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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曾批阅了大量的技术史与工艺学著作，而他关于机器的思考业已成为技术哲学领域的经典文献。然而，马克思并不准备写一部技术哲学或技术史专著，他对机器的思考实质上从属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而把他的机器论从其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抽离出来，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片段，各执一端而陷入无谓的争论之中——比如马克思究竟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还是社会建构论者。

马克思的机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文本：《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1]、《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机器与大工业》。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这些文本后我们发现，机器的发展与劳动过程的变迁是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机器、劳动和资本是三个最核心的角色——当然，机器从根本上说来，也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但因为机器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我们将其抽出来作为一个要素。正是这些线索和要素展现了马克思机器论的政治经济学脉络，而沿着这个脉络整合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思想，将是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

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批判

1、劳动与资本：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

在机器被引入生产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生产便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分析这个过渡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变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一对极富概括力的概念，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2]。这两种吸纳形式分别构成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中，马克思认为有两个本质性的要素：（1）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剥离了过去一切宗法和政治的束缚，双方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除了赤裸裸雇佣关系，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政治或社会关系；（2）因此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雇主，它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这种对立越充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也就越充分。[3]我们因此也可以把形式吸纳理解为资本对外部社会的吸纳，在此，一切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被吸纳到资本之内，从而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然而，形式吸纳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而非物质内容，这个阶段中的劳动过程本身在工艺和技术手段上并无明显的区别，只不过由过去的依附关系转变为现在的雇佣关系。也因此，在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并无变化，资本惟有尽量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才能榨取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

只是当资本家开始积极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劳动过程本身才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从单纯的形式吸纳发展为实质吸纳。如果说形式吸纳还止于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的改变，那么实质吸纳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实质吸纳意味着：（1）工艺过程与劳动过程的变化；（2）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态度的变化；（3）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大规模应用。[4]这里面最为关键的就是劳动过程的变化，它构成了区分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依据。这种变化体现了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它带来了必要劳动时间的极大缩短，资本于是开始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2、所有制批判与劳动过程批判

马克思对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区分，实际上在逻辑上蕴涵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关于人、财产和原始经济的道路”，另一条是“关于工作、劳动和新人道主义的道路”。[5]前者认为工人不能控制其劳动产品视乃是异化问题的根源，因此要克服异化必须扬弃私有制，后者则把症结归结为工人不能控制其劳动条件以进行民主化的自我管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贝尔的这个断言之上，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区分为所有制批判和劳动过程批判，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技术的讨论都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的。[6]然而，无论是贝尔还是芬伯格，都因为没有把这种区分置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脉络之中，从而无法注意到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如前文所揭示的，既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劳动过程是分别在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中确立的，那么它们自然分别是所有制批判和劳动过程批判的矛头对准的对象。

两种批判又是如何引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的呢？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

在马克思的笔下，机器体系和劳动过程的内部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资本再把工人吸纳为机器的构件之时，也引发了劳动对资本无畏的反抗，其最初表现就是卢德主义者对机器的刻骨仇恨。然而，马克思却为此告诫工人阶级，“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7]马克思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机器异化的原因，而“机器本身”对工人的失业或苦难是没有责任的。[8]在此仍悬而未决的是，“机器本身”是如何异化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机器做一个存在论式的分析。亚里士多德基于技术制作经验的“四因说”在此将是一个绝佳的分析工具，[9]我们发现，一旦我们把马克思的机器异化思想嫁接到四原因的框架中，马克思机器思想中的很多支离破碎的地方都将得到完整的展现。综合马克思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技术思想，所谓“机器本身”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四原因可列表如下：

这个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根据芬伯格的分析，对于特定的技术而言，其不良应用或者说资本主义应用，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1）要达到什么目的；（2）不论目的如何，它们是怎样被应用的；（3）其设计之初技术原理的应用方式。”[10]三种含义正好分别对应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目的因、动力因和形式因。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含义不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独具，“机器本身”亦含其义，因为它同样有其四因。分析“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在四因上的差异，则有助于我们把握机器异化的多种含义。二者除了在质料因上没有区别之外，在其他三种存在原因上均有差异，正是这三种差异标志着机器的三种异化状态——目的异化、动力异化以及形式异化。

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三种含义相对应，芬伯格认为马克思思想中蕴涵着三种技术批判。首先是产品批判（product critique），也即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技术被应用于私人目的，因此技术产品偏离了公众利益。这种批判把技术本身视为清白的，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产品的价值导向。其次是过程批判（process critique），它不再把技术视为无辜的，而是认为机器体系及其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对人与自然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只有通过未受利益污染的科学研究，以及合理和人道的计划才能防止这种危险。最后是设计批判（design critique），“在马克思对技术革新的说明中，资本的利益控制着技术的真实设计，而不仅仅是技术的目标选择和应用方法。”[11]唯有从民主的价值观出发，重新设计和转化这些技术，技术的反人道倾向才有可能得到消除。显然，芬伯格所揭示的这三种技术批判分别针对的正是机器的目的异化、动力异化和形式异化。

通过这种区分，我们现在就能理解，马克思的所有制批判和劳动过程批判是怎样应用于他的技术批判的。机器的目的异化以及对它的产品批判，这也可以视作所有制批判在技术批判中的具体应用，它所针对的乃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阶段所确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动力异化和形式异化以及对它们的技术批判，则属于体现在技术批判中的劳动过程批判，它们的批判对象分别是微观层面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技术设计，这二者都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虽然未曾明确区分出这些批判形式，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他的吉光片羽的思想片段中，引申出了不同的技术批判形式。

二、实质吸纳I：机器体系中的微观权力[12]

1、机器体系与劳动过程

机器的出场，标志着资本对从劳动从形式吸纳发展为实质吸纳，也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深刻变化。从此机器的发展便与劳动过程的变迁相互关联在一起。为了描述机器的发展，马克思引入了机器体系概念。对于独立的机器而言，整个产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单个工人还能掌握产品生产的全套工序，而在机器体系中，生产工序的各个环节被分割到不同的工作机上，工人的劳动也随之被肢解为单一的机械操作。他们于是只能作为机器的构件嵌入在机器体系之中，这就是机器体系之内劳动与资本的“合二为一”。资本由此完成了对工人的实质吸纳。

马克思持这样一种看法，机器体系不仅具有技术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他认为，“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须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13]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的资本策略倾向于不断加深对工人的劳动过程的规制。对此，马克思写道，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是作为资本家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4]马克思甚至认为，机器体系本身已经包含了社会权力，“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性群众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通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5]。在这个主人的权力面前，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与自由脱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代之以无情的专制，任何人本主义感伤都要被机器碾得粉碎。

马克思对机器的这些分析，与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资本论》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正如芬伯格所言，传统马克思主义“诉诸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理论，却完全忽视了他对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批判性评论”。[16]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特龙蒂（Mario Tronti）、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和布若威（Michael Burawoy）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才纷纷开始重新关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过程理论。但他们对劳动过程理论发展，却有着不同的旨趣。这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进路：其一是以布雷弗曼为代表的每月评论学派，其二是以特龙蒂为代表的意大利工人主义（workerism），包括受其影响的意大利自主主义和法国调节学派。布雷弗曼等人径直把理论分析的焦点对准了生产场所内部资本对劳动的规制策略，而工人的主体性却在他们的视域之外。与此相反，特龙蒂在总结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后认为：“我们也坚持过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把资本主义发展视为第一位，把工人视为第二位。这是个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把问题颠倒过来并且从头开始：最开始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17]因此劳动过程内部的工人反抗先于资本策略，后者是依前者的运动而不断调整应变的。于是，受特龙蒂影响的劳动过程理论偏向关注工人对资本的反抗，并把劳动过程内部的技术发展与工人主体性的转变勾连起来。

我们认为，两种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歧体现的不仅是理论本身的分歧，更是理论视域的变更，也就是说，两种理论所处理的是不同的对象。在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历史转变中[18]，劳动与资本的实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工人的主体性，资本策略倾向于从毁灭转向驯养，于是后福特制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理论必须将工人主体考虑在内，相反，既然福特制条件下工人的主体性已遭毁灭，那么资本策略必然成为首要的理论对象，这也正是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的方向。

2、布雷弗曼的过程批判

布雷弗曼在1974年出版的著名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标志着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真正复兴。在此书中，布雷弗曼概括了大工业时代泰勒制的三条管理原则：（1）使劳动过程与工人的技能分离，从而让劳动过程不再依靠工人的手艺和传统知识；（2）使构想与执行分离，从而让工人的工作不再按照他们自己的构想指导；（3）于是，因为这两种分离，管理人员垄断了关于劳动过程的知识，从而可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后来的研究者用了一个新的术语——“去技能化”（deskilling）——来概括这两种分离。

布雷弗曼根据翔实的资料证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伴随工人劳动技能的提高。在机械化初期，这两者之间固然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当机械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复杂的劳动过程被分解为琐碎而程序化的环节，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技艺，被抽象为空洞的机械动作，这样一来，工人的内在的才智和技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对工人的技能及其对他的培训的要求也越低。

一方面通过这种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另一方面又通过科学管理，资本更进一步地实现了对工人的细分，让他们每个人都被固定在局部的工序之上。于是，“在消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能掌握的技艺后，资本家又对其进行重构，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取代专业工人对自身劳动过程的控制的，是资本所有人或代理人通过机器对生产的控制。资本主义通过发展机器的每一个特性来为自身服务，最终让机器支配工人，死劳动支配了活劳动。

在此，布雷弗曼没有把机器视为清白无辜的存在，相反，机器的目的异化和动力异化之间是必然关联的，正因为机器的发明是为了控制人类的劳动过程，人类（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为劳动过程对人（工人）的奴役。或者说，工人的对象化劳动（机器体系）变成了压迫工人的超越性存在。因此，布雷弗曼认为，“机器除了其自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功能之外——这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具有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还具有剥夺大多数工人对自身劳动的控制的功能。”[20]

布雷弗曼重申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机器的异化无非源于它在资本主义情境下的应用，而非机器本身的问题。布雷弗曼甚至反对把技术视为凝固不变的本质存在，并意识到了机器的设计异化。他对数控技术的分析表明，他充分意识到了技术是如何被逐步设计成与资本利益相一致的形式的。实际上，“机器蕴含了诸多可能性，但其中的很多可能都被资本家有计划地扼杀而不是发展了。”[21]只要工人仍旧是作为奴隶臣服于劳动过程，而不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去控制劳动过程，科学技术所铸造的就只能是一个“钢铁般坚硬的外壳”。

3、芬伯格的设计批判

布雷弗曼虽然充分阐述了机器的动力异化及其过程批判，但他所意识到的设计批判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芬伯格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技术的设计批判。技术的设计批判揭示了技术所具有的的双重功能——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它们聚合在技术合理性之中，使技术体系适应统治的要求，芬伯格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技术代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蕴涵，一是技术的选择或操作规则，二是与之相联系的技术的社会目的与意义，而这二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被聚合在一个统一的技术体系之中。

为了说明技术的技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聚合原理，芬伯格区分了技术的技术要素和具体实现形式，如果套用我们前面的四因说的概念框架，技术要素构成的技术的质料因，而技术的具体形式则属于技术的形式因。所谓技术要素，就是指一系列具体的技术原理或部门技术，它们可以满足不同的社会目的，当不考虑这些目的的时候，它们是相对中立的。这些技术要素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被配置组合在一起，可以被设计成不同的形式，但当社会情境中的阶级倾向渗透进来，形成技术代码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让这些技术要素就只能以服务于社会霸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个别的技术正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技术要素的配置方式的多样性，预示了技术既可能服务于资本的统治，也可能作为解放劳动的手段。芬伯格把技术手段的这种特征称之为“两可性”（ambivalence）。实际上，每一项新技术在产生之初，由于还未形成将其与社会霸权聚合起来的技术代码，它们有可能会形成与既定社会霸权相对抗的社会功能，从而威胁到统治阶级的霸权。但技术的两可性最终走向何处，实际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22]在当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霸权之下，技术设计总是倾向于维护和增强资本家的力量，并最终会扼杀新技术的解放潜能。

资本家的这种对生产过程的支配性权力被芬伯格称之为“操作的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它乃是技术代码的核心，并且意味着技治主义（Technocracy）和技术体系中的等级制的管理。因此技术的设计批判的关键即在于破除这种操作的自主性，代之以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重新控制。这就需要提出一个技术民主化的方案。芬伯格提出了三种技术民主化的途径。1）技术争论。通过非专业人员对技术项目的争论，将排除那些与公众利益相悖的方案。2）创新对话和参与设计。3）创造性再利用。^[23]技术的民主化设计，意味着一种深层民主化。然而，因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仍然基于福特制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理论，没有对技术民主化所仰赖的主体做出分析，因此他也就未能言明，我们走向技术的民主化的社会条件。

三、实质吸纳II：自动机器体系中的大众智能

1、从实质吸纳I到实质吸纳II

关于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的缺点，斯威齐（Paul Sweezy）在《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序言中早已指出：“没有尝试去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称之为工人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维度”[24]。随后，布雷弗曼正是因此遭到了布若威的激烈批评。布若威力陈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已经过时，并认为，现代工厂体制已经由专制型发展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抽取已不单是强制的结果，而是强制与甘愿的巧妙结合。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实质吸纳的一个新的转变，如果说马克思和布雷弗曼视域中的实质吸纳还只限于对劳动者的肉体进行规训的话，那么布若威视域中的实质吸纳则倾向于对劳动者的灵魂进行管控。实质吸纳的这种转变，体现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种新的变迁，我们由此可以把实质吸纳分为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首先是资本对劳动的肉体的吸纳，我们称之为实质吸纳I，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实质吸纳概念；其次是资本对劳动的灵魂的吸纳，可称其为实质吸纳II。

对于实质吸纳II阶段中主体的转变，布若威持有一种功能主义式的理解，他的分析仍然和布雷弗曼一样停留在资本策略层面，很少触及工人对资本的反抗。这方面更具冲击力的探讨是由意大利自主主义者做出的。意大利自主主义袭自特龙蒂的工人主义，代表人物众多，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拉扎拉脱（Maurizio Lazzarato）和维尔诺（Paolo Virno）等，其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在对实质吸纳这个概念的探讨上，奈格里最为重要。

虽然奈格里和马克思一样也没有区分两种实质吸纳，但他的实质吸纳概念实际与马克思存在很大区别，客观上属于我们所说的实质吸纳II的范畴。马克思对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区分标志是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有无改变，而奈格里的区分却主要依据资本所吸纳的生命时间的多少。在奈格里看来，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限于工人的劳动时间之内（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质吸纳亦是在劳动时间之内的），但到了实质吸纳阶段，资本就开始把工人的生命时间全部变为劳动时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于是被打破。

奈格里把马克思的实质吸纳I误认为形式吸纳，进而认为，从形式吸纳（实则是实质吸纳I）到实质吸纳（实则是实质吸纳II）的过渡，伴随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变。为了描述伴随这个过程的社会形态的变迁，奈格里极大地扩展了实质吸纳的外延，它不仅是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而且还意味着国家和资本对社会的吸纳。在基于实质吸纳的后现代社会和后福特制条件下，工人的工作场所已经不限于实体工厂，而是延伸到了社会的各领域。人的再生产过程也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生命与劳动混沌不分，一切生命时间都要成为劳动时间，一切生命活动或社会活动都要成为劳动。

2、自动机器体系与普遍智能

在从实质吸纳I到实质吸纳II也即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变中，必然伴随着劳动过程和技术体系的变迁。马克思的运思虽然远在福特制成熟之前，但他的一些文本不仅穿越了福特制的生产状况，而且对后现代非物质生产做出了颇具预见性的阐述。这些文本以《机器论片段》最为有名。马克思在此提出了自动机器体系的概念，认为自动机器体系“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25]。但马克思并不准备明确区分自动机器体系和机器体系，这让该文本具有某种暧昧性：对福特制生产的客观描述与对后福特生产中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的预见混杂在一起，可以引出不同的解释。

在我们看来，机器体系和自动机器体系的区分奠基于实质吸纳I和实质吸纳II的区分之上。在实质吸纳I阶段，固定资本也即机器体系把工人的身体吸纳它的内部，从而让工人成为机器的“有意识的构件”，这时的机器形式只能是福特制条件下的机器体系。但在实质吸纳II阶段，一方面各种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被吸纳到机器内部，这时机器“本身就是能共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26]，工人的操作完全被取代了，另一方面资本所吸纳的不再是劳动者的肉体，而是其灵魂——包括知识、情感、信息和话语，工人越来越从生产性劳动转向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非生产性劳动。这时的机器形式便发展为自动机器体系，在后现代语境下，就是信息化和自动化的技术体系。

在自动机器体系之内，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而不再取决于工人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资本必然会因此违背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更多的闲暇时间，从而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将会让劳动者越来越摆脱资本的逻辑，从而炸毁资本主义苦心建造的资本牢笼。但由于马克思未能预见到实质吸纳II，同时也未能区分机器体系和自动机器体系，这样他便把实质吸纳I的原理误置到了自动机器体系之中，于是，马克思没有料到，所谓越来越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非但不必然成为激进解放的起点，反而有可能被资本在更深层面所吸纳。

意大利自主主义者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人的全部生命时间终会被资本所吸纳，所以他们对解放政治的思考是循着另一条路径前进的——他们把希望寄于主体即工人阶级的转变之上。他们认为，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原本作为客体的劳动力可以取得自主，脱离资本、政党和国家而进行自我组织和管理。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把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视为一个预言式的文本，拈出了普遍智能这个概念，加以特别的发挥，将其合法地引入后福特主义社会的语境之中，阐述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的解放潜能。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认为，随着机器体系转变为自动机器体系，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被弱化了。机器成了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一般的社会知识变成了直接生产力，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便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7]这里的“一般智力”在德文原著中以英文general intellect出现，通常翻译为普遍智能。自主主义者由此认定，这乃是马克思对它的着重强调，此概念的意义非同一般。

自主主义由此便把普遍智能这一概念引入到直接劳动日益被边缘化的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去。但与自主主义者对马克思很多概念的挪用一样，普遍智能这一概念的所指也发生了滑移。在马克思那里，普遍智能就是物化的科学知识，是自动机器体系，但维尔诺认为，“在今天，普遍智能首先是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活动和自我反思。……普遍智能就是交往，就是劳动力的协同行动以及个体间的交往能力。”[28] 于是原本自动机器体系的客体性就被普遍智能的主体性所取代——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条件下，普遍智能成了大众智能（intellectuality of the mass or, mass intellectuality）。这时，普遍智能便不再是被吸纳到机器体系之内的社会智力，而是成了“取代固定资本的活劳动”。[29]于是，原来合二为一的资本（活劳动被死劳动所吸纳）又一分为二了：一边是信息化和自动化的技术，另一边是大众智能。

3、非物质劳动的主体潜能

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极为深刻地改变了公司和工厂内部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这时劳动形式不再是工人的物质性劳动，而是所谓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对这一概念的探讨直接关系着自主主义者们召唤工人阶级新的主体性的努力。拉扎拉托、奈格里和维尔诺对这一概念都有论述。拉扎拉托将其定义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 [30]，奈格里和哈特在此基础上，继续指出了非物质劳动的两个面向：一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智能和通讯模式，它把一切异质的具体劳动抽象为代码和信息操作；二是人类交往中的情感劳动（effective labor），它生产的是社会网络、共同体的各种形态和生命力量。[31]

关于非物质劳动过程的性质，维尔诺有着较为深入的论述。在他看来，非物质劳动即是后福特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他将这种劳动又称为手艺（virtuosity）。它的实现需要某种表演行为，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于是生产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语言交流和知识共享的过程。作为表演者的一般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乃是“作为公共智能（思想）的智能（思想），普遍智能，普遍的社会知识，共同的语言能力。”[32]其终端产品不再以可见实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信息、文化、知识、情感以及服务等形式表现出来。也因此，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既进行精神生活又进行交往活动，这时工作、智能（亚氏的思辨）和政治行动便可以统一起来，亚里士多德对技艺—创制（poiesis）的工作，政治—伦理的实践（praxis）和哲人的理论思辨（theoria）的区分由此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通过语言沟通和知识分享，一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就在劳动领域内直接实现了。

非物质劳动不仅意味着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的深刻变革，还让劳动者主体性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论是计信息操作还是情感劳动，在此之前都是资产阶级的领地，而现在却成了大众智能的领域。大众智能意味着“成为积极主体”成了绝对命令，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这样一来，在劳动者在更深程度上被吸纳入资本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自身的主体性。现在劳动者不再是彼此隔离、内心空洞的机器部件，也不再是机器的看管者，他们摆脱了机器，并在生产空间走到一起，每个人通过大众智能，最大限度的发展其语言机能、学习能力、建立关系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此，我们看到，与实质吸纳I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去技能化不同，实质吸纳II阶段的非物质劳动经历了一个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再技能化”（reskilling）的过程。只是工人这时的技能不再意味着“劳力性”的直接活动，而是“劳心性”的需要通过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交流的间接活动。这种活动既是劳动，也是生命过程；既是资本的增值，也是劳动者的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33]。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过程中工作、智能和政治行动的统一，劳动者既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习得了普遍智能，从而具备了思考能力，破除了少数精英对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垄断权；又成了政治的主体——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大众智能让劳动者可以真正发声，成为语言动物，从而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于是每个人都具有对劳动过程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权力。这就为劳动者颠覆等级制的管理，摆脱技术设计的微观政治，进行自我组织和管理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奈格里所断言的，“非物质劳动在其创造性能量的展现中，似乎为一种自发的和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能。”[34]

四、理论与实践：机器中的共产主义革命

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要求我们让机器回归到“机器本身”。我们也许会产生疑问：是否存在清白无辜的“机器本身”，马克思是否对技术持本质主义的看法？在此想要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还原出马克思的真实想法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循着马克思的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我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本真性的“机器本身”，机器的存在总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下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我们把“机器本身”揭示为“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机器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并非是向“机器本身”的复归（这只能导向一种保守主义的怀旧），而是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跃进。

结合前面所阐述的机器的四因说，这种革命包含了三个方面：（1）目的因的革命。也即让机器的目的因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化为对劳动的解放，这涉及到对技术的产品批判，其实质上是所有制的转变。（2）动力因的革命。即如何从被规训或被管控的劳动，过渡到自我管理的技能化的劳动，这个革命与技术的过程批判相关，它所变革的乃是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劳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生产管理等诸要素重新设计。（3）形式因的革命。即重组机器体系的技术要素，赋予它民主化和生态化的形式。

然而，要走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必然会要求一种“主体革命”，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技术主体的诞生。对技术的批判也需要补充以对技术操作者的批判，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技术的“主体批判”（subject critique）。虽然芬伯格并没有探究过这个主体的产生条件，但意大利自主主义者对信息化时代的非物质劳动的思考，已经为我们充分展现了信息社会中的劳动主体通往自由的潜能。于是，结合这四种批判形式，我们如何在掌握大众智能的生产过程中，对机器体系本身进行设计，并重组我们的劳动过程，为撼动资本主义所有制积蓄力量，便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把目光从理论领域转向现实的数字世界。在非物质劳动时代，随着机器体系转变为自动机器体系即数字技术体系，数字世界将是技术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开展领域。我们将看到，这里已经预示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序幕。[35]

在拉扎拉托和奈格里所揭示的非物质劳动的两个维面中，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和维基百科可能分别是其最具革命性的产品。这两种基于各种共享、交往和协作的技术模式，标志着精英式的技术路线和权威式的印刷时代的危机，一种集体的和民主的数字网络新时代已经降临。然而，资产阶级也在加紧使用版权制度和建立网络管控中心等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和中心化的手段，来达到他们垄断权力和牟取超额利润的目的。

于是我们看到，数字世界早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充满斗争的领域”。芬伯格认为计算机技术异常鲜明地体现了技术两可性，这种两可性可归结为两条规则：“维护等级制度的规则”与“民主的理性化规则”，前者支持新技术对传统等级制度的维护，后者则意味着新技术可以被用来打破社会等级制，并激起民众参与技术设计的期望。[36]而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也指出，全球信息设施可以理解为民主机制与寡头机制的混合。[37]因此，数字世界并不会自动地走向民主化，它的解放潜能的展现，只能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取决于民主力量和寡头力量的斗争，取决于作为全世界的99%的我们，能否运用我们自身的生命力量，参与到每时每刻的技术设计和知识生产中。

（本文作者：夏永红，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绿叶》编辑部理论编辑；王行坤，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1] 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1卷，该文本在西方学界一般被称为《机器论片段》，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被称为《大纲》，下文将采此名。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本版译为“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与“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为统一术语，本文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相关论述一律改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如无特别强调，二者在本文中分别简称为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8卷，第6页。

[4] 同上，第18页。

[5]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6]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1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

[8] 同上，第508页。

[9] 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用来分析存在（物）的四原因，不过是对古希腊工匠的技艺结构的仿造。四原因共属于一种去蔽方式：带来（Bringen），它把某物带入显现之中，使其在场而出现。无论是自然生长的东西，还是技艺制作的产品，都是因这种带来而产出的结果。因此把四因说移置到技术反思中是十分合法的。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5~11页； [美]芬伯格：《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文成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6~17页。

[10]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5~46

[11] Ibid., p.47

[12] 马克思的实质吸纳概念与下文要论述的奈格里的实质吸纳概念有异，为了区分，我们在此把马克思实质吸纳概念称之为实质吸纳I。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4页。

[14] 同上，第501页。

[15] 同上，第487页。

[16]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4~45

[17] Tronti, “Lenin in England”, Red Notes ed. 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Crisis, London: Red Notes/CSE Books, 1979, p. 1.

[18] 这里必须说明，后福特制生产仍然是以福特制生产为基础的，两种生产模式或者同时并存于不同的空间，如富士康和苹果公司，或者相互混杂在同一个生产场所之内，如印度和中国的“码农血汗工厂”。也就是说，本文所揭示的形式吸纳、实质吸纳I和实质吸纳II是共存的。

[19]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p.54.

[20] Ibid., p.133.

[21] Ibid., p.159.

[22]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3.

[23]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Routledge Press, 1999, p.121.

[24] Paul Sweezy, the Foreword of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p..XXV.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90页。

[26] 同上，第91页。

[27] 同上，第102页。

[28]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rea Casson, Semiotext(e), 2004, p. 65.

[29] Paolo Virno, General intellect, exodus, multitude,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2.htm.

[30]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32

[31]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3.

[32]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93.

[33] 这是奈格里的核心概念，一般将其翻译为自我价值稳定。随着后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资本在增值的同时，劳动力的主体性也得到了丰富，与资本相对立，因此我们将其翻译为自我增值。关于这个词的意思，见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34]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4.

[35] 这种革命虽然不能触动既有的所有制霸权，但必然深刻改变劳动过程与技术设计，带来动力因与形式因的革命。当然，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并未受到触动，这种潜能最终也终将泯灭。

[36]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2.

[37]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