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起，苏雪林（1897-1999）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该课程讲义经作者增改润饰，并加入相关的报刊文章，于1979年由台湾广东出版社出版，题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¹近年来，学界对苏雪林的关注已不局限于作家研究与作品解读，苏于文学批评以及现代文学学科构建方面的贡献也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本文以苏雪林新文学作家作品批评为研究主题，集中梳理其"文学"观念的内在冲突与调和，并探讨苏雪林如何以性别意识为出发点表述其"文学"话语，即，反思男性中心的国族构建并重塑女性视角的国族文学。

一、以悖论与消解为特征的"文学"观

"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语义流变以及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与之相关的制度性建构早已是众多学者致力研究的话题；然而，相关讨论却几乎从未涉及苏雪林。与之对应的是，苏雪林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突破，需要把对这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孤立考察放置到更大的视野中，而性别便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例。就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而言，现有研究已揭示了中国传统内部的分歧和流变，源自西方并经由日本中转的跨语际含义，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在现代汉语和文学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新文学"的垄断地位开始被视为是某种现代性对其他意义上的现代性（诸如鸳鸯蝴蝶派的"俗文学"、现代主义、唯美主义的"纯文学"、以及拒绝退场的文言"旧文学"）的压制。就苏雪林这一个案而言，她所理解的"文学"具备三个特征：1．新与旧的悖论；2．艺术独立与国族文学的悖论；3．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前两个悖论的性别意识。

首先，苏雪林身为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保守派，其暧昧甚至两难的姿态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苏以新文学作家自命，虽常被时人、后人讥为保守派，但从事白话文创作的她对新文化主流针对林纾、学衡、甲寅的批驳并无反驳。然而，苏却又对新文化的激进姿态颇多微词，且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以此推论，她对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复兴古代文明的呼吁似乎应有所共鸣，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样的矛盾态度，似乎与其经历有关。苏雪林终究是从礼教桎梏中挣扎出来才得以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而她任教武汉大学时，身为文学院中文系唯一以新文学作家身份受聘的特约讲师，更是唯一的女性教员，承担着来自旧派国学学者甚至学生方面的多重压力。²无论参照系是以科举制为基础的"仕"，还是现代大学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苏雪林都处于边缘地位。但不同的是，与传统相比，是新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她的教育和事业成为可能，而现代大学毕竟还为她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故有苏雪林对新文化新文学（不乏批判）的认同，以及她对传统文化虽有推崇却无意于盲目复兴的态度。学衡诸人以及其他主张整理发扬国故国粹的学人往往忽视传统文化的性别构建，虽然苏雪林也并未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她之行文缄默处，也许正蕴含着尚未成型的相关忧患。

其次，纵观《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苏雪林为读者呈现的是一幅相对独立的狭义文学与以国族建构为己任的现代文学主流相交错的复杂画面。她的批评基于作家作品，看重修辞形式，尤为推崇唯美主义和新感觉派作家（早期田汉、施蛰存、穆时英等），而对左翼文学的批评也能够做到不因立场废人、不因人废文。然而，这种源自现代西方的审美独立论却以一种也许并不微妙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以及其现代变形--"文以救国"--并存。苏雪林的作品细读与作家评判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断裂。她对鲁迅的攻击，如果与她对鲁迅作品在狭义的文学层面上的高度评价相结合，反而更显得缺乏根据而沦为无谓谩骂。即使她倾心于颓废诗人李金发、邵洵美之绚烂，又折服于新感觉派施蛰存、穆时英的绮丽，却说穆时英于抗战投敌而被刺，"虽有才华却不知民族大义，死也是他应得的惩罚！"³可见"民族大义"是审美应为之让路的价值判断标准。苏雪林绝非彻底的唯美主义者，文学艺术对于她而言并非是封闭自主的空间，她甚至支持特定政府的审查制度，即政治对艺术的直接介入，主张台湾不应该介绍大陆新文艺，"因为左翼文艺的煽动和破坏的力量实在太大，过去我们领教已太多了，为了防微杜渐，这种措施也是必要的"⁴。西方学术界早已经历了对审美独立神话的种种解构，考虑到现代美学与民族-国家政治的并生与同构，苏雪林的悖论并非特例，而是深具代表性的典型。

再次，无论是新与旧之间的徘徊，还是艺术与国族的纠结，都与苏雪林鲜明的性别意识直接相关。上文已经提及了苏雪林文本细读与作家评判之间的断裂，本文的意旨在于解释该断裂，更明确地说，解释该断裂为何不完全成其为断裂。苏雪林素以"反鲁"著称，她自称"自研究新文艺以来，即抱反鲁的宗旨，其次则反郁"⁵。她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鲁迅和左翼文学，对早期与鲁迅并肩写作的周作人也有批判。此外，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的创造社是她批驳攻击的另一面靶子。本文无意于将苏之反鲁反郁完全归结于前者的偏激情绪，而过分强调政治立场上的左右之争也无益于推进讨论，讨论的关键在于引入性别这一批评视角。苏雪林之反鲁反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其基于女性立场的国族文学观与男性视角的国族文学构建之间存在着冲突。苏雪林作家评判的标准，在狭义的修辞形式之外，还有这种冲突中的女性主义一端。2005年，石静远出版了研究现代中国国族文学构建的专著《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把挫败感、尤其是国族的负面形象看做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她甚至认为中国的国族主义构建过分强调甚至是利用了这种自卑感或危机意识。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涉及的男性文人--郭沫若、郁达夫与鲁迅--与苏雪林的假想敌重合。这显然并非巧合，因为苏雪林对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攻击与"挫败构建"息息相关。更耐人寻味的是，苏雪林不仅以驳倒男性"挫败构建"为己任，更是创造了一套女性"正面构建"的新话语。在此意义上，她的国族文学观对石静远的论证构成了潜在挑战，尤其挑战了为石静远所忽略的国族构建中的内在分化，尤其是性别差异。

二、文坛主流、挫败构建，以及被普遍化的男性视角

苏雪林的文学观充满了暧昧与矛盾。对于新文学的阻碍者如林纾，她持明确的对立态度；但对新文学的旗手之一鲁迅，她却更是与之坚决斗争。提及苏之反鲁，便不能不提反郁，而研究其反鲁反郁还有必要把周作人和郭沫若一同带入讨论范畴。本文认为，苏雪林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批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些人所代表的，正是以挫败感和负面形象为原动力的（男性）国族文学。苏对鲁迅的"阴贼"和周作人的"虚无"明确表示不满，对郁达夫的"颓废"和郭沫若的"粗浅"也表示无法接受。然而，苏并非要回到审美独立论之前的道德判断，她所不能容忍的是国族建构中的这套负面机制，更贴切地说，这套基于男性立场的负面机制的普遍化。

首先，苏雪林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批评值得我们关注。她对鲁迅的小说创作和讽刺文学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称赞其"用笔的辛辣与深刻......句法的简洁峭拔......体裁的新颖独创"。⁷同样，她对周作人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也推崇备至。然而，她却直言周作人的中国文化虚无论"对青年影响则似乎不大好"：

中国民族本来缺乏自信力，读了他这些惊心怵目历史证据，再将社会现象一为观察，大都嗒然若丧，颓然气短，对自身和民族前途抱起悲观来了。但我们要知道死鬼僵尸之为物，岂惟中国有之，各民族莫不有之。既不是一个民族里的鬼，而以文化相同的缘故，也可以乱附的。

我敢请问这位知堂老人，我们祖宗形貌一例是獐头鼠目的嘛？竟没有一个方面大耳，气宇峥嵘的嘛？那么，像我前面所举孔子、老子、墨子、唐太宗、玄奘法师的形貌又应该归属于哪一类呢？周氏说中国历史上所演的常是几出老戏，所出台的不过几个旧角，若上述的这些古人肯粉墨登场，重演几出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英雄剧，则我们真欢迎之不暇了。⁸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苏雪林一方面认为不独中国的民族文化有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有的不独是问题。与周作人的激进论调相比，苏雪林的考虑更为客观全面，这种客观全面的态度在新文化激进主流的对照下显然会被冠以保守之名；这所谓的"保守"姿态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鲁迅批评所必须的介入点。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采取"对人不对文"的方式，在她看来，"文学无非作家个性的表现，不管是谁读了鲁迅的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的阴贼，谗刻、多疑、善妒、气量偏狭、复仇心理强韧，处处令人害怕"。⁹更重要的是，她以为鲁迅的"病态心理"恰好是再塑早已陷入冷酷阴鸷的民族性所必须克服的：

他自己承认"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又说"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中国人。"这就是出于他的病态心理了。出于病态心理的话，怎样能使人感服？所以鲁迅自《华盖集》以后，便掉转攻击中国腐败文明的笔锋，施之于个人或一个团体。¹⁰

以上引文为我们引出了苏雪林对鲁迅的另一条攻击：党同伐异。关于"世故老人"鲁迅之加入左联，她还评价为"无非为了满足自己的领袖欲，且为名利双收之计，并非真的有爱于共产主义"。¹¹

若苏雪林以反鲁为大业之首，反郁便是其大业之次。她身居台湾时，更是声称反郁之必要胜于反鲁，因为鲁迅因政治原因被禁，颓靡委顿的郁达夫却仍风行于青年之中。苏雪林为何如此热衷于充当风纪警察？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苏对郁的具体批评：

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都不算是什么不能解释的。¹²

他每篇小说的文笔都是直率、浅露、平铺直叙，毫无辞藻可言，结构又是散漫松弛，无头无尾，自《沉沦》到《她是一个弱女子》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毫无变化，这种文章也算是文章，则文章也未免太容易写吧。他只是毫无忌惮的将他自己的丑恶尽量泄露出来，一般没有是非善恶之辩的青年，读其书思想也就与之同化，品格也于不知不觉之间，受了他的影响而日趋下流了。所以郁氏的颓废文学胜于十万镑的吗啡与海洛因，不知腐蚀多少善良的人心，陷溺多少有为的青年，像这种颓废文学，怎可容它存在？¹³

苏雪林在对鲁迅坚持人身攻击的同时，仍然高度评价了其小说杂文的艺术成就，创造社的群雄却不曾得到此般礼遇，郭沫若的粗疏文字与张资平的闹剧情节都不入苏雪林的法眼，她还批评郁达夫的小说结构松散、句法单调、人物行为缺乏心理学依据。这里的关键是，她在对郁达夫的批评中直接触及了国族文学构建中的性别因素。所以，与鲁迅批评相比，苏雪林对郁达夫的批评更值得我们仔细探究。她笔下的郁达夫，与其说是郁达夫其人其作品，毋宁说是她构建和言说自己的文学与国族理想所不可或缺的反面典型。更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和郁达夫等男性作家的话语和主体性才是当时占强势地位、至今仍被我们所熟知的国族主义。认识到这样的权力结构，我们便不能把苏雪林的攻击简化为主体构建对他者的排斥。她不齿于郁的性欲主题和色情狂倾向，不屑于其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更不能容忍其技巧上的简单粗糙。然而，她的批评绝非如此的一目了然。

苏声称自己并非不能接受"性"之书写："'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个，像弗洛伊德所说竟是情感的泉源，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的。"然而，她却把郁达夫之《沉沦》形容成"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而热情赞颂这小说的周作人等人便"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satyriasis），最喜谈论人闺阁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在苏雪林看来，郁若仅采用自述体文字则没什么问题，"但他所用大都为他述体裁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¹⁴换言之：苏所不能接受的，并非郁达夫这一特例，而是这一特例的典型化、普遍化。

就性欲而言，苏雪林盛赞丁玲笔下莎菲和梦珂对男子的热切向往和主动追求，因为丁玲"大胆无畏的精神，热烈真挚的文笔"能够把女人心理"描写......比较的鞭辟入里，比较的曲折细微"¹⁵。由此可见，苏雪林所持的，是耐人寻味的双重标准，她以女子的热情主动为美，尤其不能接受郁达夫式的男子自贱自残。即便不谈男女视角之别，苏对同样是描写男性性欲乃至病态心理的男性作家施蛰存则不吝赞美之词，如果说《鸠摩罗什》之描写佛教徒灵肉冲突尚属所谓"正常"，《石秀》中石秀之设计虐杀潘巧云则纯然是"变态"的施虐故事。缘何郁达夫写自残便不堪入目，施蛰存写虐杀却诚为艺术精品？这固然与苏雪林的艺术鉴赏标准有关--郁达夫辞藻粗陋结构散乱，而施蛰存却"文藻富丽......色泽腴润......结构谨严刻画细腻"¹⁶--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施蛰存写"极端"、"变态"、"病态"自有其相对封闭的创作和鉴赏空间，而郁达夫笔下人物却被视作现代青年的典范。也就是说，艺术的独立空间以不触犯国族构建的边界为前提，艺术的所谓自由，来自于对政治规范的回避亦即遵从。真正为苏雪林所不容的，不是郁达夫笔下的变态行径，而是《沉沦》结尾主人公蹈海时高呼的爱国口号：

主人公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和不和谐。

而对于郁达夫之左倾，苏雪林是这样嘲弄的：

尽管他向读者介绍自已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见寒灰集序）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吗？¹⁷

苏雪林所批评的是以男性自残自虐为基础的国族主义，所谓的混淆极端与正常，把特例误当作典型，所指的就是这种负面意义上的国族构建。用她的原话来说："郁达夫的作品又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18苏口口声声说郁达夫的"极端"与"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¹⁹互相抵触，看似是奉行普遍主义甚至本质主义，但如果深究下去，明明是郁之"极端"被特定时代视作"普遍"，而强调特例特性的，竟是时刻意识到且强调国族构建有男女之别的苏雪林。

苏对众人读郁揽镜自照的讥讽，与她对周氏兄弟民族虚无主义的批评一脉相承，周作人的虚无，鲁迅的阴鸷，郁达夫的颓靡，若是致力于纯粹之文艺，则未尝不可诞生"美"（苏对周氏兄弟的"狭义"文学成就并无丝毫抹杀之意）。然而，苏归根结底并不是个唯美主义者，她痛斥穆时英于抗战投敌而被刺，既然郁达夫失踪后被推论为遇害于日本宪兵之手，假设她考虑到这层，为何不曾对其转而同情？也许终究还是因为苏雪林笔下的郁达夫并非郁达夫其人，而是为苏雪林所反对的国族构建的象征物，即那个镜中"颓废淫猥的中国人"的幻象，而熟悉拉康镜像理论的人自然会意识到，主体正是在误认幻象的过程塑造起来的。

苏雪林以为郁达夫的爱国与革命纯属滑稽，这里的论断虽然武断，却不失一针见血，她不能接受的不仅是"颓废淫猥"的幻象（或是周作人的"死鬼僵尸"，还有鲁迅式的"世故老人"），以及以这种幻象为基础的国族主义，哪怕以挫败感和负面形象为基础的国族也许并不挫败、并不负面。她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多次援引弗洛伊德，但更为系统深入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现象出现在她写作这些评论的年代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起，诸多研究者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国族构建的视野内重读郁达夫，如周蕾和石静远等。²⁰

在周蕾的解读中，《沉沦》的男性主人公把祖国理想化为母亲形象（phallicmother），于是自己便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占据了被动的、婴儿化乃至被阉割的地位。一方面，他对母亲的爱与对异性的爱同构，所以主人公对女性身体颇多憧憬；另一方面，正因为被物化的女性是中国，主人公所求的便不可能仅仅是性，更重要的是情，而性（sensuality）与情（affection,understanding）的重合，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文明社会的幻想。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注定了主人公的沉沦。周蕾认为，小说中主人公向妓女表明自己是"支那人"时，其实是回到了婴儿向母亲的臣服。然而，这个"婴儿"憎恨"母亲"给他带来的懦弱与耻辱，因而也就无法同实实在在的女人实现正常的性交（他之自杀，是自虐的极致，所寻求的无非是性的满足）。

在这种意义上，苏雪林所不能理解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 并非是简单的滑稽戏，这正体现了男性文人如何渴望又无法控制自己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当这套男性的自虐式欲望被投射到国族主义的构建之上（最佳例证就是《沉沦》结尾的自杀描写与看似硬凑上去的爱国口号），被拨动的，是一代男性青年的心弦，而这些人，岂非正是国族构建的生力军？本着女性立场和视角的苏雪林，即便看不清这里的心理过程（她指摘郁的小说与心理学、病理学不合，实在有失公允），但终究是直言了自己的不满。苏的不满，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警示作用：难道国族主义是男人（men）和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专属品？难道女性的作用仅仅是被想象、被物化，被动地去象征，被动地去代表，而女性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关系？²¹

周蕾之后，石静远也曾做过对郁达夫的重新解读。后者认为郭沫若的《喀尔美罗姑娘》、郁达夫的《沉沦》和鲁迅的《阿Q正传》对受虐或民族负面性的描写都构成了一种知耻而后勇的叙事。与周蕾不同，石静远的兴趣点并非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对男性欲望的剖析，石把自卑、屈辱、苦闷都看作是国族自强的反动力，因为主体的力量偏偏来自受虐和对受虐的自我掌控。石静远对挫败构建的批评与苏雪林对民族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的批判不谋而合。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石静远的论著把晚清民国的国族构建与当代中美关系相关联，故对中国的国族主义持局外人的批判态度；而苏雪林对国族主义的批判仍然在中国国族主义构建的范畴之内。换言之，苏雪林对男性视角国族主义的批评和从女性视角出发的重建，对石静远的批评构成了批评：试问：石静远该如何看待主张国族之正面形象、正面建构的苏雪林，如果后者并非是孤立现象？更有甚者，如果忽视这种力图与"挫败"的构建相抗衡的自尊、自强构建，我们是否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压制了女性通过国族构建所表达的诉求？

三、国族主义视野中的女性文学再解读

苏雪林的评论中，有这样一处感言："听说俄国小说中妇女意志单纯，判断力明确，勇敢坚决，一往无前，为善固足以超凡入圣，为恶也可以变成地狱的恶魔。所以生活有标准、有安顿，与悠游寡断，好空想而不喜实行的俄国男子，大不相同。"²²这"听说"来的俄国妇女与男子，正影射着苏雪林心目中的中国妇女与男子。与其他文学评论或文学史著作相比，《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之精彩和珍贵正在于浸淫全书的性别意识。首先，苏雪林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女作家群体有相当篇幅的简介与批评，并且以文学体裁为类别，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给予了有理有据、有褒有贬的相应评价，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书写中仅起点缀作用的女性相关章节。被评论的女作家里，苏雪林最为看重冰心与丁玲，其中体现苏雪林批评的独到之处。笔者认为，冰心的"哲学心"与丁玲的"生命力"正是苏雪林女性主义国族文学理想的关键。其次，苏雪林对男性作家的阅读和批评也尤为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心理的描写，并多次批驳男性作家涉及女性的"目的论"写作。结合这两方面，本文认为苏雪林不仅从女性视角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其女性主义文学更是积极参与国族构建，旗帜鲜明地挑战了以鲁迅、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挫败"构建。

在评论冰心时，苏雪林把鲁迅的《呐喊》和冰心的小诗一同视作新文学最早的收获，这一方面遵循了她"不以人废文"的原则，另一方面更是努力地为女性文学争夺地位。她固然也称赞冰心"女性特有的敏锐感觉"²³、"女性多愁善感的特征"²⁴，但更是明确地回应了某些读者对冰心"文字明秀有余，魄力不足"的批评......"这实在是大谬不然的话。冰心文字力量极大，而能举重若轻"²⁵。何以"力量极大"呢？苏雪林以为冰心文字贵在"澄澈"和"凄美"，而澄澈与凄美源自其思想的澄澈和心灵中天赋的易感。冰心是感性的，但这感性与理智是浑然一体的，用苏雪林的话来说，就是"以哲学家的眼，冷静地观照宇宙万物，而以诗人的慧心体会出之"²⁶，故而冰心的"文字灵源"，是她的"系统思想"²⁷......这与后来诸多文学批评中把冰心客体化为男性眼光中温柔善感的理想女性的倾向大相径庭。男性眼光中的理想女性本应是可把握可控制的，故而深富端庄母性的冰心在被神圣化的同时，也可以被轻易地轻视并最终忽视。苏雪林提到的"一些无聊文士，笑她（冰心）除了母亲的爱即不可写"²⁸，便是一例。但苏雪林笔下的冰心虽以闺秀形象出现，却并非寻常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位因"思想透彻"而"尊严庄重"继而"不可狎玩"的女性。苏雪林对冰心的"母爱"自有一种突破男权秩序窠臼的解说：

冰心之所以胜人一筹者，以其一开笔便有一种成为系统的思想，又以一种固定的方式表出之。......

冰心所鼓吹者为【爱的哲学】......自近代自然科学发达，人们视宇宙间之森罗万象，不过是物质的盲动。人在宇宙之中，也不过是一种受着自然律支配着的机械，他同宇宙的结合不过是偶然的，是无意识的。人类既做如是想，而怀疑苦闷，动摇不安之心情起，所谓【世纪末】【世纪病】便似垂天裹地黑云一片昏惨惨地笼盖欧洲了。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也传染了这种【世纪病】，加之国势之凌夷，社会之紊乱，民生之憔悴困苦，愈使人汲汲皇皇，不可终日，遂相率而趋于厌世思想。激切者，以自杀为解决痛苦之不二法门；怯弱者，则沉溺于酒精、鸦片。女色及种种刺激品以求刹那之陶醉，而忘却这实现世界。中国近年以来，人心失其平衡，特别欢迎过激或颓废的文学，无非是个中消息之流露......

冰心女士以她一双慧眼，一片莹晶透剔的心灵，观察这纷纠的一切，忽然大有所悟。她深感人和宇宙之间，并不似唯物论所说的那么毫无关系，它们中间其实有个【和谐】的存在，这【和谐】以【爱】为之贯通联络。而爱之最强烈者则为亲子间的爱。所以冰心【爱的哲学】的起点是鼓吹母亲的爱，推而至于小孩子、海、花、香、光，以及世间一切的美。²⁹

由上文可见，苏雪林认为，冰心的"母爱"乃是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这套母爱哲学是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而苏雪林笔下那种种厌世的病症，即便不曾点名郁达夫，却让人不禁做这样的联想：苏雪林不能理解郁达夫之自虐与爱国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她在现代社会精神危机这另一个层面上理解了郁达夫的颓废。世之堪厌，其实反而证明了救世的必要。苏雪林把尼采的超人学说和马克思的阶级论比作"大黄硝补"，起的是万般无奈之下以毒攻毒的作用；而冰心的母爱哲学是"大米饭"，能够长久而潜移默化地补人元气³⁰。郁达夫笔下的"祖国母亲"是不可企及的性欲客体，又是害他自残自戕的强势存在；而据苏雪林的理解，冰心所塑造的"母亲"形象，是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和谐秩序的关键。

冰心的"母亲"形象与"国族"在苏雪林看来也有重合。谈及冰心访日时所写散文，苏雪林感慨其中"以母亲象征中国，儿女象征国民，措辞悲惨而壮烈，读之使人深切的感动"，"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偏自说血管中蕴有军人的血"，"我们应当认识她的真精神。谁说我们的女作家专以'爱'字解释人间的一切问题呢？"³¹

郁达夫笔下人物留日，却流连于妓院以至蹈海；冰心访日，访的是日中战争纪念馆，目对战利品，"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³²。归根结底，无论在欲望的构成还是权力的结构中，男性与女性占据了各自的特定位置；故而，即便都是与"祖国母亲"发生互动，男性与女性的境遇也大相径庭，更何况"母亲"的形象是个动态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生成。周蕾不仅评过郁达夫，也谈过冰心，她认为与德勒兹所言男性自虐相对应的是拉普朗什理解的自虐：在母亲压迫下的女儿与儿子不同，女儿的自虐表现为自我牺牲，是回应母亲之自我牺牲的新一轮的女性自我牺牲。牺牲了个性自由去做贤妻良母的母亲哺育了女儿，在母爱的压迫下，女儿也被迫进入又一轮贤妻良母的模式，是为以自我牺牲回应母亲的自我牺牲。周蕾便是以这种思路去解读冰心的小说"第一次宴会"，她的解读虽有突破，却仍然在贤妻良母的模式里理解冰心；她忽视的是冰心创作的整体走向，因而对冰心"母爱"主题得出了与苏雪林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苏雪林看来，如果母亲即中国，而以冰心为代表的女作家是她的女儿，则女儿的自我牺牲表现为放弃既有的、女性化的女性形象，去承担那些"悠游寡断，好空想而不喜实行"的男人所无力承担的责任，这一切，正是为了回应母亲的牺牲（哺育之恩）和缺失（国家的不富不强）。苏雪林本人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女儿为回报母亲的自我牺牲，毅然牺牲了个人幸福，接受了家庭的包办婚姻；然而，小说外，这个放弃了婚姻自由的女儿却因此在事业上大展宏图，成为自立自强的作家与学者。苏雪林的选择，以及她理解中的冰心之"沉溺于母爱"，当然也可以被称为自虐，甚至也是一种挫败构建，但与郁达夫以自卑颓废为反动力不能混为一谈。换言之，男性的自虐不能被普遍化为无性别、涵盖男女的概念，而国族主义与女性主体的双重构建才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如果说冰心文字中的"哲学心"集中体现了苏雪林的女性文学理想，该理想的另一个侧面就是丁玲小说中蓬勃的"生命力"，这似乎又是针对郁达夫与其背后那个虚无、阴鸷、颓废的中国的一剂解药。苏雪林谈冰心时将其与鲁迅并列，谈丁玲时，更是明言丁玲作品并非受与之齐名的沈从文作风感染，反倒是无论文笔内容都在沈之上，还认为丁玲小说《水》中对洪水肆虐的描写可以与左拉媲美。丁玲早期作品以小资产阶级世纪末气息著称，后来又倒向大众文艺，甚至投奔延安，前期后期看似都不合苏雪林的趣味，却偏偏被苏推崇备至，其中逻辑与苏之反郁倒是相辅相成。前文已经陈述过，苏雪林痛斥畸零人郁达夫，却歌颂丁玲笔下同样耽于肉欲追欢逐爱的女性。因为自暴自弃的女性反倒"把自己当做生命的主人"³³，她们"意念单纯，判断力明确，勇敢坚决，一往无前"³⁴。女性为善则是冰心笔下的庄严母亲，为恶也该是丁玲的莎菲、梦珂，是迷人的恶魔而非颓丧的畸人。苏雪林盛赞丁玲的磅礴气概、温柔笔触、与流露性灵的遣词造句，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丁玲极富生命力的文字。苏雪林这样形容丁玲的笔力："凡题材之关于自然界急剧的变化，人事复杂的错综，他人望而生畏者，她每能错置裕如，显出抗鼎的神力。"³⁵

如果说对题材的挑战男女作家都有尝试，那么，丁玲的情欲之"温柔"就如同冰心的母爱之"澄澈"般，是女性超越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女性"之关键：

我们只知道凡文字之描写儿女之情的叫做"温柔"，又知道立于"僵冷""生硬""粗疏""笨拙"反面的亦可由可以叫做"温柔"。不知即在"僵冷""生硬""粗疏""笨拙"之上而注动真感情，运之以奇气者，也以叫做"温柔"。......郭沫若、郁达夫之流的文字，措词命意，既无含蓄之可言，用词造句，又欠妥帖之安排，所以槎枒、僵硬、油滑、粗垢，读之如吃未成熟的果子，酸涩不堪入口。这就是不"温"不"柔"之例。丁玲文字都经过一番心血的融汇，意匠的经营而后才写出来，对于"温柔"二字自然不愧。³⁶

女性文学理想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以批驳男性中心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尤其是这些作品对女性的幻想。苏雪林对郁达夫的"攻击"不遗余力，不仅嘲讽他的颓废，嘲讽他的革命，就连他难得一见的朴实纯情之作"迟桂花"都要加以质疑：

我要问一个乡村长大，仅识之无的中等阶级的少年寡妇，是否单独地陪伴一个男子去游山？游山的时候，是否能在最短时期里与男子恋爱？这都是极成问题的。若有相当的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无不可，但"迟桂花"虽有二万余言，对于这不近情理的行为，却没有半句解释。³⁷

苏雪林的批评也许过于苛刻，但她所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男作家，为了自己对纯洁爱情的幻想，难道就可以将女性随意地客体化／物化？这些人也宣言女性解放，一方面固然是为国族构建而培养新一代的贤妻良母，一方面，又是为了满足怎样的欲望呢？这样构建起来的国族主义，果真能够实现女性解放吗？郭沫若的三部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和《聂嫈》都是叛逆女性的题材，而且，都是反抗旧道德的妇女解放宣言书，却被苏雪林斥为浅薄生硬的教训剧。苏雪林嘲笑郭沫若将今人的标语口号强加于历史人物，把古代少女变成了主义传声筒，哪怕这主义本着女性解放之名，这样的写作，不啻是另一种对女性的客体化／物化。苏雪林还着重批评了王独清的历史剧《杨贵妃》，指摘作者把杨贵妃塑造成"一个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

我们暂丢开这些"牺牲""女性""服从""自由""新生""民众的公意""民众的奋斗""反抗的精神""不朽的灵魂"等等现代语和外国名词的问题不管--因为这是现代剧作家不容易避免的毛病--但一个勾引异族情人来倾覆本朝社稷，残害本国黎庶的妇人，忽然又肯为民众牺牲，岂非性格上的矛盾？陈元礼［剧中唐朝大将］既指挥军士难民将杨妃逼死，于她死后又这样感谢，这样崇拜，甚至尊之为"具有不朽灵魂的神圣的尸体"，又岂非是滑天下之大稽？......总之，作者也像郭沫若一样是抱着"观念论"写文章的。自己脑筋里先抱好一种固定的观念，然后硬叫剧中人物表现出来，情节切不切，环境合不合，人物个性宜不宜，则一概不管了。³⁸

苏雪林所引的王独清的序文概括了男性视角的国族主义对女性的界定和期待：女性的根性是自私的，若要无私，就得把生命献给民众......这就是所谓的提高，所谓的解放，这就是与男性"挫败"阴阳调和浑然一体的女性"牺牲"，两者共同构建了国族与民众。而苏雪林却恰恰是从具体历史环境中活生生的女性生命出发，嘲讽观念论写作的矛盾和滑稽，为了与之对抗，她诉诸于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哲学心与丁玲所象征的女性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力图呈现给读者的、为苏雪林所追求的女性主义国族文学。

注释：

¹ 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版。

² 关于苏雪林任教于武大文学院经历的研究，见王娜，《苏雪林一九三四年日记研究》，《长江学术》，2009年第1期；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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⁶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²⁰ Rey Chow,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138-145;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p.186-188.

²¹ 关于女性、性别与国族主义的研究，详见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s,1986）;Nira Yuval-Davis, Gender and Nation（London：Sage,1997）;Ida Blom, Karen Hagemann, Catherine Hall ed., Gendered Nations：Nationalisms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New York：Berg,2000）; Victoria Hesford and Lisa Diedrich ed., Feminist Time against Nation Time: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in an Age of Permanent War（Lanham：Lexington Book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