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再发现与“劳动”的再定义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是蔡翔的一部新作,书中曾借用柄谷行人“风景的发现”这一概念,柄谷试图借助此概念观察现代日本文学的形成。他的意思是，所谓“风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以往人们忽略而不敢正视的东西。所谓“风景的发现”则是把曾经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序）。如果挪用于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政治运动，我们会发现，传统静谧的田园风光被“阶级”和“民族主义”的色彩重新涂抹后，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此“风景”是通过文学形式被重新认知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国家建设、革命动员对“地方”秩序的干预与重构。比如孙犁的《荷花淀》虽以战争为背景，但呈现出的仍是一种悠闲的田园景色，革命氛围仿佛只是若即若离地处于飘渺般的介入状态。可到了《风云初记》和《红旗谱》的描写，纯然静态的乡村风景，则已被政治标签界分过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占据着，自然风景被撕扯成了人为扰攘的碎片。在乡民眼中本不存在的对人群的分类习惯慢慢变得不证自明。不仅如此，生活在风景下的人群也要在“民族主义”的标签下被重新标识、划分和站队。在阶级标签的识别机制下，某类人似乎天然具有变成“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在抗日的格局下，身份是“地主”的那群人似乎比常人更加天然地具备成为汉奸的可能性。当然不容否认，对风景中人群分类的重新发现，也不乏对平等社会理想的追求动机。 
“风景的发现”与“劳动”被确立为核心意识形态有关。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已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有些人还有意间歇性地造访工厂与农村，摆出支持劳动者的姿态。当然，这个时期对“劳动”的倡导与真正的身体践履基本无关，“劳动”价值仍是知识领域内被讨论的对象。但是，建国以后，“劳动”作为中心话语几乎无所不在地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泛化为一种“劳动中心主义”。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发展到极端形式就是消弭“精神”与“体力”之间的界线，否认形而上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劳动形式能够产生价值，甚至贬斥经由精神活动生产出的知识同样具有“劳动”的涵义。进而“劳动”概念被简化为肢体运动,或者说“劳动”价值被严重肢体化了。当然，从更复杂的分类角度看，传统人文知识被否定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现代科技知识，这也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代性现象，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民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转移到城市后，就会对知识分子拥有精神价值的正当性提出尖锐挑战，实际上昭示出“劳动”概念肢体化的无止境扩散。 
蔡翔认为，“劳动”概念成为核心论题是中国传统德性在现代中国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与某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多次提出，毛泽东对“劳动”的理解，特别是对与“劳动”相关的知识分类习惯受到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湖湘文化中潜藏着鄙视形而上知识和精神价值的倾向。但从总体态势而言，“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仍然是对传统德性社会的一个反动，在传统社会中，虽然存在着等级分工的差异，但“知识”的获取和精神的修炼仍然被作为某种“劳动”形态加以认可，尽管比体力劳动的地位要高出许多。“士绅”承担的是知识劳动者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把“士绅”视为不劳而获的阶层，成为农民阶级清算的对象，实际上就否认了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授也是一种劳动形态，从而彻底消解了其在乡村的合法性身份。一旦这种“劳动”肢体化的舆论被推向极端，如上山下乡运动确立了“劳动”内涵只具备体力活动的单一正当性之后，就会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舆论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推翻“劳动”肢体化论述对文化界的不良影响，回复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的地位。 
“群众动员”与“民主” 
除了“阶级”之外，“群众”也是个关键词。在有关革命的叙述中，“群众”不但是主体，是“主人翁”，同时也是“动员”的对象。因此，“群众”一词的使用时常处于悖论状态。一方面，“群众”意义的凸显与“新社会”的形成有关，“群众”是新社会的主体，这是以往历史所没有过的全新发现。即使在“五四”以后“劳动”价值重新被确认的语境下，“群众”或“人民”仍然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或者是政治上被“解放”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倡导“走群众路线”，“群众”的涵义彻底从知识分子的定义中脱离了出来，他们不是被解放的“他者”，而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可以广泛介入到政治动员的浪潮中表明自己的“主人”身份。 
“群众”的地位被重新安置后，对“民主”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中国式的民主在革命整体目标的规定下，决定了其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西式投票方式，而是大众主动介入政治、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参与谋划，提出自身意见，以“主人翁”的姿态议政参政。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群众”广泛参与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民主”随即与“科学”的专门化管理构成了对立关系。专家靠边站，拥有政治觉悟却不懂技术的工人群众取代“专家”成为生产主角。这样的转变并非精英研究中的“反智主义”观点所能解释。“反智主义”往往只能说明思想史内部的一些变化，如“理学”如何向“心学”转变等等，却无法理解“群众”运动对科层体制的冲击。“群众”反专门主义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反对某个阶层对科学与知识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群众式”民主的一种表现。在乡村中，“赤脚医生”就昭显了反专门主义的有效性，“赤脚医生”杂糅中西医技术治疗疾病，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格局，其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反西医问题，而是反对城市对医疗资源的垄断。 
然而，如果我们把“群众”式民主真正当做每个个人意志的完美选择则会犯过度乐观的错误。因为依靠政治运动形成的主人身份都不是“自发性”的，而是政治“动员”结构下的组成部分，动员的目的、组织形式和表达渠道都是中国式政党政治的设计结果，甚至多少表达了领袖的个人意志。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是否“入社”的选择就变成了评判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甚至是划分先进与落后的一个界标。从最初仅有轻微道德压力感的“自愿”入社，到半强制地以此衡量阶级觉悟的高低，到最后成为区分“自私”与“公心”的尺度，使得各类乡村人群在民主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等级和差异感。那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新人”“青年”个个单纯、阳光和无私，如梁生宝、萧长春。而“旧人”“老人”个个工于心计，损人利己，心理阴暗，如郭世富、孙水嘴和“弯弯绕”。 
另一方面，“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是“不断革命”的另一个主题。在阶级被消灭之后，党内是否会产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一直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因为革命初期，党员干部有可能是革命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尽管他们可以暂时依靠信仰和道德约束自身的言行。可利益的驱使和道德的持守之间时刻存在着紧张，于是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一些像郭振山（《创业史》）、范登禹（《三里湾》）和马之悦（《艳阳天》）这样临近腐化边缘的干部，他们是党员中“官僚化”的典型，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冲击对象。 
尤可注意者，建国以后的“群众运动”并不是自发生成的现象，而具有“被动员”的性质，中国的政党政治与西方民主政体有所不同，选举政治中的个人选择在“群众运动”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个人意愿只能通过公众意志的集体决定表现出来，公众意志中的自发性因素也须通过规训的渠道才能确认自己的正当性。比如敌/我，先进/落后这样的分析框架往往决定着群众运动的分层与走向。“干部”在群众运动的结构中不是一般的科层管理人员，而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者和政治形象的示范者，这个群体和专门化管理者是有冲突的，“文革”期间“白专道路”变成了新型“干部”体制下对标准科层制管理的一种蔑称。但当“专家”靠边站后，谁来监控“干部”以防止腐败立刻就变成了问题。 

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思考是独特的，他一方面对现代科层体制内形成的专家制度以及“干部”的官僚化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号召民众“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动员的手段纠正现代体制带来的弊端，在专家和干部队伍内部培养新的抗争性力量。这类思考由于强调了“群众”的核心作用，反对等级压迫，表面上和集权制度是不相容的，但同时，其以阶级成分划分革命阵营，以“出身论”为依据点燃阶级斗争怒火的方式，又生产出了另外一种阶级压迫的形式。在动员群众打破专业垄断的同时又在体制内部创造出了新的阶级区隔。而对“出身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恰好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起点。这一连串的变化并非“表达—实践”的脱节这类描述所能解释，其中的曲折与复杂实在是一言难尽。因此，我虽然同意用“去政治化”的解释框架理解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发展走向，却不同意借“去政治化”概念为当年狂热群众运动导致的表面民主化所造成的伤害做出辩护，因为“群众”作为运动主体的出现有时并非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可能只具民主的躯壳，其参与政治的成败得失至少需要我们慎重加以反思。 
“抗争性政治”与“颠倒的想象” 
中国革命不仅是体制内部寻求调整的过程，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民族主义”回应也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抗争性政治”。然而，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表达与发生于近代的诸多反抗外来势力的抗争方式颇多不同。李泽厚当年曾提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个命题，意思是“民族主义”的救亡任务压倒了寻求个性自由的需求，导致了“启蒙”进程的中断。这个观点已经遭到了不少批评，对此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我不敢苟同，在此我不拟展开驳论。我所关注的是，“救亡”作为近代民族自立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仅与“启蒙”密不可分，也并不一定采取李泽厚所虚拟的那种仅限于唤醒个人自由的单一西式“启蒙”方式，而是具有独特的涵义。 
“启蒙”在近代以来似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启蒙”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近代历史观变革的序幕，我称这场变动为对历史的“颠倒的想象”。以“启蒙”为动力的近代历史观其实颠倒了许多传统对历史的叙述逻辑。简言之就有从“帝王”转换到“国民”，从“精英”沉降到“民众”等几套叙事。不过我已说过，近代中国的“启蒙”路径均走的是精英路线，自以为有教化民众之责任，“民众”不过是民主宣传的受众而已。这与社会主义革命对“启蒙”的理解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启蒙的目标是想使人民成为参与政治的主体而非仅限于扮演被唤醒的角色。 
为了维护革命的正当性，革命对“启蒙”意义的阐释有别于近代“启蒙”话语的地方在于，必须不断在与各类敌人的对抗中唤起群众的参与热情，同时通过新的“颠倒想象”建立起民族尊严感。建国初期，国内外的真实敌人相互勾结希图颠覆新生政权的现象确实存在，可是在此之后的阶级斗争思维树立的则大多是假想敌人。我认为，抵抗真实敌人的逻辑如何转换成对“假想敌”的斗争哲学仍是理解群众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确立革命正当性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曾经被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颠倒的想象”，原来中国人背负“东亚病夫”的恶名，但自美国被指控发动“细菌战”后，经过复杂的宣传攻势，“病夫”产生的根源终于得以澄清，即并非出自内部而是外部干预的结果，其思路是美国输入细菌导致国人体质衰弱，而并非中国人的身体和文化基因自发产生的弊端，或者是国家体制不如敌方所造成的。由此一来，近代一直盘踞知识界的那种国人顽劣不堪而须彻底改造的“国民性”启蒙论调从此一度消歇，为抗争外敌带来的尊严感所取代。战争结束后，真实的美帝国主义形象暂时远离了群众生活，但却迅速演化为一种假想敌模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续发生着作用，各种各样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都隐约由这些假想敌操控着。至今我还记得，儿时报纸中经常会出现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儿童的罪行之类的文章，其中所说育婴堂里美帝残害儿童的故事几不亚于惊悚片的情节。在此语境下，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否具有真实性已不显重要，关键在于民族主义的抗争政治得以借此延续下来，变成一种动员群众的可靠资源。 
当然，我强调围绕战争所构造出的“颠倒想象”对西式“国民性话语”之反拨的意义，并非是有意忽略“革命”对传统曾经加以摧毁性打击这一面相。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似乎违背了早期“颠倒想象”的构造路径，我之所以回避这个话题，是因为革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一直是困扰思想界的一个尴尬问题，它也是中国革命之谜最难以破解的部分。由此出发，应该反对过度依赖或随意宽泛地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因为对这个术语不加界定地频繁使用会导致模糊“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或者遮蔽中国革命在西方冲击下所拥有的独特品格。 

最后我想简略谈一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蔡翔曾希望文学研究更多地与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对话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须认识到，“革命想象”与“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应该承认，“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后现代史学已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和界限，或者干脆有意模糊之。但我仍以为，“文学文本”不能当做历史材料的主体加以分析，只能作为历史的辅助资料加以看待。事实也证明，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多地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着复杂的纠葛支配关系，文学描写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对单纯的政治立场，由此立场引申出的历史描写也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单一的特征，即使偶尔透露出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其丰富性也是相当有限的，不能借此窥见革命更为复杂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