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和1943年，河南省连遭旱、蝗等灾，全省三千万人口，灾民达一千五百万以上，饿死三百万，流落它省的二百万，另外的一千万也都奄奄一息①。以广武县为例，从1942年10月到翌年3月，饿死8072人，逃荒在外者33188人，全县只剩下两万灾民，许多村庄已无人迹②;灾前比较繁华的郑县(今郑州)，在1943年3月的两周内，就饿死1700人。至于呻吟的声音，枯瘦的面影，大批僵硬的尸身，那更是常闻常见的现象。这个县西陈庄的一位老太太，杀食了自已的亲生女儿③。在灾害肆虐下，全省呈现"赤沙原野无食物，树皮剩尽草根没"，"卖儿卖女处处见，人食人肉悲惨苦;""冻死饿死无计数，到处都见饿死骨"④的凄凉景象。

历史上，河南省属于自然灾害较多的省份之一，有些年份的灾害并不比这次轻，而后果却没这次严重。原因是什么?

列宁告诉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出这。。。。二问题。就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据此，我们认为，造成这次灾荒严重后果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腐朽和自然灾害的连续袭击。

(一)

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河南，到1938年10月信阳失守，河南省的北、东、南部被敌占去，半壁沦陷。从日军侵入河南省的第一天起，军事侵占，武力讨伐，频繁的扫荡和对后方的狂轰滥炸，使整个中州大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田园荒芜，城镇为墟。据河南省国民政府建设厅统计，至1938年8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省损失折合法币为295332500元。1937-43年，全省110个县中，经过战争48个县，其中有13个县是经过多次战役且有重大战事发生，战场面积173126公亩⑦，毁坏耕地454396千公亩，损失面积3489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5%。田赋收入因而减少33%，营业税收入减少30%。战火及日军大屠杀，造成全省人口大减，至于1943年，全省已伤亡123952人，损失8938000人⑧。

在侵略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毁我人力、物力的同时，还进行疯狂的掠夺与榨取。在河南占领区，它极力把社会经济纳入为其战争服务的轨道，使我民族工商业无立足之地，农村经济一撅不振。

1938年11月，日本在东京成立的专门掠夺中国经济的华北开发会社及其所属的18个子公司，控制着华北各地的煤炭、铁矿、食盐、电力、通讯、交通事业。河南的六河沟煤矿、焦作的中原公司和英福公司煤矿(太平洋战争后)、安阳的棉花仓库、各地电厂、平汉铁路新乡段的的器材、全省公路及车辆、各地电报局及邮局，随着日军的占领而被这个会社所控制。河南的轻工业，到1939年，失陷了三个纺织厂(纱锭52192个，年产量25127包)、6个面粉厂和433个榨油厂。此外，日本东洋会社独揽了茄草业的产销经营。伪"中华民国火柴联营社"，在日本支持下，垄断了火柴的产销经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占领区工矿商业的控制，牢牢地操纵了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生产，垄断了市城，随心所欲地从事掠夺和服务于侵略战争的需要。

日本通过华北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南京的中央储备银行及其在各地设立的办事机构，垄断金融。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开封设有分行，中国储备银行在商丘设有分行，在开封成立的由日本人控制的中国实业银行，在新乡、安阳、商丘均设有办事处。这些金融机构都竞向利用发行伪币(如开封各银行发行29亿多元)，吸入存款，禁用法币及强迫人民接受伪、法币的不等价交换等方式，大肆搜刮民间财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军事、经济掠夺的需要，每占领一地，即强征民工，修复、兴修铁路和公路。1938年底，日军即修复了平汉路的北平至新乡、丰乐镇至六河沟段及道清铁路的道口至陈庄段。1939年5月，修成了开封至新乡的汁新铁路。同年9月，陇海铁路开封-徐州段通车，从而把平汉，陇海两条铁路接连起来。据1941年9月华北交通公司透露，他们在河南境内各种自动车营业所经营路线有13条，营运里程763公里。这些自动车营业所掌握着大量的运输工具，垄断着沦陷区的公路运输。以开封自动车营业所为例，初建时只有汽车30部，到1943年便增至60部，还掌握着大量骡马大车。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公路、铁路，把掠夺的物资先集中到新乡、安阳等地，然后用火车运至天津出口。仅棉花一项，每年即运30万吨。据统计，1940主7月至1941年6月，河南各沦陷区通过公路运到火车站的战略物资多达307000吨，其中"外运"30300多吨。"外运"，自然是运往资源贫乏的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对农村的掠夺和破坏，亦非常残酷。它通过强征田赋、迫令大户献粮、强行收购与派购，实行农产品控制，利用建立合作社、兑换处以及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武力抢劫等手段，疯狂地掠夺河南占领区的农产品。据统计，1938-45年于，仅新乡一县，即掠去粮食184370吨。1943年一年，华北纤维公司就从河南"买去，，棉花232337担。是年，全省共掠去花生150000吨，其中宁陵一县即达100吨、芝麻100000吨⑨。日军在河南占领区征派劳力，次数之多、人数之众，使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1938年2月，日军占领豫北各县不久，即强迫汲县、辉县、淇县出强壮劳力1200人。7月，日军在开封一次索强壮劳力即达2000名。日军在河南占领区不仅征工，还要征兵。

如1940年日军在豫北征兵时规定:家有青年不报或少报者，即惩办其家长，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兄弟2人，需一人应征;兄弟3人，需2人应征;应征逃亡者，仍惩其家长，充公其家产⑩。通过征工、征兵，大批农村青年被掠去。据修武县五个村的统计，被征去的青年，占青年总数的70-80%[11]。

日军在河南占领区修路、堡等所占土地及其对豫北、豫东扫荡所毁的土地，动辄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亩。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对渡阳以西、卫河以东、内黄以南、滑县以北方园50里的沙区的扫荡中，除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人文与社会注：提出者冈村宁次）外，把当地群众赖以生存的枣树也大部砍毁，使这一地区遭受到空前浩劫。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破坏、掠夺和榨取，严重地摧残了河南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侵略，激起了我全民族的反抗，必然带来支出激增。历史上为四战之地的河南省，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后，三面环敌的形势形成，常屯兵数十乃至百万。这庞大军费的开支，在1941年7月前，全由地方配备军粮;以后、除参战部队外，军事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及随军家属，每人每月60斤小麦，全由地方配给，造成1941年上半年全省田赋征收额较之1937年增加了一倍。1941年7-9三个月，仅豫南各县驻军，向即当地摊派征购以外的军麦186472万大包(每包200斤)[12]。抗战以来河南出兵役居全国第一，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多除增加田赋外，其它的杂项也大为增加。以堰师县为例，1937年10月，这个县向百姓摊派的款项计有:防空监视哨电线费3000元，征送驮马大车、干粮等费5000元，训练保长费7480元，训练警务员费5610元，二次征送驮运费1200元，修筑新城垣费31800元，其它征送谷草50万斤及修公路费每联保赔垫数百元或千元不等[13]。1939年11月，河南省当局某要人称:农民负担繁重，各县每正税五角，所负担的捐款至少是60%，一般是300%，最多达1100%[14]。

地瘠民贫，经济落后的河南，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掠夺和榨取，及我为反对侵略而付出的巨大消耗，大大减低以致丧失了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

(二)

1942、43年的河南灾荒，发生在我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上的反共反人民，其政权日趋腐朽，加重了河南这次灾荒的严重后果。

灾荒一发生，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的不少报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关于灾情的实况及呼吁救济的文字，迁至重庆的天津《大公报》、南阳的《前锋报》发表了记者的采访录或社论，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等，也作过一些报导。一些慈善团体或个人相继汇来捐款，如许昌县的周锦堂一次捐款10万元办理平巢、7万元办理急账[15]，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钮捐麦3万斤[16]。美国的联合援华会等汇来救济专款[17]。英国的《标准晚报》1943年4月1日以《中国之灾患》为题发表社论，论述了河南灾情，表示"就吾人单薄之供应线所可能，运输最多数之粮食，运往中国"[18]。河南旅渝同乡会，国民参政会河南籍参议员等，多方呼吁救济灾荒，指出"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而且是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应尽的义务"[19]

在各方面呼吁下，国民党最高当局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如政府派员来豫察看灾情，汇来救济款分发各灾县，指令在陇海路沿线的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閿[人文与社会注：读作wen2]底镇从1943年1月1日起设粥场施救，减少河南省的田赋征收额等。河南省军政当局，同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确定了上靠(国民党)中央、下靠地方的两靠救灾方针。1942年9月河南各界组织救灾运动委员会，规定了工作大纲及救济(募捐)办法。1943年3月，在省国民政府所在地的鲁山，成立河南各界救灾会，各县也都建立了救灾分会。1942年10月，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制订了代耕办法，规定无人耕种之土地，由保甲长指定人代耕，无力购买种子者，由保长向富户借贷，通知各县将所有仓谷，悉数散放救灾，1942年2月，河南省政府又制订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派出专员赴陕西、湖北、安微采购粮食，运回本省销售;实行以工贷账，兴办水利，浚河、防泛，开渠、凿井令各县普设粥场，在洛阳等处设难民登记站;令军政人员节食救灾，严惩办理救灾不力及从中舞弊的官员等。

以上措施，从行文上看，可谓全面具体，有些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如广设粥场，使不少饥饿待毙的灾民，领到一碗稀饭，延续了生命;1942年省当局拨款100万元，以工贷贩，在鲁山、临汝、宝丰、叶县、宜阳等县掘土井281795眼，浚塘1107口[20]，既修了水利，又使部分灾民得到一定收入。但整个说来，这个时期国民党的救灾措施不少，效果甚微，不仅没有很好地救灾，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灾难。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国民党救灾措施执行的情况。

灾荒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当局及全国各界汇来一批救灾专款，1942年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全体官兵每人每月节食两餐，五个月共得1800万元，赈济灾民[21]。这些赈款，经过层层官员之手，久施不发多即使发放，灾民所得无几。以1943年1月4日鲁山发放赈款为例，发放前，省当局广为宣传，要在县城北关体育场发放赈款。一时，灾民扶老携幼，到此领赈款者达3000余人，结果，大人每人领到15元，孩童每人领到10元，幼童每人领到5元[22]。按当地粮价，一斗小米需300元，15元只买小米半斤。1942年省当局曾筹款500万元，到陕西购买魏皮30769。。斤，运豫散放。1943年1至5月，全省公教人员每人每月节粮3斤，学生、团警、公役每人每月节约粮食2斤，作为赈粮救灾[23]。共节约出粮食上百万斤，就是全部分到1500万嗽嗽待哺的灾民手中，每人才分到几两粮食，何况还有经手官员的勉扣?靠赈济得来这几两粮食，是不能度过灾荒的。

如上所述，灾荒期间，河南各县都设了粥场，每天施舍两次稀饭，起了一定作用。但为时不久，随着灾民增加，粮价的飞涨和官员的勉扣，大多数粥场只得关闭，就连国际救济会在郑州开办的、可容纳4000人的粥场，也因粮价飞涨而停办。不少奄奄一息、前往讨饭的灾民，饿毙在路旁。

当时河南三面环敌，半壁沦陷，洛阳成了全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大批灾民云集于此，以求得到救济和经此乘火车逃向陕西谋生。1942年，省当局在洛阳设立难民登记站、招待所，在邝岭上挖一些简单的窑洞，每一灾民发给五元(后每人增发20两小米)，以作灾民们等车的食宿。难民们要免票乘火车逃难，必须在登记站登记，由该站发给路条，身上贴上标记。这种有辱人格的路条、标记，往往须等多日也不一定领到。灾民们为及早逃命，只得爬向车顶，许多人碰死山洞或摔进沟壑。1943年春洛阳当局以整顿市容为名，严禁灾民入境乞食。这一严禁，造成云集洛阳的大批灾民饿死、冻死于荒郊。至于灵宝等处的难民收容所、救济站，成立不久即告吹。

1942年，省政府呈请最高当局，要求减少本省田赋征实、征借200万大包，再缓征30万大包。实际上，这一年各县催粮比上年还紧，农民交不上粮食，被带到县府，遭一顿毒打，坐几天班房之后，还得交纳[24]。直到1943年8月13日，中央政府才发出命令，将河南省"各县三十年(1911年)上期及以前各年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律豁免[25]。在棍棒、镣铐政策下，在大灾过后作此项规定，有何作用?同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正在推行新县制，各级行政人员大增，助长了保甲长的胡作非为。"在一般地方，好人往往不愿当保长，致使恶势力嚣张"[26]，以致"浮支滥派，毛病迭出，民众叫苦"[27]。据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1月12日社论《严禁额外摊派》透露，"好些县的地方团队，可以不得县长同意，没有县政府命令，而擅自摊派款粮柴草及人土车辆，甚或有少数县份团队，派遣大队团丁，轮食民间，从事坐催"，"各乡镇公所大多任意向各保派许多壮丁，常年轮流支差，每年额外耗费，为数甚巨"，"地方驻军或有以最低之定价征购夫料柴草及一切用品"者，"乡长经手派款之际，于额外浮派中上下其手"，"各县田赋之实际征收人员，不免在扬风、陋撒、变价乃至过斗的手术(续)上，大施其手术"。一方面，是国民党各级当局大喊大叫救灾、减免田赋，另方面，是各级地方官吏又征收如此多的额外摊派，这样的救灾，是减轻或是加重灾民的负担，显而易见。

在自然灾害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向灾荒作斗争，开展互救互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官员"，幻想通过制订几项措施来解救广大灾胞，其结采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次，由于这个时期国民党政治上反动，其官员贪污肥己之事接连发生。

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28]。叶县，仅1.942年，即用大斗浮收麦粮50万斤，南阳县两个仓库主任冯香甫、王怡风，合伙盗卖公粮[29]。邓县"各乡镇长，贪污成风"，白牛乡长王协一、高台乡长高杰亭、王集乡长曾征瑞、太平乡长李修杰，确林乡长杨亮岑等，仅仓麦一项，俱舞弊在百万(斤?)以上[30]。

这个时期的大贪污案，当推汝南县的两起。该县十九店以往有社仓积谷，用意是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贩，社仓共有公田49颂，每亩每年交出2斗，由仓库主任积存。从1937年起，该仓没有动过，合计共有粮食1500石。1942年灾荒到来，各方议决开仓放赈，预计从春天到麦熟，每人一斗麦即可维持生命，1500石麦，即可救活15000人。待开仓时才发现积谷被仓库主任付伯明挥霍得一干二净，等于他一个人剥夺了15000名灾民为生命[31]。

汝南田管处第一科长刘东光、科员陈觑尧，利用大斗，多收粮食500余担，尽行倒卖，充作私囊[32]。

象1943年2、3月间省当局派往陕西等地购粮的专员，到麦收后才把粮食运回来，从中捣多少次鬼，赚多少钱，以及象"南阳、陕县办理平巢当局，以超出市价之粮强迫灾民购买"[33]，又从灾民身上揩多少油水，是无法计数的。

其三，人为地制造灾害。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掘开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虽暂时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推迟了日军会攻武汉的时间。但之后，由于当局对改道后的黄河"疏忽防范"，致多次决口。1939年的黄河决口，使豫东15县受灾，面积26100平方余公里，灾民137万余[34]。1943年，又决口18处，仅夏天尉氏县荣村一处决口，即淹郡段、扶沟、西华、尉氏等187保，耕地1274495亩、房59716间，灾民286178人。其中扶沟一县，被淹78保、耕地546523亩、房15200间，灾民82822人[35]。

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多次扒开黄河大堤，残害人民。1940年5月"泛东游击支队"阮勋，阴谋水淹当时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淮阳文队，在西华县郭屯扒开黄河堤，致使三、四十个村庄陆沉水底。1943年8月，唯县县长(应为太康县长-引者)尹凯之、泛东挺进军三八支队同福喜部等，再度以放水毒计水淹当时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一民武装，五天内先后在太康芝麻洼、燕子河，通许县的张伯虎等地，挖开18个决口，淹没近千个村庄和近万的老百姓[36]。

在艰苦抗战的年月，河南人民为了国家、民族，罄其所有，贡献一切，自己忍饥挨饿，毫无怨言。而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利用职权，乘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再造灾害，这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更重要的是使不少灾民丧失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人祸加重了天灾。

(三)

河南的这次严重灾荒，发生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连遭自然灾害侵袭之后。

1937年，先是豫西旱灾，后又遭水灾。7月初统计，仅新安县的第1、2、3区，就饿死2980人[37]，西华、商水、安阳等34县水灾严重[38]。到1938年3月，仅黄河以北各县"灾民二达125万，此外尚有200万人无衣无食"[39]。

1938年春，全省上报水旱等灾者计63县。其中唯、祀、密等20县最重;新野、西华、广武等21县次之，新蔡、商水、灵宝等22县亦遭灾害[40]。

1939年，夏秋淫雨，山洪爆发，河水漫溢，"郑洛许等21县水灾惨重"，上蔡"平地水深丈余"。据省赈务会统计，全省受灾85县，30566个村庄，淹地两亿九千万亩，淹房131万问，伤亡12272人，灾民681万人，待救人口454万。

1940年，豫东受黄(水)灾者15县，豫北受沁水灾者11县[41]。

1941年，又遇旱灾，全省小麦歉收。

1942年，3、4月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麦收之际又有大霜;入夏以来，三月不雨，全省大旱;8、9月间，临泛各县黄水漫溢、泛槛[42]。全省110个县，除沦陷区无统计外，无县无灾。其中特别重灾县有郑县、广武、汜水等18县;重灾县有洧川、新郑、临颖等13县;次重灾县有西平、遂平、浙川等17县;轻灾县有商城、邓县、桐柏等8县，总计71县[43]，全省3000万人口中，粮食不足者573182户、4661512口，急待救济的1485803户、7535967口[44]。

1943年，春大旱;夏又遇蝗虫、风、霜等灾。据当时报纸记载:南自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西起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笼罩，大小麦颗粒未收，秋禾全被洒干。入夏以后，"蝗虫自泛东掠河而西，迅速蔓延"，飞声如雷，遮蔽日光，粪下如雨。蝗虫飞至，所有秋禾被食殆尽，.全省有调查报告的受灾县96个，麦灾面积50917644亩，秋灾面积54630640亩，麦秋二季被灾而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2%，待赈人口约12134600人[45]。

历史多次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大小，除取决于社会制度外，还同这个民族、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与否有关，经济实力雄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强;反之则弱。本来经济就落后的河南，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残，国民党官员的贪污、害民和连续自然灾害侵袭之后，又遇上象1942年那样50年来所未有的奇灾，后果必然严重。

注释

1. 1943、7、30《解放日报》。

2. 1943、7、17《解放日报》。

3. 1943、7、17《解放日报》。

4. 河南襄城县歌谣。

5.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673页。

6.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512页。

7. 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一1943)，(台)文海出版社，第13页。

8. 参见《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及《解放日报》、《河南民国日报》。

9.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

10. 1942、9、1《解放日报》。

11. 齐武《一个根据地的成长》，第70页。

12. 1943、2、10河南民国日报。

13. 1937、11、8大公报。

14. 1939、11、11河南民国日报。

15. 1943、7、7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公报》585号，第2页。

16. 1943、2、25河南民国日报。

17. 1943、3、30河南民国日报。

18. 1943、4、4《河南民国日报》。

19. 1943、3、17《解放日报》。

20. 1943、4、11河南民国日报。

21. 1942、12、9《大公报》。

22. 1943、2、5《河南民国日报》。

23. 1943、1、13河南民国日报。

24. 1943、4、11《解放日报》。

25. 1943、8、14《国民政府公报》596号，第3页。

26. 辛霖《像中行》，见1944、4、15《大公报》。

27. 1943、11、4《河南民国日报》。

28. 1944、3、1《河南民国日报》。

29. 1943、7、20《河南民国日报》。

30. 1943、8、3《河南民国日报》。

31.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44页。

32. 1943、4、24《河南民国日报》。

33. 1943、5、30《河南民国日报》。

34. 1939、9、13《河南民国日报》。

35. 1943、7、8《河南民国日报》。

36. 穆欣《北线凯歌》472页，浙湘人民出版社。

37. 1937、7、17大公报。

38. 1937、9、25《大公报》。

39. 1938、4、1《大公报》。

40. 1938、4、18《河南民国日报》。

41. 1941、1、19《河南民国日报》

42. 1943、2、1《大公报》。

43. 1942、9、12《河南民国日报》。

44. 河南省国民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第77页。

45. 1943、8、2《河南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