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近代体育史的种种著作中，毛岸俊博士(A. D. Moorris) 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的体育》(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 China)是最有价值、但也因此而可能是最具争议性的一本。这种价值并不是由于毛岸俊博士广泛阅读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所保存的大量中文文献，也不是由于他与两岸体育史研究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而是因为他把20世纪前期的中国体育放到了全球化的独特视角下，因而使这个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显现出了在别人眼中未曾显示过的一些新的特点。

例如，在中国，体操、体育的概念及其转变过程，是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毛岸俊博士却跳出了单纯概念解释和考证的限制，把“体操”和“体育”作为代表不同体育文化的符号，并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显示如何全面把握‘身体培育’(body cultivation)的含义和‘体育’(毛岸俊博士直接用拼音tiyu来标示汉语的‘体育’一词) 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理解古老的中华帝国如何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关键概念。”[1]他用了从第2章到第6章来揭示这种转变过程，并把武术作为案例，深入讨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

毛岸俊博士赞同Jusdanis的看法：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种阐释和分享现代性的一种尝试”……民族主义事实上是在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新与旧之间的一种媒介。”[2]毛岸俊博士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国家在融合现代中国体育中的作用。但他认为这样仍然还是没能抓住“体育”一词的关键之处。毛岸俊认为中文的“体育”代表着现代知识、价值和技能……，“体育”意味着为中国人提供了参与、接受“身体培育(body cultivation)”的机会，从“个体”和“社会有机体”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看法是意味深长的。通过揭示现代体育对现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过程中复杂作用的，毛岸俊认为：现代中国人如此重视金牌，如此重视奥运会，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有的现象，而是早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出现的现象，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体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他在全书的开头就引用了1914年伍廷芳和1907年天津青年会干事的话，[3]试图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全球化诉求和联系。

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时曾经发生激烈的抗拒不同，毛岸俊博士认为，外国体育文化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城市、文学或商业方面多大的挑战，认为在这方面西方体育传播遇到的障碍远不如来自传统武术的抗拒。[4]事实上，我认为来自传统武术的抗拒也并不大。在20世纪前20年中，站在武术的立场反对现代体育的声音始终十分微弱。这倒不是出于对现代体育的理解或宽容，而是在具有深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5]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作为身体活动的武术早就已经从教育中被剥离了；在现代体育传入后，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很长一个时期在不同的场合生存和发展：现代体育（无论是PE、sport、exercise还是其他什么）主要是在青年学生中推行，而武术则主要是在学校以外的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中流行。正因为如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教育家们用现代体育的眼光去审视武术时，武术也就很自然地被融入了PE之中。

作者认为：现代体育的建立不可能没有国家的基础和作用，并因此断言“Chinese tiyu was built along with, and in, the new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in 1912, and it refracted external influences in similar ways.”[6]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照作者的理解：中国的“体育”是……的集合，但事实上，不但“体育”一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已经在中国的书刊中广泛使用，而且作者所提到的“体育”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已经在中国出现并已相当流行。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体育和体操是同时被使用的，之所以“体操”一词使用得更为广泛，只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由于日本的影响而成为了现代学校课程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因此，在这个时期中，“体操”更多地是在“课程”和“方法”的意义上被使用，“体育”则更加强调其教育、培育的意义。但就其实际活动形式和内容而论，则又都指向了sport或exercise 。在这个时期“体操”被广泛的运用，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更多地是从工具、途径、方法等意义上去把握和认识这一新事物；五四运动以后弃“体操”而用“体育”，显示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其教育的价值功能。

因此，我很赞同毛岸俊对“体操”和“体育”象征意义的解读，但我认为从体操向体育的转化过程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除了奥运会和奥运会金牌，武术恐怕是最能牵动他们神经的一种运动了。毛岸俊在第七章中提供了与多数中国和西方学者都不同的叙事文本：对中国学者而言，他们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进程解释为从混杂到纯粹(hybrid to pure)的过程；对西方学者而言，除日本学者而外，还没有人把中国武术史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毛岸俊把1910年精武体育会的建立作为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7]这一点似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毛岸俊几乎完全没有提到1912年成立、并且在推动武术整理改造和武术教育方面影响很大的北京体育研究会，也没有给因创编“新武术”而影响深远的马良以足够的重视。

与毛岸俊对体育与体操在晚清发展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不甚了解相似，他对民国以前武术发展的了解似乎也有所不足。例如，毛岸俊认为：“许多有现代思想的赞成共和制度的爱国者简单地否定武术 (wushu)，他们的民族主义使他们比的同时代人士更倾向于简约而不是复杂，而且对中国的封建和不科学形式的厌恶，使他们把构建体育建立现代(即欧美日)关于身体和民族的概念基础上。”[8]同样，他在第七章中也说：“打上了落后、封建、迷信的印记，武术在民国初年好像垃圾一样被弃置于历史进程之中，而在这个时候，体育(Tiyu)却正在急剧发展”。[9] 学校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也有意不把武术作为学习内容。[10]然而事实上，传统武术并不是被简单地被忽略的。1895年后在天津小站开始以西方军队为楷模编练新军时，马良已经在试验着改良武术，并将其运用到训练中去； [11]1897年中国人办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机构、福州利济学堂的何炯就已经在思考：“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12]由此可见，之所以在1910年前后一段时期武术（毛岸俊在书中使用了quanshu, wushu 或guoshu等中文词的汉语拼音）没有能够成为tiyu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由于被“忽略“，而主要是由于义和团造成的动乱刚刚平息，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的推进西方式改革的“新政”中，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军事改革，都不可能像日本已经实行的那样给传统武术以突出重视的地位。

1904年的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之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更加引起国人的注意。不少人将日本胜利的原因归功于传统武术教育的推广：“日胜俄，实得力于柔术。日之柔术，因胎孕于我国之拳艺也，其收效也如是。”[13]“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14]因此，对武术的研究在1906年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梁启操的“中国之武士道”即写于1907年。

而在1910年以后，武术更没谈不上被简单地被“忽略”。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武术曾遭到陈独秀、鲁迅等“文化革命的主将”的严辞批判，但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武术正式成为了体育课程的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有人在《教育杂志》载文，称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等为最佳运动，主张作为体操课内容，“以代西式体操”。京、津、沪学校闻风而动，争相聘师开课；各校运动会中也增加了武术表演。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建议把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正课。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委托北京教育会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教育部当年就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武术从此正式成为体育课的内容。 [15]

五四运动以后，军国民主义思潮日渐衰微，在“兵操废存”讨论的背景下，不少人“一变致用之志，而以武术为卫生之方”，更多地从强健体魄角度阐述武术的作用，“自卫应敌”不再是提倡武术的主要依据。除武术外，也开始按照现代体育原理对一些传统保健术和民间游戏进行了整理。武术从“致用之志”到“卫生之方”的转变，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培养人的角度去发掘传统体育的价值，也标志着传统体育现代化的真正开端。

1910年代武术的变化首先是武术组织的变化，传统的武馆、武棚等逐步转化为城市中的武术会一类现代体育组织。其次，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实现了武术教育化的关键一步。第三，在西方体育的强烈影响和逼迫下，人们开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武术，主要是用现代生理学和教育学理论重新解释武术的功能和价值。

毛岸俊在书中还有不少发人沉思的论述。例如，他把中国武术与日本的传统技击等进行了比较。“在明治时代，很多中国的体育述评直接译自日文”，明治维新提供了改造传统的范例，例如日本的“国技”、加纳治五郞在20世纪由日本传统武术改造而成的柔道，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体育竞赛项目，但仍然受到日本的观念和荣誉的控制。[16]毛岸俊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周锡瑞( Joseph S. Alter)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也把中国武术与印度瑜伽术作了更深入的比较。这些论述对于理解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弱势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命运，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现代体育是在欧洲传统体育、古希腊奥林匹克遗产的基础上，并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教育思想观念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改造并容纳着非欧洲民族的传统运动方式。然而，它也无情地使更多的民族民间运动方式逐渐边缘化甚至消亡。毛岸俊和周锡瑞教授的论述为体育史研究提供不少新的视角。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因为这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论文以中华民国（1912~1949）为研究对象，因而对晚清时期研究的相对不足，导致他在涉及晚清体育时难免有所失误。例如，对晚清体育思想的变化和武术的变化，就明显在在不少疏漏；此外，在讨论学校体育的时候，书中提到了1911年以年的体操学校、班（P11，table 2）和1922－1927（P67，table3），但却未提到1910’年代成立的一些重要的体育系、科，特别是麦克乐曾任首任科主任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1916）和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1917）。这两个体育科（系）是民国时期地位最重要、培养学生也最多的体育师资培养机构。不过这些都不影响该书对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史研究的价值和贡献。

                        ——原载《体育学刊》2006年第3期

（A. D. Mo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 China，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1] A. D. Mo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 China，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05.p3

[2] A. D. Moorris，P14，原注50

[3] A. D. Moorris，p1

[4] A. D. Moorris，P185

[5] 孟子.告子上

[6] A. D. Moorris，p18

[7] A. D. Moorris，p7

[8] A. D. Moorris，p17

[9] A. D. Moorris，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