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渐渐地使他开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正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同时在改变我们农民的思想。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

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疏》是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献。这一变法纲领的核心是官制--政府体制的改革（以今天时髦的词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试图通过政府行政改革，使清政府的职能与现代西方政体接轨，他的这种思路被"政改专家"们沿用至今。

不过，即使当时的康有为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实行"三权分立"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也不单纯地表现为上层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提高，因为上层制度的设计（今天所谓"顶层设计" ）总是依赖于基层能否有效执行，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说，政治体制改革总是要落实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总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妥协，而不是单纯地体现为上层命令与基层执行的关系。

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在"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被表述为"郡县"与"封建"之间的关系，而在长达几乎两千年的争论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共识"是：国家行政效率的提升，必须依赖于地方的自主性与合作，过分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于地方财权、政权和军权的剥夺导致的"地方无能"局面，将反过来极大地涣散国家的能力。南宋的改革家叶适在《外稾》中，便把地方权力被剥夺，视为宋代国家无法对抗辽金之关键。而钱穆对清代巡抚制度的批评之要义也在于此。他说："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ⁱ

康有为也同样看到了中央-地方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强大的上下整合能力，中央的"行政"必须与地方的"民政"相结合，而地方"民政"的基础，便也就是基层的士绅阶级。

康有为整合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的办法是：国之下设道，每道设民政局，道的内部每县设民政分局，由上层向下派官员，与宗族乡绅一起协同治理基层--这很类似于汉代的制度，即郡县首长往往是只身上任，办事人员皆从当地招募。当然，康有为的这样一整套现实制度改革方案，也是与《大同书》中所设计的世界公政府-州政府-基层度政府的结构是相对照的。而康有为的那本著作则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影响。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而今天的"改革家"们之思路，实则也并无出乎康氏之右者，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说过的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哪个方面超越了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什么康有为、孙中山的改革和革命失败了？

毛泽东向历史和未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刚刚走过28年的战斗历程，并即将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万里长征"，那时的毛泽东只有56岁，他采用的是个设问句，但也是一个宣言：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ⁱⁱ

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另外一些先生会说，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捣乱破坏，是"痞子革命"阻碍了国民党的渐进改革进程。于是，剩下来的问题就成为：井冈山的那几条枪、太行山里的那么几杆旗，怎么就能够击溃被美国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又是怎样的国内外不平衡社会结构，孕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究竟是从怎样的灾难深重中，方才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足以"煽动"起遍布中国农村和基层的共产主义革命？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垄断中国基层的宗法势力。而这恰恰就是康有为"会同治之"的合作对象，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肆讴歌的中国固有之"美政良俗的基础"--"地方绅士"阶级。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其依靠的基层对象，也就是这样一个阶级。而这样一个阶级之所以会被依赖，首先就因为它是国家在地方的"包税人"，是国家在基层农村征收"皇粮国税"的工具，是国家财政金融的依赖对象和运作基础。

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近100年时间里，宗法势力在帝国主义冲击下的乡土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1840年后一轮接一轮军事战败，清政府面临着巨额赔款的压力，向地方和基层征要的任务空前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包税人"的地方绅士的权力空前加强了。国家分配的征税任务被士绅转移给处境更差的农人，从而使得村庄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缴纳不起，就只有向士绅地主借贷，于是，高利贷取代了地租，成为地主阶级的主要获利手段，而一种以放债为业的"资本家化的地主"，即"金融地主"便在基层壮大起来了。不过，这种金融地主的角色，却又并非1840年以后的军事失利、国家财政困难的直接产物。

地方豪绅掌握"银根"的历史，起码要追溯到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随着东南沿海的地方豪绅在海外贸易中引进大量白银，"国税征银"的政策本身也就是国家向地方豪绅妥协的政策结果。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地方豪绅一方面成为国税征收的组织者，同时，国家也将白银铸币权下放到了"民间"，白银就是这样被垄断到基层豪绅手中的。

国家财政困难、外国金融资本的冲击，都使得金融、货币问题成为清帝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林满红的研究发现，货币金融问题乃是清代学术所面对的重大课题，其中，今文学派通常支持放任主义的货币政策，而古文学派通常支持干预主义，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指向一个必然的困境：丧失货币主权、长期依赖海外舶来白银的清政府，同时还必须依赖国内"银根"的掌握者--基层豪绅。无论已有白银的税收还是新货币（国铸银元）的推广，都需要士绅来配合。ⁱⁱⁱ

因此，起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看，明代以降的中国王朝，实行的乃是"官绅一体"的统治，而这就是明清时代500多年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实质所在。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

中国士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从士绅和官吏隶属于同一个集团（都是官僚集团的实际成员或候补成员）这一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传统的政治秩序。因此，尽管有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差别，实际上是同一个权力集团在控制社会。这个权力集团在公共领域表现为官吏，在私人领域表现为士绅。结果是，政治性基本权力就是政治中的主控权力。而且，只有那些实际或潜在拥有权力的人才可以进入精英阶层，得以参与治理活动。^iv

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地方团练成为清王朝维护自身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通过举办团练，掌握着银根的地方士绅有了自己的武装。有钱又有枪，基层豪绅地主阶级，就是这样成为近代中国最强大的社会势力，而各路军阀的总根子也就是基层的豪绅地主。

对乡土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帝王来说，治河始终是中央动员地方的主要手段，"河工"作为一项国家定期举行的公共事业工程，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地方民众的参与。民众因此得以认知国家，而国家亦因之得以深入动员基层。但是，1855年，传统中国王朝动员地方的这个最大的手段也丧失了。那一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汹涌的河水于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复从山东垦利入海，作为中华帝国命脉的大运河从此南北中断，冀、鲁、豫、皖和苏北地区，亦从此陷入经常性的水旱灾害之中。而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政府，非但不能治河，反而继续加税。在地方豪绅的催逼之下，水深火热的基层百姓除了逃荒要饭之外，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可走了。

裴宜理在分析这段历史时，采取了生态学的视角。她指出：

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了求生存而采取的最具有适应力的策略也许是集体暴力......那些资源短缺和供应无法稳定的环境可能孕育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他人的拒绝被视为对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淮北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其环境艰难而不稳定，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我认为，这些集体暴力的形式，绝大多数可以被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生存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v

兵匪交加，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于是，在赤地千里的黄淮泛区，谁能"救民于水火"，谁就能救中国。

三皇五帝以来的空前壮举--将处于双重压榨下的基层农民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黄淮两岸的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当时，他们有着一个名垂史册的名字--游击队。毛泽东这样说，游击队是这样的小分队，他们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战斗，而且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恢复生产，救灾救荒，教农民读书识字--这便是建立敌后根据地的理论。

离开了游击队，也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对于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要求：我们的党是一支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共产党是种子，人民是土地，共产党的种子就是这样植根于晋察冀、冀鲁豫贫瘠的大地上。

而共产党"向南发展"，最初也是在淮北的土地上取得了成功。裴宜理通过分析，认为这种成功"是基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工作是极其具体的，包括减租免息政策以及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实现劳动交换。直到20世纪50年代，停止了100年的"河工"再次成为中央与地方最基层农民联系的纽带。广大农民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被发动起来修淮河，加固堤坝并修建水利设施。正如睢县县长王凤梧（音）对这项工作所表达的希望那样：

你可以看到每个农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他来到治河工地劳动，首先挣得了一些救济粮来养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去养活家小。至少他会想到，他现在的劳动是为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说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划出一片土地，自己将它开挖出来，并将土石运走，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劳动算计到一个立方厘米。现在，他发现集体工作更方便更有利......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渐渐地使他开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正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同时在改变我们农民的思想。^vi

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中共睢县县长上述这些朴实的话说明了普通中国农民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对于一个新国家的热爱是怎样产生的，在被梁启超判为"没有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的中国大地上，是怎样诞生了一个站起来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将处于王朝国家和基层土豪劣绅双重压榨下的基层农民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农业生产还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生产来说，这都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空前壮举。

共产党人在未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壮举的基础之上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功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来自向基层的放权；而另一方面，长期分权也造成了国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的弱化，一个调控能力日益弱化的国家难以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却必须面对市场造成的问题和被市场抛弃的弱势群体。正如王绍光所指出的："国家能力的削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用其掌握的财力追求局部利益；二是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无法进行宏观调控。"^vii正是为了应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次失衡，国家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大了中央财政能力，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

而在乡村领域，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有学者（如贺雪峰）从特定的研究角度思考说，分田到户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基层政权曾在革命和建设时代拥有的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弱了。而新世纪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后，农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权力亦被剥夺。取代基层权力真空的，是刻意设计的基层村民普选制度和"一事一议"的行政决策机制，但是，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基层难以对抗宗法力量的崛起，随着征地拆迁，围绕着包括矿产在内的稀缺资源，农民必然地分化了，一方面是在拆迁中获得了巨额财产的城郊农民、因为掌握了资源而暴富的煤老板，另一方面则是狭小的土地上靠种地和打工为生的基层农民。即便在国家大幅补贴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仍然不足，上层行政机关维护稳定的行为并没有削减基层的矛盾。随着这种分化，作为整体的农民和农村都不复存在。

成年的农民走向城市，化为身份难以界定的"农民工"。而其子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因村办中小学（一项重要的公共品供给）的荒废而得不到好的教育，就愈发失去进入上层的希望。^viii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都是必须正视的。

1938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曾感慨地说：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ix

毛泽东更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说：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x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作风是怎么来的。现实也已经告诉了我们，失落了这样的作风，后果是怎样的。未来还将告诉我们，丧失了这样的作风，未来将会怎样。

i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版，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ii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iii 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iv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283~28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v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vi 转引自［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267~2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vii 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viii 参见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ix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x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3~1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