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6日下午在师大综合大楼办了一场以最近东亚领土争议为主题的讨论会「民间东亚论坛：钓鱼台（尖阁岛）、独岛（竹岛）争议圆桌讨论」。与会者来自韩国、冲绳、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地，并有两位日本人士透过视迅参与讨论。翌日在师大图书馆也办了一场保钓民间论坛「从钓鱼台到南海：美国重返亚洲下东亚海权争议」的讨论会。前一场我都在，后一场听了部分。

下面是我以前一场为主，后一场为副的记录。但必须说明的是，要再现这么多谈者的真实的乃至潜文本的内容，的确高度困难，更何况我对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素来想法也没接触，因此，这个整理一定有我的浅解甚或误解。每个人讲的都很精彩，但我还是只能交代我比较有专注（能）力的部分好了。以下并非逐字纪录，是我的二次整理。

韩国 李大勋

独岛问题是因为韩国12月要大选，而被批评过于亲美、日的李明博，选择以此作为扭转形象的政治行动。但这只能算是近因。真正要理解独岛事件，必须要理解南韩的一种「安保主义」的右翼情感。而领土问题是动员这种情感的最厉害的手段。因此，领土问题并不只是领土问题，而更是殖民历史、认同、民族主义，与对外关系下的复杂问题。

当很多人上街喊「独岛是我们的」的时候，所幸的是，韩国社会也出现了反思批判民族主义的声音，以及批判韩国的国家体制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反日情绪并无法让一般韩国人认识到韩国自2002年以来，已经进入了美日韩三方所共构的「海军整合」，而更深入地被整编在「美日安保体制」之内。

要如何展开民间的自我批判，看到自己并非是单纯的受害者，也同时是东亚区域和平的军事危机共构，是很重要的。韩国是「全球在地化的军事底层结构」（glocalized
military infrastructure）的一个环节，是必须被指认的。因此，民间的对话，以及对话之前的反省是重要的，前提是：知识分子必须要从「安全-对抗-主权-领土神圣」的这个情感与思想陷阱中跳出。

冲绳 若林千代

「钓鱼台争议」，是美国「重返东亚」下，对此海域的军事重新部署下的一个衍生现象。冲绳各岛有很多的美军军事基地都在积极兴建中，对冲绳人民而言，这是巨大的生存危机，因为冲绳人民千百年来的经济与生活都将被「基地经济」所暴力置换。而美国为了维系它日渐衰颓的霸权，过激的或投机的行动反而是比它强大时还更有可能。

钓鱼台海域若发生战争，直接受害的而且受害最大的应是冲绳民众，因为它是美军的基地，直接遭受战争打击的压力。

主持人陈光兴补充：1. 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中，有百分之七十在冲绳；2. 冲绳基地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中枢；3. 从而，冲绳人在反美反战中发展出了一个具有全球高度的反战视野与思想--这个基地不是从我家赶出去就好了，而是哪里都不要有这种基地。4.台湾人不知道冲绳人已经内在于两岸关系了，因为两岸一开打，冲绳首先面临摧毁性攻击的危机。

日本 冈本厚

冈本指出了日本是区域不安定的要因，因为它主动破坏了中与日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他直言：局部武力冲突是有可能的。而冲突的后果是让日本更依赖美国。日本也许会因此脱离东亚，与美国结合。（这和翌日陈福裕在「保钓论坛」中所强调的一点很相关：陈福裕说，此次钓岛事件，最大得利者是美国，因为这个争议让日本从一个缓慢且艰苦形成中的东亚一体感中拔出）。

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一体化将加速完成；修改宪法第九条，成为「正常化国家」都有可能。

以上是冈本的「内容性」内容。但他还有「方法性」的内容。他提出了区域知识分子要以扩大讨论空间为务，使区域中出现「复数的声音」，以抵抗那种「XX是我们的」的声音。因此，自我反省是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不能陷入到主权问题。（这个立场，如果我没听错，遭到了李大勋在综合讨论时的批评。李大勋似乎是说：自我批评是对的也是需要的，但不必然连接到要求区域他者也要自我批评的逻辑推论。）

记录者按：

李大勋的回应很重要，因为，首先，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方法或程序性立场，本身在要求历史的介入时，否定了历史。历史不是抽空的，是内在于这个区域的，历史也不是完全或必然相对主义的。回到历史，也必然是要面对难堪、丑陋、谎言与暴力，而且从而应有辨认「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责任设想。虽然这个辨认不应当简单化、教条化，乃至政权化，但也无法、也不应该以「复数的声音」为方法、为名稀释之。如果日本学者在自我批判后，也一定要期待区域中的历史受害者也要同样的自我批判作为一种「平衡」，那就未免不够真诚。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区分，对中国民众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不能犬儒化或虚无化的问题，而归根结底，这并不是由于道德，而是由于历史。王智明在这一场以及第二天的保钓会的发言也间接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但对他而言，恰恰好这样的一种区分是应该要被遗忘的。或者，高兴与否，年轻人已经遗忘了。王智明在这一场发言时，举了一个大陆保钓标语作例子--「钓鱼台是我们的，苍井空是大家的」来表明一种新的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主体状态。但是，问题是这种遗忘本身难道不正应该就是吾人反思的对象吗？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例如冷战与分断）的记忆工程下，我们记得了这个，忘记了那个。而那个遗忘的缘起、过程与代价是何？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吗？王智明在第二天的会，说老保钓之所以没有人气，是因为青年人的活动（例如乐生、三莺与文林苑）他们都没参加......。

王智明的立场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立场的立场，或，「方法的立场」而已。他说岛屿争议责任是所有人的，中日台韩的民间声音要出来，要对话、合作、连带、交流，要听到彼此的声音。让钓鱼台可以真的成为一个让大家去钓鱼的地方......。这听起来都好，但是否正是因为失去了历史的重量使然？

因此，把东亚视为一个多元的公共领域，事实上是一个去历史的外在立场，甚至几乎可说是一个「美国立场」。美国的官方，不就一直在「多元论」地、「审议民主」地、「沟通伦理」地鼓吹相关政府的理性对话吗？而我相信，美国也会欢迎这样的一种「民间立场」的。何不呢？何伤呢？又，关于钓鱼台，美国有民间立场吗？帝国只有在其内部看到某种民间的影子，在它的「海外」，帝国就是帝国。而「人民」都变成了Ospreys了。

老实说，唯有面对自己的历史真实，承担起它的不那么青春的重量，才有在这个区域和他人有真正的对话。

区域的对话是有可能的。但第二天保钓会上的钱永祥，为了知识开展的善意，故意挑衅性地指出「东亚」是两岸的逃避，「民间」对话是国家暴力的不顾--「这多正确啊！」他说。东亚民间是有可能虚空化、政治正确化，甚或意识型态化。这是有心人要努力避免的，而钱永祥的有心提醒是好的。但钱永祥对保钓的「两岸」与「国家」，又是如何论述的呢？他是如此要大家（尤其是「老保钓」）想的：大家还没有仔细思考一个重要问题--「两岸联手保钓」，而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么，台湾在这个联手中的位置要如何想像呢？的确，钱永祥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克服分断的问题，但他却旋即从他的自由主义边门中拐出去了。基本上，他是如此论列的：现今，保钓是以中国为场域，以中国人为主角，但主题呢？还能诉求反帝吗？还能诉求爱国吗？钱永祥对反帝是否还成立有些支吾其词，但他很强烈地质疑当今的中国人民是无法成为任何社会运动（包括保钓）的主人公的--因为，有那样的国家，人民什么也担不起。你没有主人意识，如何爱国？没有民主，爱国何出？因此，钱永祥原本可以复杂的保钓思维又简单地回到了自由主义对专制国家的批判套路。且不说爱国与民主的关系是否如钱永祥所论，但这样的一种论法，是否也一样是「这多正确啊」呢？这样，又如何回到历史呢？如果病是那么的确定，又哪需要知道病是如何着上的呢？

甚至，钱永祥的答案竟也回过头来否定了他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民间」，那台湾民间的这只手要伸向何处呢？要如何「联手」呢？我其实是无法判断钱永祥是在展演一种真实的矛盾呢，还是在吃「老保钓」的豆腐？我猜应是前者。但我在这里似乎也看到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封闭性及分析绝对性，以及因此而来的「理论绝望性」。如何让自由主义重新开放化、历史化，其实是大家都乐意看到的。这对台湾自身是最好的，因为一种封闭的、近乎神学的自由主义姿态很容易高高地施用于他者（中国大陆），而使自身免除于自我批判，也使自身不在此山中。在第二天的座谈里，李大勋很客气的问在座者：我们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共构的一部份，你们台湾是不是？我不知道。但应该有可能也是吧。人家话说的含蓄，没失分寸。我们台湾对大陆的立场，有时是很不含蓄的，也缺乏自省的。太把自己不当外人了！或太不把自己当成外人了！这两种姿态奇怪地杂揉在一起。

日本 野平晋作

野平是Peace Corp的成员。他指出钓岛事件是日本战后最挑衅的行为。他强调日本失去历史感的致命性。日本（不包含冲绳）有很严重的右翼化倾向，但并不自觉，反而觉得别国都是民族主义的。反而惊讶别人为何要和日本争领土。对于这么亲日的台湾人也要钓鱼台，更是惊讶。简而言之，日本人（包括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的人民的感受很无知，对他人的领土自觉很没意识。是这个保守的傲慢的根底，使石原慎太郎有机可乘。次日，有媒体报导野平关于香港学生与日本学生的对钓鱼台主权的不同反应，说野平是在批评香港学生的「民族主义」，似乎没有捕捉到这里的更矛盾复杂的含意。

日本人没有反美意识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在日美军基地里的七成是在冲绳。日本人，在其本部，看不到、感受不到。但为何冲绳人民的反应他们也无感呢？那是因为日本人基本上还是把冲绳当殖民地。如何重新开启当代殖民地的问题的讨论，因此是很重要的。

北京 韩家玲

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活动是参杂着零星过激行为，但主体与主调绝非暴力。一些媒体如此强调并聚焦于「暴力」，其实是很值得好奇反思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多有亲人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害，但日本从未正式道歉过，反而不停地在勾起伤痛回忆。日本人必须要正视历史。

上海 王晓明

日本的战争清算没做好，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碰到问题，反应会很大。这不是单纯的领土问题，而是历史问题。证据之一就是中国人对中越争执与中日争执的反应非常不同。这必须要被理解。只用「民族主义」一词来概括是有问题的。

王晓明是此次讨论中，唯一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另类秩序想像的发言者。他说，东亚海洋争执的最大背景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展现。为何？这个霸权体制为了要抒解它的危机，经常要将它的内部危机外部化，进行国与国的冲突，以及争夺日益稀有的自然资源。因此，国家主权在可见的未来，不会递消还会递增，因为它是资本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因此，知识分子的挑战或许是要以最大的热情想像一个新秩序，要超越现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的霸权格局。

记录者按：

王晓明的发言看似迂阔，但是对它感觉迂阔，恰恰正是霸权在行使其力量于我们的明证。今天在东亚，中国知识分子（如果王晓明可以算是代表的话，当然他无法是）或许又重新肩负了一百年前的另类秩序的激进想像的责任了，而另一方面日本激进人士的思维方式，却又吊诡地和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入欧」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另类秩序的追求，而把「想像」安置在「和平」与「非军事」等目标。必须说，如果没有更大结构、更长历史的创新思想，那么「和平」与「非军事」其实还正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的核心标章。某一美国专栏作家不就说过，有麦当劳的国家不会和另一个有麦当劳的国家开战的。

台北 林孝信

民族主义有两种：扩张的与自卫的。对它进行笼统否定是不对的。二战中，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死于日本侵略。这是历史的真实，要如何绕过？民族主义是受害者的第三世界人民受压迫的真实反应。我们不希望它被利用，但更不认为它是被利用出来的。

但是，只有民族主义还是不够的；格局不宽广。知识的责任还是要反省这个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及其「重返亚洲」。

台北 王智明

年轻人对老保钓的声嘶力竭无感，需要找到一个新的介入空间。其他内容前面已提及。

以上是记录者在2012/10/6以及2012/10/7两天混乱所见所闻，谨供参考，不可取代对这里所报导的对象的直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