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者的知识轨迹必定反映了有意识或潜意识的选择。学者只能从超乎个人的既有社会条件所形成的认识论脉络中，选择性地进行传承、重组、开展或抵抗。准此，我们界定了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两种机制，其一是遭遇超乎个体意念的既有认识角度，其二是在因此而感知到的各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之间有意识地选择当下的认识。遭遇（mechanism of encountering）是限制知识困惑（intellectual puzzles）的范围得以形成的机制，①而选择（mechanism of choice）是巩固或摆脱此一范围的意念得到反映的机制。② 个人遭遇是由超越个人的社会所形塑，但必然受到也是超越个人的种种偶然介入其间；相形之下，个人选择的呈现，则是对比于其他人在选择传承或开展的叙事时采取了不同的选择。在超越个人选择的遭遇过程和个人进行选择的过程两者之间，有一个可视为二阶机制的个人旅行（second-ordered mechanism of traveling）过程。旅行包括了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过程，也包括生涯上在职业或在机构之间的移动过程。旅行的过程几乎必然涉及到选择，也必然反映或引发继续的遭遇，因而是个人知识养成不可或缺的机制。

 

本文藉由对许多台湾知识界或行动界耆宿的访谈，③讨论在台湾的各种认识中国大陆的角度怎样各自养成对“中国”这个身份概念的不同内涵，这些关于中国大陆的知识以及其再生产过程，不断地在台湾重新定义着“中国”。学者个人认识中国大陆的轨迹乃是嵌入在个人际遇之中而不断演进的，个人化的知识史对知识客观性的追求构成莫大挑战；④毕竟，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与他们涉及中国大陆的各种参与实践，是相互构成的过程。⑤台湾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就构成他们在台湾书写“中国”的认识论基础。这个背景是许许多多个人历史的综合体，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但又经常在彼此之间难以构成一致的知识资源与集体记忆。对于学者来说，这林林总总的记忆的线索所构成的群体认同，在一生之中或间歇或持续地出现；而这个认同又将遭遇各种涉及台湾前途往何处去、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是什么之类的讨论，受到包括当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清末民初的对外关系与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的近代史，还有因而形成的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意识形态的惶惑与仇华或仇日的情绪所彼此渗透的背景所牵制，由此使得学者个人多样的遭遇与选择，塑造了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

 

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是靠每个学者在自己所遭遇的各种涉及中国的称谓、身份、形象及其间不断的重组与新诠中，进行再组合与再诠释，因而中国大陆研究文本的形成，有赖每个学者无时无刻进行概念的选择与论述的建构。由于当代台湾承继了殖民历史、内战与冷战的遗绪，以及由此造成的内部歧异，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在假定以日本、美国与中国为出发点的研究议程上往返辩证，在其间进行组合、再组合。因而维持与互动对象之间的社交妥当性，不仅影响既成学术观点的表达方法，且是学术的内涵。这涉及论述身份的选择，包括对中国大陆既有视角的定向、复位向乃至无定向的挪动，使关于“中国”的文本随着学者的选择，成为看起来是既是如此又是那样的综合体，没有一种中国大陆观能免于政治影响以及政治化的社会环伺。⑥学者每在生产相关知识之初，就得先思索社会将如何看待，故而面对“中国”的身份策略，是对中国大陆研究的知识生产要件。藉由整理台湾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历史过程中所遭遇的认识脉络，在不同时期或场合做出各自的选择，或可从中呈现出知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对于世界各地学者所具有的多重意义。

 

 

一、历史的负担：反日、反共与日本殖民的遗绪

 

国共内战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国民党政权播迁来台，先是准备反攻，继而强调生聚教训、在台建设。内战失利紧接着东亚冷战，使台湾变成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基地。内战与冷战，都使执政的国民党将台湾描绘为“自由中国”，以与“共产中国”互别苗头。一开始，国民党要求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之后依靠强调儒家思想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对抗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来强调其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藉此强化合法性。而在美国结束越战前后，台湾则逐渐强调现代化的成就。

 

越战原本是美国的重大挫败，但福特基金会大力支持“环太平洋地区”（Pacific Rim）概念下的研究与教学，将内战的赢家如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描绘为现代化的失败者，而美国支持下的韩国、台湾等则被纳进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⑦在国民党的论述中的中国大陆原本是“反攻复国”的对象，如今转变成相对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与经济成功的落后地区。在1989年之后，包括中国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都将民主与人权作为台湾认同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政府转而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逾十年之后，这两个政党又开始希望赢回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支持。他们的价值要求是和平与国际安全，同时迎合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文献对“中国威胁”的分析；对这两党而言，此时所分析面对的中国大陆，都已是外于台湾的一个他者了。⑧

 

这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使得台湾的当代中国大陆研究者在论及中国时，能够在上述各个阶段所酝酿出的各种观点之间发挥与撷取。他们在特定情境里与特定时间中的选择，反映了哪种类型的中国是他们此刻所深信的，或他们如何重新编排了历史遭遇中的不同叙事片段。他们全都间接承受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亚洲文明遭遇欧洲帝国主义所累积的复杂情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变化。这些社会变迁，使得20世纪初相当多的台湾的社会菁英和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仍然健在）在日本殖民时期前往中国大陆探索生命。这些人有不同遭遇，或由此产生一种对中国大陆更深刻的同情，或是萌发一种难以融入的疏离感，或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对中国问题难以抉择的暧昧态度，而有所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其对如何理解自身的经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918年出生的史明，本名施朝晖，是第一位著书立说，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切割并理论化的人，然而他早年却前往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一般人认为唯心主义取向的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难以兼容，史明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竭力试图证明，在台湾，无产阶级具有远比资产阶级强烈的“台湾独立”意识，如此具有无产阶级内涵的台湾民族主义也就有了物质主义的基础。他所忆及的中国经验非常负面，其中提及多有封建遗续，因此使他确信台湾必须与中国大陆彻底分开。日本战败之后，他对日本的矛盾心理与对过往日本帝国主义的保留态度也得以化解，从此得以心无罣碍地在日本进行他的研究与著作。史明对现代化非常看重，因此他指责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封建压迫，无非就是代表中国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只有剥削却没有带来现代化。⑨

 

后来被尊称为“台湾独立之父”的廖文奎（1905～1956）也有广泛的大陆经验，在前往美国留学之前，他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就学。他一开始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信徒，并反对日本的殖民。但他与史明不同，因为廖文奎在美国的影响下，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拿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返回浙江从事教职，但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因为目睹国民党与半日本化的台湾社会的血腥冲突，有了不同的省思，新认识到的社会条件促使他采取身份策略的调整，并由此开始有了强烈的台湾民族主义自觉，至此成为“台独”运动的号召者，⑩他刻意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并不像史明那样把中国同时视为阶级敌人，也没有唯物史观的必然性，而是充满了在地人的权利意识。和当时台湾的其他作家相比，史明和廖文奎的感受既不算特别，因为与同时代的人可以分享，也不具有典型意义，毕竟个人认识中国大陆所选择的角度仍有不同。不同的中国大陆经验产生了不同的感受，增加或减少了选择的可能范围，其中一些人强化了他们的中国认同，另一些人则变得更加暧昧。

 

相较于此，追随内战失利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这波大陆移民，和台湾本地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同时造成本地人在中国认同与非中国认同之间的认同冲突。本土知识分子与有着强烈传统中国文化意识或吸取现代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的学者均不同，后两者可以从中国大陆或美国的文献中吸收知识资源，前者之中一大主力则传承了日本对中国的观点，即藉由后殖民的亚洲进行现代化，来超越台湾回归中国之无奈；11此一思考战略在方法上将中国文化降格为没有多少价值的历史束缚。二二八事件使得反日与反中的情绪被推波助澜，接受了不同传承的两边观点之间，对立更加纠结。其中，国民党是带着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来到台湾的，因此当然忌惮于日本留下的影响；一位资深的中国大陆研究者陈力生（1931～）指出他对中国的概念乃是一个“国家的观念、家庭的观念……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后来促成他对中国大陆研究动机中的竞争意识：

 

我觉得台湾的中国研究，事实上是学以致用，为国家所用。……这个学术研究成果……就是为国家所用；因为我们特殊的环境。我们跟大陆是同文同种，事实上，我们严格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国家，是两个政权而已。我们在研究上占了优势，……我们台湾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占优势，但是我们要深刻检讨的话，成绩上我们不能落后……12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前院长于宗先（1930～）也如同陈力生那样，在访谈中习惯性地称呼日本人为“鬼子”。虽然对于于宗先而言，他原本基于家乡父老的政治结盟而产生的反共立场，与个人在战争中的经验而产生的反日立场，在解严以后日益浓厚的“台湾独立”氛围中，都渐渐变得时地不宜，不过在他的访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代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选边，虽然结果重大，但实则充满偶然。在国共内战时才将迈入成年的后内战世代，无法避免地要在遭遇这些主要只剩下逻辑，而不再带有同样强烈情感的多元叙事中，进行生涯或理论的一次抉择。13这是令人好奇的过程，留学德国的历史学家李国祈（1922～）乃以台湾在1895年割让给日本一事撰写博士论文，指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之后日俄战争的远因。在他年轻的时候，与那时以及后来主张“台湾独立”的许多人一样，“觉得中国没有希望”，对西方则充满敬意。他也曾经同情共产党，但由于并不热衷，加上家庭的一些安排，才来到台湾。14

 

在抗战之前或战争期间出生的外省籍学者，由于个人或家庭对战争的记忆，对日本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感，并带着这种记忆来到台湾。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中国乃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若无大陆百姓的牺牲，台湾不可能重获自由，因此不可能让他们认为领导中国击败日本的国民党，竟然是统治台湾社会的外来政权。他们的学术生涯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前途，因此一有机会就会为此义无反顾。例如资深的中国大陆研究者张焕卿（1935～），听到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与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就放弃了他在美国的奖学金，回国参加反共运动。15 倾向“台湾独立”的本土社会学家叶启政（1943～）观察他那些大陆来的同侪，对他们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敌意表示能够理解；他认为台湾本地人与新到的外省人背负着各自的悲情，他们之间更容易相互仇视，而很难去分享对方的感受，因为历史经验塑造了大不相同的关怀。但他担心，若这对于知识分子也如此的话，就值得省思了：

 

……打开人类历史来看，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必要历经这样的问题，日本没有、韩国也没有，甚至东西德也不见得有，这是台湾的宿命。所以台湾在地人、外省人各有各自的辛酸，这种两个不同的辛酸摆在一起，很吊诡的没办法共享体验，反倒变成对立的仇视，要是一般老百姓是如此，是可以谅解的，但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对立，那问题就比较大了，特别今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从这里谈起，事实上是要最后归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容许我这样说：是台湾本地跟外省两个不同历史遭遇经验的差别。16

 

这两种人对于日本殖民台湾的态度可说是天差地远。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1年中，最后大约十年的“皇民化运动”，让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地主阶层、专业人士，从心理上认同或说“效忠”了日本帝国。那些曾远赴南洋打仗的台籍日本兵是另一批效忠者。“皇民化”的历程让他们之中许多人相信能够与过往被讥称的“清国奴”，或说曾作为满洲野蛮人奴隶的身份一刀两断，因此他们的身份比起奴隶后代的中国人更为高贵。当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这样看待中国大陆的观点仍挥之不去，并在二二八事件时获得了爆发的机会。但这也不是铁律，其他遭遇或选择不同的台湾在地势力，就保留了其他的可能性，从而对比出“皇民化”观点的持续，有当事者的意念在其中支撑，故而并不是必然的。如国民党籍的资深台籍历史学者陈鹏仁（1930～）指出，二战结束时台湾乡村的多数地区仍保有传统的中国社会样貌，并未被“皇民化”所浸染，因此他也才能保有对中国的认同；然而，他能同情理解那些接受“皇民化”的台湾人以现代与落后之别看待台湾 / 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差异，当然，他也能理解从大陆撤退来台的人，会从内战的观点看待两岸关系。17

 

倘若在日本殖民时期，家庭并没有直接受益于日本的统治，自然受到“皇民化”的影响也就较低，或许对认识中国大陆的角度有所影响。许介鳞认为，他的“批判态度，也可以说是来自于我自己小时候困苦的成长背景”；与此相似，李南雄认为他的父亲李万居能够毅然决然前往中国大陆，服务于国民政府，也与其在云林乡下的家庭较为贫苦有关。与此相对，云林大地主的家庭背景，让廖光生与他的堂兄廖文奎、廖文毅，很难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好感。18但是，这也并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的转折亦充满了无意识的遭遇与有意识的抉择。

 

 

二、在内战史观、科学化与“台湾独立”之间

 

二二八事件见证了彼此之间的杀戮；台湾本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在受到殖民教育的青年与从南洋返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的参与下，使事变一发不可收拾，而二次大战之后才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就成了初期事件中的主要对象。随着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展开清乡，不少台籍仕绅跟着成了冤魂。在这样的对抗中，在台湾代表着中国的国民党，便逐渐被视为“外来政权”。之后国民党政府推动土地改革，虽然国民党土改出于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所致，对于不少地主及其后代形同来自大陆的“乞丐赶庙公”，对于台湾人，特别是台湾仕绅而言，即使半个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以在海外研究中共政治派系闻名，并在之后成为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的张旭成（1936～）证实他早年便已听闻，而他自己则是到成年之后才理解土改政策中的骗术：“收到国民党一些股票，变成废纸，呵呵，大汉时才知道被国民党骗去，四大公司把价钱无限上纲，根本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发了那么多股票”。土改的受惠者是一般农民，而担起记忆传承的仍是当时的地主之后，而他们对于土地改革通常抱持非常负面的印象。19

 

史明、廖文奎以及其他许多人认为，台湾人是藉由二二八事件才认清国民党的外来殖民政权本质。陈鹏仁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企图建立不属于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的台湾”的一项失败尝试，而叶启政则认为这是一场文化冲突。不管原因是什么，其结果都影响了之后台湾人看待中国大陆的方式。不过，将双方区分为亲中或亲日，可能是过于简化了；例如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的陈鹏仁，以及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东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许介鳞（1935～），都未对“台湾独立”产生热情；两个人都认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度，没有受到日本指导老师的影响，甚至陈鹏仁因缘际会得到台湾外省籍官员的栽培与无私拔擢而始终心存感激。20他们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政治刻板印象；而同样与刻板印象有异的，是第一位以中文撰写大学经济学教科书的闻名的凯恩斯学派学者施建生（1917～）。虽然施建生是外省人，且与支持“台湾独立”并无关系，但他热切真诚地表达他爱台湾。他把对爱中国与爱台湾的关系形容如下：

 

我这一辈子受尽了辛苦，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到了美国跟美国建交，那时候我在学校当访问学者，我看了电视有记者问邓小平，问说为何主张共产主义，他回答：我们共产党很简单，我们只求我们在世界上取得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中国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没甚么稀奇但我非常的感动，现在短短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上是一刹那，中国是兴起了，不管喜不喜欢，他有许多的毛病，但大的局势，是没办法否定的，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大的人，我认为我是爱台湾，因为我爱中国，爱台湾就是爱中国；爱台湾必须要爱中国，中国好台湾才会好，中国乱台湾第一个遭殃。所以我很满意，中国现在很多新的建设，我每年都去，最近一两年没去，之前去都是去开会阿，顺便去看看，专门旅游我是不会去的，在台湾我是不折不扣的统派，但是我是爱台湾的。21

 

这里主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冷战。在美国，“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之后紧跟着就是麦卡锡主义，而国民党也就成为华府围堵共产党势力的伙伴，逐渐度过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危机，即使在国民党已经实质放弃重新返回中国大陆的意图之后，美国在围堵政策下支持台湾的惯性依然存在。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的学子多选择赴美深造接受高等教育，时至今日，台湾政坛充斥着获得美国大学硕、博士学位的政府要员以及“立法委员”，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时兴以美国的研究方法为圭臬。于是在教育机构，也就无形之中形成对非英语系学位的歧视，与此同时，所采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普遍倾向将中国大陆归类在有待现代化的落后发展阶段，因而在反中与反共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大行其道。根据这一类现代化理论与国家社会学观点，台湾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相比，显得更先进且接近西方。

 

年轻一辈学者选择科学主义（scientism），既有利于其学术生涯的发展，也便于弥补他们相对于内战世代学者所缺乏的中国大陆经验；而对反对自己属于中国的学者而言，科学主义更且便于摆脱中国大陆的历史与哲学，以利在思想上建立台湾的“独立”认同。在科学主义的学术典范下，内战的历史脉络被搁置，国民党在台湾所铸造的中国认同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当下的台湾。但科学主义的支持者未必一定反对自己属于中国；在香港的台籍学者如李南雄（1940～）也受益于科学主义，而他承袭了父亲李万居（1901～1966）对中国的认同，只是他认为宏观的比较途径，使他关于公共政策与管理的研究，能大量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因此科学主义有助于李南雄在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保持客观的学术撰述。22在台湾，仅有极少数学者能够逃脱科学主义的影响，至于科学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省思。例如在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脉络下，中国大陆的崛起便成为中国的威胁，因而必须加以制衡，然而若把中国大陆视为制衡美国影响力的来源，则理当将中国大陆视为可以结盟的伙伴，并制订联中的政策，但这种可能性在台湾的三角赛局文献中阙如。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实主义权力均衡的理论究竟属于科学，或仍是研究者选择的身份策略？23不管怎么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都正在从内战、政治安全、合法性等问题的角度，转变为以理论和方法来主导的方向，围绕着市民社会、能动性、政治效能之类论述脉络展开。24中国大陆由此便成了比较研究的理论架构下的一个个案，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作为研究方法的指南。眼见年轻一代学者以美国的研究议程为荣，逐渐迈向退休之龄的上一辈学者或在方法论，或在实践上对此忧心忡忡。

 

方法论的本土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受到注意的课题，学者对于目前的一套知识体系能否跨越所有文化与民族差异表示怀疑；相对来说，就是对于用西方的一套方法来研究中国大陆颇有不满。不过，虽然学者之间在本体论的立场上对于如何界定中国大陆看法不同，在认识论上倒有一致的见解。一开始，以一群外省籍学者为主，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胡佛（1929～）与李亦园（1931～）展开政治学与人类学的本土研究议程，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1932～）则从1991年起正式开展了本土心理学运动，并成功使之成为台湾心理学领域的一个学术分支。25社会学上，本土的学者叶启政有鉴于中国人的社会学研究因受到西方势力扩张而同受影响，呼吁发展本土研究方法，特别要在哲学人类学的层次进行去西方化。26受西方训练，且长期在西方教学或返国的社会学家成露茜（1939～2010），除了是一位社会学家、女性主义者，并具有中国意识；她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更为直率，比如，她认为西方社会学隐然是一种宣扬民主的政治弥赛亚，像是宗教而不是社会科学了，但她感到“……这种话我也不太敢说就是了，会被别人可能丢鸡蛋的”。她说：

 

一个很基本的西方假设就是，民主好像是一个普世价值，可是民主到底是什么？你对民主的定义是要跟这个国家整个的经济、文化、政治演变合起来谈的，而不是有一个抽象、普世价值的民主。现在就是以西方的这种选举民主作为民主指标，来检验其他的国家到底有没有民主，我觉得这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几乎你现在不大能去质疑这个，你一质疑这个，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要专制了。27

 

不论是实践上的关怀或政治议题，都可能让学者对泊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感到踟蹰。香港任教多年返台的谢剑（1934～）在谈及他的民族学研究时，说他对马克思主义、西方人类学、心理学中谈论的中国，抱持戒慎的态度。他对于中国大陆之内众多的民族如何凝聚出一个普遍的中华民族认同特别感兴趣。他指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剥削少数民族的共谋，他对西方学术界看待北京对西藏政策的偏见也颇为不满。28于宗先同样对西方社会科学有警觉，他以类似的口吻批评台湾学者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是无用的生搬硬套，因而不了解现实。他批评“在台湾读经济学的人，对经济史，经济事件都没兴趣，他们认为读了这门学问没有出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不过台湾经济史不被台湾学者重视，其实也与发表的考虑有关：

 

很多现代经济学者，不重视经济现实，也不重视过去的经济发展，只醉心数学模式的钻研，几乎完全与经济世界脱节。这也许与下列事实有关，即我们在台湾做经济研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台湾经济样本太小，做出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界不重视；像中国大陆经济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有关论文出来以后，就会受到重视，因他们的样本大。在科技方面，不牵涉到地域观念，有关研究是有国际性的，像数学、物理、生物、化学都是国际性的；可是人文社会科学多不是国际性的，它是地域性的，如果从事台湾和韩国、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作比较研究，还会有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机会。29

 

台湾人到韩国、印度、新加坡、东欧或俄罗斯留学的相当少，到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加拿大留学的稍微多一些，而到日本、西欧留学又更多一些，以至于偏颇的学术思考习惯相当严重，因为台湾学者主要就是前往美国留学，于是不仅不能理解不同国家各有各的中国大陆研究脉络，而且总是视美国最热门的学术研究途径为最佳研究途径。

 

 

三、转变中的研究机关和个人职涯路径

 

多数当代学者曾受教于老一辈外省籍学者，基于对师长的尊重，他们对这些学者多抱持宽容；就算政治立场、国家认同有异，批评也往往留有余地，或甚至就略而不论。这些老一辈的外省籍学者在大陆多有亲戚，他们成为在台湾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职业安排。他们可能是跟随国民党来台，而国民党需要一些人研究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因此早期就从这个群体中寻找适合的人选，其中若干人不过就是由于年轻、读书成绩好而被选入这个行业当中。他们对于台湾的后殖民文化与社会脉络，基本上没有互动关系。

 

芮和蒸（1921～）是一个偶然加入的典型；他的职务调动基本上是听从上级安排，甚至他之所以成为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亦是如此。东亚研究所是台湾第一间从事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机关，从属于政治大学，但在设立初期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的情治部门所控制。芮和蒸一开始是听从上级指示，到东亚所兼任教学，之后不久被任命为政治系的系主任，之后又被安排成为训导长，然后再成为东亚所的所长。他回忆他的每一次职务调动，其实都没有心理准备，正是由于他没有在政坛发展的政治企图，且愿意配合、遵守纪律，使他得到上级青睐，而不断被提拔。30与此相似，调查局的研究人员王章陵（1927～）曾在台湾大学担任讲师长达17年，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与课程向来都听从安排，尽管他所关注的远远超过日常政治与政策，而是中国如何在思想史脉络中开展并与西方有所区隔。31当然并非人人都是如此，年轻一些的张焕卿则因缘际会，在所办遇到并听从了长居美国的一位华裔学者的建议，到美国学习，并最终也成为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32至于李国祈来台湾的原因是他不愿意经营家族的生意，结果跑到沿海城市，因为随船管理国民党的海运，来到台湾。33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是在安全部门的支持下成立的；其他一些在1949年之后以研究共产党中国为重点的研究单位，也多获安全部门的支持。按照张焕卿的说法，这些研究人员主要出自三个部门，即军队的政工人员，流亡来台的学生，以及以调查局为主的情报部门，后者也是安全事务的负责机关。34他们彼此间的斗争纯粹是出于派系人事倾轧，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雷同，包括他们都反共、反日以及反对“台独”。既然东亚所的中国大陆研究是建基在内战的脉络下，如同陈力生所说，实际的权力就是属于情治部门，其中尤以“国防部军情局”和国民党陆工会最为重要，后者的庞大预算同时用以支持在大陆与海外的情报工作。35比较晚入行的萧行易（1939～）指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在“文革”时期所取得的众多大陆内部文献，可说是陆工会实力的最佳证明。在军情局与陆工会之外，调查局也是搜集大陆信息的主要机构。36钻研政治意识形态的姜新立（1941～）就是调查局出身，在调查局第四处研究共产党问题长达13年之久，之后才由于东亚所的成立，因缘际会转至政治大学深造，再之后任教。37而随着台湾的解严、民主化，国共内战的氛围逐渐消退，陆工会的角色式微，东亚所也从内战脉络脱离，转变为以西方研究方法看待中国大陆。

 

解严后当局以其安全预算投入新兴的智库，并且招纳大学教师作为其研究人员，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陈明（1935～）。陈明曾被考虑担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实际上则奉派担任陆工会的副主任，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深深介入亚洲与世界社的运作，而在1997年开始则参加领导海峡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38两者均为安全单位的外围智库。与他同一个世代的张京育（1937～）曾担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和政治大学校长，人生轨迹和陈明多有相似之处。他活跃地领导组织第二轨学术与咨询会议，是国民党的重要政策顾问，之后就进入决策层中。这两位学者都在年轻时就已充满抱负，认定自己将来要在政府内有所作为；张京育回忆说他从小就有报国之志，并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典范；39陈明则谦虚地说他很遗憾未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出入于公私领域之间的中国大陆研究活动，是时代的际遇，也是个人人格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智库逐渐成为政治人物等待时机的养望所在，而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因此台湾的一些智库在当代中国大陆研究上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智库的兴衰，也与其金主以及特定政治人物的动向息息相关，因此可说是中上层企业界的政治投资。凡是前途看好或者刚刚离开重要公职的政治人物，特别喜欢成立智库。与此相对，安全部门所成立的智库则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源，因此也跻身最有影响力之列。学者与“国安智库”的关系，使学者承担了两岸交流“第二轨道”的责任。学者列名智库研究人员，既可能是兼任的，也可能是专任的；而其研究成果也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政策与时事导向，其二是无可避免的某种政治倾向性，例如支持特定政治人物或党派。

 

 

四、中国大陆研究中离题的政治

 

在台湾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身处多重历史与政治压力之中，因而不断在适应与调整；他们多数能采取某种外于中国大陆的观察角度，也都能体会某种从中国大陆之内的观点讨论中国大陆事务的立场；亦能从中、英两种语文的文献中撷取当下适当的论点。20世纪80年代以降，他们多数渐渐在政治上从中国人本位转变为台湾人本位，因而更加倾向于外于中国大陆的分析角度。他们可以根据所面对的是大陆与海外华人的读者、台湾的读者或国际的读者，提供相应的论述角度。有时候这是一种挑战，例如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教书，他们发现不大容易让美国的学生理解中国大陆所面对的问题，而美国的学生则很容易认为他们对情况的解说，不过是企图为中国辩护，虽然他们自己心中未必没有这种企图。钻研中国文学的李欧梵（1942～）即曾受到此种质疑，他在课堂中有意挑战美国主流对于中国的成见，不过主流在不断地变化，他因材施教的过程也因此必须保有弹性。40国际法学者翁松燃（1934～）在美国、香港与台湾都曾有过教学经验，他自况曾被标上许多种不同的颜色，当他在越战时期的美国，在美国的同侪间曾被视为“粉红色”，因为他能理解中国大陆的立场；但是在李登辉执政时期，由于对台湾民主化以及本土化的认可，他又被贴上“绿色”的标签；他也自称曾有过“蓝色”的岁月，因他幼年即进汉学私塾，也曾报考“政工干校”，阅读《中国之命运》、《总统训辞》等著作，代理过《青年》月刊等等。按照他自己的话，“我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党活动，我可能有某种颜色，但是我的颜色曾经是粉红色的，现在人家说我是绿色的，我也曾经是蓝色的，我这个人算什么？四不像”。41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立场可以从他将自己置身在何种时间或空间来判断；例如，如果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看中国大陆，就不属于中国；反之亦然。之外或者之内，既可以是关于领土的，也可以是文化或社会的。内战世代的学者是从身在中国之内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大陆的同时包括一种自省，个人的人生经验与所卷入的意识形态论战、政治的判断、对于时势的看法都混杂其中。例如一个人若将台湾视为“复兴基地”，意味着将台湾视为复兴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的堡垒，这构成一种身在中国的态度选择。与此相较，“围堵中国”的论点未必以中国共产党的败亡为必要，更重要的则是，这种论点已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之外。如果强调“稳定”，从中国内部的角度谈政治维稳是一种，从外部角度界定东亚的区域安全与稳定是另一种谈法；后者可能派生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从内部角度所论的中国大陆的稳定发展，反而在此可能变成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威胁”。

 

学者也可以选择从西方的角度或者“普世价值”的角度看中国大陆，以此与非西方的角度做区隔。就算读者主要是在台湾，学者也可能设想自己的著作是以西方人为主要对象。内战世代的学者当然不是如此，与此相对，解严前后迈入成年的新生代学者似乎表现得颇为强烈。国家与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制度主义途径，都在近年引领风骚。在国际关系上，被视为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博弈理论具有强势地位和普遍性；与此相对，文化的敏感性容易促成对非西方立场的探究，由此使中国成为相对的、东西两分的、具有不可共量的特殊性存在。不过，这种普遍与特殊的并存未必是坏事，在这种角度下，学者如何重组编排中国与西方的元素，乃是不可事先范定的课题。在如此时空特定的情况下，学者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便可见一斑。正是中国与西方的混杂才使多元成为可能；为了呈现多元，对于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的研究，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近年以西方的视角看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的流行。社会科学中所谓的西方的视角，主要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从哲学上讲，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两位来自台湾但采取不同研究途径的学者，分别从自由主义或文化途径出发，他们看待中国大陆的观点却仍可能在另一方面趋于一致；简言之，就是主张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并没有超越传统中国文化。人权律师暨学者黄默（1935～）希望把政治认同从人权讨论中区隔开来，以免在中国大陆提振人权的呼吁被台湾的亲独与反独、亲共与反共之争所混淆；他也认为进入人权的讨论时考虑儒家思想的结果是治丝益棼。42纽约大学退休教授熊玠（1935～）称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或西方理论家，不过也自觉在维持中国大陆研究与国际关系、左与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平衡上煞费苦心。在他研究中国大陆时，他采取一种将中国、儒家与西方观点冶为一炉的务实观点，并且兼采国际法与世界知识。熊玠的立场反而使他能在台北与北京之间穿梭，并接受双方的政治咨询。43

 

另一种自我定位的方式，是选择中国的时间性，比如在线性史观、多元史观、循环史观之间做取舍。线性史观下，台湾和中国大陆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比其余地区进步，不过台湾则是最进步的部分，因此台湾代表了中国大陆的未来。（相对于此，马克思主义也是线性史观，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属于带有循环性的修正线性史观，两者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研究的文献中都不多见。）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让北京受益良多，政治民主化经验也可能在将来影响中国大陆政治的走向；甚至台湾的负面教训，也给予北京警惕，避免重蹈覆辙。44而在多元史观下，除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各有各的历史进程，甚至大陆内部各地区或跨国的边区都有自己的进程，彼此之间未必相关。对于循环史观，两岸之间的异同取决于他们身处在何种历史阶段。现代主义和儒家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都可用以比较两岸。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反共意识逐渐消退，但反共倾向在谈论儒家思想、中国历史的人道议程脉络中仍徘徊不去，后者将共产主义视为中国历史一个短暂偏离正轨的时代，而21世纪儒学的复兴则是重回正轨。台湾本地的精神需要，以及东亚儒学的跨国研究计划，都将儒学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平台。45此一研究途径把儒家思想视为和基督教并列的世界分支，新儒家学者刘述先（1937～）曾授课于美国、香港与台湾，这位反共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拥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因为“西方是彻底的强势，当然她们有我们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要把西方的源流弄清楚，然后吸收西方最新的成果，回头来看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具体做法就是：

 

从两条线索来否定掉跟政治中国的认同：一条线索是，毛泽东口头上说，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是继承精华抛弃糟粕，可是事实上他却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层面就是从世界潮流来说，中国传统要进一步发展时，不能只继承道统，要扩大血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传统，要扩大正统，要吸收西方的民主政治。46

 

在政治与文化进行切割后，刘述先能自在地说，“我不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因为他才能反映这个现实；可是，我站在学术、文化哲学的立场，我不能用这个政治认同来干预我的文化哲学认同”。47

 

 

五、台湾中国大陆研究者的复合中国

 

中国特殊论或共产党特殊论，究竟意指为何？中国人是否可以经由教育变成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否可以藉由教育被教成中国人？中国是否会在这种过程中被改变？是否会有一个核心的中国是不受这些外力所影响而能历久弥新的？这些问题经常被讨论，甚至于可以说台湾的学者对每一个问题都已相当熟悉。台湾的中国大陆专家都面对特定的历史轨迹，抱持特定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当他们亲身或从心理上与中国大陆接触，他们就得在各种可能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而其结果也往往对他们个人造成重大的人生影响。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于他们所做的选择若非心知肚明，至少也略可忆测，因而关于自己的抉择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身有何影响，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一开始人们会说“中国”就是在村镇、省县里的聚落与人群，台湾学者由于自小阅读相关历史与地理，加上熟悉中文，因而拥有一定的经验基础。若深度去看，“中国”的复杂内涵包括了不同文明影响下、不同生态环境下、不同政治经济型态下、不同民俗生活下的众多交迭的群体；而就是这样的复杂对象，台湾学者也仍多具有足够的文化与语言敏感性，去阅读相关文献，理解变动的脉络。

 

对其他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特殊在于其能以中央计划应对复杂的国内问题，之后同时应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并展开“文化大革命”，再之后进行产权改革并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很大，但是分析中国的途径则难以预期其间变化。台湾学者更易于接触文献与大陆的民众，且也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得以认识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

 

人们也可以选择中国的“东方”身份，以此提供一种行为的动机，在东方与西方的异同之间进行再生产或超越。台湾的学者对不论西方或中国大陆谈论中国的语汇极为熟悉，无论将中国东方化或西方化，都驾轻就熟。

 

不过，多数人开始中国大陆研究，是把中国大陆当成一块有着主权边界的土地，且被国防力量所防卫，政治力量所控制。台湾的学者习于内战与冷战，须臾不忘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演习，使台湾对内总是处于危机社会，并总是国际安全议题。由此，中国大陆也就被简化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单位。

 

对于许多汉学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否人在台湾，中国都是智能的来源、知识的宝库，有着仿佛从古典文学中走出来的持续的传统。多数台湾学者在学校受到中国经典的教育，可以从中汲取智能与价值，来解释当代中国大陆所保有的世俗过往。由于中国大陆是绝大多数台湾学者祖先坟茔之所在，他们无论是否是汉族，都得面对持续的询问，故而必须决定是否祖先代表一种不相干的过往，或者是由于文化与经济的理由而会重新衔接的血统源流。

 

在多元文化的琐碎片段中成长起来的后现代的作者，正提倡另一种关于中国的观念，所谓中国，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员可以诠释诸多角色，因此也可以创造不同的、复数的中国。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编一个剧本，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台湾的学者因此有可能成为要求复数中国的亚洲主义的提倡者与潜在的盟友。

 

后殖民的作者藉由精致的多元文化敏感性，进一步建构出自己对中国大陆的观念，其中“中国”俨然是文化上的儒家、种族上的汉族、意识形态上的威权或社会主义，以此从各种既定的范畴与自己区隔。换句话说，就是让学者从台湾人自我认同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与儒家、种族上的原住民本土意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出发，并从而达到离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目的。

 

 

*本文以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研究系属于中国知识界之内的自我认识为前提，因此即使“台独”论者的中国认识，仍然视之为台湾学者而非外国学者并纳入归纳整理的范围。

【注释】 
①Sandra Harding，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ul Diesing and Richard Hartwig，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the Policy Sciences， Piscataway， N.J.： Aldine Transaction， 2005；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eds.）， 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②Gary D. Phye， Handbook of Academic Learning：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Maryland Heights， MO， 1997， pp. 52， 110； Jason Stanle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C. Stalna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这些访谈是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的“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所执行，自2007年以来本研究之经费获得“国科会”与其他一些资助；下文访谈资料皆来自本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2011年9月9日访问。
④Paul Diesing， How Does Social Science Work?： Reflections on Practic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2；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⑤Baogang He， “The Dilemmas of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Iss. 3（2011）， pp. 257-277； Guoguang Wu， “Politics Against Scienc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Iss. 3（2011）， pp. 279-297.
⑥Chih-yu Shih， “China Studies That Defend Chineseness：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na-centrism in the Divided Sino-phone World，” in Reena Marwah and Swaran Singh （eds.）， Emerging China， New Delhi： Routledge， 2011.
⑦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 29， No. 1 （Jan-Mar 1997）， pp. 6-27.
⑧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y， social cleavage， and hybrid identities， see Gunter Schubert and Jens Damm （eds.）， Taiwanese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Alan Wachman，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⑨ 叶纮麟对史明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⑩ 吴叡人：《祖国的辩证：廖文奎（1905—1952）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初探》，载《思与言》第37卷第3期（1999年），第47～100页。
11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蔡培火，见Chih-yu Shih， “Taiwan as East Asia in Formation： Subaltern Appropriation of the Colonial Narratives，” in Gunter Schubert and Jens Damm （eds.）， Taiwanese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12温洽溢对陈力生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13王绮年2009年1月17日、3月17日、5月30日对于宗先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3.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14周志杰、张碧君2010年8月26日对李国祈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LiGuoQi.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15王绮年2008年10月14日、10月22日、11月19日、12月17日对张焕卿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9.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16朱元魁2009年11月11日、11月18日、12月23日及2010年12月30日对叶启政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17邵轩磊、王立本2011年1月21日对陈鹏仁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18参见对许介鳞、李南雄、廖光生的访谈。邱丽珍2009年4月24日、6月10日、7月13日对许介鳞的访谈，http：//raec.igd.tw/act/tw-7.doc，2011年9月9日访问。包淳亮2008年8月25日与10月7日对廖光生的访谈，http：//raec.igd.tw/act/tw-5.doc，2011年9月9日访问。包淳亮2008年9月5日对李南雄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3.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19叶纮麟2010年8月12日、8月18日、8月26日对张旭成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20对陈鹏仁及许介鳞的访谈，参见注17、注18。
21朱元魁2010年3月对施建生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6.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22李南雄的原话是：“有若干‘中国学’的学者和专家们对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感到兴趣，其中也有少部分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们只能用历史叙述的方法处理这类议题，在概念和理论上无法与公共政策和组织理论学者作有意义的对话，我当前的目标是要在理论上和研究上带头突破‘中国学’在这方面的瓶颈”。根据包淳亮对李南雄的访谈。
23王尧钧：《进入战略三角，认同台湾的国际政治学》，台北：翰芦出版社2005年版。
24例见Tse-Kang Leng and Yun-Han Chu （eds.）， Dynamic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Chih-Jou Jay Chen， Transforming Rural China： How Local Institutions Shape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hilip S. C. Hsu， “In Search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e ‘Wenling Model’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68， No. 1 （March 2009）， pp. 40-50； Bi-huei Tsai， “Rights Issues in China a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Two Types of Agency Problems，” Issues & Studies， Vol. 44， No. 3 （2008）.
25Yang Kuo-shu，”Indigenising Westernised Chinese Psychology，” in M. H. Bond （ed.）， Work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ultures： Eighteen Lives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62-76； M. Shams and Kwang-kuo Hwang， “Special Issue on Responses to 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s to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8， No. 1 （2005）， pp. 3-4.
26同注16。
27温洽溢2008年3月28日对成露茜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2.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28唐欣伟2009年8月11日、8月13日、8月26日与2010年1月6日对谢剑的访谈，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21.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29同注13。
30王信贤2008年10月对芮和蒸的多次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5.doc， 2011年9月9日访问。
31温洽溢对王章陵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32同注15。
33同注14。
34同注15。
35同注12。
36白中琫、刘明香2008年3月29日、4月5日、4月12日、4月19日对萧行易的访谈，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HsiaoHsinI.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37唐欣伟2008年9月16日、11月18日、12月23日对姜新立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6.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38叶路凡2008年10月～11月对陈明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ChenMing.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39姚源明2008年7月对张京育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40单德兴、梅家玲、温洽溢、曾柏文2008年5月18～19日对李欧梵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interviewU李欧梵.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41包淳亮2008年10月3日与2009年2月23日对翁松燃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8.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42周志杰、张碧君2010年2月26日与5月7日对黄默的访谈，访问稿整理中，完成后将上载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网页，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43白中埲、邵轩磊2009年3月16日对熊玠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interviewU熊玠.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44例见Chao， Chien-min and Yeau-Tarn Lee， “Transition in a Party-State System — Taiwan as a Model for China’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5例如黄俊杰，介绍可见其个人网站，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4101.pdf，2011年9月9日访问。
46朱元魁2009年9月2日对刘述先的访谈，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tw-14.doc，2011年9月9日访问。
47同上。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包淳亮：台湾中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