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在经济增长上，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一提法比起十六大、十七大上提出的增长目标，在数量目标上有两个变化：一是在总量增长上，比原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居民收入第一次有了定量的增长目标。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十六大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翻两番的新目标， 是在我国已经取得了20多年的高增长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世纪的前2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7.2%，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增长目标。

而在实际增长上，由于我们在新世纪初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了2007年，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十五大提出的在新世纪前10 年GDP 翻一番的目标。十六大提出的前2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可能大大提前。因此，在党的十七大上，我国的增长目标调整为人均GDP翻两番，这比原先GDP 翻两番的增长目标有所提高。

但无论是GDP翻两番，还是人均GDP 翻两番， 从目前的情况看，都可能大大提前。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2011年的GDP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2.95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6%，也就是说，由于在前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未来的9年里，中国只要再实现3.4%的年均GDP增长率就能完成总量目标，实现4%的年均增长率就能完成人均目标。

因此，在十八大上提出的新增长目标（总量翻一番或年均增长7.2%），实际上是要求在未来的八年里，中国要取得比十六大、十七大预定目标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离"三步走"第三步的定性目标还有差距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由于多年的徘徊，和世界各国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扩大，在世界上属于贫困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设想，后来，他又把这一设想发展成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说："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 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一设想以及奋斗目标出发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结束100多年来挨打和落后的历史。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在中共十三大上， "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则被完整地写进大会的报告中，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重要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这一条正确的道路，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量目标，每一个都被提前实现了。

1987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中国GDP 总量达到了1980 年的2.04 倍，提前3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的目标。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热潮。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

党的十四大上，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我们推动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1995年，我国的GDP 总量达到了1980年的4.33倍，提前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2000年，中国GDP 总量为198 0年的6.55倍，比原先翻两番目标多出2.55倍。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

进入新世纪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2011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 总量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22.48倍，早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定量目标（16倍），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进入小康社会的定性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

但是，这样的成就离第三步的"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定性目标，应该说还有差距。

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在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着差距，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另外一方面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均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仍然有困难。而老百姓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生活上去体会国家的发展。这当然是我们的不足，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正因为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才为我们继续创造了大量的需求。

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同时提出了GDP与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把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的发展思路。

改善居民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及消费，首先是社会公平的需要，即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共同成果；同时，这也是改善宏观效率的需要，因为如果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不能和经济增长相同步，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投资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形成的产能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大，追求经济增长的愿望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形成生产力的巨大闲置和浪费，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但是对于经济增长指标很早就量化了，对于人民收入的增长则一直是定性的规定。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就容易出现单纯追求GDP而忽视改善群众收入的倾向，从而导致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企业、政府、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而住户部门（居民）所占比重不断降低，最终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并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阶段后，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改善，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改善经济效率的需要。

以创新推动增长

事实上，居民收入的改善是受经济增长约束的，要实现居民收入翻番，首先必须实现经济总量翻番，没有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成果，也就谈不上分配的改善。但是反过来，经济增长可以不受居民收入的约束，实现了经济增长后可以不用来改善居民收入和消费而用于企业的积累和投资。因此，在居民收入翻番的约束条件下，实现GDP翻番的难度实际上加大了。

居民收入的增加反映在生产领域就是企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而在劳动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利润率就可能降低并进而影响它的投资能力，企业就必须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这对企业是严峻的考验。

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也是如此，居民收入和GDP增长同步，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综合收入份额将保持稳定，就不能再把提高积累率增加投资作为实现增长的主要途径，而要更多地通过制度创新带动的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必须更多地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扩大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取得了9.9%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的规模和出口总额已经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从一个贫困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2011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了4940美元。虽然比起过去，我们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但这样的人均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2500-3000美元之间），还需要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除了要求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外，我们还要受社会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保持高增长的难度比过去明显增加。

虽然所提出的增长目标是类似的（10年翻一番），但是实现目标的条件却已经发生的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在体制、基础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它的最基本动力无疑仍然是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通过不断的体制创新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潜在的需求是巨大的，关键是要供给领域中的一系列体制性和发展性矛盾。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那时，我国按现在的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就可以达到10000美元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将步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S

（刘伟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蔡志洲系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