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注：作者于2003年前为伦敦经济学院（LSE）研究员，2003年后哈基姆只保留在LSE的办公室和使用LSE电邮电话及其他为雇员提供设施的使用权，但在2011年发表遭到激烈抨击的《色情资本》Erotic Capital--建议女性利用自身的性魅力来获取职业进展--后，LSE发言人表示已取消这些权利，并要求《色情资本》的出版社不将哈基姆描述为LSE社会学者。但是，对《色情资本》观点的否定并不能使作者在2011年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彻底失去商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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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问题误读的不断增加，相关分析于1995年首次出现，并引发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持续、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女权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仍然主导着人们对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角色的看法。不仅如此，新的误读还在不断产生，且试图将女性描绘成普遍受害者形象。这些误读没有可靠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但却广为流传。

误读1：机会均等政策宣告失败

机会均等政策成功缩小了男女工资收入的差距。有资料显示，男女工资差距的比例从1975年的29%左右递减至今天的10%—16%。但是，部分女权主义者却对这一进步表现出失望情绪。在他们看来，任何性别上的区别对待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有力证明。他们呼吁出台更多的政策，以打破限制女性升迁的传统，并帮助女性赢得更多顶级职位。女权主义者的这些期望在某种程度上缘于他们拒绝接受现有政策的目标是机会均等，而不是收入平等。

误读2：欧洲的性别平等政策是有效的

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和消除职业性别隔离，这两项目标被认为是欧盟劳动力市场为推动女性平等权益所作出的关键性努力。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有超过10年的时间，男女收入差距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误读3：职业性别隔离是有害的  

职业性别隔离包括平面和纵向两个层面。水平层面的职业性别隔离通常表现为男女对不同职业的选择，比如男性做木匠，女性做厨师。纵向的职业性别隔离则主要表现为男性占据高级别、高收入职业，女性则多集中于同一工作领域的低级别和低收入职业，比如男性是经理而女性是秘书、男性是外科医生而女性是护士等。

目前，引发质疑较多的是纵向的职业性别隔离。如为什么女性较少得到顶级职位及高收入？但是，对劳动人口的统计数据的分析无法提供任何答案。我们不能断定，在高级别、高收入职业领域，女性的数量较少是否主要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许多已知的其他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作用，关键在于究竟哪一种因素能对现状作出充分解释。

误读4：北欧国家传递出性别平等信息  

一项有关职业性别隔离的跨国研究显示，如果将农业领域排除在外，北欧国家的职业性别隔离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并且明显高于诸如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国家。

国际劳工局（ILO）的报告一直试图粉饰北欧在性别平等政策上的错误，声称北欧国家的男女收入差距比其他欧洲国家小。但是，这一辩解仅仅适用于制造工业，因为参与该领域工作的女性很少。其他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北欧国家的男女收入差距和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北欧国家女性受益于落到实处的鼓励生育的“家庭友好政策”。该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积极倡导其成员国发展的一种公共政策，但其效果却阻碍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取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进而去得到更高级别的工作、更大的权威或更高的收入。

误读5：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性别平等  

根据统计，世界上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最低的国家是中国，而斯威士兰和斯里兰卡则是世界上男女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ILO指出，职业性别隔离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就好比许多人所相信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是男女分工的主要决定因素。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工作报酬以及男女收入差距的解释。在性别平等方面，北欧国家没有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个实现性别平等的最优模式。

误读6：女性的高就业率促进了性别平等  

近期的研究表明，女性的高就业率更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职业性别隔离的增加。女性的高就业率和性别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中是一对相互排斥的政策目标。但是，欧盟委员会无视这一研究成果，继续坚持将女性的高就业率视为性别平等的指示器，并且强调3/4的女性应该从事领取报酬的工作。

误读7：女性获得高等教育可以改变一切

女权主义者相信“女性获得高等教育和地位高的职业将促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相较于其他女性，获得高等教育和较高职业地位的女性并未促进职场的性别平等。这些女性多保持无子女或少生育状态，并通过将孩子转交他人抚养以及居家工作等手段，削减或者消除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的问题。与之相反，同等条件的大部分男性同事则多因为妻子是典型的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更好地平衡了工作与家庭的矛盾。

误读8：男女在事业追求及生活目标上并无区别  

巴布科克和拉斯谢弗在题为《女人不要问》（Women Don’t Ask）的研究报告中解释了男女性别差异是如何很快从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收入上体现出来的。年轻男性惯常会与雇主协商较高的起薪，而年轻女性则不会这么做。另有研究表明，男性更多地要求加薪，而女性则更多地要求缩减工作时间。女性倾向将非经济利益置于优先顺序，男性则将高收入置于优先顺序。

误读9：女性乐于自力更生憎恨在经济上依赖男性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如果条件允许，女性渴望的结婚对象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高收入的男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并没有在男女机会均等改革实施后而失去其吸引力。完全对等的家庭角色并不是多数夫妻的理想追求，尽管这种观念在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群中较为普遍。

误读10：“家庭友好政策”打破限制女性升迁传统  

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和经济发展造就了性别平等。然而，众多证据显示，“家庭友好政策”对劳动人口性别平等的削弱效果远远大于其提升效果。该结论目前几乎同时被多名独立研究学者所提出，调研数据涉及美国、瑞典、丹麦、德国等多个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广泛的“家庭友好政策”造成了远大于美国的限制女性升迁的问题。

误读11：“家庭友好政策”让公司更有利可图  

现有的“家庭友好政策”和机会均等政策研究表明，在某个时间点，它们与公司的盈利及生产情况有一定的联系。但究竟是哪个政策在产生作用，则无法证实。不仅如此，一个更具可能性的真相是：只有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取得了成功和效益，才能负担得起庞大的与“家庭友好政策”相关的费用，以吸引和支持公司的女性员工。

误读12：女性拥有与众不同的合作管理风格  

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都有种观念，认为女性能够为经营管理工作带来特有的“柔和”作风。近期，一项基于英国（多家）公司的研究推翻了该论断。研究发现，在经营管理层面，男女并无明显的性别之分。男女管理风格的差异主要是由个人性格以及家庭生活决定，而不是他们从事工作的方法。女性在这个方面并没有垄断权。

（作者系伦敦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张肖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