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以来，中共的历次代表大会都会明确执政党未来的施政纲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释放的信号尤其令人关注。

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7年的"十五大"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2002年的"十六大"完成领导集体的交接班，会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十六大"延续了"十四大"的思路，目标指向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用"灵活"和"开放"来形容这个体系。2001年的"十七大"在宏观思路上有明显的转调，即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经济上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大"的报告丰富了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明确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基本延续了十七大的思路，各项任务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化。应该说，"十八大"的调子定得比较扎实，甚至有些忧患意识。

 从"十四大"到"十八大"的历程中，"十七大"可以看作一个转折点。从"十七大"开始，经济工作的外延明显扩大化，其内涵不再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成为主题，而前者成为副题。一方面，前者映衬、烘托后者，另一方两者又形成对比、冲突。

 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时候，决策层已经充分意识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两大痼疾--两极分化问题、资源和环境破坏问题。"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十八大"，施政纲领明显更加务实、议题更加切中要害。"十八大"报告在八个原则中把"坚持共同富裕"单列一个原则，而就"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单独成一个章节。可见，经历2007年以来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局后，决策层变得更加警醒；而党内外进步力量的壮大、崛起，也迫使党的社会理想开始回归。

 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了惊人的10.7%。除掉通胀因素，实际GDP增长了1.5倍多。由于中国人口增长率正在下降，10年来人口不过增长了5%。人均GDP十年来也增长了1.4倍多。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到2020年，实际GDP增长3倍多绰绰有余。据估计，接下来十年的GDP只要年均增长7%，就能确保人均收入到达翻两番的目标。与漂亮的数据相对照，中国从2007年开始不再公布反映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世界银行公布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55，而官方公布的2006年的基尼系数为0.496，已经超过有关学者设立的全国警戒线0.453，远远超过国际上一般认可的0.4的警戒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系列指标均是总数、平均数指标，却没有纳入反映公平性的中位数、众数的指标。面临日益加深的社会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不均衡，小康社会的一系列指标还应当包括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的特征指标。"十八大"尚没有提出反映公平性的核心指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政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动作一直较为谨慎迟缓。从2004年就启动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调研，直到今年年底方案即将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税收、严规减少高收入群体的份额，通过转移、让渡增加低收入群体的份额。这种治疗手段，不能不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首先，这一方案在执行的公平性上有所欠缺。因为确实很难搞清楚某些阶层的收入情况。例如，采购成本、销售利润都没有固定支付的时间，而工资到期必须发掉。资方只需要一张票据就可以隐瞒利润，而工人要把工资藏起来是不可能的。此外，公权力部门各种花样繁多灰色收入、变相收入难以控制。

其次，让渡国有企业受益的方案设想如果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收益主要表现为它的再投资，让渡相当一部分投资最终会牺牲面向国计民生的有效供给，从而会制造出各种投机需求。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降低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益这些都是合理的，前提是这些收益不能被简单地分配掉而要集中起来转化为新的或者更有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一些学者和媒体总是借收入分配改革垂涎于国有企业的较高收益，实际目的是要缩减国有企业的地盘，削减国家对私人资本的限制，使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朝向私人资本有利的方向转化。

最后，这一方案在设计上群众参与不够。例如，公务员、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过程中涉及的环节太多，协调的利益太多，绩效的衡量标准复杂化，最后导致这些改革流于形式，真正的绩效得不到体现，对广大在一线工作的基层群众收入影响甚微。

说穿了，收入分配体制只是基本经济体制的皮相，支配生产力的阶层总是能够保住和恢复收入分配的优势。可以预言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治表，但不足以治里，短期见效，长期无效，甚至还有一些副作用。因此，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高收入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压。

收入分配改革会出现的问题其实体现了执政理念内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实际上是多种收入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最终要归结到多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也是长期并存的，是可以调和的，但不是不可以斗争的。我国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复杂，因为不但是国内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还存在外国资本及其依附资本与本国资本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嵌入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又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国外资本及其依附资本已经可以通过本国资本决定国内经济的起伏，影响收入分配的格局，后一个矛盾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一般认为改善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的GDP蛋糕的大头切给劳动者。如果仅靠二次分配，肯定做不到这一点。过高的税收一定会降低利润率，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规模缩减、引起失业，西方高福利国家上演的正是这一幕。正因为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是大头，所以这一规律不可避免。一次分配中，政府只能限定最低工资和基本保障，尽管这条线可以向上浮动，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不控制大部分产品、服务，自身也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依存，故其向上浮动的幅度不大可能跟上物价的涨幅。因此，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单纯靠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是非常困难的。从根子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难道没有办法吗？

2011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农村常住人口1.32个百分点，按照理想的城镇化模式，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应该快过城镇。而我国城乡收入比最近十五年来一直在扩大，2010年似乎是一个拐点[1]，此后城乡收入比逐渐下降，目前为3.13，但是仍旧要高于2002年的水平，农民收入改善还有很大空间。还应该看到，农民收入最近两年的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农畜产品价格高企，加上2011年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既不能依靠转移性收入一时的增长、农产品价格的投机炒作，也不能依靠间歇性的政策补贴。例如，近些年的家电下乡就为人诟病，大量卖不出去的滞销产品、伪劣产品借补贴的名义以次充好。如同商场频繁搞促销一样，这实际上起到加速萎缩农村家电市场的相反作用。

农村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对农民的补贴不够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农村自身供给水平的问题。农民现在真正缺乏的是农村各类基础设施、乡村工业急需的升级产品的先进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层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乡村、小城镇的家庭工业的崛起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乡村、小城镇的家庭工业、集体工业的发展逐渐趋缓，普遍面临原材料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上不去，行业利润降低的困境，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渐趋停滞。我国的县域经济、小城镇经济发展减速，与之相随的却是大城市的房地产如火如荼。

有学者指出我国乡村工业一度高速发展的原因。我国农村经济长期依靠"过密化"（Involution）的经济增长模式，即过度依赖劳动力的投入，以劳动力边际产出下降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例如，人民公社并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即是延续了这一模式，是一直用"过密化"的商品经济在支持整体市场。按照西方的经济价值标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利于劳动力充分就业和避免两极分化，缺点是劳动生产率低；而这种不以积累为目标的模式却恰恰符合"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中国传统经济道德标准[2]。乡村/小城镇工业的高速发展正是依靠农村"过密化"带来的相对过剩劳力，以及就近原料产地的优势，成为了基础工业体系的润滑剂。有学者认为这终止了原来中国经济的"过密化"传统，笔者认为这一点是颇令人怀疑的，因为这种传统在当前县域经济的产业集群中又表现出来了。当这种"过密化"的红利被用尽的时候--大城市的剧烈扩张更加剧了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乡村/小城镇工业的"刘易斯拐点"就开始出现了。而乡村/小城镇工业陷入新一轮"过密化"模式的特点很容易被外国资本和新生的依附资本所利用。

中国历史上一直采取一种自求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直到这种模式被近代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出现了西方资本的依附资本--买办资本，买办资本千方百计利用西方资本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输送原材料和剩余价值。

买办资本是游离于平衡生产体系的闲置资本，19世纪中叶起产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兴起，尤以在江浙地区最为集中。在中国当代的所有制结构中，买办资本的土壤普遍存在，只是因为资本账户的封闭，新生的买办资本的依附性要弱得多。但是因为国际贸易的长期顺差，这些资本能得到极其方便的补充。

外国资本的过度积累、买办资本的依附性积累对再生产的平衡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这些资本要占有和消耗大量的基础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无论劳动人口补充的速度如何，相应的生产或再生产这些要素的部类将无法交换等价值的产品，导致生产或再生产这些要素的价格受到极大的抑制，商品价格结构受到极大的扭曲。这些生产部类也就无法进行正常利润率条件下的积累。这些部类对应的恰好是中国的乡村/小城镇工业，它们能够长期忍受很低的产品价格甚至利润的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用尽，当乡村/小城镇工业的利润降低到不可维持的地步时，大量的资本变成闲置资本，同时会转化成投机资本或依附资本，这会加速农村经济的萎缩，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进而，大量乡村/小城镇失业人口涌入大城市，从而扩大城市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当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做的是恢复乡村、小城镇的活力。思路并不复杂，钥匙就在政府手里，那就是中央银行手中的3万多亿外汇储备。笔者认为，某些国家老是用货币升值来战略讹诈中国，并自以为得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扎紧资本账户的篱笆，这么多国有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上，对金融主权就能够收放自如。中央银行完全可以用"汇率操纵"主动让人民币升值，同时千方百计套牢外资，限制外资退出（包括所谓的"投资性移民"），依靠关税、增值税、甚至用"行政命令"引导、限制外汇贸易用途。使这些外汇能够一部分集中到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和仿制上，大力发展工业化的生态农业；另一部分投入到乡村/小城镇工业上，引进并仿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进行产业更新升级。此外，还可以采购和囤积较为珍稀的原材料，购买和学习先进的环保技术、环保工艺，重新还给人民一个美丽中国。

这套组合拳可以分开来看，也可以合起来看。分开来看，前者能够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重新解放一批劳动人口，缓解乡村/小城镇工业用工成本高企的压力。后者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重新找回中国经济的平衡点，使得低水平的"过密化"上升为高水平的"过密化"。合起来看，人民币有秩序的升值能逐渐降低外资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引导外汇的用途，我们能够变依附性资本、投机性资本为国内的产业资本，能够通过这一斗争求得与国内民族资本的团结；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只有这样，我们的组合拳才能纵横捭阖，披荆斩棘，直捣龙门。笔者坚信，中华民族的面前断不会有"康庄大道"，反而一定是疑路重重、艰难曲折。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不断向工业封建制、金融奴隶制倒退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承担着复兴人类文明的伟大使命，已经团结、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1] 如果这个拐点如果真的出现，那么将跟国家统计局计算方法改变有关，因为常驻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在2010年以前一直是计入农村的。而从2011年开始，各地将其逐渐开始计入城市，这无疑都会拉低两者的平均收入。因为农民工数量差不多有2.5个亿，理应对城市平均收入拉低的幅度更大一些，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笔者限于手边没有数据，只能对这个拐点暂时存疑。常驻城市的农民工实际上在经济上跟乡村的关系非常密切，大部分人在乡村还有土地，笔者认为2010年以前的数据是更能说明收入分配二元体系的问题。

[2] 与这两种经济道德可对照的是东西方对货币崇拜的不同态度。西方历来有金银崇拜的传统，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惯用国际贸易、争霸战争的手段得到金银。金银的大额支付功能演化出信用制度。马克思精确地指出债权信用与宗教虔信其实质是一样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鄙视金银，中央政府往往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以防止贵金属流通引起的两极分化，而采用海禁防止货币供应不足。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保证了可以长期禁绝银钱的流通，中国晚至15世纪中叶才使银得以流通，到乾隆年间才有银币。这种成系统的不相似，导致任何用因果论的观点去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一定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