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9日、10日两天，由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中心、美国塔夫茨大学和《现代中文学刊》联合主办的"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多种思潮的互动与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作为一名媒体研究者，笔者有幸全程跟踪了此次思想界的盛会。笔者以为，无论从会议所集中关注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议题与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相关性，还是从对于任何学理研究都无法回避的构成其思想底色的社会思潮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抑或是从其中体现出的研究视野与思想方法的启发性而言，面向新闻传播学界介绍此次研讨会的情况都会是大有裨益的。

一、主题·基调

从理论角度探讨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是本次会议及其前身历经十年五度聚首所持续关注的总题。相比于之前"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命名，本次研讨主题中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在措辞的微妙对调中使文化居于了表述的重心位置，凸显了文化转型（新的文化整合与文化表述的形成）对社会转型的先导意义，这也许并非无意义的语词游戏。

在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会论文和发言中，美国波士顿大学资深学者曹天予先生的发言《改革时代思潮互动中的主导权》与陕西师范大学陈越先生提交的论文《立场之争：阵地战的艺术（提纲）》，分别以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反思性与对"阵地战"概念这个"葛兰西思想中最有力量的方面"的卓绝的理论挖掘工作，不仅促使"主导权/领导权"和"阵地战"成为本届会议的热词，也为今后知识界考虑、讨论文化领导权问题提供了思维坐标，因而说他们共同为本届研讨会定下了基调当非过誉，因为分别居于首场讨论的首位发言人和末场讨论的末位发言人的位置，两位先生的言论也堪称本届高水平会议的"点题"和"点睛"之笔。

曹天予的发言从对当今中国的三大思潮（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及左派思潮）的划分入手，重申了一个也许是常识性的但往往被忽略的命题--"思潮斗争往往在话语中展开，但真正推动它的是背后的社会力量"。曹先生指出，在思潮互动中，主导权的形成不大可能在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的层面上取得，而必定要有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社会力量层面的优势。在策略的能动性方面主导权的形成主要涉及思潮间的结盟关系。针对主流派和自由派主导权的形成、左翼边缘化的现状以及主导权争夺的前景问题曹先生也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与具有鲜明立场性的展望。在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毛泽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意义上，曹先生所说的"两个层面"与"结盟问题"都是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方法表述。而他的主旨则在于--如讲评人蔡翔指出的--对左翼的反思。

陈越论文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葛兰西"阵地战"概念的阐释使我们获得了对于意识形态立场之争的全新的革命政治的理解。他通过对"阵地战"这个军事化的政治话语的分析极富洞见地反转了"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著名的克劳塞维茨命题，指出：恰恰是政治本身，才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通过对阵地战所从属的话语传统及其逻辑的考察分析，以及对阵地战的历史基础和方法论启示的揭示，陈越令得"阵地战"这个概念获得了一种强大的从葛兰西理论脉络中萃取的巨大的把握和改变政治现实的理论力量以及反对军事共产主义与知识民粹主义这两种消极倾向、把高级文化作为攻防阵地的战略能力。同时，陈越在文中对于那个"总是分蘖出新的对立立场的镜像形式"的"'政教分离'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精妙分析，是从观念发生学或概念的生命关系的意义上（这是从观念的根部进行的更为彻底的抽象）对学者汪晖、罗岗等人之前对反对政治与现存秩序、差异性立场与整体性力量之间的同构关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考察做出的重要的理论呼应。

陈越的洞见在曹天予所说的两个层面间建立了关键的桥梁（通过阵地战使社会力量获取自己的文化意义和言说），是对文化领导权获取方式的斩钉截铁的理论回答。我认为，在日益微妙的政治图景的展开中，"阵地战"概念在思想界影响的扩大和"流行"，是可以预见的。

二、思潮互动

在李陀先生提交的论文《<波动>序言》与他所做的题为《关于"小资"和"小资产阶级"》的发言的互文性理解中，我们确知了李陀的"序言"仿佛是对小资和消费文化批评的难以超越费斯克等文化研究前辈的"老调重弹"，却实际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项庄舞剑"：剑指文革时代而意在当下的改革时代，剑指文学文本而意在社会文本分析，剑指对"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新的论述而意在对阶级话语的重新言说。如夫子自道--这是一个"冒险的想法"（某种程度上，北岛的《波动》成了一个超载的文本），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新兴小资"入手撬动对于中国现实阶级结构和未来阶级形势的言说可能--李先生的这一良苦用心既是对崔之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等社会科学学者对小资产阶级关注的文化呼应，又可视为对曹天予所说"阶级话语失声"这一"最大问题"的策略性回应。可是--如蔡翔和曹天予先生在会议期间的评论所涉及的--且不说"知识劳工"、"文化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等这些与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形态相关的、有着清晰的源自马克思的在劳动占有上的对立关系内核的指称（以及对白领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时代中精神贫困面向的"新穷人"ⁱ指称）将光鲜的小资一棍子打回原形，当一个取消了"阶级"概念中的结构性与政治性的剥削内涵而仅以一种同向性的收入关系为优先表征的"新兴小资产阶级"的言说挺立在社会结构分析的中心，--这究竟是马克思"阶级"话语的"浴火重生"，还是马克思·韦伯"阶层"观念的"借尸还魂"，恐怕是要打问号的。

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的《人文主义与社会主义：周立波的世界文学讲稿》一文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资源的问题，通过对周立波在鲁艺时期的世界文学讲稿的研究，考察了"革命话语中内涵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中的人道主义"，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运动造成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割裂影响至今，王斑却想通过对这个革命史上的个例的审视，"再次将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理想与文化联系起来"。显然，这种文化观是一种能动的、动态的文化政治的观念。

作为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家，台湾知名学者钱永祥所具有的自我反思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这既体现在他先前通过对文化现代性的讨论来为理论想象力缺失的自由主义重新注入一种内在紧张ⁱⁱ的学术努力，也体现在他近来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以及倡导两者在共同关怀（"人的解放"）与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与不平等问题）基础上展开对话的胸襟气度--他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正义、人性、社会想象》正是这种在当下自由主义者身上日益罕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气质的体现。钱先生认为，由于起初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同，主要面对宗教和王权压迫的自由主义与主要面对社会关系对人的压迫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解放"问题做出了不同回答。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相互合作借鉴的一面，自由主义应当借鉴马克思主义以发展此前对于个人的"肤浅、零散、单薄"的理解，应看到社会关系对个人解放的影响，不再把个人看作一个既成的孤立主体而将之视为一个正待发展和实现潜能的主体；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借鉴自由主义对"正义"问题的阐述，在此问题上，恰恰是自由主义发展了更为系统的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言说（钱先生之前在其长文《社会主义如何参考自由主义：读曹天予》ⁱⁱⁱ中对此有详述）。

在主题为"为什么在中国要讨论社会主义？"的专场讨论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林春教授重提"问题与主义"，在《为什么要在中国讨论主义？》的发言里，林春回顾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先是在李大钊与胡适的时代被革命压抑，主义占了上风，后来在"去政治"的改革时代里，问题占了上风的历史遭遇，而实际上，如李大钊所言，二者"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当"不争论"逐渐变成一种抽象教条，当"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日趋白热，我们当知无论是李大钊所言作为"共同趋向的理想"的"主义"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在文化伦理上、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有效讨论上都是不可回避的；美国塔夫茨大学的钟雪萍教授在《关于"解放"的再思考：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发言中，认为"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评，一方面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确存在对父权制的征用并表现出各种男权中心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把妇女解放的问题简化成性别身份的问题又体现了自身的局限性。她因而强调"以妇女解放作为历史资源，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当前的倒退"；来自传播学界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教授赵月枝所做演讲《革命遗产、社会主义想象与左翼传播》，因其直面"革命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张力再次以党内精英争斗的方式爆发"的现实事件的理论勇气和生动讲述，而引人注目。赵月枝的发言着重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中国媒体的集体无意识"、重庆对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想象的征用、"雾都上空的全球信息战"以及"当下语境中，左翼传播如何可能，社会主义想象如何可能？"四个问题，在对社会思潮的讨论中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以及从传播视角深刻关注社会-政治议题，这无论对思想界还是新闻传播界都是富有启迪的。

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法学家於兴中先生在其《道德全能主义与法律拜物教》的发言中，将中国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表述为从"人治"（"德治"）走向"法治"、从道德文明秩序走向法律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在自由主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於先生难能可贵地指出了这种转变其实是"从一元的文明秩序走向另一种一元的文明秩序"，而我们需要的是形成一种开放的空间，开出一条"三维文明秩序"的不同路径。尽管如此，当代的法学家群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法律的形式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如果不能从这个窠臼中脱身进行"连根拔起"式的批判性反思（对自由主义法学而言，这几乎相当于自我取消）--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林春、曹天予向於兴中的现场提问也与此有关）就始终是嗡萦在法学家头顶的咒语。於先生在回应中举合同法和商法为例，认为其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与统治阶级意志无关的法律，殊不知，合同法和商法对于社会关系的经济层面的形式规定性本身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政治维度的阉割和无声的消灭，它取消的是一种对社会合理秩序的政治性的想象，而这种对政治性生活可能的排除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样说并非一种简单的反法治的立场，而是要在法治和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的关系性的辩证把握中展开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讨论和想象）。也许，对于绝对化的法律化的追求，柯瑞佳（Rebecca Karl）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中国的"转向权利"》（收入此前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框架和中国语境》）一文中的批评是更切中要害的：

现有的法律化对政治追求形成了绝对性的限制，因为法律把社会关系归为合同关系，还把社会和全球关系解释成国家监管的原理。......法律不足以支持对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想象性再思考。^iv

三、乡土社会·城市空间·殖民现代性

在一组题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与建设"的讨论中，革命与乡建主题的并置也昭示着二者逻辑的与历史的张力关系。

长期关注乡村问题的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提交的论文《近代以来中国的合作运动、"大革命"与乡村自治》以其宽阔的历史-社会纵深视野，考察了作为"中国乡村运动的第一个关键时期"的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当时国共两党的携手推动，使得乡村运动成为大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与1927年以后围绕农村土地问题发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清党"运动导致的国民党性质的历史转变（与工农民主割裂，"从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蜕变为以官僚政客为主的高压的军事政权"）以及国民党"乡村权力内卷化"、官治取代自治所导致的合法性的丧失与乡村治理危机。而这些背景，也成为对于理解梁漱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之所以是一种试图给出第三条道路的"竞争性的思想"及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感和危机感"的至为重要的历史脉络。作为来自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吕新雨对乡村问题的执着关注，大概可以其文中援引的梁漱溟的一段话作为镜照--"谋救人的要到乡村，谋自救的也要到乡村，从从容容作学术研究的归到乡村，急急忙忙救死不遑的也须归到乡村，东西南北都归到一块。"

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潘家恩博士提交的论文《"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及对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思想和传统资源这三类影响乡建的思想资源的梳理，在具体的历史脉络里呈现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在此过程中，潘家恩希望挑战"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试图在乡村建设、乡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的复杂互动中以及在"'三农'问题作为一种危机和'裂隙性'的存在"的视野下揭示百年激进现代化历史叙述本身的"虚拟性"。作为长期参加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潘家恩对同时作为实践命题与理论命题的乡村建设的思考是独到的，他提出的"百年乡建"命题接榫"百年激进"（温铁军）和"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构成一个"起承转"的乡村命运环链和叙事环链，而他在现场发言中提出的关于乡建的三个反思（乡建的"断而不续"、"不约而同"与"困难重重"）与四个悖论（"反启蒙的启蒙者"、"反都市的都市人"、"反理论的理论生产者"以及"以反乡建的方式开展乡建"）也是引人深思的。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克里斯多福·康奈利教授（Christopher Connery）关注的是争夺城市社会空间的反抗运动。他的发言从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依存状态出发，对自己所尝试的呼唤"想象政治"的社会戏剧实践进行了介绍。面对GDP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迷思、面对消费社会及短期预算主义对人的全面异化，自称"探马"（"探索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康奈利提倡一种"让想象力夺权"的空间性的城市权斗争。这种对"景观社会"的"情境主义"式的反抗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点评人毛尖泼辣而富有个性的讲评中，被赋予了带着"60年代胎记"的浪漫反抗的小资色彩，"能否重返主战场" 也因而成为毛尖对这位"探马者"的击中要害的质疑。事实是，当我们面临陈越所言的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庞大结构"与"高度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空间"对外在时空与内在时空（心理时空）的全面统治的时候，这种"温柔一刀"式的追求城市想象的空间化反抗，不仅容易被吸收为新的景观，也容易陷入"被统治者的游戏"的困境--因为"它是以'市民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前提，以'模仿统治阶级的方法'为代价的。"（陈越：《立场之争：阵地战的艺术（提纲）》）

倒是香港大学的胡德（Daniel Vukovich）教授在"From Charting the Revolution to Chartered Liberalism:What's Imperialism Got to Do With It?"一文中对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了短兵相接的阵地战。通过对当下的动态分析，胡德指出："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似乎告诉我们：不幸的是，即使没有被'真正'或正式地殖民，你也会被现代殖民主义所深深影响。"这实际上是说一个国家可以不遭受实际上的殖民却落入殖民状态之中（coloniality without colonialism），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盛行，掩盖的正是话语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面向。面对这样一种殖民的现代性或者文化的帝国主义，对"全球化"、"政治"等概念做地方化的理解以及在反对对革命历史的妖魔化和虚无化的同时，"谨慎地重估革命话语"都是有必要的。

四、历史视野与关系思维

这一部分是对此次会议的方法论层面进行的评述，笔者以为，如果不站在历史视野与关系思维的方法论的高度，就无法完全领会本次会议的内在一致性，也无法完全体会本次会议的精彩纷呈。

在向会议提交的所有论文与发言中，一种自觉的历史视野观照是显而易见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哲学、历史与文化"的专场讨论中，刘纪蕙、贺照田、何浩对于"一分为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李泽厚的哲学重建工作的历史逻辑的探微、发隐与察变，都直接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台湾交通大学的刘纪蕙教授的长文《"一分为二，或是冷战结构内部化：重探矛盾论以及历史发生学的问题》关注的是"一分为二"如何在历史运动的内外交错的力量中从一个原本表征"持续进行并且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的哲学概念逐渐被实体化为现实的对立立场、绝对化为教条术语和不须反思的日常口号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照田的《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未完成稿）试图把"历史中实际发生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直接等同为或过度聚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遮蔽中打捞出来"，从而使消隐在这种反历史的历史叙述中的众多重要思想能够浮出水面，也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获得一个实际的历史位置；在《1979-1984：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构与中国革命遗产》一文中，社科院文学所的何浩博士通过对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1979、1984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从历史逻辑与内在结构上梳理了李泽厚在文革结束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开展的哲学重建，并指出了李泽厚的知识建构方式对日后知识界图景的深刻影响及其警示意义。

我们看到，无论是何浩对"新时期知识框架的建构处"的敏锐着眼，还是贺照田"重返有关历史"的观念探勘，抑或是刘纪蕙"回到历史的辩证脉络和轨迹"的自觉实践，都无声地回应着会上数次被提及的引起知识界争议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中所讲到的"返回理论原点"、"回到历史的基点"的思想努力。而这种思想努力也几乎可以勾勒出本届参会者的思想群像的轮廓：在革命与乡建的百年视野中（吕新雨和潘家恩）、在问题与主义的世纪纠葛中（林春）、在"新兴小资"的前世今生中（李陀）、在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的历史张力中（钟雪萍）、在社会主义作为动态历史过程和革命遗产在当下的媒体表达中（赵月枝）、在人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遇相合中（王斑）、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对话中（钱永祥）......随处可见一种具有历史视野的观察、定位、回溯、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有历史感的学术介入方式之所以成为与会者惯常而自觉的学术路径选择，既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这一会议主题所内含的规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一种在共同问题意识引领下的集体性的学术精神状态与思维倾向的反映，一种经过长期并肩战斗发展出的思想面貌与"战斗"风格的体现。而无论在"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的文化伦理上、在"历史就是现实科学"（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上、在主持人董丽敏教授所言在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框架中寻找理论资源和行动能力的方法意义上--历史视野都是不可或缺的。以历史为视野，通过历史还原来找到现实支点，重建一种统一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做出整体性的价值判断与未来想象，这对时下众多如同置身"摩尔"之中的自由漂浮的和没有方向感（詹姆逊所言"历史感的消失"）的时髦学术已经足够具有警示意义。

在本次研讨会的圆桌会议上，上海大学中文系教师周展安对于马克思的"关系性理解"的思想方式的强调值得引起注意（包括此前汪晖教授在关系性视野中对政治的解释也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周展安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他的思想"方式"，即马克思严格排斥凝固化的观念，而始终在一种动态关系中进行思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策略。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思考世界的独特方式，这是马克思卓绝理论贡献的思想方法基础，也是前述钱永祥先生在反思自由主义对"个人"的本质化的抽离式理解和论述自由主义应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对于"个人"的社会关系式的理解时，实际上涉及但并未在与具体思想内容相对的思想方式层面抽象展开的部分。

受益于之前赵月枝教授对于作为方法论的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v）的强调，我认为周展安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极重要又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即我们应对往往被马克思主义思维哲学之下的有限论述所束缚的通常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局部微小知识的马克思的这种动态关系性思维（赵月枝称之为dynamic and relational thinking）方式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周展安将掌握了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思维特质的动态关系式的思想方法的人称为"马克思者"，这自然是独具匠心的，但也许更大胆的作法是在思想内容-思想方法和鱼渔之辨的对位意义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一个思想内容即理论体系层面之外并与之牢不可分的并立的思想方式层面的内涵）。马克思这种关系式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他在展开思想时始终在一种动态的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中把握世界，而不是以凝固的实体化的静态范畴去认知世界；意味着他把一切存在视为对象性的存在，把一切属性视为关系性的属性，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意味着他在使用"商品、资本、阶级、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概念的时候从来都是在运动的关系性视野中进行把握的，而绝不是主观化、本质化的凝滞理解；意味着他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孤立思维或片面思维中走出，以关系存在取代物质实体和观念实体，从而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崭新的思维格局。

这种动态关系思维既是历史的又是辩证的，也被现代科学所支持（物理学的发展对固有属性观念的不断打破和对性质相对性的不断发现），而且与作为精致的辩证法的佛教（禅宗）思维多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同样受益于此前数次与赵月枝教授关于作为辩证法的佛教思维方式的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的斯宾诺莎式命题（"规定就是否定"）的精妙揭示每每让人想起"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金刚经句式；"说似一物即不中"的原因是由于脱离了关系性的本质的孤立的理解必然面临"生住异灭"的因缘转化；马克思对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关系性理解及这些概念在历史辩证运动中的自我取消更是与慧能在圆寂前对弟子的教诲："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即在相对关系的动态逻辑中超越逻辑本身--相映成趣、殊途同归。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极其关键的动态关系性思想方法的阐释同时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惊人宣称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即，当以一种非关系性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做本质化的定型化的理解时（这终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乃至恶果），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再继续以悖论的方式展开，那么当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却实际上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原则来肯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

关系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重要面向。当列宁说"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vi，他无疑是理解这一点的；当戴维·麦克莱兰说"马克思打算给阶级下定义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仍未完成"^vii时，他未必是理解这一点的。

五、结语：我的言说立场

七月的上海，天气异常闷热，笔者在会场中却总觉神清气爽--那种精神思想的荡涤的快乐是无以言表的。

无论从与会学者的声望与思想深度，还是提交论文与现场讨论的质量上，这届研讨会都无疑是一次高水准的思想盛会。一方面，这要归功于一批视野极宽广、功底极扎实的优秀学者直面现实、思想攻坚的理论勇气与学术自觉，归功于众多"不怕路远、会看地形、明察秋毫"的"探马"们（Christopher Connery）的上下求索、左右突击、究理明志，另一方面，这也是诸位学人一起思考、互相砥砺、十年间"一直逼近主要问题"（林春）的结果。在政治视野、历史视野与共同问题意识观照下，会场之上的思想交锋，那些精微的洞见、迭出的妙语--例如主题演讲人曹锦清先生对于民间的气功热-法轮功作为80年代以来三大运动（另有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学界的新启蒙运动）之一的思想史图景的补全与对史观变迁问题的大历史跨度的精辟论述、曹天予以"披着狼皮的羊"对于做着"中国梦"的等待主体性唤醒的一群的绝妙指称、罗岗对于资本主义对作为利润转换空间的外在疆域与内在疆域的全面拓占的敏锐洞察、王政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精英学界对女权主义的漠视、隔绝的批评声音--都不是一个静态文本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可以囊括殆尽的。而如果说会议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对曹锦清先生的"没有听众"之叹、对於兴中先生只是"空谈"的内部批评没有一种学术自觉高度上的共识性的回应。--而答案或许便是毛尖说的"下沉到卖茶叶蛋的"--也就是从知识精英的理念世界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数日之后同样在沪召开的"中国文化论坛：电视剧与当代文化"可以看作知识界在同一个思想空间内讨论的延续）。

把评述所面向的对象设定为我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界（兴许要面对"惊诧"的目光和没有听众的风险），而不是稳妥地面向一般的文化研究界和公共学术界展开叙述，这是思忖再三的结果。明晰我的媒体研究者身份的言说立场（套用麦克卢汉式的表达："立场即讯息"），一方面是想对长期以来对知识界密切关注的诸如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等社会文化议题表现出某种井水不犯河水般的后知后觉乃至麻木不仁的新闻传播学界有所触动--无论在传播作为文化的重要动态过程以及主体性形成（王斑："文化是一项迈向自我理解的工作"）过程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作为当今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如当代文化研究网抬头所言："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的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界对于思想界视野中的社会文化议题的隔膜、冷漠都是令人扼腕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思想界的一个郑重的提醒：如果如陈越所指出的--阵地的价值是由他人的体系决定的，那么今天，当媒体的"新自由主义无意识"（赵月枝）越发令人窒息绝望的时候，也越是知识界应该知难而进地去了解、批评、影响、改造传媒并与作为传媒业智力支持的新闻传播学界携手前进、共同全力以赴地去"占据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从而"使思想成为可能"的时候。

笔者曾在《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viii一文中对中国传播研究进行过总体批评，此处无须赘论。对新闻传播学界而言，本该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力、思想活力与视野价值的新闻传播学如何成了不入知识界法眼的"没有学术"的学科，这也许是羞于启齿的，但不能是羞于反思的；这也许是有各种原因的，但对于新闻传播学界应以何种立场和姿态来回应学术的社会担当这一关乎知识伦理和学术抱负的命题的思考也许是更关键的。今天，当媒体在与政治和经济的纠合中面临着的深重的公共性危机与媒体人对新自由主义与西方化意识形态的全面内化已经令中国的媒体既不能使那些被压抑群体的声音通过真正的政治辩论呈现出来，从而"展现不同的政治价值和从这些政治价值出发提出的社会图景"^ix，又每每不能在对内的批评和对外报道中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和判断^x，还逼得许多真正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非得以"反媒体"的方式来创造新的思想空间和政治可能性的时候^xi，我们当知：在某些糊涂的抑或居心不良的媒体的枝繁叶茂背后，一定有昏噩的媒体理论家施肥浇水的。

也许可以仿用为《改造我们的文化史观》一书作序的刘源上将的笔调，为本篇评述作两句结语（也是对媒体研究者同行的寄语）：

一百年风尘仆仆，察古虑今，该"使历史照进现实"

三十载潮流滚滚，观彼求己，且"让争论浮出水面"（李陀语）

注释：

1 致 谢感谢赵月枝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项目资助，使我能有这个宝贵的机会旁听会议，在本文写作的全程，赵月枝教授对笔者都有许多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但是本文文责自负；同时感谢会议主办方（之一）和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提供的方便和帮助。

2 作者简介：龚伟亮，男，山东青岛人，1981.10生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在读博士。

i参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04

ii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37期(2000/03)

iii钱永祥：《社会主义如何参考自由主义：读曹天予》，载于《思想》，2009/10

iv柯瑞佳（Rebecca Karl）：《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中国的"转向权利"》，载于曹天予，钟雪萍，廖可斌主编：《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框架和中国语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引文出自第117页

v见赵月枝，胡智锋《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载于《现代传播》，2011/02。赵月枝将其置于与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和固化范畴思维或绝对性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的比较中进行理解，亦即对关系性思维的理解本身也是关系性的，同时她始终强调关系性思维的动态性与历史性。

vi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兰著，林春、徐贤珍等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第135页

vii 同上，第6页

viii 龚伟亮：《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2011.5，上海复旦大学）

ix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复旦大学许燕的访谈》，见汪晖著：《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第336-370页

x罗岗：《中国一些媒体没有独立判断》，载于《社会观察》，2011/10

xi克鲁格对话汪晖：《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261 最后访问于201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