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今天》（總第10期）在北歐挪威復刊，我人在香港中文大學編一本叫做《中國語文通訊》的雜誌，並參與籌辦《二十一世紀》。當時流亡在海外的朋友出版有各種各樣的刊物如《廣場》、《民主中國》等等，《今天》復刊我們在香港略有所聞，但一時沒有機會看到雜誌，其間沒有連線沒有交叉。後來看到復刊號，編委成員很多都是著名作家，但只有李陀、黃子平和劉小楓是見過面認識的。怎也沒想到，隨即不久，《今天》會移到香港印行，更難以想像的是，此後從總第11期至這本第100期竟都由我經手印行（除其間三年一度在台北印行外），前後足足跨越逾二十年。

    最近這幾年跟北島、李陀碰面、通信，一談起《今天》，他們總嘖嘖稱奇，覺得真真不可思議。二十餘年如一夢，杯籌交錯酒意朦朧，很多人很多事都記不起來了。北島說我最後生，命我不嫌瑣碎把記得的整理出來。其實一本雜誌，誰來編，怎麼編，編些什麼，甚至出版經費怎麼籌來，才是最重要的。好在除了張棗，前前後後參與《今天》的編輯們都在，他們來寫那些最關鍵最靈魂的部分。我做的只是後勤，雖無關重要，好在維持時間較長，又因天時地利，都在香港，大多數都是印製方面的雜事，無關宏旨，但記錄了在海外辦刊物的艱難。只是記憶其實也頗為政治化，一百期特刊本身就很風光，我的記憶有點酸的饅頭。比如就說最起碼的《今天》編輯部，其實沒有一個編輯部，就算這幾年北島來了香港，全力承擔起主編工作，但編輯部也只是一個郵政信箱而已，好在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所有的策劃和編務，可以在雲端運行，不像二十年前，編輯之間有賴飛鴿傳書，文稿、雜誌都要郵差先生代勞親送上門。

    萬事起頭難，在此記錄的多是《今天》剛來到香港時的情況。

一

    1989年劉小楓、甘陽去國留學，留下近百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組譯的書稿，蘇國勛、孫依依和王煒因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計劃停頓，怕耽誤譯者的心血，輾轉送來香港，寄存在我家，另謀出路。我們在港台多方聯繫，想在海外繼續出版這系列叢書，大半年不得其果。1990年，我和人在瑞士的劉小楓、人在美國的甘陽決定，在香港自己註冊一家「社會理論出版社」，並開始出版「社會思想叢書」。那時我全日打工上班，他們倆根本人不在香港，說是自組一家出版社，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哪能真的運作起來。1990年秋天，在巴塞爾讀神學的劉小楓來信，說在歐洲見到北島，並給我寄來他有份參與編委的《今天》雜誌復刊號(總10期)。

    《今天》復刊號印刷精美，但植字、排版是當時很普通的家用式打印機點陣打印，看起來顯得簡陋，那是北歐欠缺中文排版客觀條件所限。後來萬之(陳邁平)跟我說，中文環境限制固然是，最大的困難還在於，北歐挪威的印刷成本極高，郵寄費用奇昂。1990年8月創刊不久，9月初劉小楓寫信問我，既然我們自己有出版社，把《今天》接過來做如何？

《今天》之事我已囑北島直接與你聯繫。但《今天》之發行不宜代理，不然太麻煩。你忙不過來。（1990.9.18.）

《今天》之編務，我不同意你幹，你太累。可由小李幹，他也愛文學。編委中，我的名字印錯，但我希望錯下去，以應付共產黨的中宣部。(《今天》復刊劉小楓印成劉曉風)（1990.9.24.）

當時我並不太了解《今天》，北島比《今天》名聲更大，八十年代初我讀書時，曾經因為要找北島的詩，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期刊室有一套《今天》複印本，只是七十年代末內地的民刊不少，中大學生會當時就編印有五百多頁厚的《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記得看到《今天》時並沒有異常的激動，直到中大出版社印行《波動》(後來才知道那也是北島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書)。

    甘陽專注他的學術，一直不太贊成我把時間承印這種文學刊物，我和淑娟回劉小楓信同意接手《今天》的原因，現在想不起來了。用今天的術語來說，那不折不扣是一個粉絲的生理反應，當然說是八九後的一種綜合徵候也無可厚非。正式的第一次接觸是人在斯德哥爾摩的萬之1990年9月24日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先生來電告訴我，《今天》在香港編排付印等事要和您聯絡。此事劉曉風[小楓]也一定已和您談過了......我們《今天》編輯部就設在我任教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地址電話等全印在信紙上了。

按照以下萬之的回信，我是10月3日回信同意在香港接手編印《今天》的，因為萬之10月11日的信是這麼說的：

10月3日來信收到，深謝您對《今天》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您所開列的編排印刷等價錢，對我們是很合適的，問題是我們的印數不是2000，而是2500-3000，字數是十二萬字左右......我們的業務經理夏精文因事去港，可以順便和您面談，如有簽定合同等事項，我和北島已同意由他全權處理。[1]

跟夏精文見面的情形，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給萬之的信是這麼寫的：「和夏精文見面，詳細討論了《今天》和《今天叢書》的有關事情」。[2] 在這封信中我再一次羅列了具體印刷雜誌的資料，包括每期字數、印刷數量、封面內文用紙，並同意收到來稿後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印行。現在看來有趣的是，協議上列明印出來的雜誌，每本重量不得超過250克，這是因為《今天》是一本百分之九十要通過郵寄才能送到讀者手中的刊物，郵資昂貴令我們苦不堪言。1990年10月24日正式回覆萬之後，開始正式合作。過了一個星期的10月31日萬之來信：

用國際快件寄你全部稿件。因我們的延誤，致使雜誌略有拖期。如能在十一底前印出就好......我想，你已為《今天》工作，故將你的名字列入了《今天》名單......發稿的版式都由你決定。雜誌請橫排，這是北島堅持的。

在香港出版的總11期，於1990年11月底按時面世。出版時我把雜誌定價由萬之建議的港幣30元改為25元。印數3000本，其中1000本委托香港田園書屋發行，1400本，依萬之提供的名單，用國際快遞、航空、平郵、包裹等方式，寄發到全世界各地。要命的是，萬之留下600本雜誌由出版社暫時代為存放。香港是一個沒有剩餘價值、只講利潤的城市，寸地尺金，我們當時還住在父母家裏。哪有可能每期存放600本雜誌。但北島堅持既然印3000和2500差不多錢，當然多印一些。時至今日他的想法依然如此，看着他校辦公室和家裏都堆滿雜誌，我心裏美滋滋的，他倒沒有我的牢騷，最多只是說那有什麼辦法呢。

    在香港印出第一期後，已立即發覺這不是我所能承擔得了的工作。[3] 我只有業餘那丁點時間，發排編校印刷郵寄，我上班在新界沙田中大大學，植字公司在港島灣仔，印刷廠在柴灣。這樣走一次差不多是香港最遠的路途了。出版週期所謂的一個月，其實編校只有不到一週的時間，因為植字總得花去三四天，詩人文學家字跡龍飛鳳舞，複印件傳真件模糊不清，作者本人的錯別字不說，經驗老到的植字員也植得滿紙錯字，二三天能校一遍就不容易。《今天》編校之粗糙和錯漏，成了我的污點和內疚。接着花一週時間貼版製膠片，留兩週時間給印刷廠，其間看印刷藍樣和改正什麼的，只好自己跑到印刷廠就地解決問題。這種憂慮，劉小楓明白，因為我們的所謂出版社，只是一個空殼，他們在海外，我和淑娟都全職上班打工，沒有社址沒有倉庫本身更沒有資金，甚至每期雜誌所有的開銷都得先墊支，再由萬之歸賬。當時的工作條件和我自己的那點出版經驗，完全不足以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和郵寄[4] 這樣的一本雜誌。這第一期剛印出，小楓即要我重新考慮值不值得做下去。尤其當1991年小楓回來，看見剛印好未及寄出的總13期都成山堆在家裏，他對自己最初的提議悔不當初，當即要寫信給萬之。只是現在找不到任何有關的來往書信，找到只是1991年2月跟萬之關於總12期的發稿信。

二

    《今天》復刊第三期開始，稿源開始後繼無力。萬之焦急，1991年2月5日，萬之來信解釋未能依時發稿：「先寄上詩歌、散文稿，評論拖後腿，李陀、李歐梵稿都未如期完工......曾千之的封面也拖遲了」。直到春節前兩天的13日才發出最後一批稿件。這樣的情況一直令人心急，1991年9月26日萬之又來信感嘆：「接到韓東從南京來信說《今天》對國內作者仍很重要，每千字二十美元的稿費不是可有可無的。」相信韓東不會想到，這句打氣話卻傷了萬之的心：「如果《今天》也就是以稿酬吸引人，其下場也是夠可憐的了......不過若是這樣能為國內朋友做些事，我還願努把力。」

    當時編輯部名義上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主編北島人在巴黎，小說編輯是萬之和人在法國的張亮，詩歌編輯是北島、在德國求學的張棗和巴黎的宋琳，評論是美國的李陀負責。封面設計曾千之在挪威奧斯陸。問題是這些人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大多都只是短期羈旅逗留。1991年李陀來的信主要都是報告新地址：「我來到伯克利後一直找房子，又因要在伯克利大學教半年課，同時還得備課，故一陣忙亂。我的地址是......電話過兩天才裝上。」

    稿源不足以外，就是編輯部人手的變動，幾乎每年都會接到北島類似這樣的通知：「最近編輯部做了調整，增設孟悅做評論編輯、張亮（南方）做小說編輯，李陀因年初回國，出於安全考慮，暫不在雜誌上掛名，以特約編輯身份（不公開）在國內組稿。張亮九月份借回國探親的機會組今年第四期的小說稿，我請他設法和國內的民間發行網取得聯繫，若成功將會擴大《今天》在國內的影響。具體結果，張亮會告訴你。」寫這信時，還是1992年，北島竟然寄望國內民間會發行《今天》雜誌，對於北島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因而堅決不肯減少印量減低庫存，我和萬之常常哭笑不得。

    當然《今天》最大的困難是發行。我相信，從挪威轉移到香港，北島他們一度對《今天》的發行抱着很大的幻想，總11期剛印好，萬之來信問能否把存在他那裏的1000本復刊號寄到香港來。但根據我保留下來的記錄，現實非常殘酷。1991年年底的田園書屋發行結算表其實整個是一張「退書單」：

                 來書        銷量        庫存        退書

總10期     200         69          0           131

總11期     1300        318         0           982

總12期     1000        116         0           884

總13期     360         174         0           186

事隔這麼多年，我相信《今天》同人不反對我在此公開二十年前在香港第一年這樣的一份「成績單」。敏感的讀者一下子會意識到，其一，發行商很快發現雜誌滯銷無利可圖，必然逐期減少進刊量；其二，年終退書時態度堅決一本也不肯庫存；第三，年終這兩千本的退書，對於沒有社址沒有倉庫的我來說，又一次陷入了愁困。我自己那時做出版雖剛踏進第五個年頭，但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吃力而極為不討好的工作。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二十年來並沒有明顯的改善。雖然我們先後改換了七家不同的發行商。每期不斷累積的舊刊，一直跟我們爭奪家居空間，直至北島搬家來到香港。

三

    北島一直在說，他要好好寫一篇「籌款記」。我曾略略算了一下，算上稿費編輯費，每期《今天》經費大概需要八千美元，後來的更不止，二十年九十期一共用了逾百萬美元。若加上幾次重要的活動經費，總共超過一百五十萬。所有的費用都是北島和《今天》同人籌募回來的。

    平時聽北島回憶種種籌款經歷，談笑間灰飛煙滅化為烏有，非常戲劇性，只覺得好玩好笑。因為事過境遷，淡忘了箇中的尷尬、焦慮和失望。其實，我雖一直置身度外，不知來龍去脉。只是事關每期雜誌有沒有印刷費在手，要不要付印，萬之北島總會第一時間通報消息。1990年萬之來信：「我和北島已輾轉來到芝加哥，籌款之事仍在進行之中，似有些眉目，大概不會空手而歸。」記得當時在聶華苓、戴靜、譚嘉、李歐梵等幫忙下，申請一筆五萬美元的美國洛克菲勒基會的資助，誰知這筆我們等着開鍋的米遲遲並未到手。1991年3月，萬之來信：「Rockfeller的錢尚未轉來，我們賬戶中錢不多了......下期開始，想減少印數。」9月，錢還未到位，是年第三四期合刊被迫放緩腳步。到了12月10日萬之又來信：「寄上支票一張，是我暫時籌措的。不過愛荷華那面的錢肯定會到，你可以放心......現在稿件很多，幾乎看不過來。說明《今天》會有起色」。那一期結果以合刊號(14/15)形式印行。

    總14/15號是一期評論專號，李陀主編，我一直認為是《今天》復刊後的一轉捩點。表面上只是改變了開本、我在香港請陸智昌設計封面。[5] 關鍵的是，編務從這期開始，從北歐轉移到美國，相對來說，美國的作者和人力更集中一些。我記得那一期到了1991年11月才收到目錄，為目錄中的陣容我精神為之一振：李陀、王德威、羅多弼、杜博妮、阿城、孟悅、張旭東、王瑾、王曉明、顧曉陽、奚密。其中有一小插曲，因萬之找回來的書信和我手頭的巧合，在此且叉開去，多記一筆。

    開始的時候，《今天》發稿全部由萬之統發。第二期時，萬之只寄來「發稿簽」，評論、小說、詩歌、散文，分別由各編輯直接往香港寄稿。後來連財務也這樣，根據記錄，從1990-1992年，前後收到的編印製作費，分別來自於挪威、丹麥、瑞典、愛荷華的不同銀行賬戶。

    1991年10、11月北島親自來信和發稿：「五六期(總14/15)合刊的稿子已經發的差不多了......慶幸的是，印刷費已不成問題，最近我們又得到瑞士一家基金會的一筆捐款。附上一首詩歌，請編入本期。」北島顯然對馬蘭這首《革命》[6] 情有獨鍾，他隨即寫信給萬之：「我從小查轉來的詩稿中，選了一首《革命》，作者馬蘭。我們應給國內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更多的信息，這首詩我已用FAX傳給林道群，請你加入目錄中，我也同時得到了張棗的同意。」不幾天又收到北島自己為這一期寫的《編者的話》，這篇《編者的話》含金量豐富，在此且多引幾句：

本期為1991年三四期合刊。從本期起，《今天》的面目有所改變：縮小開本，陸續增設一些新的欄目，打破國內文學期刊分類的傳統格局。在對復刊一年多來的刊物做反省後，我們適當地調整了編輯的方針......由於舞台的轉換，許多中國作家已經處於國際文學的渦流之中。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並關注港台等地區華語文學的發展......今天文學基金會於今年七月在美國成立。它不僅成為《今天》雜誌的後盾，而且正着手組織一系列文學活動。

文末是北島詩的語言：「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因此，文學用不着和權力比壽命。它的責任之一是從今天俯視昨天，並從中塗掉權力的印記。」

    我擅自把「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印在封面上作為宣傳，誰知卻有人不以為然，有《今天》的作者老友收到雜誌從美國來信：「很喜歡新版式，像樣多了。未翻開看到北島印在封面上的話，覺略過火，也許未必，自己過敏......次[S1] 吃驚於批評理論文章如此之少。不管怎樣，作為一個合刊號而不是李陀吹噓的批評專號，還是滿像樣的──指形式而言。就內容而言，小說部分慘不忍睹，如此下去，《今天》似應停辦小說欄；詩歌部分仍是一派遺老遺少，脫不了十年前的框框。」對《今天》這樣的批評，就我聽到的還不算最苛刻的，另幾個老朋友如甘陽、小楓、旭東知道我只是「承包」，說話從來不拐彎抹角。

    愛荷華─芝加哥聚會，對《今天》復刊來說是一次遵義會議，方針和策略都得以重新調整。一是《今天》同人在各處難得有機會見一次面，其二是在芝加哥因為李歐梵組織的研討班，相聚的時間長，各方的朋友來得很多。我並沒有參與愛荷華聚會，都是聽說的，1991年編輯碰頭會[7]，1993年那個後來成為文學評論界一個「傳說」的《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8] 我來到芝加哥的時候已到尾聲，很多與會者如香港的也斯、陳清僑、台灣的南方朔雖都回去[9]，但國內來的王曉明、朱偉、吳彬等等都還在，加上旅居芝加哥的李歐梵、劉再復、甘陽、黃子平、查建英，我記得大家都在討論「民間社會」。後來一直忘了問陀爺、北島和萬之，芝加哥研討班有關民間社會的討論，怎一個字也未出現在《今天》上呢。反而，我離開芝大時帶走甘陽的一篇《民間社會概念批判》長文回香港，文中把與會者的討論徹底地清理了一遍。

    說起來芝加哥之行是我第一次見到《今天》同人。1991年3月萬之來信說夏天他們在芝加哥聚會，津貼半張機票，要我也參加。北島、萬之那時候還不完全知道，我們注冊的所謂「社會理論出版社」，雛型跟芝加哥同人有關。1990年甘陽、劉再復等通過當時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的李歐梵教授，向盧斯基金會遞交申請，申請項目包括在香港成立一家學術出版社。而更早的1988年，我因編輯《鐵屋中的吶喊》，跟李歐梵先生早有聯繫，1989年更一度携手在香港協力幫助過流亡學者。加上當時人在香港中大的王曉明也參加芝加哥聚會，1991年7月中我和淑娟遂也到芝加哥甘家裏呆了半個夏天。記得當時所帶的行李是幾十本總12期《今天》，到埗那天北島請吃墨西哥飯，萬之來接我們，捧抱的幾十本《今天》在馬路上脫手散了一地。

    當時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也剛創刊，專職編制有七位人員，本來是完全不相同的刊物，聊天時大家總免不了會問一些比較性的問題，一相比較《今天》顯得更為艱難。我記得北島當時的神情並不服氣。

    《今天》的艱難於我來說有一件小事令人難忘。1992年我從《二十一世紀》轉到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此前我跟《今天》的聯繫多用學校的自費傳真機，因轉換公司，我要求《今天》花三千港幣買一台傳真機。此事雖最後落實但過程無趣之極。而在家裏安裝上這台屬於《今天》的公家傳真機後，因時差關係經常深更半夜接收歐美發稿，對家人的騷擾在此更不足為外人道。

四

    買傳真機只是小插曲，後來我才漸漸從萬之那裏知道，自從《今天》成立顧問委員會和基金會後[10]，問責和財務管理要求嚴格。遂有1992年萬之和孟寧執筆全面整理的《今天》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到了1992年秋天我已決定辭退，因為實在力有不逮。然而一直拖到年底，《今天》仍未找到接班人。我遂建議《今天》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所有印製費、郵資，實報實銷，牛津負責所有人力行政支出，其中500本《今天》牛津可自行發行收益(其實平均每期發行並不超過200本)。

    譚嘉(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打理《今天》財務的認真和嚴格，和牛津合作無間，我不再理會財務和郵寄刊物事宜，在一家有規模的出版社裏編刊，畢竟跟以前大不一樣。最主要的還是，從1993年開始，主要的編輯校對工作放在美國，由紐約的王渝大姐和加州的王瑞芸負責。雖然當時電腦開始普及，但彼此所使用的電腦不一樣，常常因為文字檔案未能互相兼容叫苦連天，甚至導致嚴重的錯漏。但那畢竟是科技時代和手工作業時代的差別，與復刊初期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語。

    1993年是《今天》轉折年，但那年秋天顧城謝燁的慘劇，對《今天》來說是一大震驚。我並未見過顧城謝燁，《今天》復刊後好像也未發表過顧城的新作，但顧城出事，很多人看着《今天》。10月12日王渝傳真：「顧城之事感覺不好，很難受。為謝燁、謝的男友、親友還有他們的幼兒。我和張棗、李陀、北島、萬之都討論了，正在收集他們的遺稿，就刊出他們的遺稿作為追思。」過幾天10月16日王渝又傳真：「顧城之事，先是不知如何感覺，後來感覺很不好，很不好。我們還沒找到謝燁的稿子。我希望能找到。」後來找到了，這就是後來《今天》1993年冬季號(總23期)刊出的謝燁《你是小木耳》、顧城《鬼進城》(組詩)和張穗子的的《顧城訪談錄》。[11] 當時遠在倫敦的趙毅衡也來傳真「謝顧慘劇，令人震驚，日夜不安」，趙毅衡和在英國一群關心中國現代文學的朋友想10月23日辦一展覽，展出謝顧兩人的照片、手稿和畫作，希望《今天》給他們一些複印件。

    自從在美國成立基金會後，《今天》的財務情況有所改善。1993年北島來信說，我們最近籌到一點錢，印刷費危機過去，有點餘錢，能否送點小禮物給讀者，恰逢《今天》十五週年了(1978-1993)，這一期加印一張日曆卡好嗎？我說好呀。周氏兄弟畫作，陸智昌為《今天》設計了一張別致的1994年日曆卡。直至2008年《今天》紀念活動，我印象中這是《今天》唯一一次送「禮物」。

    1994年4月5日紐約的王渝大姐寄來機票，忘了從哪裏籌募到的經費，這是一次編輯部擴大會議。後來都叫做第三次編輯會議。我是4月9日晚上才到肯尼迪機場的，王渝怕我人生路不熟，一再傳真教路令我感動。這一回又是第一次見到很多新的《今天》成員，除了萬之北島，新任社長譚嘉原來是香港人，在紐約開會期間我們常常私下用香港話笑駡其他與會者。和王渝第一次見面一見如故，她跟我香港很多朋友作家如古蒼梧是七十年代保釣運動的戰友。我還抽空拜會牛津的作者嚴家其和胡平。有趣的是我手頭還留着一紙會議議程：

1994年4月14日星期三，在北島房間。

上午：孟悅主持會議，倫敦大學的趙毅衡報告《今天》英文選集的進度。

張亮作文藝上「西方中心」論與民族主義心態的探討。

下午：王渝主持，漫談編務，包括如何申請基金如何推廣如何發掘新稿源。

來自倫敦的胡冬在我這張會議議程背面留下了他住在Earldom Road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會上滔滔不絕發言的歐陽江河(《今天》現任社長)。晚上在236E. 47^th Street, Apt. 27F附近第二大道，有精美點心和美酒宴會，尤其讓我感到溫暖的是，這位家在曼哈頓酒會招待我們的主人，是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一位香港人廖女士。最近虹影還在微博上跟我說起這一次見面好玩的事。關於這一次的編輯會，我還寫過以下的文字，紀念逝世的《今天》重要成員張棗。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麽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1990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麽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1994年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决定的。忘記了是什麽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燦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爲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五

    如此這樣，《今天》和牛津合作了四個年頭(1993-1996)，雖說是牛津和《今天》的合作，其實除了財務、郵寄和存貨不用我操心，其餘的仍是我獨自在編印，所以當1997年我有意移民海外時，牛津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幸好[S2] 譚嘉找到了台北的聯經出版社。為了交接工作，譚嘉回到香港，那是1997前，我們兩個《今天》香港人的寒暄家常，她代北島送了我一支名貴的Waterman原子筆，我一直沒用過，權且留着作為紀念。1997年《今天》轉移到台北後，生生不息。而我和家人雖最後放棄了移民，但九七前後香港的故事太熱鬧，竟漸漸的和《今天》相生相忘了。直到有那麼一天，北島來信說台北出版愈來愈困難，問我能否再接着幹下去時，我笑着說，《今天》離開香港這幾年，你們連雜誌都沒給我贈閱過一期啊。我雖開的是玩笑，但事實上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參與的那些年，《今天》的確沒能力顧得上每一個作者和讀者朋友，有的更多只是作者和讀者的默默支持。

    我回覆北島和譚嘉說好吧。這大概可理解為一種復婚吧，只是事過境遷，牛津的出版方向早已調整，不再出版文學期刊。我遂建議以「今天文學雜誌」名義在香港印行，法律名義上保留美國註冊，也照樣沿用美國的通訊地址。[12] 每期雜誌文章稿件均由美國的王瑞芸統籌，完成錄字校對後寄一張磁碟到香港，一如既往，我工作之餘擠時間在香港編排，跑印刷廠印行出刊，再從香港郵寄發行往內地和世界各地。好在經過十年操練，加上王瑞芸負責編校工作，我自己的電腦文字排版技術，從PageMaker 4.5到7.0持續跳了六個階梯，再進入InDesign世代，早已能獨立操作，不用再如十年前般跑植字公司，假以他人之手。發行方面，在本地仍找回田園書屋[13]，經過那麼多年，我已不敢再抱有幻想，田園代理只維持最低的發行數量(雖然在港台這樣的商業社會，低處總還有更低，每期仍存貨不少)，我要感激的是，找到了劉氏友人願意負責所有的刊物郵寄工作，感謝老友魏承思代為存放過期刊物。

1999年10月11日譚嘉以社長名義，代表《今天》跟牛津大學出版社簽署合約，出版「今天文學叢書」五種。牛津「今天文學叢書」計劃中的五種選題分別為：劉禾編《持燈的使者》、柏樺《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棗、宋琳編《空白練習曲：今天十年詩選》、萬之編《廢墟上：今天小選1978-80》、李陀編《另一種聲音：今天小說選1990-99》。後兩種出版時改換為李陀編《昨天的故事》和歐陽江河編《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復刊十年後的2000年，「今天文學叢書」面世。

六

    2007年北島全家移居香港，這象徵着《今天》真正落戶香港。為歡迎他們全家，我把家裏保存的一套《今天》送到他家裏，我的意思當然是把所有寄居我家的《今天》歸還給它的主人。沒想到北島稍為安頓下來後，不但無意改變我編印的工作，還開始了策劃新的計劃。《今天》在香港正式注冊為合法團體「今天文學社」，從此以後《今天》正式以「今天文學社」名義出版。以香港為基地，《今天》重新調整各編委的工作，歐陽江河加盟出任社長，他很多新的思路顯然堅定了北島的信念：「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今天》在香港組織起文學沙龍，北島、李陀、歐陽江河、劉禾、翟永明、西川等志同道合，一個文學流派似乎再次塑型起來。《今天》跟香港愈來愈密切，除了前述1995年委託也斯策劃的「香港文化專輯」，北島再次委託葉輝策劃「香港十年」(總77期)和黃愛玲策劃「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號」(總99期)，當然其間還有北島自己策劃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專輯(總87期)。

    2008年《今天》三十年，承蒙香港利希慎基金、友好詹德隆先生的支持，《今天》在香港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今天》複刻重印了總第1-9期的老《今天》雜誌，並出版徐曉主編的《今天三十年》一書以誌自1978-2008年的大事，全書二百頁篇幅，復刊後的二十九年只佔其中的十分之一。後來者如何艱難，豈能與開創者相比。然而相信只有親自經歷了整整100期的北島體會到，像《今天》這樣的文學，對手不是專制，與商業社會的庸俗作戰，同樣荷戟彷徨：

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我們把這幾句話印成海報，讓與會的新老《今天》同仁[14] 簽名見證，我們奢望說不定資本家也有附庸風雅的時候，會花巨資收藏這樣的海報，以補助《今天》的印刷經費。願望再一次落空，《今天》的道路畢竟是寂寞的。《今天》同仁相信也會寂寞地走到下一個一百期。

七

    南宋詞人陳簡齋《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有句「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在此借以為題，聊記為《今天》服務二十年之感懐。

[1] 我手頭保留着一份1992年9月10日由孟寧和陳邁平向基金會作的財政報告。一開始是這樣的：「《今天》於1990年第二期起改在香港排版印刷(包括郵費1000美元)。一開始採用承包辦法......總計每期5000美元。自1991年第二期起由於雜誌重量增加，郵費超支至1500美元，因而改為5500元。」這種承包關係，其實很快就不一樣，根據我保留的1991年12月15日給萬之的信：「那一期的開支是植字排版HK$12,000，印刷HK$19,000，郵費HK$13,000。」加上勞務費和封面設計費等，已超出了預算。到了1992年，據說因為財務不夠清晰，引來了非議。詳情我並不了解，據保留的書信記錄，1992年7月21日我遂寫長信向萬之交待和解釋，並請他轉給北島，正式提出合作至1992年第三期結束。不久，北島於8月11日從巴黎來信對彼此的誤會表示遺憾。9月9日萬之又來信說找不到人接，希望我接着做下去。那時我自己正在轉換工作，我後來想到的辦法是讓《今天》跟牛津合作，略為減輕《今天》的財政壓力。這是後話了。

[2] 本文中提到的《今天》，有時候是包含着《今天》雜誌和《今天》文學叢書的。從復刊開始，北島他們的想法是，既出版季刊《今天》文學雜誌，同時不定期出版今天文學叢書，這當然是老《今天》的傳統。只是在開始的那些年，叢書一直都未能排上工作日程。雖然萬之在復刊第二期已在「編者語」中宣佈：「第一批正在編印的叢書包括《黑盒》(北島新作38首)、《多多詩歌散文集》、《今天小說選》」。萬之來信有時候也會跟我商量一下印叢書事宜，比如1992年4月萬之來信：「另一個問題是早就名聲在外的今天文學叢書。現在我手邊有現成的多多、楊煉和趙毅衡三本書。如果每種印兩千冊，你認為要有怎樣的預算，包括稿費。我真懷疑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萬之很快又告訴我，當時整個賬戶裏僅存四萬美元左右，怕連維持《今天》雜誌出版也成問題。結果叢書的事一直未能付之實行。直至到1999年──那已是和牛津合作的後話了。而這個合作，所有的製作費用全是由牛津承擔的。

[3] 現在，打字排版電腦化，非常簡便。從出版發展史上來講，由傳統式手民鉛字排版，到電腦打字排版之間，還有過「植字」這過渡期。九十年代初《今天》的排版在當時的香港，正處於這一過渡階段，比內地略為先進。收到稿件後，我會送到專業的植字公司(有意思的是為了保證賬目清白，我至今還保留着很多聯興植字排版公司的發票)，百度百科說「植字是將鉛字一個一個地從木架上選出置入排版用的鐵盤，稱為揀字或植字」。這指的植字是更早的時期。《今天》經歷的已半電腦化，植出來的字，不需要從木架上選字，先用點陣機打印在摺紙上校對，為了節省成本，植字公司使用疏鬆的點陣列印，分段不分行，而是從一桌面大的鍵盤上選字，植入電腦中。校改過後，沖曬相片般沖印成「咪紙」(說白了，其實就是文字的相片，等於我們現在高質素的雷射打印)。為節省成本，分行分段但不分版。一篇文章一長卷。這種文字相片，按尺寸長度算價錢。好心的植字員，看到《今天》這種一行只有幾個字的現代詩，會好意地代為充分利用空間，把幾十頁的詩行拼排在幾頁裏以節省成本。一卷卷的文字相片沖曬出來後，手工切割，分頁貼版。拿去沖曬成一頁頁膠片，再送到印刷廠。這些工序在一家出版社裏，歸製作部管，很少有人是從編輯校對到植字印刷跑腿，都由一個人在工餘時間做的。

[4] 每期1400本五花八門的郵寄，於我來說至今仍在是一夢魘。我相信沒有哪一本中文文學雜誌像《今天》一樣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而因這個「世界各個角落」郵資差別很大，收件者又由1本到100本的，數量不等，各式其式。有的寄印刷品，有些因數量逹一百本，必須分成四五個包裹郵政局才肯受理。我們沒有工場，2000本雜誌先運到家裏，在三五天內，拆包入袋重新打包、計算郵資、搬運到郵政局，沒有車，出租車也不能停靠在郵政局門口的。連家人朋友都發動起來，仍疲於奔命。一開始沒有經驗，不懂得要事先向郵局申請，才能印製使用塑料郵袋，貼上郵票後因為黏貼不牢，被郵政局召到國際郵件中心訓斥，蹲在地板上逐一郵件檢查補貼膠紙。這樣被監督着幹了大半天，在灰溜溜的回家途中，我記得很清楚，決定從今以後不再跟《今天》有任何瓜葛。

[5] 《今天》復刊後封面，由至今人仍在挪威的曾千之設計，一直沒有機會見面，最近偶爾在微博遇上。曾千之的封面設計，特別是封底採用多多、北島、楊煉、張棗詩作手書，現在看來，頗得讀者喜愛，但當時他的設計頗受到北島等編委的壓力。希望曾兄不介意我在此引用萬之的來信：「曾千之的封面，普遍地對他設計反應不好，但為了頭一年四期統一風格，我和北島仍請他設計第四期。以後想請你在香港物色一人，也可省去設計稿來回郵寄的麻煩。設計不用繁瑣，簡單些就行。」此後一直到1996年，封面設計由陸智昌和我自己來設計。再後來由美國的李曉軍擔當大旗。

[6] 馬蘭《革命》：「革命的意義/產生在特別的領域/那時候，頭痛/而且眼前模糊一片//對手把自己掩藏起來/但是/他身上的條紋，那件衣服/使我憤怒不已//他是很強健的/我是很堅強的//我的血還沒有開始流/可已經有人在譴責我了」。

[7] 住在愛荷華的譚嘉女士自此擔任《今天》的財務，隨後1993年起更接任萬之擔任《今天》社長近十年。

[8] 李陀、黃子平以《今天》名義1993年5月1日在愛荷華組織了《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與會者包括李陀、黃子平、孟悅、劉禾、鄒羽、張旭東、唐小兵。黄子平曾把這次討論導言部分，整理發表在《今天》，並作為附錄收在唐小兵編《再解讀》一書中，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陀更希望牛津能出版整個討論記錄。1993年5月李陀來信說：「你同意為愛荷華會出本書我真高興極了！將此消息告訴幾位同仁也都十分興奮。我以為此書將會有不一般的意義。」10月陀爺再來信：「愛荷華會議一書，諸人都同意寫文章，且態度都非常積極，只是我還在同大家商量諸文如何形成一個共同的傾向(主題)。子平已給我來信，你應催他盡快把全文整理出來，這會是一本好書。」陀爺再在「好書」加上着重號。時至二十年後，另一與會張旭東在一本《我們時代的寫作》中還舊事重提：「《再解讀》裏邊有個談話記錄，記錄了這場討論，是《今天》雜誌在愛荷華城聶華苓家辦的。大家態度都是認真的，是在談當代文學和當代批評之間的關係。」

[9] 在此特別提到今年(2013)剛去世的也斯(梁秉鈞)，是因為也斯跟《今天》關係淵源流長，1991年芝加哥一聚，李陀更委托他為《今天》策劃一期「香港文化專號」──也就是後來1995年出版的總28期。這期是所有《今天》期數裏印數最大的，先後加印了四次。只是連北島也不知道的是，這期專號剛出版後，我代《今天》把稿費付給也斯和各香港作者，《今天》的稿酬只是當時香港普通標準的一半。

[10] 根據譚嘉當時印在《今天》信紙上的資料，顧問委員包括：Margaret Atwood, Allen Ginsberg, Maxine Hong Kingston, Liu Zaifu, Czeslaw Milosz, Pai Hsien-yung, Octavio Paz, Susan Sontag, Jonathan Spence, Tomas Transtromer, Tu Wei-ming, Kurt vonnegut。編委成員：聶華苓、北島、陳邁平、多多、黃子平、李歐梵、李陀、譚嘉、戴靜、查建英、鍾阿城。這個名單跟復刊時已頗為不同，沒有了高行健、郭順、顧城、顧曉陽、黃銳、孔捷生、劉小楓、劉索拉、裘小龍、徐星、楊煉、張棗、趙南和趙毅衡等14人，新增的則有聶華苓、李歐梵、譚嘉、戴靜等四位。可說是大換班。

[11] 就我的所知，顧城雖一開始是復刊號的編委，但不太參與編務。1991年9月2日他曾給北島寫過一信(刊總18期，改為《致編輯的信》)，令人非常難以忘記。信是這樣結束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為什麼在一起(顧城自己加重符號)。在沒有自由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精神。沒有精神的年代，起碼我們保存了真誠，真的，因為已經有人在遠遠地說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12] 編輯部地址是王瑞芸在加州登記的P.O.Box 2049, Thousand Oaks，發行代理地址則是譚嘉P.O.Box 3384, Iowa City。

[13] 雖然這樣，發行仍然是《今天》的最大困局。後來跟萬之交談，我們對復刊初期國際各大學東亞系圖書的徵訂反應記憶猶新(不計個人就超過三百個訂戶)，可惜因為多年編輯部發行部輾轉變動，青黃不接。書店發行方面，自從北島來香港後，我們為求突破，先是由田園書屋換到同德書報社，再換到香港最大的發行公司聯合物流，後來又換到目前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台灣方面，我們也先後委託唐山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印刻出版代理過發行業務。

[14] 包括了：芒克、北島、舒婷、嚴力、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西川、柏樺、宋琳、朱朱、孟浪、廖偉棠、朱金石、陸煥興、徐曉、鄂復明、程玉、李鴻桂、程奇逢、王渝、是永駿、王瑞芸、胡仄佳、李彦華、葉輝、王苗、朱濤、林歆菊、肖海生、陳仲義、任傲霜、劉蓉蓉、潘無依、徐文、甘琦、林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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