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本文拟就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进行探讨。

一、国内"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皇帝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圣节(皇帝生日)、冬至、元旦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寿旦，以及册立东宫太子等礼节，内外文武诸司都必须进表笺祝贺。同时，遇有皇帝的赏赐恩典，也依例上表谢恩。关于《表笺定式》，《明会典》明确地规定：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读。表用黄纸，笺用红纸为函，外用夹板夹护。拜进并依见行仪式。又令进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

洪武二十九年(1392)，朱元璋"以天下诸司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

明代内外诸司所上表笺，多是对朱元璋歌功颂德之辞，一般都由文人学士所任教官撰写。朱元璋一方面为内外诸司所上颂声盈耳的表笺文章所陶醉；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低微的出身、做过和尚的身世心存自卑，颇多忌讳。故对内外廷臣所上表笺的文字百般挑剔，吹毛求疵，以至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之。

明代"表笺之祸"的起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2《明初文字之祸》条，有如下记载：

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赵翼将朱元璋大兴表笺之祸的起因，归结为勋臣武将的挑唆，未免有失偏颇。但一向猜忌多疑的朱元璋捕风捉影，疑惧文人讥讪，是构成明初表笺之祸的主要原因却是事实。

朱元璋对其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被称为"贼"或"盗"的身世，在未做皇帝之前，并不隐晦，即便提及这段经历也无羞愧之感。然而，当他登上九鼎之尊后，廷臣无意中涉及此事，他都猜疑是侮辱自己，进而对廷臣误触其隐私而进行杀戮。

洪武时期，内外诸司所上恭贺表笺而遭杀身之祸者，赵翼列举如下：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碌，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诔。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上述的表笺之祸，皆因文字的音义触犯了太祖高皇帝的忌讳。其中罗织最多的"则"字，朱元璋都读成"贼"，认为是讥讪其早年参加红巾军，作过贼寇。其他如"帝扉"嫌于"帝非"；"法坤"嫌于"发髡"；"有道"嫌于"有盗"；"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

朱元璋带着一种敌意和猜忌审阅表笺，自然会从字里行间捕风捉影，从而制造出一桩桩表笺血案。最典型的莫过于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表笺案。其在撰写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认为："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下令立即斩首。最惨的应是苏伯衡表笺案。《明史》本传载：伯衡"警敏绝伦，博洽群籍"，"学博行修，文辞蔚赡有法"。洪武二十一年，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可见，朱元璋这种荒诞无稽的附会与猜忌，不知使多少文人学士惨遭杀身之祸。

洪武朝表笺之祸肆意横行，只有一人幸免于难。据李贤《古穰杂录》载：翰林编修张某，因直言，被朱元璋贬为山西蒲州学正。后为本州撰进贺表，朱元璋阅后，尚识其名。因其贺表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等句，便发怒说："此老还谤我"。"道"嫌于"盗"，"无疆"是诅咒失去疆土而亡国。于是，派人逮到南京。对其说："送法司问，汝更何说？"张氏答道：臣有一言，言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听后，沉思良久，无言以对。竟说了一句话："此老还嘴强。"挥手放还。左右大臣甚感奇怪，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二、中朝外交中的"表笺之祸"

朱元璋在国内大兴表笺之祸的同时，在与藩属国朝鲜的外交中也屡屡制造表笺之祸。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政局发生变化。权臣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王瑶自立。李成桂即位伊始，立即上表明廷，希望得到明廷承认与册封。朱元璋对高丽政局的几番变故，以及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十分不满，曾言辞切责，一度采取"却贡"和"停封"等惩戒措施。李成桂虽多次请求明廷颁赐国王印信、诰命，朱元璋总是以其"顽嚣狡诈"为由，对"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中朝外交中的"表笺之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中朝之间的"表笺之祸"最早是由李成桂"更国号谢恩表笺内杂以侵侮之辞"引起的。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李成桂欲更其国号，拟议两个国号，一是"朝鲜"，一是"和宁"，请大明皇帝圣裁。朱元璋与大臣们商议，以"朝鲜"为国号为宜。于是，李成桂遂更国号为朝鲜。翌年三月，李成桂遣使臣李恬为谢恩使赴明，谢更国号之恩。李朝在谢恩表中，自然是对朱元璋称颂之至。然而，朱元 璋阅后疑忌顿生，说："今既更号朝鲜，表文仍称权知国事，未审何谋？"认为李成桂在谢恩表笺中自称"权知国事"是对其的"侵侮之辞"。斥责使臣李恬："以小事大之诚，果如事乎？"使臣李恬急忙解释："国号钦依改称'朝鲜'外，臣愚以为未蒙颁降国王名爵，未敢擅便称王，实无奸侮之心。"朱元璋岂容解释，以"(李)恬入见帝，责其跪不正，且俯其首，杖恬几死"。李成桂得知谢恩表笺之祸后诚惶诚恐。同年九月，"遣使奉表陈请谢罪，贡白黑布、人参及金装鞍马"，并在呈给明廷的谢罪表中云："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

更国号谢恩表笺风波尚未结束，李朝进洪武二十九年正朝表笺又起祸端。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李成桂遣使等赴明，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朱元璋阅后，发现"进正朝表笺内，不停当的字样多有"，其辞不逊，"轻薄戏侮"。下旨礼部："以小事大，礼重修辞。前者朝鲜王李旦(李成桂)，数生衅端，已曾诘问。彼谢罪之使方归，而侮慢之辞又至。"命扣留进正旦表笺使者，勒令李朝将表文撰写者押送京师问罪。李朝得到明礼部咨文后，立即派通事郭海隆押送表笺撰文者赴明廷谢罪。在给明礼部咨文中云：

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今照进贺洪武二十九年正朝表文系成均大司成郑擢修撰，贺东宫笺文系判典校寺事金若恒修撰。为缘郑擢见患风疾病症，不能动履，难以起遣。除已钦依，差通事郭海隆管送撰文人金若恒赴京，伏取圣裁。

当李朝奉命将撰表人金若恒押送京师之时，仍心存余悸，生怕其在京应对有所闪失，再生事端。便派成均大司成咸傅霖前往义州，传旨押送途中的金若恒曰："非不惜汝，重违朝命解送。汝其善辞以对，毋敢有失。"金若恒闻命后，说："敢不尽心。"至鸭绿江边，将要过江时，金若恒与咸傅霖道别时说："勿以臣之生死为虑，臣欲为国亡身久矣，幸以臣言达于王前。"言罢而去。

正朝表笺风波尚未平息，李朝奏请印信、诰命表笺又起风波。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等赴京请颁诰命、印信。三月，明礼部传达朱元璋的圣旨："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令将表笺撰写校正人员押送京师当廷问罪。六月，明廷派尚宝司丞牛牛、宦官王礼等到朝鲜，催促押送撰表校正人员。七月，李朝以判司译院事李乙修为管押使，随明使押送表笺撰文者前往京师。朱元璋当廷"讯其所以"，都如实称"曾经撰表定拟前文"。为此，朱元璋上谕礼部：

今朝鲜送来数儒生，勿遣其还。盖比辈略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调弄戏侮，若朝鲜废置，无乃皆数生之为。......尔移文朝鲜，无用数生留之京师别授微职，以杜王左右之祸。

此次表笺之祸所牵连的"儒生"，多是李朝建国初年活跃在政界，对明初中朝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贡献的人物，如郑道传，是著名朱子学家。洪武十七年，随贺圣节使郑梦周作为书状官赴明。他力主亲明外交，当高丽辛祸王背明迎元使者东来之时，上书朝廷，主张将元使拒之国门外。权臣李仁任命其迎接元使，他说："我当斩使首以来......缚送于明。"李成桂即位，郑道传为开国功臣。明使到朝鲜押取郑道传，李成桂以其患"脚气病症，不能起送"为由加以保护，使之幸免押送京师。对此，朱元璋大为不满，斥责李成桂说："郑道传者王尚信用，岂非王无悛过之乎!王宜深思熟虑以保三韩，毋殆后悔。"而被明朝扣留在京的使臣和押运到京人员则备受凌侮，甚至死于异国他乡。如李朝艺文春秋馆大学士郑总，因"帝方怒表文"，"谓(郑)总撰表，拘留"，并"遣人取家小"。郑总在京扣押期间，朱元璋令他"日赴文渊阁听诸儒讲论"。后郑总因李朝显妃丧期，而穿素服，致使朱元璋大怒，曰："汝何心不服赐衣，乃着素服"，下令"锦衣卫鞠(郑)总等。总惶惧逃遁，被执而刑。金若恒、卢仁度以总故并及。"

相比之下，权近的命运好得多。权近为李朝初期著名的朱子学家。洪武二十二年曾出使明朝。李成桂建国后，深受器重，为李朝艺文春秋馆学士。《李朝实录》载：帝因表笺事"遣使取郑道传，道传病，权近自请行，乃遣之。"也许权近颇具名气，或不请自来之故，"帝见近，怒稍解"，命其"仕文渊阁，得与翰林学士刘三吾、许观、景清、张信、戴德彝相周旋"，并称他为"老实秀才"。权近虽受到朱元璋礼遇，但并不意味此次表笺风波的结束，朱元璋借机大做文章。

洪武三十年三月，权近回国时带回朱元璋宣谕李朝的圣旨。圣旨云："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权近看的老实，放回去。这话朝鲜国王说与他。"就是说，大明皇帝是天下唯一的"日头"，必须对他"都要至诚"，否则必招杀身之祸。接着，明太祖斥责李成桂说：

奈何不务深谋远虑，固建睦邻之道。左右所用，皆轻薄小人，虽称儒士，实剽窃古人肌肤之理，所以不能以德助王。虽称以小事大，其行文也，搜求构祸典章，实造兵殃于三韩，委朝鲜国王无置身之地。此等之徒，用之何益？......今朝鲜每岁措表笺者，以文辞而构祸。在我虽不以为必，然山川上下神祗有所知觉，祸将有日，必不可逃。

在朱元璋看来，朝鲜"以小事大"，必须体现在表笺的行文上，而像李朝这样"每岁措表笺者，以文辞而构祸"的话，那么，"祸将有日，必不可逃"。

李成桂对于朱元璋在表笺风波中小题大做、猜疑日益加剧，出于对朝鲜的利益考虑，决定派陪臣契长寿为特使，赍鞍马礼物赴京，试图借助其语言优势以及朱元璋对他的信任，来缓解两国的关系。长寿到南京后，受到朱元璋接见。因为他多次出使明朝，朱元璋与他交谈许久。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表笺事件，朱元璋对李成桂表笺事件所涉及的人员处理仍十分不满，说："李某没分晓，郑传道用他做什么？"反复强调要传话给李成桂"勿用小人"。长寿一一承诺。正当辞别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明朝内官在他进贡的马鞍中，发现有倒写的"天"字。朱元璋忽然"起立，亲手把看"，返回坐位上，满脸怒气地说："他(李成桂)怎么这般小道儿。我这里写文书，但是'天'字都题起头写。早是我不曾骑。"长寿急忙向朱元璋请罪，并解释："臣闻先进鞍子里拆出字号。臣领这鞍子时再三问管造人，他说并无，臣放心将来。管造人例著字号，以识品第。既装了，便行括去。今管造人忘不括去，其罪何量!臣到高丽，今四十年。恭愍王不必说了。中间两三介王，臣不敢保其至诚。如今王(李成桂)一心敬上，不敢怠慢。"朱元璋说："你这说不肯背主则是。......李旦发 你来，这意思好，我不问你，放还。今后小心，休生事。"由于长寿出色的外交才能，使马鞍事件化险为夷。长寿也未遭明廷扣留，平安返回朝鲜。

李朝所进表笺屡出风波，明廷不允许李朝再使用表笺，凡遇朝贡诸事只好用启本。洪武三十年十月，李朝千秋使赴明贺千秋所进启本内用字不当又起祸端。十二月，随同出使的打角夫崔浩从明带回礼部的咨文曰：

前者为本国进贺表笺文内，用字讥侮，以此凡遇朝贡，不许用表笺。今次将来启本内用字又不停当。此皆是所用秀才设机用意，故将字样声响相似者，辏成语句讥侮，自生衅端，岂朝鲜久长之道!差来使臣且不放回，止令打角夫一人还国，以报王知。将撰写启本人员发来回话，方令使臣回国。自后朝贡每三年一次，亦不必用奏启本，王当审之。

朱元璋看了李朝的贺千秋启本，对启本内"用字又不停当"，猜疑是李朝"秀才设机用意，辏成语句讥侮，自生衅端"，并下旨礼部移咨朝鲜。李成桂接到礼部的咨文后，不敢怠慢，急忙派遣通事郭海龙将写启本人礼曹典书曹庶等押送赴京。

曹庶等被押解到京师后，礼部官员对其进行审讯。曹庶交代尚有三名执笔者。据《李朝实录》载：

其曹庶状招曰："有本国前礼曹正郎尹圭、成均司成孔俯、礼曹正郎尹须与曹庶计较，如今殿下十一月千秋，俺每王好歹将礼物去进，必要启本。俺每这里商量计较，寻几个音同的字样，安在里面，看中国可有好秀才看得出来。各人依听商议，于殿下千秋启本内，故写'千秋节使'字样讥侮。差判典仪寺事柳灏、司译院判官郑安止、打角夫崔浩赍送赴京。"据曹庶的供词，他们四人确有在千秋表内"故意写'千秋节使'字样讥侮"，即将字音相近辏成语句，戏弄明廷。贺千秋表是朝鲜向明廷所进呈的贺礼文书，如果说李朝由于汉语言文字生疏，所上表笺经常为明廷所挑剔是可以谅解的话，那么，曹庶等人此种做法实属大不敬，受惩也是咎由自取。当然，他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对明廷借表笺风波故意挑剔刁难的一种逆反心态的反映。但这种做法的后果，必然会引起朱元璋更大的猜忌，加剧两国关系的恶化。《明实录》载：朱元璋"以其国启本，语涉讥讪"，勃然大怒，不仅拘留使臣，还令礼部传旨给李朝，云：李成桂所用之人"不务以道导王，专构祸以殃民，其得罪于上下神祗，昭昭矣"。

翌年三月，礼部咨文朝鲜索曹庶所供同谋执笔人尹圭、孔俯、尹须三人赴京问罪。六月，李朝派前判典客寺事郑连押送赴京。行至辽东时，"闻皇帝升遐，太孙即位，大赦，乃还"。表笺之祸随着朱元璋的逝世、君位更替而告结束。

三、"表笺之祸"所造成的后果与影响

朱元璋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造成十分不良的后果与影响。

1.国内表笺之祸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与影响

其一，朱元璋专断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大兴表笺之祸，伤害了廷臣朝士的人格与自尊，使君臣关系变得冷酷寡情。洪武年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时务，其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所言多忤触，朱元璋盛怒之下，"召太素面诘，廷于杖"。翌日，朱元璋觉得太素疏中所言有四件事还可行。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期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矣。"并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这里，给人感觉似乎太素所受廷杖，并非因为所言"多忤触"，而是所言"文词太多"，语中有失，以致廷辱。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洪武十八年，太素擢为户部尚书。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朱元璋召太素于便殿，设宴款待。太素以为鸿门宴，忐忑不安。席间，朱元璋笑着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听此话后，太素才一块石头落地，急忙叩首，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后，心里十分不快。不久，茹太素被谪为御使，"后竟坐法死"。由上述记载不难看出，朱元璋对臣下的专横跋扈与寡情冷酷。伴君如伴虎，朝廷上下不知所措，气氛恐怖。"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洪武十八年，练子宁以贡士廷试对策，也曾直言道："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这种"纵无穷之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直至英宗年间还有人时常提及。据陆容《菽园杂记》载，时有一位80岁老僧，因"涉猎儒书"，熟悉洪武朝典故，曾对人云："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实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是后人对朱元璋的谴责与批评。

其二，廷臣朝士从政热情更加低落。一些才学之士甚至不愿进入仕途，有的甚至拒绝征召，主动引退。如文人杨维桢，"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大学者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赍归"。一些廷臣朝士视仕途如履薄冰，胆颤心寒，明哲保身，不思进取。如外戚郭德成， "性通敏"，"两兄积功至列侯"，而德成只是个骁骑舍人。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其反倒不接受。朱元璋不高兴，德成急忙顿首请罪，说："臣性耽曲蘖，庸暗不能事事，位高禄重，必任职司，事不治，上殆杀我。人生贵适意，但多得钱，饮醇酒足矣，余非所望。"德成所言，是洪武朝廷臣朝士心境的最好表白。赵翼曾就"明初文人多不仕"的原因，指出，朱元璋猜忌好杀，"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可见，朱元璋种下的苦果，最终还得自己吞下。

2.与朝鲜外交中的表笺之祸所造成的后果与影响

其一，朝鲜使臣将出使明朝视为畏途。对朝鲜而言，明廷既是强大邻国，又是自己的宗主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得不主动地派遣使臣到明。以表"事大以诚"。但朝鲜使者前往明廷常因一些枝末小事而遭受朱元璋无端猜忌、斥责和惩罚。特别是接二连三发生的表笺风波，牵连的相关人被逮至京师，受尽凌辱，甚至流放烟瘴之地，客死他乡，使得朝鲜"举国臣民，无不惊恐"。以至于李朝官员将出使明朝视为畏途，惧怕在明廷应对之时，有所违失，遭到不测。史载： "天子每征执政大臣入朝，皆畏惧不敢行"。李朝与明廷交往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无所适从。洪武二十九年的天寿节，李朝甚至不敢上表，只好派使臣赴南京朝谢。《明实录》载：

朝鲜国王李旦遣其门下评理赵胖等贡金银器、布、席等物，贺天寿节。又遣其臣权仲和等来谢恩。先是以其表辞侮慢，逮其撰表之人。至是旦遣仲和来言，小邦事大之诚，不敢少怠，而海外之人，学问粗浅，未识中朝表笺体制，以致字样差谬。闻命以来，兢惶罔措，钦遇圣节，不敢上表，故遣陪臣仲和来谢。

其二，使两国本来就不稳定的关系更趋恶化。朱元璋常常借机小题大做，动辄以"中国不许朝贡"，或欲对李朝进行征伐相恐吓。洪武二十七年二月，朱元璋下圣旨给李成桂曰：

奈何高丽李成桂自生边衅，连年不已。其量不过恃沧海以环疆，负重山以为险，所以数逞凶顽，视我朝调兵如汉唐。且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故涉海艰辛，兵行委曲。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通征。舟师诸将，岂比汉唐之为？......是后毋造作谋，以生边衅，使彼国之民妥安，方可为东夷之主，而后嗣亦昌。钦此。

对于朱元璋的恐吓，李朝十分不满。李成桂曾对臣下说："帝以兵甲众多，政刑严峻，遂有天下。然以杀戮过当，元勋硕辅多不保全。而乃屡责我小邦，诛求无厌。今又责我以非罪，而胁我以动兵，是何异恐吓小儿哉？"两国本来就不稳定的关系更趋恶化。

"表笺之祸"对中朝两国关系的负作用一直持续到朱元璋病逝。建文即位后，两国关系有所缓解，至永乐时期，中朝两国关系始进入正常稳定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