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是一种文明框架，不是模式，不是道路，不是经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个时期的阶段性产物，体制的时间更长、空间更大。毋庸质疑，只有大国才有可能形成对人类有贡献的体制，只有大国之人才有可能对体制做出有自主性的思考。

体制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立足于上的地板，不要把它想象成天花板，尤其是不能把它想象成别人家的天花板。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地板，也都有自己的天花板，不管你想要欧式的、美式的，田园的、现代的，简约的、复杂的，你家的风格取决于你自己的想象力，也取决于你的投入，东施效颦只会贻笑大方。以自信、自觉的文明自主意识反思中国体制，而非跟着西方理论亦步亦趋，才能为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打下更扎实、更反映现实政治的地基。

但是，晚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自信心慢慢丧失殆尽，我们在各种现代性话语的全球化时代失去了语言能力，更糟糕的是，也有很多人丧失了思考能力。中性一点说，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拿来主义成了单向道的顶礼膜拜，丧失了相互理解这个前提。

现代性左右了体制思考，当你把体制加上先进、停滞、落后，发达、发展中、不发达等各种现代政治经济标签之后，当它成为官方、思想界与各类社会精英的共识之后，中华民族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谦逊的民族，没有哪个民族在漫长的一百七十多年里从各个领域发起向别人的学习！是的，中国人都是好学生！

对于中国体制的理解，也不例外。学习，需要搞清楚什么值得学习，什么不必学，也就是要有体制自觉、体制自信。无论是拒斥中国体制有任何优越性，还是强调中国体制有很大特殊性，都有可能忽略在现实政治世界和政治科学领域，中国体制对于世界政治体系的贡献，我们不是说古已有之，不是说西方有、中国更有，而是从文明框架的奠定角度而言，承认中国体制的根本贡献，这其中包括：治道与治式之争，王道、霸道之争，郡县、分封之争，中央集权制，以及政令、文字、度量衡、生产交通的标准化，风俗习惯的文明化，基本社会规则的法治化，以及内外相重、轻重相权等轻重之学，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中国体制可以有内外、古今、时间空间多重观察视角。发现、认识、理解、承认、认可中国体制的各种基础贡献，才可能对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学有所贡献。

除了谦虚、谨慎、乐于学习之外，我们还因为普遍的怀疑、悲观和犬儒主义，充满了批判精神。二者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一些认知偏差。当我们批评自己的税收过高时，我们可能忽略了自由、权利与财产保障的代价；当我们批评自己享受的福利太低时，我们可能忽略了福利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追求，而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涵义；当我们批评食品药品不安全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安全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必须提供的首要公共服务；当我们呼吁政治民主时，不要忘了经济民主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当我们呼吁某个层面的直接选举时，不要忘了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制"在其本国已经走到了"精英民主"的极端，而且受到越来越多本国人的批判；当我们呼吁政治领导层要有决断能力，不要忘了只有决心、没有能力所可能产生的问题，不要忘了好心办坏事所可能催生的悲剧；当我们在说中国数千年有某某病症、只有采取某个西方体制才能避免这类问题时，不要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可能错乱了，同时期的西方也许一点也不比我们好。不要忘了，任何时代的宪法只能约束当代人、后代人，不能约束前代人。

把一切归结为体制，导致我们方寸大乱、进退失据，失去了本该具备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我们也就彻底忘记了1300年前柳宗元的忠告：秦之失，在政不在制。"治理问题的体制化"，这个二十年前思想界有过一场大讨论的命题仍然值得反思。否则，激烈的思想动荡就很有可能演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内战"，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战争，只会放大精英政治和寡头制成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将极可能因此再来一次兴衰存亡的痛苦轮回。

（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5月北京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