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容安馆札记》的特点和性质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的读书笔记，字字句句都由他亲笔写成，是已知手稿集中篇幅最大的个人巨著。不仅篇幅大，更在内容广和深；不仅“空前”，恐亦难乎为继。《钱锺书手稿集》分为三类：一类是《容安馆札记》三卷，已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一类是《中文笔记》二十卷，已于近日出版；一类是《外文笔记》，卷数不详，但原外文笔记本共有178册，34000多页，可能编成四十卷(见《文汇报》2011年11月4日报道)。合计三类，总数估计会达到四五十卷之多。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1]原本有23册，2570页，802则，如果每页以1200字匡算，共约300万字，其中论及宋诗的约55万字，占《札记》的1／5，表明宋诗研究在钱先生的学术世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札记》以阅读、评论、摘抄作家的别集为主要内容，一般是先述所读别集版本，再加总评，然后抄录作品，作品与总评之间又有呼应印证关系。这种论叙形式在全书中具有统一性。从作者自编目次802则来看[2]，它已不是“边读边记”的原始读书记录，而是经过了“反刍”(杨绛先生语)即反复推敲、酝酿成熟的过程，每则不是一次阅读就完成的。而且又有许多旁注“互参”，既有参看前面的第几则，也有注明需参看后面的，说明对全书已有统盘的设计，因而，此书的性质应该是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即有待加工成公开出版的正式著作。如《管锥编》中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料简”“理董”而成的。

　　《容安馆札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私密性与互文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此书的性质十分重要。

　　《容安馆札记》有很多别名，其中之一就叫《容安馆日札》(或《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槐聚日札》等)，日札即具日记性质，把私人私事、旧诗创作和读书心得等统记在一起，因而自然带有一定的个人性、私密性；即便是读书笔记部分，原来也不拟立即示之他人，只供自己备忘、积累，其间也不免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容。然而，在这些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到艺术思考变化过程乃至时事感慨中，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容。

　　南宋诗人吴惟信《菊潭诗集》有首《咏猫》小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所咏为一只老无风情的懒猫，已无当年“弄花扑蝶”的寻乐兴趣，吃吃残羹，睡睡破毡，无复叫春欲求。钱先生在《札记》中加一按语云：“余豢苗(猫)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两月馀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札记》卷1第22则，第26页)钱家的这只波斯雄猫，是1949年8月他们举家从上海赴清华大学任教后收养的，杨绛先生有散文《花花儿》详记其事，说到“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难怪钱先生要以吴惟信小诗来“讽喻”它了。这只儿猫，在钱先生那里，并不止于一桩生活小小情趣，而竟然进入他的学问世界。他写道：“余记儿猫行事甚多，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所可追记，只此及九十七则一事耳。”(《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今检《札记》，所记猫事仍屡见，引起他关注的是猫的两个特性：神情专注和动作灵活，都引申到学术层面。他引《续传灯录》卷二十二：“黄龙云：‘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按《礼记•射义》‘以狸首为节’，皇侃谓：‘旧解云：狸之取物，则伏下其头，然后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正是黄龙语意。)”他认为均与《庄子•达生篇》“痀偻承蜩，梓庆削木”、《关尹子•一宇》篇“鱼见食”之旨，可以互相发明，以申述用志不分、神凝默运的精神境界(《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

　　钱先生又写道：“余谓猫儿弄皱纸团，七擒七纵，再接再厉，或腹向天抱而滚，或背拱山跃以扑，俨若纸团亦秉气含灵，一喷一醒者，观之可以启发文机。用权设假，课虚凿空，无复枯窘之题矣。志明《野狐放屁》诗第二十七首云：‘矮凳阶前晒日头，又无瞌睡又无愁。自寻一个消闲法，唤小猫儿戏纸球’，尚未尽理也。”(《札记》卷l第165则，第241页)这段充满想象力的叙写，生动地描摹出艺术创作思维的灵动、变幻，不主故常，堪与杜甫刻画公孙大娘舞剑器诗相媲美。杜甫纯用比喻咏剑光、舞姿、舞始、舞罢：“爑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钱先生却出之以直笔甚或叙述语气，同样达到传神的效果。

　　附带说及，这只花花儿还成了联结钱、杨两位身边琐事、学术思考和文学创作的纽带。杨先生记述，在院系调整时，他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儿趁机逃逸，“一去不返”。“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这句“老话”是有来历的。《札记》卷1第165则引《笠翁一家言》卷二《逐猫文》谓：“六畜之中最贪最僭，俗说‘狗认人，猫认屋’。”(第241页)杨先生有散文记猫，钱先生则见之于诗。1954年作《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其六云：“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札记》卷1第165则(第241页)中说，中、日两国“皆以猫入画”，“若夫谐声寓意，别成一类，则《耄耋图》是也”。“惟睹日本人编印《中国名画集》第三册景印徐文长《耄耋图》，画两猫伺蝶，意态栩栩”，可为此诗结句作注。

　　家庭养猫，司空见惯，钱先生既入吟咏，又引诗讽喻，涉及文献中种种“猫事”，有禅宗话头，民间谚语，中外绘画，甚至进入梦寐：“一夕梦与人谈‘未之有也’诗”，如“三个和尚四方坐，不言不语口念经”之类，竟连带“虑及君家小猫儿念佛也”，于是“醒而思之，叹为的解，真鬼神来告也。以语绛及圆女，相与喜笑。时苗介立，生才百日来余家，只数周耳。去秋迁居，大索不得，存亡未卜，思之辄痛惜。”(《札记》卷1第97则，第164页)生活学术化，学术生活化，融汇一片，在公开文字中就不易读到。

　　《札记》涂抹勾乙，层见迭出，从改笔适足见出作者思考过程，启示之处多多。如张先《题西溪无相院》诗之“草声”、“棹声”、“水声”之辩，就是佳例。张先此诗云：“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末三字“闻草声”似难解，于是有位葛朝阳说：《石林诗话》、《瀛奎律髓》作“闻棹声”，但并分析道：“但上句‘萍’与‘山’分写，而景入画；若作‘棹声’，则与‘艇’字语复，意亦平平云。”钱先生加按语云：“窃谓‘草声’意不醒，‘棹声’则不称。此句易作‘水声’最妙，惜与首句‘积水涵虚上下清’重一字。”细心斟酌，却举棋不定：“草声”意思不醒豁，“棹声”与“艇”字语复，“水声”又与首句重一字。此页后有夹批：“姜白石《昔游》诗之五‘忽闻人草声’，即子野语意，作‘草声’为是，皆本之姚崇《夜渡江》之‘听草遥寻岸’。”小艇渐行近岸，听到岸边窸塞率草声，情景宛然。从对“草声”怀疑，到“棹声”、“水声”的不稳，最后又回归到“草声”，这个推敲过程表现出作者思维的精密和艺术评赏的严细，这类珍贵资料幸赖这部未定稿的著作保留下来。

杨先生《<钱锺书手稿集>序》中说到，《札记》原把“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后因“思想改造”运动牵连，把属于“私人私事”的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实在是无法挽救的憾事，不知有多少绝妙好辞从此绝迹人间。但有时会有“漏网之鱼”，如1966年初与杨先生出游北京中山公园，归后患病一节，仅300字，(见《札记》卷3第761则，第2235页)全文都由引证联缀而成，左旋右抽，一气贯注，文气势如破竹，精光四射，令人噤不能语。而更多的是在论及学术的字里行间，仍会透露出现实感慨和时事信息。在《管锥编》第一册中，他称引过唐庚《白鹭》诗[3]，在第四册中又称引过另一位宋人罗公升《送归使》[4]，均用以说明特定的问题，敏感性和尖锐性均不强。而在《札记》中，我们发现两诗原来是一并论列的。《札记》第2卷(则数未编，不详)第1200页中说：

《宋百家诗存》卷二十四罗公升《沧州集•送归使》云：“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 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白鹭》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

罗公升为宋元间人，入元不仕，有“一门孝义传三世(祖、父、弟)”之称。这首抒写以言取祸的诗，背景不很明了，钱先生突出“易代之际”，颇堪注意。唐庚为北宋末年人，曾因作《内前行》颂扬张商英而被蔡京贬往惠州。此诗《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谓作于惠州：“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即《白鹭》)。”他在惠州另一首《次勾景山见寄韵》云：“此生正坐不知天，岂有豨苓解引年。但觉转喉都是讳，就令摇尾有谁怜?”对言祸噤若寒蝉。《白鹭》诗的关键词是“除钩党”。我们如了解钱先生解放初“易代之际”所遭遇的“清华间谍案”，就不难从中得到一些重要信息[5]。前文提到的“去岁遭难”，因而导致他记叙“猫事”的文稿“拉杂摧烧”，这几句算得烬后之文，勾画出当年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之一斑，也不是在公开读物上能读到的。

　　《札记》的另一特点是互文性。互文原是我国修辞学中的一种手法，现今西方学者又把它提升为一种文艺理论，我这里主要是指应将《札记》跟钱先生的其他相关著作“打通”，特别是跟《宋诗选注》“打通”。《宋诗选注》初版选了81家，后删去左纬，为80家，其中约有60家在《札记》中都有论述。这些有关宋代诗人的论述，大致写于五十年代，与《宋诗选注》的编选同时，是进行比较对勘的极佳资料。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宋诗选注》里的评论跟《札记》基本一致，但又有不少各种差异；一种是两者根本矛盾、对立。如华岳，《宋诗选注》里对他评价很高，“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他的内容比较充实，题材的花样比较多”，但在《札记》中却说：“然观其诗文，嗟卑怨命，牢骚满纸，不类虑患深而见识远之人，大言懆进，徒尚虚气，难成大事。以词章论，亦嚣浮俚纤，好饰丽藻，作巧对，益为格律之累，故渔洋谓其诗‘不以工拙论可也’。”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给人们提出了继续研究的问题。利用互文性的特点，还可以解释《宋诗选注》中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如为什么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什么在再版时要把左纬这一家全部删掉，而不是采取他曾使用过的“删诗不删人”的办法?通过比较、对勘，这些疑团可望冰释。

如果把比较的对象，从《札记》、《宋诗选注》扩展到《谈艺录》、《管锥编》等作多维对勘的话，就能发现在评估优劣、衡量得失方面的更多异同，把握作者思考演化的轨迹，他的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梅尧臣诗，《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其意境无此(孟郊诗)邃密，而气格因较宽和，固未宜等类齐称。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尤胜七言；然质而每钝，厚而多愿，木强鄙拙，不必为讳”[6]，从正反两面落笔，侧重于贬。《宋诗选注》中则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7]到了重订《谈艺录》时，他又写道：“重订此书，因复取《宛陵集》读之，颇有榛芜弥望之叹”，洋洋洒洒地连举近二十例，诚如他自己《赴鄂道中》诗其二所云：“诗律伤严敢市恩”，执法严正、毫不假借了(《宋诗选注》唐庚小传，记唐氏名句：“诗律伤严似寡恩”)。而在《札记》中(卷1第603则，第699页)则云：

宛陵诗得失已见(《谈艺录》，窃谓“安而不雅”四字可以尽之。敛气藏锋，平铺直写， 思深语淡，意切词和，此其独到处也。《春融 堂集》卷二十二《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云：“沧浪才调徂徕气，大雅扶轮信不诬。可惜都官真袜线，也能倾动到欧苏。”力避甜熟乃遁入臭腐村鄙，力避巧媚乃至沦为钝拙庸肤，不欲作陈言滥调乃至取不入诗之物、写不成 诗之句，此其病也。

此评在字面上与《宋诗选注》有着某些类似，但细细玩索，似多从梅尧臣在宋诗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着眼，看到他在反“甜熟”、反“巧媚”、反“陈言滥调”的不良时风中的矫正作用，甚至像王昶所言，能“倾动到欧苏”，因而对其“独到处”特予强调标举，对其为“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宋诗选注》梅尧臣小传)给予了更多的了解之同情。

　　(《札记》对王安石诗歌和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的评论，也有类似情形。钱先生对王诗颇多关注，对李注王诗尤细心查勘。早在《谈艺录》中，即指责李注“实亦未尽如人意”(第79页)，主要之失有二：一是“好引后人诗作注，尤不合义法”；二是“用典出处，亦多疏漏”。对于“出处”的“疏漏”，他曾“增注三十许事”，及至看到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五十、沈钦韩《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二家书，发现已有若干勘误补正，所见相同，因“择二家所未言者”十馀则，书于初版《谈艺录》。1983年，又“因勘订此书(《谈艺录》)，稍复披寻雁湖注，偶有所见，并识之”，书于补订本者达二十五则(两次共达四十则左右)。今检《札记》卷一第604则(第701页)、卷二第604则(续)(第1050页)两处，更有大量文字论及李壁注，共约一万字左右，值得重视。以《札记》与《谈艺录》初版本相较，基本评价一致，但有两点重大差别；

　　一是对“好引后人诗作注，尤不合义法”的批评，作了自我反思。他说：“雁湖注每引同时人及后来人诗句，卷三十六末刘辰翁评颇讥之。余《谈艺录》第九十三页亦以为言。今乃知须分别观之。”(卷2第604则续，第1050页)如卷四十《午睡》云：“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倚然残午梦，何处一黄鹂。”李壁注引苏舜钦诗：“树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钱先生认为“捉置一处，益人神志”。他还进一步补引王安石《山陂》诗：“白发逢春唯有睡，睡闻啼鸟亦生憎”，则是“境同而情异矣”，同一啼鸟声，喜恨之情有别。“捉置一处，益人神志”，本是钱先生评诗赏艺的一贯方法，也是他“打通”原则的一条具体操作法门，从这个思路来反思原先的旧评，就觉得有失片面。《札记》这层“须分别观之”的意思，他在《谈艺录》补订本第389页更有畅达的论述。他说：“余此论有笼统鹘突之病。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旧时笺注家有避免以后代材料注释前代的义例，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用同时人或后人的材料互为“参印”，这又是钱先生所提倡的“循环阐释”的原则了。

　　二是对李壁亦有褒扬之语。他写道：“雁湖注中有说诗极佳者”，并连举五例。如卷一《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云：“金坡巨然山数堵，粉墨空多真漫与。”李壁注云：“据《画谱》云：‘巨然用笔甚草草，可见其真趣。’诗意谓巨然画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绘者，乃为世俗所与耳。”李壁认为，巨然以笔墨简略以求“真趣”，而拙于细笔彩绘，不应有“粉墨空多”之讥。他“反复诗意”，认为下旬乃是讥讽“世俗”崇尚“工事彩绘”之画风，在巨然画作面前，更显识见卑下。又如卷三十六《至开元僧合上方》：“和风满树笙簧杂，霁雪兼山粉黛重。”李壁注云：“粉喻雪，黛喻山，故云‘兼’。雪霁山明，始见青色，故云‘重’。”钱先生予以认同，并补充一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四《过当涂》“朝烟开雨细，轻素淡山重”句，写雨霁山色浓翠情景，也用“重”字，可作“参观”。又如卷四十八《赠安太师》云：“败屋数间青缭绕，冷云深处不闻钟。”李壁注云：“唐人诗：‘重云晦庐岳，微鼓辨湓城。’此言阴晦之夕，鼓声才彷佛耳。亦犹钟声为冷云所隔，而不之闻也。”李壁以唐人谓鼓声因阴晦而微，来诠释王诗之钟声因冷云而稀，情境相类，拈来作注，确能加深对王诗的理解。

　　再论钱先生对王安石诗歌本身的评价。在《谈艺录》中，他对王诗有褒有贬：“荆公诗精贴峭悍，所恨古诗劲折之极，微欠浑厚；近体工整之至，颇乏疏宕；其韵太促，其词太密。”[8]尤对两事爱憎分明：一是对他“善用语助”的肯定：“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9]二是对其“巧取豪夺”的贬斥：“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及至《宋诗选注》中，仅肯定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但一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份量就很重了。这里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考究用词，精于用典的同义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在《札记》中，我们发现他对有些王诗别有赏会，却未发布于公开著作。如王诗《永济道中寄诸弟》(卷29)云：“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似闻空合乌鸢乐，更觉荒陂人马劳。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辛夷树下乌塘尾，把手何时得汝曹。”此诗为王安石北使时所作。钱先生说：“此诗殊苍道，而诸选皆不及”(卷1第604则，第702页)，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详引王安石其他相类诗句加以“参印”，然而他的《宋诗选注》也未收此首。他对《拟寒山拾得十二首》也独具识见。他认为王安石这十二首诗，大都“理语太多，陈义亦高，非原作浅切有味之比”，惟第十一首则当别论，诗云：“傀儡只一机，种种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亲看来。方知棚外人，扰扰一场敳。终日受伊谩，更被索钱财。”这犹如一首宋时风俗诗，写观看傀儡戏有感，虽“浅切”却“有味”。钱先生评云：“非曾居高位者不能知，非善知识不能道”，耐人寻味。他还兴味盎然地引了一首刘克庄的《无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二)：“郭郎线断事都休，卸了衣冠返沐猴。棚上偃师何处去，误他棚下几人愁”，钱先生评云：“亦入棚亲看过人语也。”(第701页)均从市井傀儡戏中，观照出表里不一、尔虞我诈的社会世相，寄寓另一番人生况味。

如前所述，《札记》的性质是半成品的学术著作，但若从其内容、特点来看，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札记》比之《谈艺录》、《宋诗选注》等，产生于不同的写作环境，后两者都是公开出版的正式著作，都有预先设定的读者对象，如果说《谈艺录》是作者急于想对学术界表达自己个性化的诗学理想；“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聂绀弩《题<宋诗选注>并赠钱锺书》)，那么《宋诗选注》作为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不能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诚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是反映时代的一面“模糊的铜镜”。而《札记》则完全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沉浸于古代文献资料之海洋，独立于众人所谓的“共识”之外，精心营造自己的话语空间。他不是依据于诗人们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道德型范的所谓高低来评价诗歌的高低，而着眼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所以他的品评就成为真正的审美批评。《札记》是一方远离外部喧嚣、纷争世界的自立的学术精神园地，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的(《宋诗选注》在当时选本中已属“异类”，但实未完全达到聂绀弩此评)、心灵充分舒展、人格完全独立的奇书。

二　钱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

　　钱先生的著述大都采取我国传统著作体裁，如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札记(《管锥编》)等，他的几篇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也与目前流行的学院派论文风格迥异，因而在钱锺书研究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争论：即有没有“体系”，甚至有没有“思想”?这一争论至今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

　　从钱先生早年学术发轫时期来看，他对西方哲学、心理学兴趣很浓，也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小史》等通论性著作，不乏体系性、宏观性的见解。1984年在修改《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时，他增加了一段话，提出所谓“狐狸与刺猬”的讨论。他说：“古希腊人说：‘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作刺猬。”[10]文中所说“古希腊人”乃指阿克洛克思，他的这句话另译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是指英国人柏林(I. Berlin)，与钱先生年龄相仿，他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发挥，见于1951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一书。这里的“狐狸”的“多知”，即谓无所不知，而又眼光精微；“刺猬”的“一大知”，殆谓有体系，有总体把握。钱先生此处借以助证苏轼之企慕司空图、白居易之向往李商隐，即所谓“嗜好的矛盾律”，能欣赏异量之美，因对“狐狸”、“刺猬”两种类型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不加轩轾。而在1978年修改《读<拉奥孔>》时，也增加一节文字：“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往往整个理论体系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的片断思想和未及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彼此同样是零碎的。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这里对体系崇拜论的批判和颠覆，读来令人惊悚，当然他同时提醒人们说“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并不绝对地排斥“自觉的周密理论”。[11]

　　这两段在修改旧作时特意增写的文字，似乎对以后钱氏有无体系的“争论”，预先准备了回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界“争论”发生之后，钱先生在私人场合也直接发表过意见。他在1987年10月14日致友人信中说：

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认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 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标榜了“体系”， 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 吐温说：“耶稣基督如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都包含这个道理。

此从师门宗派传授、流弊丛生的角度来揭示“体系”之异化。李慎之先生在2003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提到：“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李先生希望能把钱先生著作中表现有关中国前途在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三方面的思想材料“钩稽”出来，表达出从钱著中寻找一以贯之思想的愿望[12]。

衡量学问家水平的高低，评估学术著作价值的大小，与其是否给出一个“体系”，其实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对“体系”的认识和真正的理解，大可不必对之顶礼膜拜，加以神圣化和神秘化。我姑且把“体系”分为三种形态。一是作者本人给出的体系。比如我们熟知的黑格尔，他用“理念”、“绝对理念”等概念把世界万事万物贯穿在一起，宋代理学家则用先天地而存在的“理”为核心重建他们的世界观。这或许可称为“显体系”。二是“潜体系”，即作者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理论框架，但在其具体学术成果之中，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隐含的体系。钱先生就是如此。我在1998年曾经说过：

　　他(钱先生)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阅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 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但我无力说个明白。[13]

十多年来，学者们对“钱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阐释、梳理和提升钱先生的学术思想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对深入探讨和把握钱氏“体系”大有助益；但我自己却进展不大，至今仍“无力说个明白”。为帮助自己阅读钱著计，我想能否提出第三种“体系”，即能否初步提炼出一个阅读结构或竟谓阅读体系呢?以作为进一步建构其“潜体系”的基础。不妨从个别专题着手，作一尝试。

　　《札记》对近300位南宋诗人进行了精彩的评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能否寻找出自身的贯串线索?我认为其中有三则具有发展阶段“坐标点”的作用。

(一)《札记》卷二第443则，第1005页论范成大时云：

南宋中叶之范、陆、杨三家，较之南渡初之陈、吕、曾三家，才情富艳，后来居上， 而风格高骞则不如也。

(二)《札记》卷一第252则，第410页又云：

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馀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颇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

(三)《札记》卷一第22则，第24页又云：

　　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珝《吾竹小稿》)又次之。

南宋诗歌发展脉络与国势、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可谓大致同步，也有局部不相对应之处。我们曾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渡江南来与文学转型”、“中兴之局与文学高潮”、“国运衰颓与文运潜转”和“王朝终局与文学馀响”[14]。《札记》的前两条有明确的时间定位：“南渡初”、“南宋中叶”、南宋后期(第三则提到“晚宋小家”则涉及“宋末”王朝终局阶段了)，他在每一个阶段中选出三位作家，即南渡初的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南宋中叶的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戴复古、方岳，显然是从整个诗坛全局出发，又以基于艺术成就而具有的影响力和诗史地位作为选择标准的。第三则提出“晚宋小家”的前三名次序，即乐雷发《雪矶丛稿》、俞德邻《佩韦斋稿》、毛珝《吾竹小稿》，则是以“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为范围而作的评比(该则《札记》共论及陈鉴之、胡仲参、林希逸、陈允平、吴惟信等16家，有的已是入元的作家)，而非诗坛全局，所以乐、俞、毛三人不足以担当该时段的代表性诗人，与上述三时段、九诗人的情况不同，但均表明钱先生既从诗史发展着眼，又细心辨赏诗艺、诗风，较量高低，斟酌得失，他提供的名单不是率意为之的。

　　九位诗人名单中不见“中兴四大家”之一的尤袤，不会引起人们的异议，而选择方岳，恐不易成为学人们的共识。若需推究其中原委，《宋诗选注》所提供的南宋诗歌发展图像的另一种描述，可能帮助寻求答案。

　　《宋诗选注》的81家作者小传，是作者精心结撰之作，蕴含丰富的学术信息，有作家作品的评赏，有宋诗专题研究(如道学与宋诗、使事用典、以文为诗与破体为文等)，也有关于诗史的阐释。下列四则对理解他的南宋诗歌发展观关系最大：

(一) 汪藻小传：

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覿、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派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名家，寥寥可数，汪藻是其中最出色的。

(二) 杨万里小传：

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三) 徐玑小传：

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

(四) 刘克庄小传：

　　他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蒙叶适赏识。……后来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这四则虽散见在四处，“捉置一处”，宛如一篇完整的诗史纲要：南渡初，诗坛由北宋末年“苏门”与“江西”两派并峙，转而演化为江西雄踞坛坫而学苏者“寥寥可数”；南宋中叶，以杨万里创作为标志，宋诗就分成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是一个很创辟的重要判断；南宋后期，“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晚唐体或江湖体风行一时，取代了江西派的地位；而江湖派的最大诗人刘克庄，却又同时开始表现出调和“江西”、“江湖”的倾向，诗坛上流行起“不江西，不江湖”的风气。

　　从《札记》和《宋诗选注》中分别钩稽出来的诗史主要线索，两者所述时段是可以对应的(都隐含着四个时段的时间背景)，但《札记》论及的标志性的九位诗人是从其诗歌成就及影响、地位来衡定的，《宋诗选注》却主要以诗歌体派嬗变(苏门与江西、江西与江湖等)为依据的。由于时段相同，可以也应该合观互参，诗人的基本艺术风格必然受到其所隶属或承响接流的诗歌体派的规定，他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也与诗体、诗派紧密相联，体派的演化又与其代表作家的引导和示范息息相关。《札记》与《宋诗选注》这来源不同的两条发展线索是统一的，构成了他把握南宋诗歌走向的“主线索”。

　　《札记》与《宋诗选注》所给出的南宋诗歌发展图景，清晰而确定，但毕竟是粗线条式的大致轮廓。这就需要联系《札记》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大量评述和例证，来丰富其细节，深入其内层，补充其侧面，促使这条主线索丰富、深刻和多元起来；另一方面，这条主线索也为我们理解钱先生的许多具体论述指明了方向。如他论左纬：“不矜气格，不逞书卷，异乎当时苏黄流派，已开南宋人之晚唐体。”(《札记》卷1第286则，第477页)按生年，左纬正处于汪藻与杨万里之间，他能够摆脱当时苏轼、黄庭坚的笼罩，而在杨万里之前，就开创晚唐体即江湖体，实际影响虽不能与杨万里相提并论，但实已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这使整个诗史链条更显得环环相扣了。

　　另一个例子是萧立之，这位《宋诗选注》中的最后一家，受到钱先生的格外推举。《札记》卷2第530则第881页云：“谢叠山跋，谓江西诗派有二泉(赵藩号章泉，韩淲号涧泉)及涧谷(罗椅)，涧谷知冰崖(萧立之)之诗。夫赵、韩、罗三人已不守江西密栗之体，傍参江湖疏野之格，冰崖虽失之犷狠狭仄，而笔力峭拔，思路新闢，在二泉、涧谷之上。顾究其风调，则亦江湖派之近江西者耳。”这段议论，正好与前文论及的刘克庄调和江西、江湖，“不江西，不江湖”诗风流行相接榫，既可补充“主线索”的内容，也为萧立之在诗史链条中找到他应有的位置：“要于宋末遗老中卓然作手，非真山民、谢叠山可及。”在(《宋诗选注》萧立之小传中也说：萧氏“没有同时的谢翱、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意在标举晚宋诸小家中那批能“不江西，不江湖”而“能自成风格”的诗人。顺便提及，他在评及俞德邻时，前已提到把俞氏置于乐雷发之次，而在《札记》卷2第628则第1170页中，又把他视为可与萧立之并存，说他“感慨沉郁者，差能自成门户，非宋末江湖体或江西体，于遗民中，足与萧冰崖抗靳”。《札记》和《宋诗选注》中论及宋末诗人“自成风格”、“自成门户”者，往往与其摆脱江西、江湖所谓“影响的焦虑”有关，材料亦丰，对进一步完善诗史“主线索”是十分有益的。

　　对钱先生实际展示的“主线索”，一方面需要从其大量具体论述中加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所谓“主线索”，只是从宏观上概括指出诗坛的总体艺术走向，指示文学风尚的大体转化；但对具体作家作品而言，却又是千差万别，各具面目，而不能整齐划一、生硬套框的。比如敖陶孙，这位诗人先在“庆元诗祸”中因同情朱熹、赵汝愚而受到牵连，却因此在江湖中声名鹊起；其诗集《臞翁诗集》也被陈起刻入《江湖集》，横遭“江湖诗祸”。刘克庄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先生(指敖陶孙)诗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众，而《江湖集》出焉。会有诏毁集，先生卒不免。”[15]他跟江湖诗人的社会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钱先生强调指出，他的诗作却不具有江湖诗体的特征和风格，不能列入该一系列。在《札记》卷二446则第1026页论及《南宋群贤小集》(旧题宋陈思等编)所收《臞翁诗集》时说：“纯乎江西手法，绝非江湖体。虽与刘后村友(《诗评》自跋云：自写两纸，其一以遗刘潜夫)，却未濡染晚唐……《小石山房丛书》中有宋顾乐《梦晓楼随笔》一卷，多论宋人诗，有云臞翁虽不属江西派，深得江西之体，颇为中肯。”就诗风而言，敖氏应入江西一脉。而在近出《中文笔记》中，钱先生在评述(《南宋六十家(小)集》(陈起编，汲古阁影宋钞本)时，对敖氏更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此六十家中为江西体者唯此一人。能为古诗，近体殊粗狂。有《上石湖》四律、《题酒楼》一律，不见集中。”(第三册，第375页)这种诗人个体的差异性和群体的复杂性，更提醒我们对“主线索”不宜作机械的理解。

注释：

[1]《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下文简称《札记》，所引均据此版，随文出注。

[2]此书实际则数似不到802则，其中有缺码（如248则，353则，367则，368则，387则，388则，411则，412则，546—554则），有重码（如80则，147则，326则，458则），有乱码（如401—452则放在572则之后，未接上400则），有空码（如卷二自1186页至1212页共26页未编则数），原因待考。

[3]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48页。

[4]《管锥编》第1470页。

[5]参看拙文《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悦读》16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4月。

[6]《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

[7]《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8]《谈艺录》第243页。

[9]《谈艺录》第69页。

[10]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11]《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6页。

[12]以上两信，均见《财经》杂志（双周刊）2006年第18期。

[13]《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14]见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刘克庄《翁敖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8，四部丛刊本。

附：

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

侯体健

《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文史学界的大事。我们知道这部手稿集共有三个部分，只有外文部分没出版。现在我们是否基本能够从《中文笔记》，到前几年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窥出钱先生做学问的脉络和步骤？

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第二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出版的《中文笔记》二十卷，第三部分是尚未出版的《外文笔记》，估计是钱先生为写作“西洋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吧。钱先生在清华念的是西语系，到英国、法国去留学，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回来后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都是搞外国文学的教学，他是有志写一部西洋文学史的。如果钱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能够和西洋人对话的西洋文学史，因为他是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原著读过来的，不会是从西洋人的文学史翻译、改编的。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共留下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估计要编成四十卷。《钱锺书手稿集》初步估算大概有六十三卷，这应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个人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所谓个人笔记，当然不包括像“盛宣怀档案”一类的文件，而是由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或者用键盘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以后的人估计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了。手稿集不仅是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富矿。外文笔记我们尚未见到，从钱先生的中文著作来看，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三种著述形态，或者说治学的三个过程：

第一是《中文笔记》，这是随读随记的产物，最能反映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带有原生态的性质。

第二是《容安馆札记》，我将它定位为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因为《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经过钱先生编辑过的，共编成八百零二则，经过我们初步梳理，实际约七百九十则，里面有个别的缺码、空码。这几百则的书写格式是基本统一的，总是先记所读某部书的版本，次做总评，再选取具体作品边抄边评。另外，许多条目之间还相互关联，在谈到某些问题时会出现“参观第几则”等情况。可见，《容安馆札记》是半成品的著作，已不是原始的读书笔记，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了一定的“反刍”而成的。

第三就是《管锥编》。《管锥编》对十部古籍进行评论阐释，里面许多内容在《容安馆札记》中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杨绛先生也曾经举过例子，比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在《容安馆札记》里读《楚辞》的笔记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两者篇幅差距很大。

这三部书，一般来说，是从《中文笔记》再加工到《容安馆札记》，然后再写定为《管锥编》正式出版的成熟著作。其中也有交叉，因《中文笔记》的时间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很长，所以《中文笔记》里也有某些段落注明是补《容安馆札记》某某则的。两者之间时间有交叉，《中文笔记》的许多内容还写在《容安馆札记》以后。我们只是从著作形态或者说从研究过程角度来说，是先有随读随记的“笔记”，再有初步加工的“札记”，最后为成熟的笔记著作《管锥编》。

关于钱先生，以前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现在从已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反映出的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做笔记？

王水照：确实如此。《中文笔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最原始地反映钱锺书先生的读书生活。而对于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来说，读书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生活，我们阅读《中文笔记》就可以在大师的手稿中体悟他的治学之道。钱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和他读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部分老辈学者治学的特点。我们现在来看，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当前的课题模式，先确立课题，以某种理论贯通，寻找架构，组织材料，写成著作。一种就是某些老辈学者，像钱先生那样，是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以此为基础，随读随记，从而得出某些观点。这是两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治学方法，我们暂且不予评论好坏。但钱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比如钱先生在《中文笔记》里抄的一部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就是抄书而成的著作。更有名的，则是顾炎武在《抄书自序》里所记其嗣祖父“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顾氏秉承此训，四方访书抄书，以求从“多见”而“识之”，进而达到“知之”的问学之途，对其著成笔记名著《日知录》起到很大作用。

从钱先生的家学渊源来看，钱氏父子，志在集部之学。钱基博先生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读清人集别录》，其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其中反映出钱先生在念书时即有笔记。钱氏家学强调读书，以目录学为导向，一本一本读下去，从而寻找研究道路。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四十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四十多页笔记，就在他两次大手术中间，在这种身体状况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除了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

您曾说过，钱先生最喜欢《西游记》，但手稿集中《三国》、《水浒》、《红楼》都有笔记，很奇怪，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笔记。

王水照：这个原因还真不敢乱说。钱先生读《西游记》多达几十遍，《管锥编》也引及五十多处，《容安馆札记》在最后第八百则，是论《西游记》的，讲猴入马厩，可免马疫，因而孙悟空被封“弼马温”（避马瘟），但《中文笔记》中一时还未发现片言只语。《中文笔记》由残页、大本、硬皮本、小本等组成，残页保存情况不佳，有无《西游记》材料？或者散入他处？不妨举个例子。初版《宋诗纪事补正》第十一册书端书影，原有钱先生手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词论》、《打马图经自序》、《打马赋》等文，整理者不知原委，一概阑入他的《宋诗纪事补正》。钱先生批云：“不要，这是我自己摘录供参考的，那时候没有《李清照集》也。”说明他抄书“摘录供参考”已成习惯了。类似李清照的这些材料，按其著述体例，可以归入《中文笔记》。

您关心《西游记》，我则留意他的一首送夏承焘先生的七律。《夏承焘日记》1959年5月的记事中，有《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事关钱先生《宋诗选注》受批判、文学研究所请夏老撰文“平反”事。夏老在诗中以“是非易定且高枕”相劝慰，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阴晴不定，馀悸犹在，引起我追索钱先生原唱的兴趣，他一生是很少麻烦别人的。《中文笔记》保留不少《槐聚诗存》以外的作品，却不见此首。凡此都说明现有的手稿集并不是钱先生手稿的全部。

从《钱锺书手稿集》看，您觉得钱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他的兴趣好像特别广泛？

王水照：我们曾经对《容安馆札记》三卷本的内容分布作了一些初步统计，从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来看，主要在集部文献；从朝代来说，主要集中在宋、清两朝典籍（如宋金元诗文有两百九十多则，达五百五十多页，明清诗文有一百七十多则，达五百多页，所占比例甚大）。这与《谈艺录》的情况是一致的。《中文笔记》有个好处，前面有目录，但我还没据以进行细致分析、统计，初步印象依然还是以别集为主，以宋、清两朝为主。所涉显得更广泛，可以说无书不读，毫无雅俗、难易、熟僻之别。杨先生说，钱先生读很俗很俗的书，也会读得哈哈大笑，很艰深很艰深的书，也可以一遍一遍兴致盎然地看。比如前面说到《中文笔记》里，连《红楼梦》也大段大段地抄。比如佛经，是比较难读的，义理的辨析也是很艰涩的，但钱先生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笔记。有的学者对中国“为学未有欢喜境界”表示不满，但是我想钱先生是达到“一片欢喜”这个境界了。他这么大量地抄写，一方面当然是做学问，一方面也是一种趣味，否则他不会不管什么书，只要是字写的东西，他都有兴趣。这是钱先生远离外部喧嚣世界，独立经营的一片精神园地。

您曾谈到《钱锺书手稿集》的“私密性”，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中哪些方面表现出这一特点？

王水照：读书笔记的写作与将要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显然是不一样的。学术著作有明确的预设读者，而读书笔记主要是留给自己查阅，因而里面很自然也就有极为私密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包罗比较广泛，有些是很有趣味的。比如第一册中记载夫妻俩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经争论孔子究竟最喜欢哪个弟子，是颜回还是子路？夫妻俩统一看法，孔老夫子最喜欢的是子路。又比如钱先生想蓄须，杨先生笑他装模作样，他也就只好剃掉了。这些家庭生活，多有记录。《中文笔记》中还反映出钱先生广泛的兴趣，比如钱先生看了南薰殿帝后像，他把那些帝后像的各种胡须、眉毛样式都描画下来，并且颇有兴致地评论一番，哪种样式好看。这些完全是趣味。

另外一些私密性的笔记，是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比如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文革”中，学术著作万马齐喑，唯有两部书流行，一部是章士钊《柳文指要》，一部就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钱先生评《柳文指要》：“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同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主”就是指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喜欢柳宗元和李白的。接下来，钱先生引用了明代祝允明《罪知录》的一段话，祝允明是同时斥韩尊柳、斥杜尊李的，那就是说郭沫若和章士钊，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一个祝枝山。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曾经斥责祝枝山“肆口横议，略无忌惮”。钱先生对章氏批评得非常犀利：“为柳之佞臣已殊可笑，因而不恤为韩之谗人，则可笑且可厌矣，于韩之文、之人及一语尊韩者，莫不丑诋”，乃至以“恶讼师”谥之。最妙处在于，章士钊曾经说他一生学“柳文之洁”，钱先生就把他《柳文指要》的“总序”摘抄了一百六十多字，指出十条缺点，都切中肯綮。比如章序中有云：“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钱先生评云：“秏矣哀哉，不通竟至此乎？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之意，忽欲翻新作词藻，遂成笑柄。”必欲以“渊泉”比喻“学问”，也应该是“不尽之渊泉”、“无限之渊泉”，“渊泉”之“足”与“不足”又如何分疏与理解？钱先生的“秏矣哀哉”，当然不如“呜呼哀哉”常见，但此语却非“翻新作词藻”，早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来历”的。章士钊序中赞扬柳宗元“所用助字，字字叶于律令”，而贬斥韩愈之“泥沙俱下”。钱先生又巧妙地揭橥章序中自己使用助字之不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辩驳有理有力。我们知道，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章文有过甚高的评价，他说：“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父子俩对章士钊前、后期文章的一褒一贬，似都有文章以外的政情、人格因素在，赞扬的是对其“抉发政情”、表达民意的肯定，批评的是对“逢迎主意”的不齿。

另外在《中文笔记》中，还能找到许多钱先生的旧体佚诗。他年轻时很爱创作，后来编选《槐聚诗存》，应酬之作不选，嘲谑之作不选，为人捉刀之诗不选，钱先生是反对人家在《槐聚诗存》以外再去找他的诗歌的。《中文笔记》中留下他的大量诗作，特别是他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时期的创作特别多，基本都没选入《槐聚诗存》。我们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诗还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从某些方面了解钱先生的一些想法。比如有首《答效鲁见嘲嗤》：“石遗未曾师，越缦堪尚友。一长有可录，二老亦不朽。伊余陋独学，闻道生已后”，“无师转多师，守墨非墨守。惟有空依傍，或可虚尽受”。这首诗真实表现了钱先生对待学问广采博取、不主一家一派的态度，类似的材料还是值得我们去搜罗、研究的。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来后，《文汇报》有长篇报道，题为《心得尽在笔记取舍和材料钩沉中》，但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这样的著述形式去体味钱先生的心得呢？这好像比较难。

王水照：《文汇报》的这个标题取得很好，抓住了《中文笔记》的特点。《中文笔记》基本部分是抄书，但抄书为什么抄这条而不抄那条，这种取舍确实蕴含着钱先生的读书心得。另一方面确实如你所言，这也是我们研究这部书最大的困难。在目前情况下，要读懂《中文笔记》，比读懂《管锥编》、《容安馆札记》更困难，毕竟《容安馆札记》眉目还是清楚的，钱先生的评语也还比较多。《中文笔记》许多地方就只有材料抄录在那里，我们恐怕是真的读不出钱先生的心得。

就我目前的阅读感受来说，可以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中文笔记》里有少量的眉批和行间的短批，三言两语，文字虽少却很重要，这自然是了解钱先生心得的重要途径；第二个办法，就是充分利用钱先生自身著作之间的“互文性”，我们可以将钱先生留下的著作看成一个系统，中间有许多相关的问题相互勾连、相互映照，这则材料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或者《容安馆札记》中，他是不是用过？如果用过，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知道钱先生抄录的这则材料意义之所在，从而体会钱先生笔记的心得。

比如，钱先生生病期间“手不应心”写的读柳宗元集，记下了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一文。大家知道，韩愈写过一篇《张中丞传后叙》，里面有个人物叫南霁云，柳宗元这篇文章就是给南霁云写的庙碑。钱先生为什么要记录这篇文章呢？他有批语云：“骈偶之文。黄震曰：晦翁考为晚年所作，其自隳以从俗耶？”可见，钱先生记录这篇文章，其用意在于注意到了柳文的文体是骈文而非古文，这对于更全面了解韩柳古文创作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是有意义的。黄震自己的考证，认为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的“少作”，又引朱熹考证为晚年之作作为注文。很明显，钱先生把这些材料抄录在这里，是从古文与骈文的关系中注意到这篇文章的。

又比如韦庄《秦妇吟》，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字，大概是最长的唐诗了，钱先生将它全文抄录。关于《秦妇吟》我有更多的感受。当时我在文学所参加《唐诗选》的工作，一般唐诗选本是不选《秦妇吟》的，那时恰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点，我就提议《秦妇吟》可不可以选入。选入理由一是黄巢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首诗中得到较全面的反映；另外我国诗歌像这么大篇幅的长篇叙事诗比较少，它在叙事艺术上有所发展。后来钱先生对我说，中国的叙事诗，结尾好的不多。《秦妇吟》假托秦地女子，经历了黄巢动乱逃出来，遇到作者倾诉，全诗以秦妇的第一人称叙述下来，结尾突然说“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韦庄写作此诗时要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这篇作品是要投献周宝的。从全诗来看，结尾是存在缺陷的。当时钱先生跟我谈的不多，这次看《中文笔记》，里面就说得比较清楚了。他抄录《秦妇吟》后，批了三条意见，首先是评结尾：“一味颂祷，浑忘已与此妇对话。参观少陵《石壕吏》‘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香山《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两种结法。”钱先生认为《石壕吏》、《琵琶行》的结尾和前文是呼应的，《秦妇吟》的结尾完全脱离前文叙述。其他几条，这里不谈了。可见这些少量的评语，为我们了解他的心得，指示了途径。

有些人认为《钱锺书手稿集》其实是钱先生咀嚼过的剩下的没用材料，您怎么看？从《中文笔记》中，我们能看到钱先生未完成著作的端倪吗？

王水照：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中文笔记》绝对不是用剩的边角料，也不是咀嚼多遍的废渣，它仍然是一部具有独自内容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别的且不说，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寻找“《管锥编》续编”。

钱先生《管锥编》出版后，他自己在多个场合说过将有续编的，至少有《全唐文》，有韩愈，有杜甫。有的在《管锥编》里还注明了。比如论《全唐文》，我们在《容安馆札记》中摘录到十万多字。我想，在《中文笔记》中应该有更精彩的内容。

钱先生说要写韩愈，从《中文笔记》中，我们发现他对韩愈的看法是非常独特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目前对韩愈的研究。韩柳古文运动，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我们也强调文学要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而韩愈古文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个观念和当时政治上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的地方，所以那时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是较高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有所改变，强调要回归文学本身，讲究文学的艺术特点等，所以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就低了些。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就把韩愈的古文运动，归结为功利主义的教化中心论，认为韩愈把文学当做政治的附庸，成为传道的工具，评价比较低。我原来有个看法，把古文运动定位为“借助儒学复古的旗帜，所进行的一场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韩愈当然是要传道的，但传道仅仅是他的旗帜，他的中心还是在传文。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文和道两方面对韩愈进行评价，文、道并举，当然是对的。在韩愈的主观上，是既要传道，又要传文的。但从他的理论本身和写作实践来看，他真正传道的文章并不多，主要就是“五原”，他大量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如果他仅仅是要将文章作为政治的附庸，那么韩愈的散文艺术恐怕就无法取得这么高的成就。这是我原来的看法。这次阅读《中文笔记》，看到钱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有点底气了。在《中文笔记》第十册钱先生论韩愈道与文的关系，从李汉的《韩昌黎文集序》讲起，这篇序言一开始就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但李汉一路写下来，却只是推重昌黎之文而不及其道，他所谓“摧陷廓清”所言就是文，是“先生之文摧陷廓清之功”。钱先生又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昌黎的《答窦秀才书》里说自己“发愤笃专于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里说“性本好文学”，《与陈给事书》里说“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最后钱先生说“皆分明主‘文’”，“可见昌黎为文学道，分为两橛”。钱先生论韩愈《原道》，称赞“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两语精甚”，接下来一段“辟佛语已透宋儒辟佛之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钱先生说“领袖之道，尽此数语”，意思是说韩愈举起辟佛的旗帜，也就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而已。所以，韩愈在儒学上，并未独立成家。从这里来看，韩愈古文运动的性质，究竟是偏向“文”，还是偏向“道”，应该从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来进行定位。

另外，关于古文、骈文、八股文之间的关系，钱先生在《中文笔记》中也多有讨论。钱先生对于骈文是非常喜欢的，他隶籍常州，常州是清代骈文重镇。钱先生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他对常州先哲的骈文，多有能背诵的。他对骈文的起源问题，早在清华读书时，就有所论述，见于他的《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钱先生对唐代韩柳与骈文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韩愈偶然也写骈文，但写得不好，“木强质滞”，柳宗元的骈文比较圆熟，但也“未有工丽”。原因在于，韩柳对于骈文的态度，有一些区别。韩愈虽写骈文，但是不屑为之。柳宗元能写，但是未能升堂入室。这个看法，与前人的见解多有不同，颇堪重视。关于骈文与八股，钱先生认为“八股实本之于骈俪之文”。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韩愈的《原道》，认为此文开八股之先河，这个观点在《容安馆札记》中已经有过，《中文笔记》里又出现了。《原道》开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就是八股文中的破题。该文的篇章结构，也是符合后来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标准的，暗藏八股结构。《原道》是韩愈第一篇传道之文，这篇文章在韩愈手里，讲究的还是表达方法。钱先生认为，八股之文，后来越来越僵化，自然不足道，但从八股文中抽象出来的“起承转合”的思维模式，逻辑推理的规律，从文章写作角度来说是对的。即使像《原道》这样的应用性文字，在钱先生看来，韩愈最讲究的还是在于文章写作本身，钱先生还是从文章审美的角度来评价的。另一个例子是柳宗元的《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这篇墓志中有两长联，钱先生认为“中骈体长句，似为后世制艺中之二比”，也就是说柳宗元的骈文已有八股的气息。这样的观点，值得重视。钱先生读《全唐文》的一些论断，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由上可见，不是有了《管锥编》，《中文笔记》就没用了，《中文笔记》里有许多钱先生还没来得及写的好东西。

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您认为《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提供了什么新东西？您阅读《中文笔记》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王水照：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我首先关注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轼是宋代最大的诗人，但是钱先生除了在《宋诗选注》里给他写了个小传，《容安馆札记》里没有专门的读苏条目，而在《中文笔记》中却发现了多处评论苏轼的批注。比如他评竟陵派谭元春《东坡诗选》十二卷，谭友夏提出，当时有人认为“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而他认为“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如何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钱先生批道：“议论好。乃谓东坡之诗太尽也，自是的评。”之后，又引了许多古人的评论。钱先生这段批语，实际上牵涉到苏轼以文为诗的问题。我们一定对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谈苏轼诗歌的比喻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他谈苏轼《百步洪》中的“博喻”，比之如车轮战，让人应接不暇。这是从正面的修辞效果来说的。从反面来说，也就是“尽”，不留余地，这实是散文的写法。在《中文笔记》中，钱先生还对苏诗进行了一些考辨，也多有收获。

还有一个诗人王令。王令是钱先生很喜欢的宋代诗人，本来文学史不是太注意他，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将他评为“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在宋诗浪漫气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王令是比较特殊的。由于钱先生的表彰，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就开始比较在意王令了，这是宋诗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中文笔记》里有这么一条：“阅王逢原《广陵先生文集》毕。古诗奇崛而优闲，极得昌黎之秘，但肌理逊其密致，辞藻输其古茂，遂如慢肤多汗耳。亦时时参以玉川、东野。近诗太粗直，文亦排奡而恨繁冗。死才二十八岁，诗中多叹老嗟卑语，又多老儒正襟危坐道学语。”从《中文笔记》到《宋诗选注》，对王令的评价，有同有异：诗风奇崛，学韩、孟等是一致的，但又从宋诗的整体风格中，突出他是“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从这个着意强调中又可以体会他对王令评价的精进，永不僵化。

我现在读《中文笔记》，最大的心得就是钱先生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许多都有细致的差别，甚至还有整个评价完全相反的，这当然是另有原因的。比如对华岳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是完全肯定的，是“爱国志士”，但在《容安馆札记》中批评得很厉害。这个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编《宋诗选注》时政治风气的影响。我感兴趣的是艺术评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钱先生对同一个作家的定位大致相同，但仍然有许多审美批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没有对错之分，而是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带来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是梅尧臣。我在最近《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里也谈到这个问题。钱先生在《谈艺录》、《宋诗选注》、重订《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等书中都对梅尧臣诗歌有所评论，而这些评论又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缺点明显；在《宋诗选注》中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重订《谈艺录》时，他又说读《宛陵集》“颇有榛芜弥望之叹”。在《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评梅尧臣的诗说：“力避甜熟乃遁入臭腐村鄙，力避巧媚乃至沦为钝拙庸肤，不欲作陈言滥调乃至取不入诗之物、写不成诗之句，此其病也。”也就是说，梅尧臣诗歌缺点之所以出现，是有其原因的，乃是他要力避甜熟、力避巧媚，不作陈言滥调，是要改革当时诗风而出现的。这是从诗歌发展史的立场上来评价梅尧臣，而不是封闭式地谈梅诗的缺点。虽然与之前的评价总体相似，但切入角度不同，这是相当深刻的。而在《中文笔记》中，他说：“宋诗之有宛陵，如唐诗之有次山（元结）……造语平质近拙，而意思能细折，直起直落，全无腾拏作势取姿之态，唐宋两代，绝无仅有。”这些评价，在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看钱先生的学术评论，有人疑惑究竟哪个观点是钱先生真实的见解，因为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似乎总是在改变，他曾经开玩笑给自己一个谥号“钱文改公”，他的著作也不断地在改。我觉得，原因在于对象本身的多元性，也应该容许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他早年写《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曾经强调文学无法定义，他说文学像“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这句话看上去玄乎，带有不可知论的味道，但实际上是深刻地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各种事物也好，文学现象也好，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个人此次粗读《中文笔记》最大的感想。

王安石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总评王诗时有褒贬，但贬重于褒，尤其是对其“巧取豪夺”的指责：“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可谓入骨三分。在《宋诗选注》中，那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分量很重，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这一贬斥，带有毁灭性质。《容安馆札记》只见少许赏会作品之语，未见总体评骘意见。《中文笔记》第二册中却有一大段评述：“荆公兼擅各体，而五七古、七绝尤为粹美。其古诗凝而不生涩，有力，于欧逸，于梅劲，而能适未酣放耳。其以文为诗，直起直落，北宋无第二人。惟说理语、参禅语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诘，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对仗精切，一代无两，笔气矫挺。惜大半为句头所坏，纯粹者少。七绝则几乎篇篇可传矣。大体论之，荆公诗劲硬，是其所长，稍欠顿宕开阖，故笔阵轻疾稍单。要之是大作手，不下东坡，袁随园、潘养一辈正未知也。”这段一百七十字左右的总评，除个别处外，均是颂扬一片，这在钱先生的评诗中极为罕见，“不下东坡”的“大作手”之评，尤为醒目。将其与他的其他评论王安石诗歌意见“捉置一处”，对勘互验，更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是视角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结论有异？是写作的具体时期、背景不同，评诗的标准有所调整？各处所言各有侧重，都非率意之笔，有其自己的理路与立场，但又如何综合考量？王国维评周邦彦，从词品拟为“娼妓”到“词中老杜”，至今仍是词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钱先生似乎也提出了相类的新课题。

王安石的例子，我在《〈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也谈到了，现在读《中文笔记》又发现钱先生观点与《宋诗选注》、《谈艺录》甚至《容安馆札记》有所不同。限于时间，不再细说。总之，钱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慢慢体会他是从什么角度提出来的，这些看法都要进行综合考量，各处所言，都有侧重，都有他自己的理路与立场。

曾有一种说法，钱先生的治学只是为卖弄记忆，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您对这种论点怎么看？

王水照：刚刚辞世的朱维铮教授，曾经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的顾问，他留下两句中肯的话：评价大师不要陈义过高，也不能谬托知己。我很认同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因为心存崇敬之情，而与研究对象黏合得太紧，但是，对钱先生留下来的学术遗产，我们又很难真正地贴近，很难真正洞悉他的底蕴。钱先生留下来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形式，《谈艺录》是诗话，《宋诗选注》是选本，《管锥编》是笔记。他的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也不在一个路数。虽然著作形式是传统的，但它们的内容却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文学资料的梳理、分析与阐发。在这些著作中，《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义“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的，怎样去接近钱先生创造的学术世界和达到的学术境界，是我们面对的严重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钱锺书手稿集》从学术上进行解读的还很少，是需要我们艰苦努力地去钻研的课题。

几年前我曾应邀为台湾一家研究机构题词，写下了明代思想家王廷相的三句话：“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精微、会通、自得，当时我心中想到的就是钱先生的学术境界。钱先生的生命与学术是合二为一的，他的读书笔记就是他外在的生命形式，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先生这样的学者才是在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