经费。历史上修建道堂、拱北的资金主要依靠门宦负责人、富豪大族及信教群众的捐赠。道堂、拱北建立之后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瓦克夫"和广大教民的奉献。例如马震武主持哲赫林耶教务时期，在宁夏某道堂有600多亩水地、9000多只羊、400多头牛、100多匹马、120多峰骆驼以及一处草山【3】，加上每年举办大型"尔麦里"，来自全国各地穆斯林的宗教奉献，使其富甲一方。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之后，西北地区大多数道堂、拱北的"瓦克夫"如土地、草场、牲畜等都被作为集体财产充公，当前各个门宦的教产情况差异颇大。近年随着穆斯林经济生活的改善，加之邻近的道堂、拱北和清真寺陆续重修，西北某回族聚居区的G道堂进行较大规模的重修，所需资金约300万。G道堂内有数代宗教导师和其他贤人达贵的拱北，不愿外来人员打扰亡者鲁哈(灵魂)[13]，因此道堂不对外开放，没有任何门票收入。新时期门宦如何解决建设经费？怎样募集资金？拱北(道堂)--清真寺--教民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关系？笔者根据G道堂公布的捐款、捐物名单，初步分析如下：

表5.2007年G道堂收到的捐献款物[14]

G道堂捐款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本门宦教务负责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捐资和信教群众的乜贴为主，没有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捐资，也没有政府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文化保护专款、民族宗教统战部门的政策性拨款等名目的经费支持。根据宗教部门统计的数字，该门宦在当地有4.2万教民，当地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如果人均捐款70多元，则G道堂的建设经费即可全部解决。实际上当地教民捐款数额仅有几十万，其中本坊教民的捐赠有10余万元。

第二，从捐赠者所处地域看，主要集中在宁夏、甘肃、新疆三省区，以宁夏各县市居多，与G道堂的信教群众的地理分布基本吻合。从捐赠方式看，主要以集体名义和个人名义两种方式捐赠，集体捐赠包括来自城市、城镇、农村、农场、工厂的清真寺、坊、道堂、拱北、家族及行业协会。从捐献形式看，包括实物捐赠、现金捐赠和义工服务。穆斯林的宗教奉献以现金为主，农牧产品很少[15]，几乎没有房产和地产，以无偿劳动形式为道堂服务的情况目前难以统计。来自本坊、外坊和无名坊大约800位捐赠者(包括清真寺、坊、拱北和个人)捐现金乜贴共计180万元。一家清真寺、一家行业协会及78位个人捐赠实物，主要为建筑所需各种材料水泥、砖、石、沙、机械等，另有小块土地(分别为0.48亩和0.18亩)、一眼水井和3万斤粮食，价值约34万元，多为本地企业家或普通教民捐献。由于工程正在进行，义工服务的情况尚无法统计。

第三，穆斯林的宗教奉献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地区的穆斯林，经济收入较高，捐赠数额相对较多。他们或以家族、或以家庭、或以个人名义捐赠，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万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3个城市的教民捐款分别在20万元以上，来自新疆的捐赠人不多，但捐款数额超过10万元。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捐款，无论清真寺、坊还是个人的捐款，数额较少，个人捐献少则3元5元，多则10余元或数十元，以清真寺和坊为单位的捐款也仅有几百元。穆斯林个体经济条件差异较大，阶层差异较为显著。来自同一教坊、同一清真寺的捐款差距颇大，尤其在城市清真寺表现最为显著。某市I清真寺2006年有186人(包括女寺)为重建G道堂散乜贴，其中10%的人捐献千元以上，捐款占总额的60%，其中捐赠1万元以上2人，5000元2人，1000-3000元16人(包括女寺)。73.66%的人捐款数额在100-500元之间，所捐金额占总数的37.78%，其中16%的人捐赠在50元及以下，捐款额占2.17%。某县城2006年人均年收入3800元，J清真寺当年为G道堂散乜贴4万多元，捐赠情况如下：1万元1人，1000-5000元17人，5-50元79人，18人(占捐款人15%)捐款占总数的88.77%，67.52%的人捐款仅占全部乜贴的2.88%。

表6.2006年某市I清真寺和某县J清真寺为G道堂捐款[16]

第四，超过60%的捐款来自精英阶层。宗教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宗教奉献远远高于普通信教群众，道堂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阿洪、清真寺学董或寺管主任，以及回族企业家的捐赠远高于普通穆斯林。G道堂某管理者捐款8.4万元，新疆某宗教人士捐献4万元。信教人数多、收入好的10余座清真寺，捐款均在4万元以上，这些清真寺的阿洪和寺管主任(学董)人均捐款超过3000元，多在5000到1万元之间。G道堂的信教群众中，民族企业家的捐款多则上万，少则数千，明显多于其他人群。

门宦的宗教奉献特点与其组织结构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道堂负责人、重要管理者和所辖主要清真寺的阿洪构成宗教精英，他们与经济精英(企业家)共同成为道堂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道堂宗教领袖和核心人物及普通信众与道堂或拱北的联系密切程度、对拱北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普通穆斯林而言，道堂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阿洪、清真寺学董或寺管主任和民族企业家是门宦的精英，也是门宦的核心人物，他们参与道堂、拱北的管理、建设，负责道堂、拱北的主要宗教活动，与道堂、拱北的联系远比普通穆斯林密切，他们对拱北的责任、义务、情感远高于普通穆斯林，对拱北的经济奉献远多于一般信徒。有些企业家担任道堂或清真寺的学董或寺管会主任，直接参与道堂、拱北和清真寺的管理。2005年斋月盖德尔夜某门宦位于县城的K清真寺有172人共捐赠乜贴574790元，其中9人捐献万元以上，计45.3万元；55人捐献千元以上，合计54.84万元。来自正、副寺管会主任2人的捐赠分别为20万元和10万元，占全部宗教奉献的54.7%。人数仅为5%的宗教精英与经济精英捐款占78.81%。95%的人数捐款不足22%，其中44.77%的群众捐款仅占全部乜贴的4.59%，计2.6万余元。该寺占地面积总共5亩，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大殿1800平方米。瓦克夫主要是19间门面房屋出租。"有经济实力、热心教门的人管理清真寺，领导班子的人就是要出钱出力"[17]。

表7.2005年斋月盖德尔夜某门宦K清真寺捐赠乜贴[18]

门宦权力关系呈最高领导层－管理层－普通信教群众这样一个等级化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具有等级顺序的内部沟通网络和联络体系，有的门宦形成老人家－热依斯－阿洪－信教群众的等级制组织形式，目前这种传统型权力尚无向科层制转变的迹象。门宦教民除负担本坊清真寺和阿洪费用外，还向道堂、拱北和门宦老人家奉献乜贴。

门宦以道堂或拱北为中心，其领袖被追随者称作谢赫、穆勒什德、爷、师傅、老人家等，是信教群众的最高精神领袖，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影响教众的宗教和世俗生活。门宦老人家领导、统辖各地的信众，全面负责门宦的教务、事务和财务，有的门宦老人家还亲自担任大清真寺的教长。有些门宦信教群众较多，教民分布在不同地区，门宦老人家把教民所在地区分为若干行教区，每个行教区设立一个热依斯代理老人家管理当地教务。热依斯是门宦老人家派往各地管理教务的代理人，由门宦老人家委任，多由门宦老人家的子侄、兄弟、姻亲、弟子等亲信担任，有些地方的热依斯在家族、家庭内部世袭。有的热依斯兼任一个大清真寺的开学阿洪，其所在寺坊为该传教区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宗教中心。

门宦下辖若干清真寺，如虎非耶胡门下辖300多座清真寺、14处拱北、15万教民。各清真寺聘请阿洪负责教务，学董负责事务。规模较大的清真寺或门宦的中心寺，由门宦老人家亲自委派、任免阿洪，其他清真寺阿洪可由热依斯委派、任免，需门宦老人家认可(给口唤)。有的清真寺直接聘请门宦老人家及其后代担任掌教或寺管会主任[19]。

改革开放后各道堂、拱北和清真寺均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本道堂、拱北和清真寺事务，但道堂、拱北和各清真寺的教务、事务依然有密切联系。门宦所辖各清真寺与拱北或道堂的亲疏关系有所不同。G道堂在全国下辖500多个清真寺，道堂的中心寺即与道堂联系最密切的清真寺有几十座，分布在市区、县城和重要的乡镇。这些清真寺所在地理位置重要，信教群众多，经济收入好，这些清真寺所聘请的阿洪，由门宦负责人认可或直接任免，有的门宦负责人亲自担任某一座或几座重要清真寺的开学阿洪[20]。从门宦的教务管理看，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最高领导层－管理层－普通信教群众的等级色彩，但在事务管理方面，宗教精英和经济精英日渐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财务管理方面，大型建筑捐款账目的公布，说明门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开始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变。

三、宗教仪式与宗教奉献

穆斯林的基本宗教义务是相同的，都要认主独一、礼拜、在莱麦丹月封斋、缴纳天课、有条件者到麦加朝觐，穆斯林的婚礼、葬礼等仪式也基本相同，那么西北地区不同教派、门宦的穆斯林，在宗教仪式上有何不同？参与宗教仪式的频率与宗教奉献有何关联？门宦与教坊的组织模式不同，教民参与宗教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教民的宗教奉献亦有显著差异。从家庭、清真寺和作为门宦中心的道堂这三个层面看，教民的宗教参与与宗教奉献正相关，即宗教仪式越频繁，教民的参与度越高，其宗教奉献越多；反之，宗教仪式越少，教民的参与度越低，其宗教奉献越少。门宦与教派相比，其经济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更强，这与门宦自上而下的较为严密的组织模式、频繁而独特的宗教仪式有密切关系。"仪式表现了一种符号的客观化秩序，这种秩序连接了崇拜者们依照自身模式的个人气质的态度、情感和状态"[4](P180)，仪式是一种"标准行为惯例的范畴，在这种标准的行为惯例之中，方法与目的之间的联系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4](P181)，门宦正是通过定期的宗教仪式为教民提供了完全不同寻常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宗教仪式与严密的等级结构为其教民建构了庞大的联络体系，在神圣的仪式中教民得到团结，门宦的内部凝聚力得到加强。

门宦教民在仪式上与教派最大的不同在于"尔麦里"。"尔麦里"是阿拉伯语"amal"的音译，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某些苏菲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尔麦里可以在家里举行，邀请阿洪念诵《古兰经》、赞圣，家庭成员、重要亲友、清真寺阿洪和满拉一起参加；尔麦里可以在清真寺举行，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一起参加，阿洪、满拉及社区内懂教门的男人们聚在清真寺大殿一起念诵《古兰经》、赞圣，清真寺宰羊宰牛、准备食物招待参加尔麦里的教民，教民要向清真寺出散乜贴；最隆重的尔麦里在道堂和拱北举行，最大的尔麦里通常一年举行一次，分散在各地的信教群众数万人一起参加，每次都以坊为单位或以个人名义为道堂、拱北和门宦老人家奉献乜贴。

回族聚居区每个穆斯林家庭每年在家里至少举行一次宗教活动(门宦称"尔麦里")，包括在职干部、教师等平时不到礼拜寺礼拜的穆斯林，通常都会在已故父母的三七、百日、周年、三年、五年邀请阿洪和有威望的宗教人士在家里念诵《古兰经》、赞圣，纪念已故父母，祈求真主佑助平安。很多穆斯林家庭重视斋月前念夜，即伊斯兰教历8月各家各户都请阿洪到家里念诵《古兰经》，迎接斋月的到来。调查结果显示，每年在家里分别举行1次、2次、3次、4次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中，格底木为22、21、26、24人，伊赫瓦尼为14、44、26、22人，哲赫林耶是23、42、52、118人。被调查对象中大约70%的哲赫林耶穆斯林每年在家里举行3-4次尔麦里。每个家庭举行一次宗教活动开支在300-1000元不等，超过一半以上的门宦教民每年在家举行的宗教活动比格底木和伊赫瓦尼多1-2次，他们用于宗教活动的花费也比格底木和伊赫瓦尼教民多几百元。

从清真寺举办的宗教活动看，各教派的清真寺一般在开斋节、古尔邦节或圣纪举行宗教活动集体庆贺，一般每年1-2次。门宦所辖的清真寺除了每年1-2次节日庆贺外，还举行大小尔麦里数次，周围信教群众前来参加并奉献乜贴。

各教派的信教群众到道堂和拱北参加宗教活动。门宦教民则很看重道堂和拱北举行的宗教活动。作为门宦的重要宗教活动中心，道堂和拱北每年举行若干次规模不等的尔麦里。如G道堂每年9月、11月、12月都要举行隆重的尔麦里。K道堂每月有8次固定的"尔麦里"(每周一和周三举行)，居住在道堂附近的教民都参加，此外每逢三月二十七、正月十三、四月初八、五月二十七、十一月二十二、六月十九等纪念日，道堂都要举行大型的尔麦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数万人聚居在道堂或拱北，集体赞念《麦达乙海》或《穆罕默斯》(赞圣词)，缅怀已故宗教导师和贤达。数万信教群众同时聚集在道堂或拱北内，白色的帽子和盖头汇聚成壮观的场面，教民们真诚地赞念真主，高声地集体赞念，富有韵律的赞词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心灵的、灵魂的震撼。会念的和不会念的穆斯林身处其中，感受到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穆斯林皆兄弟的平等精神。尔麦里前后的闲余时间，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在一起畅谈、交流，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和社会等级的隔阂。门宦为教民缔结了宽广的社会网络，为成员提供了资源关系网络，使其在通婚、出行、经济活动等方面获得一定实惠。规模庞大的信教群众为道堂和拱北捐献数目可观的乜贴，使得门宦有能力修建更多的清真寺，举办规模更宏大的宗教活动，吸引更多的信散群众，获得更多的虔诚教民的宗教奉献。

四、余论

从上述清真寺和道堂经济看，教派门宦的组织模式与其经济资源整合机制有密切的关联。单一教坊制下宗教组织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整合基本在社区范围内，或在社区的延伸范围内；海乙制和门宦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则超越了社区的局限性，拥有更宽广的社会资源网络。一般而言，城市清真寺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能力最强，城镇次之，农村最低。清真寺可利用盈余的资金开办新式经堂教育和幼儿园，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教育培训、弱势群体救助等活动，服务于穆斯林大众。如J清真寺是海乙寺，其地理位置好、房产多，人口规模大、教民收入高，J清真寺年收入45万多元，97%的收入来自房产和门票等，教民的乜贴只占2%。A清真寺开办新式经堂教育，吸引各个教派、门宦的信教群众前来学习。绝大多数清真寺与穆斯林之间是基于社区的互惠关系，依靠社区内穆斯林的宗教奉献维持清真寺基本开销，清真寺根据自己的能力服务社区教民。如B清真寺把存款无息借给本坊穆斯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各清真寺寺管会平常会到穆斯林家里看望贫困的教民，给予支持和安慰。

表8.2001年J清真寺收入表[21]

应当说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各教派和门宦开展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所需资金。但另一方面，西部回族聚居区的伊斯兰教各个教派和门宦，其草根性又决定了他们在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欠缺，面对内部不同教派、门宦以及外部其他宗教组织的竞争，他们难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

第一，绝大多数清真寺和道堂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穆斯林企业家的自愿捐助和信教群众的奉献，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宗教组织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能力。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清真寺和道堂一般不向穆斯林家庭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很少开展社区之外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社区内的穆斯林不把清真寺和道堂看作解决自己困难的主要依靠力量。在某市发放的661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穆斯林遇到困难时，仅有13.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要找清真寺解决，50.5%的人找家庭解决，25.7%找朋友解决，13.8%找邻居，7.3%找单位解决。农村部分清真寺因信教群众经济收入低而陷于贫困，连阿洪的生活费用也无力解决。

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穆斯林企业家日渐成为西北回族聚居区城市和城镇清真寺经济的主要支持者。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穆斯林收入较低，给清真寺捐赠的乜贴、天课非常有限。对某市661份调查问卷显示，当地居民年收入在1万以下、1万-2万、2万-3万的家庭分别为34.9%、37.4%和16.6%，仅有4.5%的家庭年收入3万-5万元、3.2%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22]。尽管七成半的被调查对象报告缴纳天课，但是由于收入相对较低，决定了天课数量的有限。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家庭每年缴纳的天课不足千元，不到10%的家庭缴纳的天课低于2000元，仅有1.8%的家庭和2.3%的家庭分别缴纳2000-3000元或3000元以上。因此仅仅依靠信教群众的宗教奉献，难以支付清真寺维修、建设所需经费。A、F、G三座清真寺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家的捐赠。他们或以施散天课的方式，或以直接捐赠的方式支持清真寺，有的企业家负担清真寺冬天的取暖费。尤其在清真寺修缮之际，捐款多来自穆斯林企业家。

第三，精英的缺失是清真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影响力有限的重要因素。民国年间西北伊斯兰教界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宗教精英大力支持下，各清真寺兴办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民族、宗教人才。当代伊斯兰教无论门宦还是教派，普遍缺乏精英参与；当前的清真寺、道堂、拱北没有教内外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支持，也很少与学界、政界、媒体及其他宗教团体联系，因此，伊斯兰教组织发展空间有限，能够提供的社会服务亦很有限。

一个具有民族性、宗教性的回族社区，如何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发展？传统宗教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社区组织资源将长期存在于回族聚居地区。当代西部地区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应当依托于传统伊斯兰教的组织模式与其经济资源整合机制，积极开展回族社区建设，在社区文化教育、劳动力培训、老年人服务、弱势群体救助等方面有更多作为，在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更广阔的积极作用，以更好地促进伊斯兰教与西部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

注释：

[1]农村、城镇部分清真寺依然保留了家族特点，有本家族的清真寺和墓地，主要由本家族人员任阿洪和寺管会主任。
[2]如1958年同心县296座清真寺，至1961年合并为22座，"文革"时该县被拆除的清真寺202座，房屋3081间，其中政府占用683间，学校占用1104间，集体占用1284间。
[3]教坊内的穆斯林一般称作"高目"(阿拉伯语)，复数为"高玛尼"，波斯语称为"哈宛德"，本文统一称作教民。
[4]如韦州东寺原名东拱北，1966年被拆除，1984年本坊穆斯林举散虔诚乜贴，由高目强文元、海长瑞、丁长林、周学崇、马凤歧、金玉祥、马彦得、海珍组织重建，建拜房3间，东西厢房2间，共支付人民币18000元。
[5]据寺管会主任介绍目前A清真寺尚欠开发商200多万元。
[6]穆斯林认为斋月出散乜贴，得到真主的回赐更大。2004年斋月在10月，故斋月收入未在表中。
[7]根据A清真寺于2004年7月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
[8]根据D清真寺寺管会会计账目制表。
[9]根据E清真寺2005年12月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
[10]根据F清真寺2006年向本坊教民公布的财务收支表制表，因原表日久残破且下部缺失，支出情况暂空。
[11]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由海乙寺(聚礼之寺)和稍麻寺(附属寺)组成的复合式寺坊曾是回族社会早期的寺坊结构形式，很多地区都存在过"。
[12]"门宦"二字，是清代满、汉族官员借用汉语"宦门"、"门阀"二词称呼西北穆斯林地区的苏非教团，以强调其领袖具有世袭身份、地位与特权。
[13]2006年8月笔者对道堂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14]据G道堂2007年公布的乜贴名单制表。
[15]3万斤面粉是解决建筑工人的伙食。
[16]根据I清真寺和J清真寺2006年公布的建拱北乜贴表制表。
[17]访谈该寺寺管会主任记录。
[18]根据2005年K清真寺盖德尔捐赠乜贴表制表。
[19]如甘肃华寺寺管会主任一职由马伏海长子马成河的后裔担任。
[20]如虎夫耶洪门的中心寺是几座地理位置好、人口多、经济收入高的清真寺，90年代该门宦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海原县清真大寺和同心县清真大寺的教长，现任门宦负责人担任同心县清真大寺的教长。
[21]数据来源于J清真寺寺志。
[22]有关部门统计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12元。

参考文献：

【1】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纂委员会：《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C],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2】马注：《清真指南》；卷8·禁解[M]。

【3】何兆国：《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C].2002：48。

【4】[意大利]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M]，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