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文革时期在上海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一个青工好不容易攒够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他非常爱护它，把后来攒的钱藏在车垫底下。却被人偷了。这青工绝望中决定也要去偷一辆车，但总没得手，他动了抢车的念头，没想到车主--一个年青姑娘把他制服了。青工向姑娘和她的父亲说明了事情经过，她父亲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青工也与姑娘一家有了来往。后来，在姑娘结婚那一天，青工发现偷他车的人原来是新郎。姑娘的父亲当即取消了婚礼。而最终青工与姑娘结成良缘。

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五花八门，这个故事虽巧合但平实，散发着温馨的日常生活的气息。姑娘的父亲宽容、富有同情心，能判断是非曲直，他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让人难忘，那是一种与文革提倡的方式截然不同的，与阶级斗争、与灵魂深处闹革命丝毫不沾边的，是入情入理的，体恤而温和的。这故事简直可以作为流浪者归家的模式来解读。它被王安忆拣出来，放在《启蒙时代》里，当然王安忆似乎没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就是这样随口说了一个故事而已。这已成为王安忆近年来写作的一大特色了，她会在小说中说不少和后面的情节不相关的事情，说的时候仔细认真，说完后似乎连自己也忘了一样，不再重提。

但小说中这个场景还是值得关注的。脑子里只有抽象的革命教条的干部子弟南昌，开始接触与革命不同的另外一些人，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叶颖珠的，一个职员的后代，"典型的小家碧玉"。两人经常在女孩的门口见面，"一个依着门框，一个扶着自行车，就这么说着话"。(隔壁老伯伯给他们俩讲了这个故事。)王安忆告诉我们，他们之间其实没什么实质的话可说，除了天气，就是笑话。有一次，王安忆甚至让南昌带着一颗不会爆炸的教练用的手榴弹来看女孩，这手榴弹是向女孩炫耀自己的道具。小说没有写女孩如何被南昌的话所吸引，也没有写女孩说了什么吸引南昌的话。他们互相不理解，王安忆说："重要的是，他们俩，面对面，各说各的。"所以，重要的是面对面，是原本相互陌生的两个世界相遇了，是南昌有机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不仅仅是南昌和叶颖珠，一批干部子弟和一批城市女孩，在革命时代以这种方式相遇：

早上十来点钟的太阳，略斜地照过来，他们就在光里面活动，真是有一种璀璨。他们招摇得很，街上的人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都认识他们，将他们归进不规矩的那类男女。这时候，他们的军服、马靴、板刷式的发型，还有自行车，似乎不止代表着某一个阶级，还是时髦。这个城市就是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将阶级的权力属性演变成街头时尚。而在这同时呢，它有表现出一种坚持，貌似保守，其实是中流砥柱，这从那即女生的穿着可以见出--他们都还是依着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这街区向来对服饰的理解。在这一个肃杀的时代，她们的情味非但没有丧失，反而变得更为细致和微妙。比如辫梢上细窄的黑发带，那原是用于布鞋的滚条，不知谁想起用它系发辫，再合适不过了；虽已入春，却还戴着白色的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显得黑漆漆的很神秘，她们的花布罩衫的中式立领上，翻出来白色镶蕾丝的领子，倘若是素一色的罩衫，就灰绿格子的翻领......他们这伙小狗男女啊！说是上海街头已经被革命扫涤干净，可不又生出些新的颓靡？这城市的颓靡就像雨后的小蘑菇。［1］(P133)

所以王安忆会不厌其烦地介绍每一个登场女孩的穿着、相貌、出身，父母的经历，但并不怎么关注她们与干部弟子到底聊了什么，怎么聊。似乎单单展现她们一个个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在此之上，王安忆命名了一种"市民精神"的存在，早在2002年，她说：

上海给我的动力，我想也许是对市民精神的认识，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机，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是凭这，上海这城市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还能形神不散。比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出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你可以说一般市民的生活似乎有点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活过来了。［2］

也许革命时代的街头的时尚和"颓靡"给王安忆以太深的印象了，这几乎成了王安忆重新思考历史的基础，并由此引申出市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那种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混乱而仍然能有条不紊地安排三餐一宿，执着而踏实地生存下去的能力，这在《启蒙时代》中由几位大姐、大姑、阿姨体现出来的。她们与美丽时尚的女孩不同，有劳动妇女的气质，不事打扮，却也未必不懂风情，她们对家庭忠诚不二，体现出一种持家的本领，精打细算，又热情好客。不过在我看来，在这样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更重要的是出现类似民间故事那种父亲形象，而且要有比他更有精神魅力的父亲母亲般的形象。这在作品中由高医生和王校长体现出来，在那里，知识起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精神力量也具有了知识的形式，当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Light，True，我们仿佛听到了宗教般的回响和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陈思和先生指出，《启蒙时代》的启蒙意义就是要把南昌等一代人从空洞说教、脱离现实、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思想牢笼中引出来，把他们引向实际的中国社会和民间大地，一步一步从空洞概念中走出来。好比是浮士德从书斋里引到春光明媚的大地一样。而小说中的陈卓然、小老大、甚至是舒娅、嘉宝、以及嘉宝的爷爷老资本家都临时充当了南昌的引路角色，在不成熟中摸索着成长。［3］

在小说中，陈卓然可以被看作是南昌的引路人，但陈卓然自身也处在成长过程中，最后有了他对于市民社会的全新感悟。而南昌的成长却不太清晰，在与市民社会接触过程中，他有了身体的感觉，不过这变化并没有让他欣喜，反而让他陷入痛苦中。这是很值得疑问的成长，这启蒙的含义也闪烁不定。南昌困惑道：

她们参加过红卫兵吗？参加过大串联吗？读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吗？可是却好像掌握了什么批判的武器，让人退缩。......他们这个年龄是个倒霉的年龄，老有老的理，小有小的理，就他们没理，连老宁波那样的腐朽的阶级，都会向他们说教，好像他们多么懵懂似的。这是个什么时代啊！他们恰好是这时代里的受启蒙者。

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打上问号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启蒙？王安忆笔下的启蒙对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谁想从《启蒙时代》中追寻一下历史的踪影，那肯定会很失望。没有工作组，没有大字报，没有造反派与保皇派的辩论、斗争、冲突。斗黑帮，抄家，一月风暴，上海公社等等一概踪影全无，绝对无法构成有效的叙事背景。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这些干部子弟，都参与了保皇派，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辉煌马上成了历史，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自己的根正苗红的革命身份出了问题。但作者也无意讨论在这样处境下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反抗，作者提及他们与联动的关系，他们与工人造反派的暴力冲突，他们的逃难，但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冲突以及与文革历史的关系却不是作者所关心的。这些情况只是孤零零地摆在小说里面，与上下文不存在有机的联系。

让作者有兴趣的是这些红卫兵的"教条主义"，小说的结尾，南昌的父亲对南昌说："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父亲诚恳地对儿子说："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慢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这话立刻让南昌想起高医生所说的"光和真理"，莫非小说借南昌的父亲之口判决了那套教条主义的死刑，而"光"之存在于像高医生这样的人身上？

王安忆很在意"语词"对这一代红卫兵的作用。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多次被引用。王安忆说，"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和盲目的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每一场大辩论，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词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而南昌在因父亲的"反党"性质而离家出走，孤身一人住学校里时，他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抄写这部著作。之后他与陈卓然多次热烈讨论它。"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

1966年，毛泽东倡导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使大中学校组织沙龙、阅读和讨论革命经典著作具有了合法性，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学生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能如此认真严肃地讨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方向、方式。也很难想象这样的讨论在未来人们重新提起的时候被看作为"美文的竞赛"或修辞的迷恋和沉醉。王安忆摘了不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句子，也大段陈述了这些青年人的"独立思想"和对话，可这对话的内容似乎不是她所关注的，她关注的只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说话和思考。

其实，把红卫兵们的思考，从当初具体的政治斗争环境里抽离出来，而不再从联动式的政治诉求，不再从与造反派的对峙中讨论他们的思考与他们现实位置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当初的精神理念自有超越于政治派别斗争的方面。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知识系统"是为多种政治派别所共享的。而且自90年代以来，学界发明了一些概念来命名这些知识和理念，比如"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学界对这样的思想也有了一套说法，普遍认为，文革的灾难产生于这些彼岸性很强的理想主义被转化为人间的此岸的政治和文化实践。这样的说法或多或少对包括王安忆在内的作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启蒙时代》里，王安忆更注重观察的是，这样"远大而高亢"的思想与处于漫长的青春期的中学生之间的关系，她没有警惕这样的思想如何化为实践，而是要说明它们的"空谈"性质。

王安忆也没有苛责他们如此被束缚在"思想的牢笼"中，相反，她可以对这样的方式抱以宽容和赞美：

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想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世界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这段文字可以和前引的街头的"颓靡"相对照。在这里，"应该"具有纯主观的纯粹形式，它似乎脱落了现实世界的支撑，脱离了人的现实可能性，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是一种抽象的理念。高远而抽象的理念与街头的时尚，究竟谁对谁有启蒙意义呢？

在60年代，首先发生了前者对后者的启蒙。自反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这种抽象的理念原本就产生于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价值的批判和超越：

萧继业：想想看，一年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呀？成天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满足于平庸琐碎的生活，贪恋眼前一点小小的安逸。

林育生：既然你对我的生活这么关心，那我就坦白跟你讲吧。我们是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更舒服，使日子过得更丰富，更多彩些。大家辛辛苦苦地劳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

萧继业：使谁的生活变得更幸福？是仅仅使你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还是使千百万人因为你和大家的劳动而变得更幸福？你要使日子过得更丰富多彩。对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史以来最丰富，最多彩的了，但决不是在你的小房间里，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里！

林育生：这些大道理你不要跟我讲了。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

萧继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能够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还不是最大的个人幸福？育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幸福。如果全国没有解放，象你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别说大学毕业，连命都难保，哪里谈得上你想的那一套个人幸福？我们今天在想到幸福的时候，千万不能只追求个人享受，忘记了我们青年人对党对人民应负的责任，忘记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林育生：我没忘，也不可能忘！即使我们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兴趣，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跟别人一样工作，一样劳动，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去妨碍别人，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想过生活。请问，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呢？

萧继业：又是自己，自己！开口自己，闭口合法，你究竟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到哪儿去了呢？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按计划办事的国家，你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国家计划之外，这怎么能不影响不妨碍别人！你这样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服从组织分配，难道是"合法"吗？！又为什么不该指责！

林育生：难道只有到边疆去才算符合国家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条件，你总不至于要大家都去过山沟里的日子吧？

萧继业：你说这话我都替你难过。山沟里？！没有革命前辈在山沟里斗争，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全国广大的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们的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线；没有艰苦的建设，哪儿来的社会主义成就，全国人民的幸福。更何况，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岗位，就在山沟里嘛。育生，当初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你那番雄心壮志跑到哪儿去了？你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啊！

林育生：(冷笑)危险的道路？危险在哪儿？

萧继业：危险在于你已经不再革命了！危险还在于个人主义思想会不知不觉地腐蚀你的心灵，毁灭你的理想，消磨你的斗志，使你越来越深地陷到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

林育生：(不屑地)别吓唬人，我可不是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萧继业：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我们更应当警惕，要是我们自己不警惕，再好的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思想也会钻到我们脑子里来。(着重地)路是靠自己走的，行为得由自己来负责。

林育生：(反击)那么你呢？你似乎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萧继业：是的，惊天动地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做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干出来的，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没有自私自利之心，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我的才能很有限，但我愿意按照党的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个螺丝钉。

林育生：多么崇高的理想啊！

萧继业：不！这只不过是毛泽东时代青年起码的生活准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4］

这是1963年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台词，这部作品于1965年搬上银幕，1976年又重拍了一次。作品讲述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萧继业和林育生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两人同在上海地质大学毕业，同时被分配到青海地质队工作。林育生不堪内地生活的劳苦，托称关节炎病回沪，积极活动在上海找工作，还劝导未婚妻一起留在上海，享受城市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假造了医院证明。萧继业身患骨瘤，但不放弃工作。最后，林育生看到了他的生父临终前给儿子的亲笔信，终于醒悟，而回到了地质队。和新中国的不少文艺作品一样，《年青的一代》没有呈现多少新中国民众的生活经验，而以自上而下的训导为目标。

反修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大主题就是警惕中国的下一代如何避免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它成为文艺政策，指导着艺术创作。1960年代，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除了《年青的一代》外，还有《霓红灯下的哨兵》和《千万不要忘记》。前者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生活模型。华东军区的这支连队，兵源来自山东农村，1919年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连队驻扎于上海最繁华地区，但保持了解放军军人的艰苦生活的本色，1959年的新闻报道和1962年的这部话剧，使"好八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了话剧后，写诗赞颂八连的"拒腐蚀，永不沾"。1963年，丛深编剧的《千万不要忘记》讲述了工人的故事。丁少纯出身工人家庭，是一个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婚后与曾经做过铺子老板的丈母娘生活在一起，受她的影响，开始迷上享乐的生活，他借钱买高档衣服，工作不再认真负责，险些酿成生产事故，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好的，丁少纯在老工人父亲等人的教育下，痛改前非，与丈母娘划清界限。这些作品共有的一个俗套，都在说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中，有着历史上的以前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影响，乃至潜伏着共和国的敌人。但是，前引的林育生与萧继业的争论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历史残余影响，而是双方都认可的当代情景。萧继业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能够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林育生说"我们也跟别人一样工作，一样劳动，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去妨碍别人，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想过生活。"换言之，林育生也没有追求一种寄生的生活方式，他首先确认了自己是劳动者的身份，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班认真工作，下班后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服、更多彩。他追问"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呢？"，而萧继业没法承认这些追求不合法。萧继业认为林育生追求的是平庸、安逸的小天地，而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胸中装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生活的幸福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和斗争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当萧继业说"这只不过是毛泽东时代青年起码的生活准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林育生应该有理由认为他的说法实在过于崇高，过于不切实际了。所以，解决矛盾的办法只能是，让沉迷在个人幸福小天地的人濒临犯有损于国家和集体的错误，以此抓住不合法的问题，彰显是非。诞生于1960年代的抽象精神，基本上否认了个人幸福的合理性，它擅长于将个人和市民生活做丑化处理，而不会在叙述中显示出"资产阶级"生活的魅力，而更愿意将革命后的市民社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

就此而言，《启蒙时代》更能体现革命后的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5］，也就是将城市组织成为一个个有效的生产单位，为国家服务，向城市百姓、农村提供工业品，同时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如舞厅、妓院、跑马场、跑狗场等等，引导人们热衷于商品消费的广告也销声匿迹。1930年代作家穆时英笔下的那光怪陆离的情景、那汹涌着的情欲和身体交易、那迷乱的服装和神色，都不复存在。尽管有依靠"定息"而过着富裕生活的阶层存在，而南下干部们也迅速占领了以前官僚和洋人留下的宅院，并且仍然拥有一些平民百姓们并不知道的消费空间，比如高档商店和西餐店等，但这种生活方式只在城市的一角默默延续着，而没有可能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和引导他人。上海本来就是轻工业大城市，1960年代国家又有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战略，这有助于上海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它确实如林育生所说的那样，是依靠工作和劳动，去改善个人生活，追求个人幸福，去发展自己的情趣、爱好。如果说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的摩登还在发挥作用，那么，它也已经转化为种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了，而与情色产业、与商品销售的推动，毫无瓜葛。王安忆说得很恰当，如今上海那享乐，"不是山珍海味、宝马香车的奢华，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经过提炼，就有着对物质的精到理解"，而女性追求的也不是王琦瑶在1940年代的"辉煌"，那是"一种街头巷尾的妩媚，既不深藏，也不彰显，可爱可亲，却不可及--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以前的资产阶级穿着朴素了，他们在革命后也内心化了，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气质，也颇具魅力，能让红卫兵折服。而这个城市的劳动阶级又能西裤笔挺、皮鞋锃亮，风度翩翩。《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有着早熟和突出的身体而引起人们的议论，惹人产生欲念，但王安忆有信心把她塑造成能渡人渡己的市井观音，因为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世道无关乎风月"，她又补充道："也不全对，关乎还是关乎，不过旁门左道的，不成气候。"

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年青的一代》中的萧继业，完全是抽象理念的化身，他为了革命工作而不顾自己身有重病，他不愿意医院锯掉自己的腿也不是因为他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为了继续工作。他的奶奶也能超越亲情关系看待他。从现在的角度看，虽崇高却不近情理。1960年代形成的抽象理念，凝聚着现代革命精神的道德力量，并提升为一种宗教般的信念。从斗私批修到灵魂深处闹革命，都是用来针对个人主义的，都是用来打造一种全新的主体--革命的圣徒。他们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体现为文革中样板戏里的英雄。但英雄的内涵似乎并不丰富。人们有理由将这种抽象精神判定为是教条的、空洞的。王安忆也有理由将那些秉承了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赶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让他们摆脱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

陈卓然，《启蒙时代》中抽象精神的知识系统的阐释者和信仰者，在与市民社会接触后，形成了一套新的知识。他认为，在他身边的这个市民社会，才是先进的社会体系，因为这个社会是依托城市组织起来的，有互助的形式和社会分工，并形成了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结构。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以不依赖别人而生存，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陈卓然以这种方式讨论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收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有权力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力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

如此，革命根本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陈卓然毅然让自己加入到了这个社会中："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这个革命的年代，旧有的观念全被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赤裸着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上铺张流淌......可正因为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这样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约略画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

王安忆动情地说：

万幸，万幸，他们还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对了，"他者"与"一己"的概念也被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了。他们所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应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经受过苛的考验，那会损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

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需要指出的是，《启蒙时代》中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的相遇是基于这样的时代条件：前者是革命的当然继承人，并在文革开初时叱咤风云过一段时间后迅速丧失了革命舞台，在台前，历史上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有着政治斗争的方向，他们的身份是所谓"保皇派"，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四旧、是"黑五类"、是知识分子，而当他们丧失权力后，他们也就只有抽象的理想才能确定自己的主体身份了--而这是与萧继业似的抽象理想并不是一回事。其次，他们失势后，聚集在小老大家里，或者在操场上，与市民女子相遇，这些女子是被"选择"出来的，无论优雅也好，白净也好，风韵也好，肉感也好，这些女子的总和，很难冠以市民社会的称呼。--也许是为了填补这种缺陷，也许更是为了体现出一种复杂的思考，王安忆专设一章叙写市井平民子弟阿明的成长过程。少年阿明家庭生活朴素，不可能参加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沙龙。王安忆说"阿明这个人是实践的，他在最基本的生活里，他没有南昌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也没有陈卓然的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没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他的问题都是发生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里的，比如，家庭的沉闷，于是，他和母亲产生了分歧，他的问题无法用时代的符号去命名的"。［6］小说写阿明的父母都非常简单，阿明父亲每天回家问一句"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以显示他对妻子权势的服膺，而阿明的母亲无非就是一个失意而在家庭专权的人。父母双方都有单位，但单位没有在父母身上打下烙印，更没有给阿明带来任何意义。而阿明得以精神解放的原因倒是文革，因为文革使社会秩序解体，给阿明这样的人一种机会。阿明擅长美术，文革中各派人等都邀他画大题材的作品，使他的封闭的市民世界被打开了。王安忆说："市民生活非常沉闷，很难有升华的空间"［7］，这个空间让文革打开了，不过，滑稽的是，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少年阿明与数学专家王校长相遇了，后者照亮了他的世界。这又与南昌遇到说"光和真理"的高医生，殊途同归了。无论王校长还是高医生，都体现了革命前的近代精神气质：科学、知识、善。也因此，陈卓然在总结阿明及其世界给他的启示时，概括出来的也是世界近代的市民精神风貌。是反对封建王室的革命力量，是平等、自由、民主，是个人奋斗、理性和人道。这种概括，恰恰模糊了中国革命前后之市民社会之不同。这种不同，也不能仅仅被描述为时尚和风情之不同。因为陈卓然没有看到革命后城市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单位的存在。

小说的最后，阿明被分配在城建公司，上班才两个月，公司承接小三线工程，开赴皖南。阿明在这过程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启示。陈卓然在造船厂上班，他得到的也不是启示，相反，新的环境让他抑郁了：

阴沉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下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地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了。

最后，在新中国无产阶级--平民劳动大军所组成的世界面前，他不得不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前者的生活、实践和精神状态，是否对后者有启蒙意义呢？这被陈卓然等一批高干子弟回避了，也似乎被《启蒙时代》回避了。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下同)页。以下不注明出处的，都引自此书．

［2］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的冲动，文汇报，2002，7，20．

［3］陈思和：读《启蒙时代》，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3期．

［4］陈耘 章力挥 徐景贤：年青的一代，65－6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6月．

［5］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毛泽东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社论说："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象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有些，虽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象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它们经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剥削方式，不仅搜刮乡村的农产品来供给它们的需要，而且吮吸乡村农民的脂膏血汗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它们对于帝国主义，一般地也是被剥削者，而对于乡村(同样，对于城市工人)，则是剥削者。因此，造成了乡村和城市的敌对状态。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进入大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应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样，才能够充分而便宜地供给乡村以必要的工业品，而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这样，才能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从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这样，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下再受其剥削；这样，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6］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26页，三联书店2008年．

［7］同上，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