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俱乐部，是日本媒体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国内外学界关心的一个问题。国内的不少学者对日本记者俱乐部有过比较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其历史沿革[1]、制度内容和作用评价等。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该制度导致了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雷同，正在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难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信息时代[2]；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中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认为记者俱乐部使媒体成为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3]。

这些研究说明，记者俱乐部无论是对媒体的经营状况，还是媒体的言论自由状况，都有着负面影响。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现代媒体首先是理性的经营者，有适应市场的本能，同时，言论自由也是媒体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如果记者俱乐部制度仅是政府控制舆论的工具，媒体理论上应该积极推动其改革。但是，我们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中却很难看到改革记者俱乐部的积极性，日本当代的几次对记者俱乐部的局部改革，大多数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也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国家内部的制度挑战者。

针对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记者俱乐部制度不应看作是政治对媒体的单方面控制，而应被视为一个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与主流媒体相互利用的空间。首先，记者俱乐部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契约"，通过记者俱乐部的运作，政治--主要是指保守的执政党自民党和它控制的官僚机构--与主流媒体结成了同盟，维持保守派精英的统治。著名的研究日本的政治的左派学者卡尔·范·伍夫伦（Karel Van Wolferen）就曾尖锐地称日本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谜团"(enigma)，媒体是一个传统的整体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是一个"准自治"(semi-autonomous)组织，本身是与执政党、官僚、财阀的传统三角权力模式捆绑在一起的，其作用是塑造一个协调的民主政治假象[4]。无国界记者协会（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则认为，"上升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他性的记者俱乐部制度威胁着日本的民主成就"[5]。媒体正是通过记者俱乐部的日常运作，与其他政治社会精英联合起来制造伍夫伦所谓的"民主假象"的。相应的，因为这种同盟关系的存在，主流媒体不但不会反抗这一制度，甚至会自觉抵制一切对该制度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基本框架内，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从媒体传统意识中寻找媒体与保守政治同盟的基础；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这种同盟关系在当代记者俱乐部运作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对"日本的民主成就"构成了何种威胁；第三和第四部分则讨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几次改革尝试，分析改革的发起者、动机，及其成果和失败教训。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政治领域的记者俱乐部，有名的包括内阁记者会（俗称永田俱乐部）、霞关俱乐部（外交部）、宫内记者会（宫内厅）、警视厅记者俱乐部，和劳动运动记者会（俗称三田俱乐部）等。

一，       同盟的历史基础：两大媒体意识的形成

为了更好理解政治与媒体的契约同盟关系，就需要把握媒体在近代形成的两大传统意识："自我约束"和"不偏不党"。

第一点是"自我约束"。日本记者俱乐部诞生于明治维新之后。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期间，针对官方提出的记者采访禁止令，《时事新报》负责议会报道的记者召集在东京的同行，组成了"议会出入记者团"，同年10月这一活动扩展到全国，并改名为"共同新闻记者俱乐部"。官方在压力下同意成立议会下院记者俱乐部，却将报道人数限制在20人。这段历史说明，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发端具有两重性，首先它反映了早期的日本民主知识分子对知情权的声张和对扩大民主范围、充实民主内涵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作为一场由下级武士推动的改革，带有非常强烈的封建藩阀权力争夺的色彩，其资本主义改革的性质是有限的，所以民主派知识分子独立性仍然较低，不得不依附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进入明治后期，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有一定扩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开始主动与记者俱乐部成员寻求合作，以影响记者的报道倾向[6]。正是在这种政治权力压制和与政治力量的合作的双重作用下，日本的新闻记者形成了"自我约束"的传统，在报道过程中尽量寻求与政治的协调，避免直接的对立冲突[7]。

第二点是"不偏不党"。1912年进入大正时期后，日本的民主政治一度得到了发展，记者俱乐部的实践也从帝国议会扩展到各政治、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中；由于大正时期整体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记者俱乐部在促进日本政府的信息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大正时期民主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这段日本近代史上的民主黄金时期，日本媒体却并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独立性。1918年8月发生政府压制新闻自由的"白虹事件"，同年12月1日，被政府压制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本领宣明》，提出了"不偏不党"的观点。"不偏不党"如果单纯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来理解，既有客观公正、不代表任何党派利益的含义，也反映了一种早期媒体人希望超越世俗政治权力，获得更高层次的言论合法性的愿望[8]；但是归根结底，它是媒体向政治妥协的产物。而当代的记者俱乐部也是在"不偏不党"的名义下，强行要求其成员"协调一致"。

二，记者俱乐部的运作：政治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契约同盟

按照日本新闻协会1949年10月26日发布的《记者俱乐部相关方针》，记者俱乐部主要是一个社交的空间，是为了"促进新闻工作者之间的交流"，而"对于采访活动一概不予干涉"[9]；但是从近60年间记者俱乐部的实践来看，这个"方针"明显与事实不符合，这已经成为新闻界集体默认的事实。也有日本记者辩护说记者俱乐部和欧美国家对媒体施压或游说的手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10]；但是，实际上，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都试图影响媒体，但主要是体现在具体的案例中，而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则是一个固定的持续的机制[11]。

在记者俱乐部的日常运作中，记者的取材手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1，新闻发布会：与其他国家的新闻发布会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仅限俱乐部成员参加。

2，"恳谈"：高级官僚或政治家面向俱乐部成员记者举行的相对小型的交谈会，提供关于政策制定、事件背景等的具体细节；通常相关部门或政治家通过这些细节展示其对政策、事件的态度，以"指导"记者的报道。

3，"夜讨"/"朝驱"：与政治家和官僚在私人关系上比较熟稔的记者在私人时间造访，通过私人交谈，获取更深层次的信息；但是，这些消息是不能公开的，否则记者就是违反了与政治家和官僚的信任契约[12]。

记者俱乐部制度赋予其成员排他性的特权，使他们独占正规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而这就意味着俱乐部成员媒体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了优势。日本绝大部分的大众媒体资源被日本放送协会（NHK）和五大全国性报纸及其附属的电视网络--读卖新闻（日本电视台）、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每日新闻（TBS电视台）、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日本经济新闻--控制。而为了维护这些主流媒体对市场的垄断，记者俱乐部就显得非常必要；可以说，垄断商业利益，排斥经营方式更为灵活的期刊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和外国资本参与竞争，构成了当代主流媒体维护记者俱乐部的基本动机。前面提及的几大媒体组织主导了日本新闻协会，而该协会则控制了记者俱乐部成员资格的分配、准入和取消；因此，几大媒体组织的记者不仅在各俱乐部中占有绝对多数，而且拥有记者间协调的主导权。

同时，为了保证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遵守记者俱乐部规则，不通过其他的渠道发布信息，俱乐部成员就需要自我约束，避免与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抵触，以便维持双方的互利关系。自我约束不但表现在记者个体的自觉行为，也表现在集体的强制约束。在针对具体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会磋商出一个共同的报道方针，主要防止成员中有人越轨报道了多余的信息。协商出的报道方针会写在记者俱乐部房间的黑板上，俗称为"黑板协定"。不遵守"黑板协定"的记者或媒体将通常面临被俱乐部驱逐的惩罚[13]，即使能继续在俱乐部中保留位置，却很难再得到被访者的配合，并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孤立。换言之，即使个别记者出于职业道德和良心挑战制度安排，其行动也很难有实质性影响。

而一部分特权记者的存在更加深了政治与主流媒体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记者"。作为日本媒体中的精英分子，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精英意识使他们并不满足于仅报道政治；同时，为了取得党派和机构之间的协调，政治家和官僚需要这样的一个中间角色，既要具有中立的身份，又了解立法、政策相关的状况[14]，与政治家和官僚建立了一定私人信赖的政治记者明显很符合这样的要求，基于这种中立的身份，政治记者能够活跃于各对立党派、团体、个人之间，他们甚至能比政治家和官僚收集到更全面的消息和选民的反馈，这对政治家的决断和官僚行为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也会主动寻求政治记者的协助[15]。无疑，这种参与实践推动政治记者逐渐偏离了民众视角，而更多从政治家、官僚的角度看待问题。

可以说，没有主流媒体的配合，排他性的记者俱乐部很难有效运转。两者之间是建立在一套固定的制度和程序基础上的契约同盟。

三，            国内的改革尝试：来自政治领域边缘的挑战

总的来说，记者俱乐部与政治的这种同盟是有利于全国性的大型媒体，不利于地方的小型媒体；有利于控制中央政府的自民党，不利于在野党和地方自治体。因此，日本国内对记者俱乐部的零星挑战主要来自在野党和地方。

在野党方面，1994年，小泽一郎成立了新生党，作为"新"气息的举措之一，他计划让被排斥于俱乐部之外的期刊也能参加记者会见；这个计划因为小泽本人与媒体的强硬对立而未能付诸实施。2002年，小泽领导下的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己开始小规模地让外国记者、杂志和体育娱乐报刊的记者参加到民主党的记者会见中来。

而更令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地方自治体首脑的改革。鲜为人知的先例发生在1996年4月，当时的神奈川县镰仓市长竹内谦将专属于5家全国大报和当地的《神奈川新闻》使用的市政府记者室，改革为面向所有在镰仓市登记的媒体机构的"媒体中心"。作为《朝日新闻》的政治部编辑委员，竹内曾亲身体验记者俱乐部的种种弊端，他认为，该制度是与新闻报道自由的原则根本相背离的，而依靠民众的税金运作的政府记者室由大报独享，也是很不自然的事情[16]。这是一次小范围内的改革，主流舆论对此表示缄默，在公众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期刊媒体和学者却普遍给予比较高的评价。资深政治记者兼新闻学者筑紫哲也在专栏中写道："明确的说，这种闭锁的、特权的、专制性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是导致日本的新闻界无能的一大原因。而（主流）媒体通过记者俱乐部制度而逐渐成为权力的喉舌，是这个国家的危险"，因此，自己作为和竹内一样的媒体从业者，虽然"曾经受到过记者俱乐部制度'恩惠'"，也要"为了后人"而反对它[17]。镰仓改革之后，相继有自治体对记者俱乐部提出异议并加以改革，最近的例子是2007年5月，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在常规政府会见中抨击道，"在发达国家当中，只有日本才有记者俱乐部这种东西"，并表示要在县内推行改革。不过，大多数的异议还是围绕财政问题进行的；记者俱乐部无偿使用政府机关的相关设施、水电燃气电话等费用一律不必缴纳，对部分地方财政造成负担，引起纳税人不满，因此，东京、京都、北海道等地都曾有相关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反记者俱乐部的行动中的地方首脑，最有名的莫过于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2001年5月，他发表《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宣布将撤销县政府内的"县政记者俱乐部"、"县政专业报纸俱乐部"和"县政记者会"三个记者俱乐部组织，并将其长期无偿占有的房间及一应设施改名为"表现道场"（后更名为"表现中心"），向所有媒体和提前预约的一般市民开放。而以前由记者俱乐部来召集的知事新闻发布会，将由县政府来召集主办，政府直接与公众沟通。"宣言"中表示，这项举措是为了"扩大居民的知情权"，并进一步创造一个新的"长野县（治理）模式"[18]。

回顾日本国内对记者俱乐部的挑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挑战者的身份都不是媒体从业人员而是政治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单纯的媒体运作，而是这种保守的大媒体与中央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同盟对地方和在野党政治利益的影响。竹内谦就曾很明确的说，镰仓市记者俱乐部的改革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中，改革整个政府传统运作方式弊端的"其中一环"[19]。地方知事是基层民众直接选举的产物，因此重视与媒体和公众的直接沟通，而排斥代表全国性大媒体利益的记者俱乐部对信息的"加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者与自民党主导的国家政治之间的联系比较薄弱。比如屡次掀起日本政坛风波的小泽一郎，作为曾经的自民党强人，在党派斗争中脱党后，就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在野力量，以体制外的身份向自民党进攻；而支持改革的地方自治体首脑的党派色彩都较为淡薄，作为基层民主的受益者，他们与国家层面上的体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深厚，甚至并不是政治家出身：竹内谦曾是新闻从业者，田中康夫原本是畅销作家，而东国原英夫是著名笑星。这就有利于他们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少一点顾忌。

但是，这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分散发生的，并没有形成整合的力量，而且遭到了实力强大的全国性媒体的集体反抗，导致改革要不是拘于一隅（镰仓），要不就是名存实亡（长野），虽能激起一时的针对记者俱乐部的反思批判风潮，却很难看到动摇体制的实质性结果。

四，            国际社会的改革压力：利益集团的冲击效果

另一个推动记者俱乐部改革的力量来自于日本国以外，主要是美国，但是其动机、举措和结果都与国内的改革有所不同。

日本主流媒体在官方的协助下排斥外国同行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外国媒体从业者则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没有放弃抗争[20]。战后，盟军司令部负责媒体改革的陆军少校丹尼尔·英博登（Daniel Imboden）是最早意识到记者俱乐部制度危害的人物之一。他在1946年的一份正式报道中指出记者俱乐部制度使"大部分的日本政府消息被严格控制在少数的特权（媒体）机构手中"[21]，政府利用记者俱乐部来制裁与他们政治倾向不合的记者，俱乐部成员则利用这个制度来杯葛那些试图报道敏感消息的同僚，同时排斥非俱乐部成员接近信息源[22]。1949年秋天，他向日本新闻协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自动放弃记者俱乐部制度，否则占领当局将强制废除[23]。针对这个通牒，大媒体的负责人迅速在日本新闻协会进行活动，随后，新闻协会发布了前文提到的《记者俱乐部相关方针》，向美国人表示记者俱乐部在未来将仅致力于促进交流，不干涉报道自由，同时还保证会对涉及新闻自由的纠纷进行干涉，说服英博登和占领当局撤回了这一决定[24]。研究者贺尔·福斯特（Hal Foster）认为这个声明仅仅是日本新闻协会的一个敷衍，只为保住这个制度，因为美国占领毕竟不可能永远的存在下去；而英博登之前为了迅速发展日本的新闻自由，与日本新闻协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他"轻信"了新闻协会的承诺[25]。

占领结束后，但日本新闻界面临着来自外国记者的压力并没有消除。福斯特将外国记者与记者俱乐部之间的矛盾分作三个阶段[26]：第一阶段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主要是就一些具体的事件展开的冲突，如著名的田中角荣的金钱问题[27]；第二阶段是1980年代，在日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外国记者--主要是美国和欧洲记者--开始在本国制作舆论，批判记者俱乐部造成的新闻不自由，试图推动本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而在1990年代，在外国记者和政府的联合压力下，政府同意开放外务省记者俱乐部，以及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日本银行等重要的经济领域俱乐部，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次"打开日本记者俱乐部大门的最后的成功战役"，从此外国记者与记者俱乐部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28]。这场"战役"要首先归功于当时彭博社商业新闻（Bloomberg Business News）东京分部负责人戴夫·巴特（Dave Butt）的冒险行为。他上任之后发现，东京证券交易所总是将信息优先提供给记者俱乐部的日本记者，这种人为的因素造成外国媒体的消息总是要比他们的日本同行滞后，大大削弱了外媒的竞争力。对此感到不满的巴特向美国大使馆抱怨，美国政府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包括向日本新闻协会提出抗议，指出记者俱乐部违反了商业公平竞争的原则，并致电外务省指责日本迟迟不在新闻领域贯彻互惠原则。在这个压力下，外务省首先于1992年10月同意外国人记者也可以加入成为记者俱乐部的正式成员；而在此之前二十年，外国人记者仅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列席。

但是巴特的目的是经济金融领域的记者俱乐部。他一边继续在美国政府方面活动，一边实施冒险行为。1992年11月和1993年5月，他和手下的记者两次径直闯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兜俱乐部，并像其他人一样索要相关信息，尽管与在场的证券交易员和记者俱乐部成员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上升到肢体冲突，但由于忌讳与美国政府和金融利益团体产生矛盾，日本的主流媒体此后并未对此有过激批判。在巴特的强硬对抗行为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方面终于让步，不仅巴特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获得了他想要的平等权力，日本新闻协会更在同年6月10日发表了《日本新闻协会关于记者俱乐部的1993年见解》，其中"关于外国媒体记者加入记者俱乐部的见解"部分提出，"对于希望加入记者俱乐部的外国媒体记者，原则上应予以允许"，并要求不得对其正当的采访行为有所妨碍[29]。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和巴特的冒险行为在欧美国家产生的巨大舆论效果，日本新闻协会发挥了它的实质性作用，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银行、经团联等重要机构和组织的记者俱乐部相继开放。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大型通讯社都对此表示了欢迎态度，但是，由于加入特定俱乐部的具体事宜还要依靠各外国媒体自行与俱乐部分别协商，无疑是为设置新的障碍提供了可能[30]。

从结果上看，相比日本国内的挑战，来自国外的挑战取得了更实质性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记者俱乐部的垄断性。但是，除了美军占领期英博登的改革之外，国外的挑战主要局限在经济界，这与美国金融工商界的实际利益有关：当日美围绕记者俱乐部的矛盾爆发的时候，正是日本贸易摩擦日趋激烈的时候，记者俱乐部的信息垄断阻碍了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了解日本企业的动向，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消息的滞后而受到损害；而强大的金融工商利益集团有实力推动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这是巴特等人的冒险行为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五，            结论：有限的制度外压力无力挑战契约同盟

从效果上看，至今为止的改革举措没有动摇保守政治势力与媒体的契约同盟，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契约同盟的保守性与闭锁性。一方面，保守的自民党势力长期垄断国家层面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大型的全国性媒体垄断了传媒市场。双方为了继续保持垄断，就必须维持记者俱乐部制度：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可以由此减少负面消息传播，而主流媒体则可以维持市场份额分配。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决定了同盟的稳定性。

2.   国内挑战者的力量弱小。采取实质行动的挑战者主要来自地方自治体，政治资历较浅，实际上是处于整个日本政治结构的边缘。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实施强有力的改革，也没有足够的舆论工具宣传他们的观点。因此，改革往往收效甚微。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民主力量的弱小，这些挑战现存保守体制的政治家的言行如果能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也许改革的效果会有所不同。

3.   国外挑战者的动力有限。比起国内的挑战者，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政府和民间利益团体的挑战力量要强大得多。但是，国外挑战者主要是在经济金融领域施加强硬压力，并没有足够的动力促使他们挑战政治层面的执政党和主流媒体的同盟--尽管很多学者、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已经意识到这种同盟根本上阻碍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有力量的利益团体，他们和这种同盟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当然，尽管这个保守的同盟依然十分强大，从长远看它并不是不可动摇的。要挑战记者俱乐部制度，关键还是依赖于日本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民主元素的成长。1994年，以日本新闻工会为代表的媒体进步分子就指出了记者俱乐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改革主张[31]，要求废除俱乐部记者排他性的特权，鼓励自由公开的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主流媒体记者，本身是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受益者"，但现场深刻感受到的该制度对民主自由的损害，激发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向制度发起挑战。这样的进步力量尽管现在还很弱小，但如果有健康发展的公民精神为其土壤，相信在将来必能够促进日本的新闻自由，乃至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1] 相关研究可参考：张旦旦：《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历史与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0期，第92-93页。

[2] 相关研究可参考：马吟秋：《记者俱乐部：日本新闻界的怪胎》，《传媒观察》，2003年第4期，第61-62页；张放：《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存在：试析日本记者俱乐部》，《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第112-125页。

[3] 相关研究可参考：李波，冯焕丽：《浅议日本媒体的"保守化"--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为例》，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8-110页。

[4] 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London, 1989. p. 20.

[5] RSF官方网页：http://www.rsf.org/rubrique.php3?id_rubrique=639。2006年度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将日本排在第51位，相对于2005年下降了14位，这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是相当低的排名。事实上我们知道，RWB的排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见，对于号称拥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一般都会倾向于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尽管如此，他们对日本媒体独立性的评价依然很低。

[6]Taketoshi Yamamoto, 'The Press clubs of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Summer 1989). p. 382.

[7] Richard H. Mitchell, Censorship in Imperial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3.

[8] 柴山哲也 編著：「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とは何か：情報革命下で漂流する第四の権力」、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4。第52-53页。

[9] 见:日本新聞協会：「日本記者クラブについての方針と見方」、1949年10月公表。尽管记者俱乐部相关方针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新闻协会一直没有书面承认记者俱乐部对新闻采访的干涉。

[10] "Kisha and don't tell in a web of patronage", The Australian, 12 October, 2000.

[11] 参考：Hal Foster,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Press Club System, thesis (Ph. D.)--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98.

[12] Ofer Feldman: Politics and the News Media in Jap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p79-93.

[13] 记者俱乐部成员有时会秘密不允许散布的消息向非主流媒体披露，或者透露给相关的个人团体。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中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的西山事件，《每日新闻》的政治记者西山从一位外务省秘书手里获得了一些关于日本和美国就冲绳归还问题达成的协议的材料，这个机密材料后来流入了反对党社会党手中，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西山被逮捕并从此被放逐出新闻界。

[14] Ofer Feldman, pp143-147, pp163-171, pp 177-185.

[15] Hal Foster, pp. 146.

[16] 上田泰一：「拝啓、日本新聞協会殿：『記者クラブ』は誰のため、何のためにあるのか」、「週刊金曜日」、1996年11月8日、第34-35页。

[17] 筑紫哲也：「鎌倉市長の"蟻の一穴"を支持する」、「週刊金曜日」、1996年3月1日、第62页。

[18] 田中康夫：「脱・記者クラブ宣言」、http://www.pref.nagano.jp/hisyo/press/kisha.htm, 2001年。

[19] 《文艺春秋》竹内谦专访，1996年6月，第209页。

[20] 例如发生在1870年代中期的横滨的《万国新闻》事件，就作为第一桩有名的公案而被反复提及。1870年代中期，一位美国记者J. R. Black先后两次主办日文报纸，都因为日本新闻同行的阻挠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强制措施而失败，关于此事件的细节可参考：J. E. Hoare, "The 'Bankoku Shimbun' affair: foreigners, the Japanese press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early Meiji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9, No. 3. (1975). pp. 289-302.

[21] "Weekly Report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s Research Unit," CIE, SCAP, 4 May 1946 (RG331, Box 5118, NRC). 转引自Hal Foster (1998), p. 103.

[22] Hal Foster (1998), pp. 105-107.

[23] 同上，pp. 105.

[24] 同上，pp. 107-108.

[25] 同上，pp. 102.

[26] 同上，pp. 174-194.

[27] 1974年，自由作家立花隆在杂志《文艺春秋》撰写调查报告，披露田中角荣及其选举事务所的金钱问题，但主流媒体刻意的对此表示冷淡。但是，在同年10月22日，田中角荣访问了东京的"外国人记者俱乐部"（FCCJ），被外国记者针对报道提出尖锐的问题，在座的FCCJ副会长和外务省官员也不能控制局面。以此为导火索，外国记者对此事展开了广泛的报道；在外部压力下，日本的主流媒体才开始介入了报道，并由此引发人们思考：是否是记者俱乐部的内部压力导致了主流媒体在事件开初的集体失语。详细内容可参考："Fall of Tanaka", in FCCJ (ed.),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Japan: reporting a half century of upheavals,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Rutland, Vt.: C.E. Tuttle, 1998. pp. 207-211.

[28] Hal Foster, pp. 175.

[29] 「外国報道機関記者の記者クラブ加入に関する日本新聞協会編集委員会の見解」、1993年6月公表。

[30] Yomiuri News Servic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calls for open policy Report from Japan", June 11, 1993.

[31] 详见：日本新聞労働組合連合新聞研究部 編：「提言記者クラブ改革」、東京 : 日本新聞労働組合連合,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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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記者クラブ制度の閉鎖性とその改革

[内容简介]日本记者俱乐部作为日本各大媒体获取消息的常规正式渠道。相当多的研究认为它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控制舆论的制度工具。但是，尽管国际国内批判不断，任何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改革举措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针对这一矛盾，本文提出，记者俱乐部制度并不只是反映日本政治单方面对舆论的控制，而是反映了保守政治势力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契约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主流媒体很难自发产生反对约束、要求增强新闻报道独立性的要求。而来自制度外部的改革动力或压力，都因为力量弱小或影响范围有限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内容概要』日本の記者クラブは、中央・地方諸官庁、主要な政党、経済団体などの大きな組織の中に設置され、大手の新聞社、通信社、テレビ局の記者たちに取材、情報提供についての排他的特権を与える正式な組織である。これ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システムの特徴であり、日本の保守勢力が報道の自由を妨害する道具とも言われた。しかし、各方面から批判が集まっ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今までの改革や廃止の動きは難航した。何故ならば、おそらく記者クラブという組織·制度は、政治勢力が報道機関を制圧する単純な道具だけではなく、政治関係者と大手マスメディアとの間の契約同盟関係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からだ。記者クラブという制度は、ジャーナリストの自主規制を要求し、マスコミと政治権力の相互信頼関係を築き、利権談合を通じて閉鎖的な政治システムを維持させる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のため、大手マスコミの独立性が充分ではない一方で、記者クラブという制度自体を徹底的に変革する可能性は、いまのところ少ない。

『キーワード』記者クラブ、契約同盟、自主規制、不偏不党、記者クラブ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