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这个＜二评吴叡人＞，讲到「帝国」不同于「帝国主义」，「殖民」不同于「殖民主义」，这个区分大概是一般后殖民教科书开头时都会提到的。

「帝国」是现代国家之前、也就是「民族国家」体系之前便存在的一种政治组织方式，一个特色是幅员广大、多样族裔，而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帝国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直至近代初期在调动资源的政治经济方面都仍是最成功的方式，其基础是榨取农业剩余来供养城市及其人口、地主与统治菁英的政治经济，而整个生产则靠着自然（太阳、土地）的「旧生态体制」，而不是煤炭、石油等等（R. Marks 马立博）。

不过世界存在过的各个帝国并不都非常相同，例如，以前都是农业民族的帝国，但是近代初期前后游牧民族纷纷取代了农业民族而成为世界主要帝国统治菁英（衫山正明则显示忽必烈带来的并不是破坏而是更扩大的全球商业贸易）。

又例如，帝国统治下的不同族裔与其差异的文化、宗教等等固然始终构成帝国的问题，但是中国却是相对成功稳定的（华夷之分避免了宗教不宽容、朝贡体系以和平贸易让利来化解犯边侵扰），清帝国则是羁糜外围最成功的朝代，这说明了为何中国始终没有被列强瓜分，而蒙兀儿（莫卧儿）衰落时就被欧洲四分五裂。

欧洲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后（背景则是战争体制与资本主义），成为所谓的列强，此时前后出现了所谓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帝国，对应着不再是旧生态体制，也不是为了榨取农业剩余而已。（至于帝国主义的诸理论就不在此讲了）

故而若把中华帝国时期所出现的台湾垦殖称为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都是不对的；明清（或更早）时期对台湾的垦殖或拓殖，如果称为「殖民」，总是容易和殖民主义混淆，后者有殖民母国主动而且是为了母国的利益。然而，中华帝国并不乐见其人民移民台湾或南洋，因为这表示脱离其管控而难以榨取其农业剩余，也可能成为境外走私与叛乱基地；更多的人口垦殖也造成汉人与生番争地冲突，更为朝廷所不乐见，然而画界、海禁与严防走私都有漏洞或甚至阳奉阴违，满清连禁止汉人垦殖其先祖发源的东北满州政策最终都无法坚持到底（闯关东）；帝国不像民族国家能确切边界。

马关条约割台，台人欲成立台湾民主国，这是因为国际条约已经使得台湾归属日本，不可能当下来个「公投」回归大清，所以只有另立国家来拒绝日治，其抗日当然是因为不愿意脱离中国，这种「台湾独立」和当前欲脱离中国的台湾独立是完全相反的。

此时的中国直到抗战胜利前，都只能把台湾定位为「弱小民族」，弱小民族在彼时语境的意思就是要在列强的殖民主义下寻求民族解放独立，因为此时期如果要谈「台湾统一回归中国」是没有国际认可正当性的。

但是1949新一波的大规模「难民」来台，这在国际认可上并没有正当性问题，讲这是殖民主义的殖民更属荒唐，毕竟1945台湾就回归属中国了。不过若总是用现代西方既有的范畴（殖民、难民、移民、流亡等等）来看1949现象，忽略了这在中国历史属于一种常见的分合模式（东晋、南宋等），就是政权带着大批军民迁徙而形成负隅顽抗的「偏安」（内涵则差异复杂），其前提则是不但幅员广大而且文化同质相较高的「中国特色」。

将大陆人民不同时期的迁徙、垦殖台湾等等（以上我含混地谈明清时期，但是应做进一步区分）都称为「殖民」，暗示均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作为，由此对映出从来不能自主决定命运的台湾人主体，显然是很凭空的一种虚构。外来政权（不论垦殖、游牧）、非民主统治的状况自古以来直至不久前，大概在世界每个城市乡村地区大大小小的角落都发生过，但是不能只因为这个「不能当家作主」或「外来政权」的去历史共同点，而将不同历史情境的在地主体像「连连看」那样连贯起来。

如果要从当前的脱离中国之台独运动寻找因素或建构主体，没必要去曲解那些历史移民、垦殖、偏安、土断现象，因为近的因素就有不少，大历史的格局也不是没有，实在不必采取一种连贯连续的历史主体（台湾人几百年史）这样的非历史取径。例如，台湾现在存在着性少数，但是也不过就是最多一、二十年的历史吧，照样可以是贱民啊。

反观，非要打造一个一以贯之的「被殖民」历史主体，毋宁是想藉着虚构民族渊远流长的神话来想像共同命运，由此来打造「民族－国家」，这样一来，贱民又不真的那么贱了。不但如此，这个台湾民族国家也非要走上「内除国贼」的道路不可，因为台湾内部也有不要脱离中国的统派（这个统派主体在建构历史主体方面反可能更有说服力）。就算假设台湾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有其正当性，那么这也是一种垦殖者（英文称为settler，有别于原住民）的反殖，同时，统派的反殖（反美日等）也当然有同样或同等的正当性；于是这在台湾民族国家框架下也只能以冲突或镇压来解决。看来韩国的分断体制论者讲的复合国家还是能提供一个架构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