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王国(460-640)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麹氏等四个王朝的统治，跨越南北朝和隋唐等历史时期，前后延续达180年之久。作为一个以内地汉人移民为主的地方割据政权，高昌王国在马氏和麹氏王朝时期曾有多次要求内徙的举措和活动。这些内徙活动虽然均无果而终，但却对高昌王国的政权更替和内部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与当时西域复杂的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对高昌内徙活动进行分析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高昌乃至整个西域地区政局演进的钥匙。

一

高昌首次内徙始于马(儒)氏王朝统治时期，《魏书·高昌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北魏太和--引者，下同。)二十一年(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巩顾)礼、(麹)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①

据此可知，马氏高昌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内徙"，而北魏亦遣师相迎，但结果却因为"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不仅内徙未果，马儒反而因此为国人所杀，直接导致马氏王朝与麹氏王朝的更替，从而对高昌政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马氏高昌要求内徙的原因，因史书记载大多语焉不详，故后人对此多有推论。如冯承钧认为，"当时王高昌者逼于北方强邻，多不自安，故请内徙"。②余太山推测其与高昌内部上层集团的斗争有关。③王素指出"马儒谋求举国内徙，应与害怕高车报复有关"，而日人大谷胜真则认为与柔然(蠕蠕)势力的消长有很深的关系。④宋晓梅推测高昌内徙是为了"寻求更安全的保护伞和更靠得住的靠山"。⑤薛宗正则认为高昌可能受到了来自哒的压力。⑥上述诸种推论虽各有一定道理，但均有失之片面之嫌，而对始于马氏政权的内徙原因则需要结合当时高昌内部的政局以及周边的政治形势综合加以分析和认识。

高昌王国先后被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势力所控制、威胁和压迫，来自北方的威胁从未停止过，但在阚氏和张氏王朝时期却并未出现要求内徙的现象，这似乎表明北方强邻的压迫并非高昌内徙的唯一原因。从逻辑上来讲，高昌内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该王朝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某种外部势力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去留；其二，内地有一个强大的、可供其依托的政权，而且该政权的势力范围至少已经扩展到了西域或高昌周围，从而保证能够高昌内徙的安全。

阚氏和张氏王朝分别是柔然和高车扶植的傀儡政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北魏和平元年(460)，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消灭了盘踞高昌的北凉沮渠氏流亡政权，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史称"其(高昌)称王自此始也"。⑦出土文书表明阚氏王朝奉柔然的年号"永康"，柔然曾派遣提懃、鍮头(发)等官员前往高昌进行严密的监管，⑧并通过高昌控制丝路交通、统治西域诸国。在柔然势力强盛的形势下，作为其附庸的阚氏王朝自然无法也无意内徙。

太和九年(485)豆崘继立柔然可汗后，因其残暴好杀，导致"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太和十一年(487)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和穷奇兄弟率众脱离柔然西迁，"至(车师)前部西北，自立为王"。⑨阿伏至罗称王后，高车暂时取代柔然成为控制西域诸国的北方游牧势力。太和十二年(488)十二月，柔然伊吾城戍主高羔子迫于压力而率众内附，⑩首开内徙的先例。而高车阿伏至罗则于是年消灭了柔然扶持的阚氏王朝，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大约在同时或此后不久，高车还将当地的车师余众悉数迁往焉耆。(11)但是高车随后遭到了来自中亚的哒的攻击，"穷奇后为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北魏)，或投蠕蠕"，而阿伏至罗则因统治残暴"大失众心"，(12)不久便为部众所杀。高车内乱、外患不断，无暇顾及高昌，所以张孟明上台后的次年(489)便趁机自建年号"建初"。(13)这可能是高昌国时期第一个自建的年号，表明张氏政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即使这样，张氏高昌王朝由于在名义上仍然是高车扶植的傀儡政权，在暂时脱离高车控制的同时自然也就失去了高车的庇护。在此背景下，高昌于太和二十年(496)发生内乱，高车扶植的张孟明为国人所杀。(14)有研究者将之归因于高昌内部"主张内徙派及其反对派斗争的结果"，(15)但没有材料表明张孟明有任何内徙的举措，故张氏被杀只能视为高昌国人推翻高车傀儡政权，进而为摆脱北方游牧势力控制所做出的自主行为。

史称张孟明"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16)这一事件在高昌王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高昌王国第一次在摆脱北方游牧政权的控制下独立建政。如果考虑到高昌门阀政治的特点，那么张孟明被杀和马儒被国人拥立，实际上亦可视为高昌国内各世家大族势力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条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易言之，只是从马氏政权开始，高昌才暂时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命运，也才具有内徙的可能性。

马氏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高昌王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多少变化或改善。相反，对于高昌统治者而言，其处境却变得更为凶险。一方面，无论是柔然扶植的阚氏王朝还是高车拥立的张氏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摆脱覆亡的命运，表明对于高昌来讲任何北方游牧势力都是难以依托的；而北方诸游牧势力的交互更替，更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高昌在丝绸之路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又使之无法摆脱北方游牧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从而使得高昌王国从一开始便处于这种两难的困境之中。此外，高昌国人杀高车扶植的张孟明，难免会遭致高车的报复；(17)而按照北方游牧政权的统治方式，一般势必会杀旧王，扶植新王为自己的傀儡或代理人。作为国人拥立为王的马儒自然首当其冲，处境凶险甚至性命堪忧，为自保选择举国内徙虽是无奈之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别无他途。这也是马儒在上台后的第二年(497)即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内徙的直接动因。

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末年以后长达135年的分裂局面；与此同时，北魏的势力范围也开始深入西域，从而为高昌内徙创造了条件。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成周公万度归征伐鄯善，打开了经营西域的门户。太平真君九年(448)夏五月甲戌，太武帝"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同年九月和十二月，又诏万度归先后征伐焉耆、龟兹。(18)至于北魏何以没有征讨高昌，有学者认为是因为高昌地近柔然，而当时盘踞高昌的沮渠氏本身也拥有相当强的实力，故有所顾忌；此后由于北魏不断南征北战，国力虚耗，无力经营西域。(19)太和二十一年(497)马儒遣使请求内徙，则重新激活了北魏与北方游牧势力争夺西域的欲望和诉求。

二

《魏书·高祖纪》记，太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己卯"高昌国遣使朝贡"，(20)是为高昌王国与内地政权交往之始。联系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此次出使的高昌使臣为司马王体玄，目的便是"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是年十二月应是王体玄抵达魏都洛阳的时间。

从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对于高昌内徙的请求，北魏马上便做出了积极响应。高祖元宏接受了马儒的请求，可能按照与王体玄的约定，派遣明威将军韩安宝率千余骑前往迎接。不过从王体玄由洛阳返回高昌向马儒报告出使结果、双方商议内徙具体细节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上来判断，韩安宝率军相迎的行动最早也在太和二十二年(498)末至二十三年(499)初。韩安宝率领的北魏军队可能是从伊吾出发的，当他们抵达羊榛水(应当在伊吾与高昌之间)时，马儒也派出了以左、右长史巩顾礼、麹嘉为首的1500名步骑隆重出迎。但不知何故，高昌军在东去高昌400里之后并未遇到北魏军，只好返回高昌，而韩安宝也返回伊吾。伊吾至高昌的距离为800多里，高昌军和北魏军约定相会的地点显然就在两地中间，而羊榛水应该就处在两地中间地带的某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羊榛水可能在今七角井附近。(21)

在首次相迎未果而原因不明的情况下，韩安宝对高昌的态度明显变得审慎起来。他从伊吾派遣了一支以韩兴安为首的12人使团出使高昌，目的可能是为了摸清高昌的局势，进而商议高昌内徙的具体事宜。马儒对此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他此次派遣巩顾礼出迎魏使，为表诚意还遣其世子马义舒随行。但是巩顾礼等在行至距高昌160里出的白棘城(今鄯善鲁克沁)的时候，高昌内部却发生了变乱。501年马儒为国内"旧人"所杀，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随即向柔然称臣。(22)在此情况下，巩顾礼和马义舒等只好与韩安宝一起前往洛阳投奔北魏，(23)而马氏高昌的内徙活动最终以改朝换代的形式无果而终。

关于马儒被杀的直接原因，学术界一般都依照史书的记载，将之归因于"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甚至进而衍生出这是高昌内部"内徙"派和反对派或亲魏派和亲柔然派相互斗争的结果。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高昌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门阀制度，也是王室与高门大族'共天下'"。(24)马儒上台原本就是被高昌"国人"拥立的，故其做出的内徙决定无疑也是高昌世家大族共同商议的结果。马儒被杀固然与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从当时高昌面临的内外形势来看，其矛盾焦点显然并不是内徙。

细审史书记载可以发现，马儒遣使北魏所提出的要求是"举国内徙"，其目的是为了脱离当时高昌乃至西域险恶的环境，在内地求得一方安宁的生息之所；"高昌旧人"所反对的显然并不是"内徙"而是"不愿东迁"，因东迁之地乃北魏提出的"割伊吾五百里"。故"内徙"与"东迁"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是解读高昌国人前后态度变化、政局动荡的关键所在。

那么高昌旧人为什么反对"东迁"伊吾呢？这仍然要从伊吾的地位和当时西域的政治形势中寻求答案。伊吾(今哈密)在汉唐时期为西域之门户，也是北方游牧势力和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中原王朝多在此屯田戍守并以此为基地经营西域。公元422年北凉攻灭西凉，唐契、唐和拥西凉王后裔李宝奔伊吾，西凉余众随行者2000余家，依附于柔然。柔然命唐契为伊吾王。如前所述，太和十一年(487)柔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率众脱离西迁，并暂时取代柔然成为控制西域诸国的北方游牧势力，太和十二年(488)十二月柔然伊吾城戍主高羔子迫于高车的压力率众内附，而高昌王阚首归则在这一背景下于是年被高车被杀。由此可见，对于高昌而言，伊吾更加靠近柔然和高车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带，危险性也更大；而东迁伊吾不仅无法求得安宁，反而比留在高昌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高昌国人自然"情恋本土，不愿东迁"。对于北魏而言，将要求内徙的高昌国人安置在伊吾，显然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北制柔然的战略格局考虑，并未充分顾及他们的安全。高昌国人不愿充当牺牲品，反对东迁也就是必然的了。北魏虽然与高车结盟对抗柔然，但马儒是在国人杀了高车扶植的高昌王张孟明后被拥立上台的，因此随时面临着高车的报复，自身性命堪忧，故而才不顾国人反对一意孤行，坚持东迁，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高昌王国首次内徙活动的失败表面上与柔然和高车势力的相互消长甚至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实际上则是北魏在整个西域地区战略考量以及对高昌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在此后的高昌内徙活动中充分显现出来。

三

501年马儒内徙失败被国人所杀，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此时柔然可汗为与高车作战"累有胜捷"的那盖，(25)故麹嘉在上台伊始便向柔然称臣以求自保。505年左右那盖死，其子伏图继立后一改与北魏为敌的策略，并于正始三年(506)遣使北魏"请求通和"。其原因一方面或如北魏世宗诏书所言之"今蠕蠕衰微"；(26)另一方面则与哒扶植弥俄突上台，高车的势力有所复兴有关。(27)从永平元年(508)伏图西征高车，双方交战于蒲类海(今巴里坤)北(28)的情况来看，哒支持下的高车在弥俄突在位时其势力已扩展到了天山北部。在此期间，高车和柔然又分别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试图联合北魏打击对手，但均遭拒绝。面对哒、高车和柔然之间此消彼长、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臣属于柔然的麹嘉不仅无所适从，而且身处险境，自身性命也随时堪忧，遂不顾马儒前车之鉴，遣使北魏，再次请求内徙。是为高昌的第二次内徙活动。

永平元年(508)初，麹嘉遣其兄之子麹孝亮出使北魏，"因求内徙，乞师迎接"。(29)北魏对此反应十分迅速，当年便派遣龙骧将军孟威率3000凉州兵前往迎接，但是到伊吾时却"失期而返"，(30)这样高昌的第二次内徙活动也以失败告终。

高昌此次内徙活动失败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来看似与前次一样是由于双方"失期"，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永平元年西域的政治形势有关。据《魏书·世宗纪》的记载，在麹嘉遣使请求内徙的当年，高车(阿伏至罗国)于四月、六月和七月连续向北魏遣使朝贡，柔然则在九月也遣使朝贡。高车和柔然争相遣使的背景在于双方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为争夺西域的霸权而寻求北魏的支持；处在夹缝中的高昌则无所适从，随时有被殃及的危险，故为求自保而寻求内徙。在此情况下，北魏对待各方的态度及其在西域的政策，对西域政局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柔然与北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作为宿敌曾相互征战不断。伏图继立汗位后为对抗高车开始改变策略，先后于正始三年(506)和永平元年(508)两次遣纥奚勿六跋入魏朝贡，"请求通和"，但均遭拒绝。北魏世宗在给勿六跋的诏敕中明确指出："蠕蠕远祖社崘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31)由此可知，北魏对柔然的态度是不信任的，拒绝通和，说明北魏对柔然的政策是以战为主。

高车与北魏并无旧怨，其与柔然对抗自然符合北魏的利益。阿伏至罗脱离柔然自立后不久，便于太和十四年(490)遣商胡越者出使北魏，声言"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32)北魏高祖开始还对此将信将疑，遣使高车以探虚实；后经双方多次往来朝贡、回赐而建立了互信关系。永平元年高车弥俄突至少三次遣使朝贡，北魏世宗不仅接受还派使者慕容坦回赐弥俄突杂綵六十匹，并诏敕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33)由此可知，北魏对高车的政策以联合为主，不仅支持其与柔然对抗，甚至还要求高车协助北魏保证高昌内徙活动的安全。高车与北魏交好，使其在与柔然的争斗中获益匪浅。

永平元年，柔然主伏图西征高车，并在蒲类海北击败弥俄突，弥俄突"西走三百余里"，柔然大军进抵伊吾北山一带。此时，北魏龙骧将军孟威所率迎接高昌内徙的军队也到达伊吾。伏图可能误以为这支北魏军是为了接应高车、共击柔然而来的，所以"怖而遁走"；弥俄突闻讯则趁势追击大破柔然，"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34)孟威所率领的军队原本是为了接应高昌内徙，但是由于北魏对西域各方的态度与政策，使得他们的突然出现自然引起柔然的顾忌，最终导致柔然在与高车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亲北魏的高车击败柔然并杀其主伏图，事实上已经为北魏暂时扫清了丝路交通的最大的障碍和威胁；孟威率领的北魏接应大军此时也进抵伊吾，而且北魏还明确要求高车在高昌内附的过程中"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从而为高昌内徙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和条件。但奇怪的是高昌和北魏对内徙的态度这时却都变得消极起来，麹嘉甚至没有像马儒那样遣使出迎魏军，而孟威在与高昌"失期"之后直接就返回，也没有如之前的韩安宝那样进一步遣使联络。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与北魏在西域的政策有关。

如前所引，在北魏看来"蠕蠕、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故高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北魏经营西域、牵制蠕蠕、吐谷浑甚至哒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会轻易放弃；北魏遣军接引高昌只达伊吾并未前行可能还是延续既往的政策，想将要求内徙的高昌安置在伊吾一带以为经营西域的前哨，而高昌国人也和之前一样对此不满，所以态度消极。经过两次内徙活动的无果而终，北魏统治者似乎也清楚了这一点，加之高车击败柔然并成为北魏在西域的另一支可以借助的力量，故对高昌内徙的态度也变得不甚积极了。

在内徙未果的情况下，原本臣服于柔然的麹嘉由于高车击败柔然，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高昌国人对自己杀了高车拥立的张孟明还心有余悸，担心高车随时会报复；另一方面远在内地的北魏政权并不能给高昌提供及时的或实质性的保护，反而与高车交好。因此，麹嘉为求自保除了臣服高车外别无选择，史称"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高车"。(35)

然而面对虎视眈眈的高车以及存在柔然随时再次打回来的可能性，麹氏高昌政权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并未消除，所以麹嘉在向高车称臣之后仍然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坚持请求内徙。仅永平二年(509)左右，麹嘉就先后十余次向北魏遣使朝贡，迫切要求内徙；而北魏对此只是"惟赐优旨，卒不重迎"，(36)实际上拒绝了高昌的要求。永平三年(510)麹嘉遣使朝贡，(37)北魏世宗只是"遣孟威使诏劳之"。(38)延昌年间(512-515)，北魏册封麹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借以安抚高昌。

熙平元年(516)，柔然可汗丑奴大破高车，杀其王弥俄突，"尽并叛者，国遂强盛"。(39)感到威胁的麹嘉于同年遣使北魏，(40)上表请求内徙，但仍遭到拒绝。北魏此次在给麹嘉的诏书中对拒绝高昌内徙的原因做了如下的说明：

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徙。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41)

在这件冠冕堂皇的诏书中，北魏表面上声称高昌国人"恶徙重迁，人怀恋旧"，如果内徙恐生异变，实际上却是为了掩盖其借高昌控制丝路交通的战略企图，为此甚至不顾高昌安危的用心。此外，北魏对高昌"私署王如故"似乎也一直不满，始终未予承认；两次遣军迎引未果，也使北魏对高昌内徙的诚意多少产生一定的怀疑。在高昌不愿东迁伊吾的情况下，维持高昌的原状显然更符合北魏在西域的利益。北魏与高昌的这种关系或许对柔然针对高昌的政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柔然在大破高车后并未像以往那样采取行动改变高昌的王统，而是在熙平二年(517)十二月向北魏遣使朝贡示好，(42)表明其认可北魏与高昌的友好关系。

但是柔然势力的扩张势必影响北魏在西域的利益。神龟元年(518)蠕蠕遣使朝贡，(43)北魏肃宗在二月下诏，"让以蠕蠕蕃礼不备之意"；(44)同年五月高昌遣使朝贡(45)，十二月麹孝亮再次使魏并"复表求援内徙"。这是史书所见高昌最后一次请求内徙的记录，但同样也遭北魏朝廷拒绝。麹嘉见内徙无望，只得转变策略，在保持朝贡联系的同时，"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浩，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46)，通过文化认同拉近与北魏的关系，从而借助北魏在西域的影响力牵制柔然和高车，稳定自己在高昌的统治。

高昌王国内徙活动始于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终于神龟元年(518)，前后延续22年，其中付诸实施的有两次(497年和508年)，但均无果而终，而且首次内徙活动还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动荡(改朝换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柔然、高车(哒)、吐谷浑与北魏四方角逐西域的复杂政治格局，柔然、高车(哒)与北魏三方争夺的焦点便是高昌。高昌王国内徙的直接动因是由于这一时期柔然和高车势力在西域频繁交互更替，导致处在两者夹缝中的高昌无所适从，即使"两属"也难以自安，其国人(尤其是统治者)的安全随时面临威胁，只得以"内徙"为由寻求北魏的保护。高昌内徙活动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则与北魏在西域的政策有关。

在高车兴起并与柔然相争的形势下，北魏基本采取了联合高车打击柔然的政策，甚至最后发展到"使柔然、高车继续保持互斗的局面，以削弱双方的势力"。(47)对此，北魏重臣袁翻曾有过较为完整的表述：

高车、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偏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然斗此两敌，即卞庄之算，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然兴亡继绝，列圣同规；抚降恤附，绵经共轨。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礼待，则损我资储。来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愿，迎送艰难。......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蠕蠕全灭，则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无复竖立，令高车独擅北垂，则西顾之忧，匪旦伊夕。(48)

在此情形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高昌就成为北魏经营西域、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的一支重要力量，北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高昌，将其安置到伊吾一带同样也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的，当然更不会允许其举国从西域撤往内地。在高昌国人反对东迁伊吾的情况下，维持高昌原状便成为北魏的基本政策。在柔然、高车(哒)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以及北魏经营西域的政策背景下，高昌的内徙活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

注释：

①《魏书》卷101《高昌传》。

②冯承钧：《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0页。

③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④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及注①。

⑤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⑥参见薛宗正：《麹嘉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⑦《北史》卷97《西域传·高昌》。

⑧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

⑨《北史》卷98《蠕蠕传》、《高车传》。

⑩参见《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11)参见《魏书》卷101《高昌传》；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页。

(12)参见《魏书》卷103《高车传》。

(13)关于"建初"年号的归属问题，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有关详细讨论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284-293页。此处采王素说。

(14)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1页。

(15)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86页。

(16)参《魏书》卷101《高昌传》。

(17)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03页。

(18)《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

(19)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163页。

(20)《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21)今七角井镇处于哈密和吐鲁番中间，距两地的距离均为200公里左右，附近有梧桐大泉。这里东连哈密，西至吐鲁番，北越天山可达木垒和巴里坤草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境内除了发现有距今约7000年至10000年的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外，还有许多汉唐时期的驿站、守捉、烽燧和城堡等遗址。

(22)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19-326页。

(23)参见《魏书》卷101《高昌传》。薛宗正先生将马儒被杀的事件称为"白棘城之变"，但是马儒是在高昌被杀的，与白棘城无涉；他还认为"巩顾礼仍能凭借伊吾北魏军的协助，杀回白棘城，救出世子马义舒，明智地离开了高昌，投奔北魏"。此说也与史无征。参见薛宗正：《麹嘉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4)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03-304页。

(25)参见《魏书》卷103《蠕蠕传》。

(26)《魏书》卷103《蠕蠕传》。

(27)《魏书·高车传》："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

(28)参见《魏书》卷103《高车传》。

(29)《魏书》卷8《世宗纪》。

(30)参见《魏书》卷101《高昌传》。

(31)《魏书》卷《高车传》。

(32)《魏书》卷103《蠕蠕传》。

(33)《魏书》卷103《高车传》。

(34)《魏书》卷103《高车传》。

(35)《魏书》卷101《高昌传》。

(36)《魏书》卷101《高昌传》。据《魏书·世宗纪》记载，高昌曾于永平二年正月、六月、七月遣使朝贡。

(37)据《魏书·世宗纪》记载，高昌于永平三年二月遣使朝贡。

(38)《魏书》卷101《高昌传》。

(39)《魏书》卷103《蠕蠕传》。

(40)《魏书·世宗纪》记高昌于熙平元年四月、八月遣使朝贡。

(41)《魏书》卷101《高昌传》。

(42)参见《魏书》卷9《肃宗纪》。

(43)参见《魏书》卷9《肃宗纪》。

(44)《魏书》卷103《蠕蠕传》。

(45)参见《魏书》卷9《肃宗纪》。

(46)《魏书》卷101《高昌传》。

(47)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48)《魏书》卷69《高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