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2021年2月。华盛顿寒意袭人，狂风呼啸。新宣誓就职的美国共和党总统正在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籍总裁办公室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签署一份协议。在此协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美国提供3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的紧急融资。同时，他还要签署美国不得不遵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条款。

此前的10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忙于应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缓慢的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以及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在2008~2010年经济危机期间，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不断累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以低于2%的增幅缓慢增长。结果，尽管政府陆续开始处理不断上涨的福利基金支出，特别是与医疗有关的支出，公共财政的基础仍然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种情况与彼得·布恩和西蒙·约翰逊10年前发出的警告一模一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如同2008~2010年间的经济危机之前一样，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其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负债的数额也没有减少。随着最上层人群（约占人口总数的）收入越来越高，不平等也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流动性减弱，而一些中产阶层也不愿意从事低技术领域的工作，他们通过教育和获得新技能向上流动的前景又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竞争。

同时，尽管中国在2012~2013年间也遭遇了衰退，但是它却恢复了增长的动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其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几乎达到了美国的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2020年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间，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使得商品和石油的价格急速飙升。美国的增长放缓，使得财政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全球金融市场上谣言四起，称中国正计划使用其金融实力，因为它对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大量海军部署颇有微词。美元处于高压之下，而中国通过抛售其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使这一压力倍增。令人恐惧的美元崩盘近在眼前。债券市场不再青睐美国国债，而美国政府也被从3A级的名单中剔除，同时，投资者们也开始缺席美国国债的拍卖会。

为了维持民众的信心，美联储将利率大幅提高--远高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而享有"过度特权"时美国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在必须限制通货膨胀率和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同时，高利率已经威胁到了增长并伤害到了金融部门的生存能力。而美国眼下也陷入了这一两难境地之中。美国的债务状况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欣慰，因为其利率已经大幅超过了其增长率。巨额的经济和社会支出隐约可见。总之，美国现在酷似任何新兴市场国家。

廉价融资是当下之需--特别是因为信心的丧失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紧密相连，而许多发达经济体（如2010~2011年间的冰岛、希腊和爱尔兰，以及2012年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关系。产油国拒绝增加对美国的紧急融资数额，因为昔日那些友好的独裁者们已被各种说辞说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话来说）所取代。这些说辞或中庸或极端，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耿耿于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成了美国寻求帮助的唯一选择。

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金碧辉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但是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并不是独自前往。因为2020年的大选产生了一个分治的政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了打消金融市场对其贷款与限制条款一揽子计划可信性的疑虑，坚持美国国会的两党领袖都到场，以此表明两党都将在立法上通过这一计划。（然而，美国却依然能够顶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压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则是美国政府依然存在的权力分支。）

中国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份额拥有者，并且支持该组织在2018年进行投票机制改革。同时，中国在该组织中拥有否决权，因此，如果美国想要获得融资来稳定其债务状况，以满足债券市场的话，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美国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个条件带有惩罚色彩，因为大多数成员都受惠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国能够很容易地联合它们使美国的融资项目流产。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条款清晰、具有法律责任，并在增税和减支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此都不怎么欢迎。美国政府必须出台国家增值税，重新将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至40%，制定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检验方式，并且大幅减少国防开支。总统面无表情地接受了这一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冷静的注视和两院领袖的围攻下，总统在详细写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条款和条件的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一幕瞬间传遍全球。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998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抱着手，沾沾自喜地看着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亚洲的眼里，随着这一签名，主权和自尊亦不复存在。而今天，角色出现了大转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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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仅仅是一种幻想，抑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美国的主流舆论明确地排除了第二种可能。美国自我认知的一个中心信条就是，其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容威胁。这是因为，一旦其经济地位受到威胁，那就意味着美国将遭受损失，而美国迟早要面对这一挑战。中国也许正在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美国也可能更多地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各展所长。然而，中国的威胁既不迫在眉睫，在强度和广度上也不足以将美国从掌舵的位置上挤下来。此外，如果美国能够将自己的经济搞得秩序井然，那么来自中国的威胁就能够得以化解。

拉里·萨默斯在2010年卸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顾问之前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在这个信条背后潜藏已久的狂妄自大（或者说是自满）可见一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历史--一个充满恐惧和忧虑的历史。但是，这些恐惧和忧虑都被为捍卫繁荣而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动所驱散。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局长就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发出的警告所说的一样，该国工业增长率在10年中始终保持每年8%或9%的增幅将会大大缩小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艾伦·杜勒斯在1959年对苏联亦作出如是评判。在苏联面临解体之危时，《哈佛商业评论》在1990年中的每一期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文，称冷战已经结束，德国和日本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我们现在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有关美国衰落的预言自美国建国以来就不绝于耳。但是，这些预言在一代代美国人中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促使他们进行革新。我坚信，只要我们对未来存有忧虑，那么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面临着众多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拥有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灵活、最具活力和最具创业精神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让公民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其有关储备货币地位，或"美元的力量"--经济主导地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的结尾也提出了相似的主题："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美元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不是中国人的手中。"

这些信念并非萨默斯和艾肯格林等经济学家所独有。它们被广泛认同。政治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声称："当英国不能再进行全球治理时，美国适时进入，取而代之。而现在却没有一个国家时刻准备好了要取代美国......"

同样的，著名国际关系专家、高级官员约瑟夫·奈也作出了以下评估："美国并没有彻底陷入衰落之中，相比之下，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强大......美国权力在21世纪的问题不是衰落，而是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些观点来自一个深邃而崇高的源泉：美国例外主义的信仰之井。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某些特别之处未来仍将保持。当然，这种情绪也弥漫在英国。当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中的反帝国主义者、爱尔兰人史蒂芬·戴德勒斯被问及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的时候，他讽刺地答道："在这个帝国的土地上......太阳从不落下。"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大力吹捧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本书的初衷，就是要对这一中心信条发问。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相关的经济主导及其表现，包括货币主导量化，对经济主导的历史寻根溯源，并展望其在接下来的20年间的前景。

量化得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结论。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日益临近（可能已经开始），并将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涵盖财富、贸易、外部融资以及货币），其主导地位在未来的20年间会很明显，能与处于帝国时期的英国或"二战"后的美国相媲美。

第二，由于规模大小--即经济、贸易的规模和债权头寸大小--是储备货币地位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中国不断增长的规模和不断强大的经济主导地位很可能会转化成货币主导地位。这些计算，以及一本有关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化历史的新读物都表明，在接下来的5年之中，人民币将超越美元，成为首选的储备货币。如果中国在金融和涉外部门进行改革的话，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会提高，速度也会加快。而如果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民主更为完善的话，这种转变会来得更快。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首选，人民币的这一地位会扩大中国的权力并提高其声望。而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已经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第三，这些明确的数据包含两个政策上的信息，其中一个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有关，另一个则是特别针对美国。中国未来的主导地位不需要对现行的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和贸易体系造成威胁。确实，中国在实际贸易方面不同寻常的开放，导致了一个规模宏大并不断成长的私有部门的产生，而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互相依存、从中得到的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为维持这一部门所需承担的风险却被忽视了。另外，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颇高，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不断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引擎，而这二者对于中国的领导能力的合法性十分关键。这种依赖性导致了维持开放带来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日渐一致，并不断强化。

然而，世界对于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依旧不能十分确定。为了防止出现中国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却不再友好的局面，世界需要进行投保。这份投保必须以复兴多边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且要把中国牢牢地约束在其中。总之，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复兴多边主义的途径。

这一切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在经济和货币上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中国的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决定，而不是由美国的行动决定的。这种主导性可能导致一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失去的会比美国想要保有的要多。然而，美国却容易被人口和"经济赶超"现象的逻辑说服，而贫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迄今为止凭借着这一过程赶上了较为富裕的国家的脚步。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只要中国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其经济总量将远远大于美国。

一般而言，一个复兴的美国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占据主导的情景。从某种程度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是这样化解日本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的。但是这种做法在未来可能不会再适用。中国不太可能像日本那样失去发展动力，因为中国的增长空间还很大，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距离日本所达到的前沿地位还很遥远。此外，美国国内的状况也比以往要困难得多：财政状况和外部条件更加脆弱、增长前景暗淡，特别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停滞的结构性痼疾已然恶化。

另外，即便美国找到技术发展动力的新源泉，这也不会让美国相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在逐渐变"平"的新世界中，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能够很容易地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如果富裕国家停滞不前的话，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就会一如既往地奋起直追。但是如果富裕的国家在技术上保持活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不会赶超上来。反之，富裕的国家就会落后，但是它们在增长方面保持领先的能力也会被一些因素，例如经济赶超、新技术的特点，以及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对这些技术的快速掌握所限制。

上一次主导权的转移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果国内经济明显疲软、外部脆弱，再加上存在一个占据主导的力量，三者的结合就会使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显得不堪一击。就目前而言，这种脆弱性只是相对于一个不仅不与其他国家结盟--当然这与"二战"前后的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没能彻底打消世界各国对其国内政治和疆界以外的雄心壮志的疑虑的主导国家而言的。一个占据主导的中国将会以一种不甚友好的方式来运用其权力，而不论作为这种权力的接受者的可能性有多小，这种可能都为美国敲响了警钟。

那么，这本书又能在这个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的领域有什么突破呢？对于相关主题的研究，例如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等，都不乏深刻的见解。除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学者外，其他学者最近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也有所贡献，比如C·弗雷德·伯格斯坦、尼尔·弗格森、托马斯·弗里德曼和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罗伯特·卡根、保劳格·康纳、亨利·基辛格、吉迪恩·拉赫曼、亚当·西格尔、安妮-玛丽·斯劳特、马丁·沃尔夫和法里德·扎卡利亚等。

人们都认为美国无懈可击，在探寻这一不断发展着的观点的时候，本书不会再引入任何新的理论。本书不会尝试在经济或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见解上标新立异，书中有关的预测期限也不会超过2030年。因为到那个时候，许多东西将会，也一定会出现变化，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崛起，比如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到那个时候，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富裕程度，都有资格叩响经济主导俱乐部的大门。本书将把注意力放在过去和未来的一些数据上，正是这些数据形成了本书所要呈现的问题的核心。本书的创新点在于展示了一些新的、相关的数据，并以一种合理的、一致的、站得住脚的方式来使之呈现在书中。另外，以新的方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一种新的视角来加以分析。

例如，我尝试着分析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而这些数据正是对于未来各国购买力的误差所作的一些修正。关于未来贸易将如何发展的数据同样很少，而各种理解和量化储备货币地位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过。在本书中，这些数据将被整合，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主导指数"，用以量化国家的实力，并在国家间和时间上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这一指数回溯至1870年，而展望的年限则至2030年。

这些数据建立在一些已经确定下来的方法论之上，而这些方法论的可信度已经同历史经验进行了对照检验。这个研究最让人感兴趣的时间段是接下来的20年，而我的重心却是在20世纪。这是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能够为我们研究中国未来可能取得主导地位提供两个类似的历史事件案例，即"二战"后的美国和"一战"前的英国。

那么，确定以20年为一个时间段的理由又是什么呢？20年的时间对于分析有关未来的所有问题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时间范围，但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可接受的折中。一方面，如果分析的时间跨度太大的话，不确定性因素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对于讨论诸如主导性的问题，以及引导出这些问题对于国家和体制的隐含意义来说，一个较短的时间段似乎更有意义。因此，我尝试将20年的时间段作为喧闹的循环期和朦胧的趋势之间的导航工具。

在本书中，我以英国获得和失去苏伊士运河是如何与一个帝国的顶峰和低谷相对应的故事开篇；在结尾时，通过将我所构想的"苏伊士归还"场景--即我在前言开头所描述的"交接"场景--与1956年原版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进行对比，从而预估前一个场景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章为各个国家建立一个跨越时间的指数模型，从而将经济主导地位量化。在量化之前，我讨论了可能的决定因素、将这些决定因素的范围缩小至几个重要因素（财富、贸易和外部融资）的基本原理，以及度量和衡量上的一些复杂问题。量化也从很多方面得到了验证：与现实世界中权力分配的真实例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分配进行对比，以及验证所建立的指数能否遵循自1870年以来经济主导地位变更的历史轨迹等。

第三章讲的是货币主导。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本章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规模--就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和外部融资而言--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这一发现同时也能验证经济主导指数，因为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未来的经济主导和货币主导的预测奠定了基础。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是主导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们需要被预测出来。第四章中也将这些由"经济赶超"驱动的长期预测纳入其中。通过这样做，贫穷的国家赶上了富裕的国家，而由于"引力"的作用，国家间的贸易则由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决定。经济赶超和引力有助于量化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这一章表明，经济赶超一直到最近才变得具有选择性，在范围上变得更广，速度也变得更快。更多的国家正在赶上富裕的国家，而它们奋起直追的速度也变得更快。对于一些较大的诸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一事实对于决定未来的主导也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这一框架和数字，第五章展示了直到2030年时的经济和货币主导关系。主要的一些结论与未来中国主导的时长、强度和广度有关。同过去的两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一样，中国的主导地位也将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到2030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与美国的12%相比）。这一比重和美国在1950年的时候差不多，却比187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5%~20%，而美国却只占7%。这些对中国作出的预测数字比美国在其全盛时期所达到的水平要高，但是比英国在1870年时的水平（24%）要低一些。

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从计量经济学中得到的结果，加上对由英镑到美元的转化的历史经验的不同解读，二者的结合使得对美元和人民币命运的预测带有些许戏剧性。传统的观点认为，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变过程是持久和具有惯性的。这一观点是在对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70年左右）和美元成为首选的储备货币（"二战"前后）的时期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美元崛起成为储备货币落后于美国经济崛起65年。

但是，这一观点需要在两个方面加以佐证。首先，本书的分析认为，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融资。就这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指数来说，在"一战"爆发前而不是1870年时，美国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上在经济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其次，巴里·艾肯格林和马克·弗朗德罗认为，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超越了英镑。尽管在战争期间，美元和英镑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时期，英镑的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镑区的政客们的推动。从这两个方面考虑的话，美国崛起取得经济主导地位（"一战"前后）和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之间的时间差就会缩短很多，即这一时间差只有10年左右，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60多年。如果将这种确定时间的方法运用到现在的情况的话，人民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就会取代美元，因为在2010年左右，中国的总体经济主导指数已经超越了美国。

货币主导关系的变更还不至于不可阻挡。这还要看中国对其金融部门和汇率政策的改革程度。中国需要取消对外国人在整个金融和贸易过程中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使投资者对他们的流动性和能力充满信心。然而，如果这些政策方案得以执行（有些已经开始执行了）的话，基本因素就会各就其位，进而推动人民币崛起，并取代现在的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

对这些预测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同意规模和政策是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地位最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信心和信任度，而这两者在困难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一次危机的重要关头，投资者的钱在中国手里会比在美国手里更安全吗？或者至少，他们的钱不会被中国政府国有化或据为己有吗？

当然，政治上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局稳定，而且正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进，对于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撇开政治改革不谈，中国也不会做出让投资者们担心的举动。中国通过其政策行动，正在向世界发出一种信号，表明其对提升人民币地位的愿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给中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政治上的通道，使其从当前的重商战略中退出。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它不会使人民币陷于危境。不言而喻，如果美国在政策和表现上遭遇失败的话（即便没有本章开始所描绘的那么糟），从美元到人民币转变的可能性和速度都会大大提高。

第六章详细阐述了中国主导的三个不同方面。首先，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早熟的国家，因为其主导地位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上取得的。与此相反，英国和美国在其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都已跻身富裕国家之列。其次，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同美国和英国在对比期的情况一样，中国现在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有意识地通过汇率或贸易政策来达到繁荣的目标。这与英国也不同，英国主要是依赖于贸易政策，而中国振兴商业的方法则是汇率政策。中国一直与众不同，因为它崛起取得主导地位，以及它的重商主义都与资本的自给自足相关联，而英国和美国则对资本高度开放。

最后，尽管中国现在十分注重商业，但从贸易方面来讲，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既重商又开放的国家，中国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与美国在其主导地位如日中天时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的开放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所有的预测都具有不确定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基于过去所作的一些推断。因此，第七章探讨我们的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有关中国的数据的预测可能存在的问题。本章认为，对中国所作的预测是谨慎恰当的。对于主导关系的预测没有要求中国复制其在过去30年间的成就--他们假定，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的增长速度在接下来的20年中会放缓至每年6%（以美元计算的话低于7%），与近些年相比，这一速度放缓了大约40%。在考察那些与中国达到同样水平，即达到美国在战后经济全盛时期生活水平的四分之一的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一情况的基础上，本章作出了一个历史比较。这一比较显示，很多国家在过去已经做了我们所预测的中国在未来会做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同样陷入和遭遇了较长时期的衰退。但是，如果中国是属于后一种类型而不是前一种类型的国家的话，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将会不如人意。

第八章和第九章则描绘了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意义。这里的一大问题就是，"二战"后，美国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贸易和金融系统，而这个系统在中国取得经济主导之后还能够生存下来吗？

作为一个拥有主导权的国家，中国--就像美国主导时期的美国一样--将日益不受局外人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汇率、气候变化以及技术保护主义等方面。而这几乎就要成为现实了。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的利益将统领一切。

追求自身利益本身不需要通过削弱现有的体系来实现。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独有的一些特点，特别是中国是历史上最开放的超级大国之一这一事实，将让中国在维持现行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也承担一份风险。"二战"后，美国对开放体系所作的承诺与经济的关联较少，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而这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略考虑：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会促进其他地方的繁荣，特别是其在欧洲的盟友和日本的繁荣；这样的经济体系在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能减少另一次全球性战争爆发的可能。中国在市场开放中所承担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将发展成果惠及其国民--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持续开放。

贸易对中国的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也可能通过将人民币国际化而从重商主义中退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处于该体系中的重要国家间合作论坛，其效率也不高。这一切都使中国和其他大规模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摩擦会更多的与贸易，而不是与宏观经济问题相关。反过来，这也会使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的中心和重要论坛。

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中国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享有既得利益，并以自己的行动，甚至是领导其他国家来维护这一体系。此外，现代贸易关系，特别是增值链的切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导致了货物、资本、人员和理念更多的双向流动。这种十字交叉形的全球化导致了千丝万缕的私人利益的产生。而要保住这些利益，他们就必须竭尽所能维护这种全球化。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了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因人民币的地位而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开放的体系的要求相冲突，以及中国以一种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导权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依然存在。取得主导地位后的中国会在国内实行一些工业和类似于保护主义的政策，并从国外进口资源，与一些特定的伙伴签署双边协定和差别协定。考虑到中国的规模，这些都将会影响现行的开放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今天的世界能做些什么来防范一个在未来变得异常独断的中国，或是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呢？

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印度和巴西，都需要在今天，或者是在主导权转向中国这段时期的某个时候进行投保，以防范或减少中国在未来以一种不太友善的方式行使其经济霸权。这种投保的需要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进行谨慎风险管理的自然结果。如果在深化和加强合作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的话，这种投保也不会妨碍各国与中国开展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合作。

历史表明，多边主义最有可能抑制在经济上占主导的国家。中国的贸易伙伴的目标，应该是使中国继续留在多边体系之中，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首先，在避免和中国在双边关系上交往过甚方面，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覆盖的领域，中国的贸易伙伴要拥有战略远见和采取约束措施。如果这些国家中的多数都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话，所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多边贸易数量就会减少。问题不仅仅在于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协定可能会存在失衡，还在于规则和协定的实施在双边的层面上，可能会比在多边的层面上要困难得多。换句话说，伴随着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是失衡的双边规则和在遵守这些规则时固有的不对称。

另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有必要采取另一个自我约束的行动。如果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和巴西不同中国加深双边关系，而是互相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或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的话，中国可能会将这种情况视为"不怀好意的地区主义"和对中国的经贸包围圈的一种挑战。对中国的贸易伙伴来说，把中国稳住的一种更积极、更不具敌意的方式就是，不仅在它们同中国的贸易中实行多边主义政策，而且在它们之间也这样做。这样做显示出了对多边主义本质价值的信仰，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一种工具。

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多边体系暗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对欧洲及其发挥的作用讨论不多。从量的角度来说，欧洲，或欧盟27国今天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因此在经济体系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所以对欧洲谈论不多，是因为今天的欧洲还是一座"在建"的房子，整个欧洲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对它们的决策各负其责。此外，直至作者写这本书时，对于欧洲的两股竞争力量，即分别主张主权保留和主权回收、集权和主权联并的两股势力，究竟谁会在欧洲外围正在爆发的危机中占据上风，情势依旧不明朗。预测显示，即使未来欧洲更为团结，有能力运用其经济实力，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最大的、单独的参与者。但是，一个重新崛起的美国和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将要，也需要在多边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在一个中国以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导权的世界中，多边主义能够为它们提供保障。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崛起被夸大，美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被削弱，但是其经济主导地位依然保持。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未来听命于一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而独断的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却也是不无可能。不管中国会如何崛起，及其崛起的速度会有多快，本书所列的数字和它们背后的意义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将持续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言的开始，我引用了哈罗德·麦克米伦对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持续时间不超过200年的断言。历史，或中国真的能把美国主导的持续时间缩短至大大小于200年吗？

作者：Arvind Subramanian；倪颖,曹槟译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