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美国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截然迥异的社会政治反应。在欧洲，尤其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失业青年、工人和中产阶级下层公职人员组织了一系列的总罢工、占领公共广场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而中产阶级、私营企业雇员和小商贩等则转向强硬右派，选举出或即将选举反动派首相。换言之，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南欧形成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强硬右派的制度性权力得到巩固，另一方面非议会左派动员“街头力量”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相反，北欧和中欧强硬右派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以牺牲传统中间偏左/右政党为代价，大肆侵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北欧工人阶级相对稳定、富足，但是对种族主义、反移民、伊斯兰恐惧症政党的支持与日俱增。至于美国，当面对民主党右转和强硬右派控制共和党时，除极少数情况外，工人阶级仍然保持被动旁观的态度。美国不像南欧一样存在左翼街头政治，其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拒绝或否认国会和白宫的强硬右派政策。因此，经济危机不仅未能促进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反而引起阶级分裂、不统一和内部分化。

右派/左派分化

北欧右翼力量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政党和领导的衰落。社会民主党及工党组织了新自由主义运动，促进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出口战略。他们支持减免大企业的递减税，参加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支持那些主要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所谓“反恐战争”，但是却能容忍新法西斯主义的日益猖獗，以及那些采取“直接行动”驱逐移民的极端右翼伊斯兰恐惧症。

欧洲中间偏左（如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和中间偏右（萨科奇、卡梅伦、默克尔）的执政党直言不讳地抨击将穆斯林移民权利当成“文化多元主义”。他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容忍和利用，是他们从排外选民中拉票的廉价手段，也成了他们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和南亚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借口。其结果是“主流”政权削弱了工人阶级与移民工人的团结，也损害了国家和民间团体联合起来抵制新法西斯种族主义的共同努力，而新法西斯种族主义正是伊斯兰恐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种族清洗”理论的更恶毒的形式。

特别是由于临时工增加，他们容易受极端右派的蛊惑，因此工会会员逐渐减少。同样重要的是，工会不再开展政治教育来巩固阶级团结。尽管工人工资可能增加，工会与企业精英合作使工人容易受反移民和伊斯兰恐惧症宣传的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阶级斗争”使无组织工人与更底层移民发生内讧，而新法西斯主义却利用文化和沙文主义信仰从中渔利，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也不再通过教育和阶级斗争来积极应战。换言之，中间偏左派和工会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和意识形态削弱了阶级政治认同，为右翼的渗透和影响敞开了大门。当其领袖不再费心与阶级成员商议或讨论政策时，这种情况变得尤为明显：政策自上层向下层强制执行，为极端右派攻击中间偏左政治体制的“精英本质”提供了强大的武器。

相反，南欧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欧和西欧银行家、本国中间偏左和右翼政治家强加的苛刻条件引起的，经济危机加剧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由于失业率飙升，工资和养老金严重削减，右翼鼓吹的反移民和反穆斯林政策并未引起南欧工人的共鸣。

北欧工人与右派、本国政治家和银行家结成同盟，要求对南欧国家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并被灌输了地中海国家工人懒惰、不负责任、假期长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年工作日更长，假期更少，养老金也更难保障。同样的种族主义情绪使他们对南欧工人形成沙文主义刻板印象，并助推了对右派的同情。

为帮助南欧债务人精英们摆脱困境，作为债权人的北欧银行家和政治领袖压榨本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纳税人，而这些精英为满足北欧偿还债务的要求，也同意压榨工人和公职人员。北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坚信是南欧的不负责任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水准，而与本国银行家的投机活动和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无关。而南欧工人不得不承受北欧债权人和本国精英的双重剥削，因此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有更深刻的阶级意识。

北欧工人与本国债权人统治阶级达成共识，将愤恨转移到国外工人和移民身上，因此易受右翼蛊惑。他们公开表达了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工人的愤恨，这些工人的武装斗争可能打乱他们到地中海岛屿和海滨胜地的度假计划。本应该针对本国债权人和金融投机精英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变为对南欧工人和移民的敌对。国外救助、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计划的削减导致对逐渐减少的政府支出的争夺加剧，以及就业者和失业者、本国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间的冲突。

国际工人间的团结已经被严重破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那些宣扬恶毒的反移民（反社会主义）的国际极端右派所取代。如对70多名左翼青年（大多为青少年和挪威工党的积极分子）的杀戮，对那些支持移民权利的进步者造成生命威胁。极端右派起初只是攻击移民和穆斯林，现在开始攻击支持他们的本国左派和进步运动。

当狂热亲以分子、犹太复国主义空想家（主要在美国）与攻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者的新法西斯伊斯兰恐惧症者联手时，情况变得尤为复杂，这是挪威法西斯凶手布雷维克反复提到的问题。问题在于“受人尊重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保守党在竞选时迎合极端右派的反移民、反穆斯林主张，以达到吸引工人的目的，而不是实施那些能缩小不平等的影响深远的阶级改革以及通过增加累进税和公共投资等来联合所有工人（本地人或移民）对抗资本主义。

缺乏团结的工人阶级中的移民子女、特别是失业的青年工人参与到抢劫本地商人、与警察对峙、制造大混乱等各种直接行动中，如2011年英国“火热八月”爆发的全国性暴乱。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消亡产生了极端右翼的暴力、移民种族歧视的暴乱和抢劫等。劳工精英只是谴责极端主义和暴力，呼吁调查，但是并未进行任何的自我批评，也并未发起任何计划来改变那些使工人和失业者右转和产生暴行的社会经济结构。

美国：右派兴起

与欧洲不同的是，极端右派在美国如鱼得水。奥巴马执政前三年，残酷的反移民政策驱逐了将近100万的无证劳工或家庭成员，比布什执政期间增加了3倍。

大众媒体、国会、白宫、有群众基础的正统基督徒政治家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和组织通过鼓吹公共不安全感，积极煽动伊斯兰恐惧症，挑起反穆斯林的恶毒运动。他们占据了欧洲极端右派的种族主义议程，使极端右派将枪口直接转向穷人、工人阶级和公职人员（特别是教师）的社会运动。

另外，他们对债务融资和公共支出的抨击遭到那些依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抵触。在最近提高债务上限的国会辩论中，华尔街有选择性地参与了反对极端右派的斗争：呼吁在社会缩减开支和税制改革等方面作出妥协，但同时支持反公共部门工会的行为。

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工人阶级和穷人大多较为被动。他们持中立态度：既不像英国那样参与街头暴动，也不像北欧那样向右急转弯，也不像南欧那样参与罢工。美国工会，除威斯康辛州公职人员工会外，从不参与任何大型的对抗活动。工会领导只关心如何游说公司，而无力组织日趋减少的工会成员。

茶党恶意攻击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特别是社会保障等公共计划，而这些公共计划似乎全都有益于工人及其家人，因此它不像北欧工人政党那样对工人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因为工会要么不存在（93%的私营企业没有工会），要么已经妥协瘫痪，因此美国经济危机并未引起地中海式的大规模运动。

迄今为止，美国工人阶级对极端右派的兴起持旁观态度，这是因为组织领袖试图支持民主党，继而采纳极端右派的大多数议程。

结论

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正从新自由主义平稳过渡到极端右派，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成为被动的受害者，而不是针对左派或右派的积极战斗者。欧洲当前的危机表明两极分化鲜明，即南欧工人阶级激进左转，而北欧工人阶级则逐渐向极端右派转变。国际工人阶级大团结，最好的结果是南欧工人团结一致，而最坏的结果是被北欧最右派政党联盟所取代。随着国际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衰落，北欧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头猖獗，而南欧工人运动伴随着广泛的无业人员、学生、小商贩及领取抚恤金者组成的社会运动。

尽管南欧右派能够利用中间偏左派，他们仍然遭到非议会工人阶级和社会运动的强烈抵抗。相反，北欧和美国极端右派并没有碰到这种有意识的反抗——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工作场所。这些地区只有经济体制崩溃，或出现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且基本社会计划和保障遭遇毁灭性破坏，才可能使工人阶级运动重新复苏，希望这种复苏源于有阶级意识的左派而不是极端右派。

詹姆斯•彼得拉斯 著 张永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