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在战后欧洲，阿登纳（Adenauer）、德·加斯佩里（De Gasperi）或者是可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佛朗哥（Franco），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一个长期的执政党能够在执政期满时比执政初期更受欢迎，这在民主条件下确实是罕见的。更为罕见的是，受欢迎的是执政党的激进政策，而不是姑息或温和政策，这确实是前所未闻的。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位领导者赢得了这样的成就，他就是工人出身的、2011年1月才从巴西总统职位上卸任的卢拉，卸任时他享有高达80%的民众支持率。无论依据什么标准，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都是他这个时代中最成功的政治家。

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杰出的个人天赋，如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所指出的，他的身上结合了理性判断和情感智慧，更不用说充满活力、良好的幽默感和个人魅力了。不过，这种成功就其源头而言，也是与重要的社会运动分不开的。卢拉从基层工人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从来不只是他个人的成功：使之成为可能的是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中最为显著的工会暴动，创造了巴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现代政治党派，这个党派成为了卢拉提升的媒介。有魅力的人格与全国性的大众组织结合到一起，便是巨大的财富。

不过，卢拉的成功远非在预料之中。2002年当选时，他的政权出师不利，不久便连遭灾难。他执政的第一年，受到其前任遗留下来的经济状况的影响，劳工党所允诺的每个希望实际上都遭到挫败。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治下，国债翻番，其中近一半是美元债务，经常项目赤字是拉丁美洲平均值的两倍，名义利率超过20%，至大选前夕，货币已贬值一半。阿根廷刚刚宣布主权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从金融市场的观点来看，巴西看上去也一样处于悬崖边上。为了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卢拉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置了一个绝对正统的经济小组，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率和削减公共投资，实现基本的财政盈余，其数字甚至高于国际货币组织所要求的数字。对公民而言，物价和失业增长率下降了50%。债务的幽灵被驱逐了，这对激进分子来说是苦药，对债券持有人却是甘露。随着出口的回升，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即便如此，国债仍持续上升，利率再一次被抬高。

这已经够令人气馁的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2005年春，卢拉政府被曝出曾经系统地贿买副手们的选票，金额达到每人每月7000美元之多，以确保获得议会中的多数票。其后，更有不少内陆地区的腐败案曝光，给劳工党自身的基础带来了令人泄气的打击。巴西的立法机关长期以来都是腐败和机会主义的温床。至卢拉第一个任期期满时，议会中有1/3至2/5的副手们更换了政党；至卢拉第二个任期期满时，议会和参议院中都有超过1/4的成员受到过刑事起诉或正面临指控。2002年卢拉当选时获得了61%的大众选票，但是劳工党在议会中所获得的席位却不到1/5，政府不得不在议会中寻求同盟以掌握立法上的多数票。卢拉内阁的总统府总管若泽·迪尔塞乌（José Dirceu）本想和中间党派中最大的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妥协，但这意味着将要让出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卢拉更愿意和那些小的党派拼凑到一起，它们的讨价还价能力要弱一些。但是这些小党派自然也希望能分享到好处，虽然它们的期望值低一些，按月付黑钱就是为它们设计的。

巴西新闻界一致对劳工党怀有敌意，在每月付黑钱丑闻爆发后，更是不遗余力，绝不错过任何一个致命的猜测或毁灭性的细节。议会中的反对派敦促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调查委员会。卢拉身陷媒体的围攻之中，在立法机关中受到虐待，但是他还拥有两项财富，这两项财富不仅挽救而且改变了他的境况。第一项财富是恢复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经历了本世纪最糟糕的一段经济停滞之后（上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卡多索执政的8年中稍有起色，但不高于2.3%），巴西的GDP自2004年至2006年保持着4.3%的增长。这一飞跃根本上源于外部的好运气。这几年中，中国对巴西最宝贵的两种出口产品--大豆和铁矿石的需求剧增，商品价格也普遍急剧上涨。在美国，利率被美联储人为地控制在低点，以防止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使得一些廉价资本流入巴西。随着商业和就业的好转，巴西国内情绪发生了改变。此外，随着形势的好转，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这些方面对于政府随后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从一开始，卢拉就致力于帮助穷人。对有钱有势阶层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比过去更认真地解决穷人的苦难。他的第一个尝试是"消除饥饿计划"（Zero Hunger Scheme），保证每个巴西人都有最低的食物供应，但这个计划因管理不善而完全失败。不过，卢拉在执政的第二年巩固了一些原先的计划，扩大了它们的覆盖面，并启动了一项"家庭补助金"（Bolsa Família）计划，每个月向最低收入阶层的母亲们援助现金。这一款项很小，目前是每个孩子每月12美元，或者平均每个家庭每月35美元。但是它由联邦政府直接支付，避免了地方政府的贪污，现在惠及的家庭超过了1200万，占巴西人口的1/4。这一计划的实际成本微不足道，但是其政治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帮助减少了巴西最落后地区的贫困，刺激了这些地方的需求。它所传达出来的象征信息同样重要：国家关注每个巴西人的命运，不管他们生活得多么悲惨或多么受压迫，他们都是自己国家中拥有社会权利的公民。这一改变给卢拉带来了普遍认同，成为他最坚不可摧的政治财富。

在物质上，更为重要的是最低工资连续大幅上涨。截至2010年，最低工资累计增长了50%。尽管达到了每月300美元左右，最低工资还是要远远低于正式工作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由于养老金的调整参照了最低工资，所以最低工资的稳定上涨至少让1800万人直接受益，在卢拉治下所通过的老年法更是巩固了他们的利益。最低工资的上涨也间接鼓励了在非正式部门工作、不在官方调控范围内的工人，他们占巴西劳动力的多数，可以用最低工资作为基准去要求雇主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了强化这些效果，卢拉早早采用了信用委托办法：银行贷款给那些之前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去购买家庭用品，以从月薪或养老金中自动扣除的方式还款。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广泛的社会补助结合起来，在巴西历史上最大幅度地减少了贫困。据估计，贫困人口在6年时间中从5000万左右下降到3000万，赤贫人数则降低了50%。这一巨大的转变一半应归功于经济增长，一半应归功于社会计划--其资金支持来自经济增长所累积的更高的财政收入。

公众并非完全不关心腐败，在每月黑钱案最喧嚣的时候，对卢拉的好评急剧下降。但是与人民生活中上述显著的提高相比，贿赂案并不那么重要。到2006年春，政治选情已经完全改变了，卢拉获得了4年前他当选时相同的多数票--第二轮投票中61%的选票。但是这一次的选票构成不同了。由于在每月黑钱案中被疏离，2002年时曾经支持卢拉的中产阶级大多背弃了他，而投赞成票的穷人和老人则比之前更多。他的竞选也别具一格。4年前，其竞选目标是要消除那些犹豫不决的投票者的疑虑，他的竞选经理将其打造成国家"和平与爱"的承担者。2006年，他的竞选论调没那么甜腻了。卢拉无视劳工党的失误，而是对之前政权的私有化做法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这种私有化只使少数人富有起来，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如果他的对手获选，这种私有化就会卷土重来。他的政府与卡多索之间存在着鸿沟：在卢拉的治下没有哪个企业被私有化。巴西公共财产的处置从来都不是公开的，常常是以最阴暗的方式进行的。言论一出，举国震惊。

在社会-经济成功和更有力的政治胜利的鼓舞下，卢拉在第二个任期中更为自信。现在他不仅是无可争议的公众爱戴人物，而且也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政府。他的两位重要的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Antonio Palocci，原财政部长）和迪尔塞乌一同落马，使得卢拉成为巴西唯一的指挥者。在卢拉第二个任期的中期，当考验来临时，他沉着应对。他宣称，2008年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个风暴，但是对巴西来说不过是个"涟漪"。这个词被新闻界抓住不放，当作卢拉在经济方面无知、不负责任、轻率的证据。

但是卢拉言而有信。他迅速、有效地采取了反经济周期行动。尽管降低了税收收入，但社会补助却增加了，准备金减少了，公共投资增加，并维持了私人消费水平。紧缩银根，把基础货币的乘数维持在远低于美国的水平，加上更大的透明度，使得巴西银行的状况比美国更为良好，也使得国家未受到这次金融动荡的很大影响。卢拉的乐观精神也起到了作用：他告诉人们不用害怕，巴西人民走上街头去消费，维持了需求水平。到2009年第二季度，国外资本开始向巴西回流；到当年年底，危机便结束了。在卢拉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经济增长超过7%，连大自然也眷顾他的统治，巴西近海区域发现了巨量的海底石油储藏。

这些国内的成功也为巴西在国外带来了荣誉。巴西的国际地位很少与其大小或潜在的重要性相称。卡多索曾结交北方的克林顿、布莱尔们，但是这样的一个同盟只会败坏他的名声，他充当的只是"第三条道路"那些废话的一个次要的传声筒而已。在外交上，卡多索政权的指导方针是忠于美国。卢拉则从一开始就驶向另一条航线。他没有去面对华盛顿方面，而是把地区团结放在远为优先的位置上，与邻国一起在南部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在北部则没有冷落古巴和委内瑞拉。卢拉内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Celso Amorim），很快就在坎昆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上，领导由穷国组成的战线挫败了欧美推行更多"自由贸易"（自由的只是美国和欧盟）的企图。

卢拉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想进一步提高他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他为他的国家所赢得的新的国际地位始于2009年"金砖四国"峰会的启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元首齐聚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吁求建立一种全球储备货币。次年，卢拉在巴西主办了"金砖四国"峰会。从理论上来看，在欧美统治权之外的这四个最大国家似乎代表了至少是对欧美统治的一些抑制因素，如果不是代表了另一种选择的话。更为显著的是，在这四个国家中，巴西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力量，但却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上公然反抗过美国意愿的国家：卢拉不仅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而且还拒绝对伊朗的封锁，甚至邀请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访问巴西。巴西这样做实际上是宣告其外交上的自主性。在卢拉的带领之下，巴西已经成为一支全球性力量。

如果这只是对卢拉在任期内所取得成就的绝对描述的话，那么把这些成就放到历史中看又如何呢？在这方面，巴西存在着三种对比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将卢拉和本国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人称"穷人之父"）、阿根廷的庇隆（Perón）作比较。但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和卢拉的"下层选民政治"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卢拉的崛起基于工会运动和政党，这些比瓦加斯或庇隆所设想的任何事情都要现代和民主得多。但是，当卢拉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获胜时，劳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选举机器了。执政后，卢拉既不动员也不吸纳那些拥戴他的选民，没有用什么新的结构形式去形塑大众生活。他的统治特色，如果有的话，就是去动员化（demobilisation）。上世纪80年代工会组织的正规劳动力达30%以上，那时候卢拉是工会中最有才华的领导者。今天，这一数字是17%。这一数字的下降在卢拉执政之前就开始了，但是卢拉执政后并没有改变它。在另一方面，卢拉也未复制经典民粹主义中的"选民至上主义"（clientelism）特征的各种形式。家庭补助金的管理很公正，与赞助腐败的案件没有瓜葛。卢拉的统治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第二种解释以政治学家安德鲁·辛格（André Singer）为代表，他曾围绕"下层选民政治"对巴西穷人的心理影响做过一个引入注目的分析。他认为，穷人是一个亚无产阶级，占人口的近一半（48%），他们受两种主要的感情驱使：希望国家可以调节不平等，害怕社会运动会导致动乱。按照辛格的解读，不稳定对穷人而言是一个幽灵，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武装斗争、物价上涨或是劳工行动。只要左翼不明白这一点，右翼就会利用保守主义夺取选票。因此，卢拉在第一个任期中坚持正统的经济观念，第二个任期中仍然很谨慎，虽然程度上减轻了一些--这些做法不仅仅是对资本的简单让步。这些做法符合穷人的要求，穷人与有正式工作的工人不同，他们无法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甚至比富人更讨厌罢工，因为罢工会威胁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卢拉步卡多索后尘，即使是在刺激大众消费的时候，也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开创了一条"新的意识形态之路"，把稳定物价和扩大国内市场结合起来。

卢拉的执政政策也引来很多的愤恨。首先是媒体，卢拉受到欢迎意味着媒体权力的丧失。自1985年结束军人统治以来，报刊和电视媒体的拥有者们实际上才是选择总统候选人、决定选举结果的人。卢拉打破了这一规律，他直接深入大众，与大众关系融洽，使媒体不再左右政治景观。一个统治者无需依靠媒体业主，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因此而憎恨他。不过，没有受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针对卢拉的凶猛攻击也无以为继。这些怨恨潜存于巴西传统的中产阶级之中，主要集中于但又不仅限于大城市，首当其冲的是圣保罗。这一阶层怀有敌意的原因不在于丧失了权力--它从来没拥有过权力，而在于丧失了地位。对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一切都急剧地破碎了：工会会员和公务人员的崛起意味着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地位的下降。其结果是"群众恐惧症"（demophobia）的大爆发。这股弥漫于媒体业主、编辑间的政治懊恼情绪，与读者的社会怨恨混合到一起，导向一种常常是怪诞的反下层选民政治（anti-Lulismo）的图谋，与任何客观的阶级利益意识都不符。

至于有产阶层（或那些权贵阶层），这个政府是非常有益于他们的，而远非损害他们。资本市场从来没有像在卢拉治下这样兴旺过。看看股票市场就足以证明了。在2002年至2010年间，圣保罗证券交易所的表现胜过世界上任何一家证券交易所，飞涨了523%；现在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证券-期货-商品综合市场。巨大的投机收益使得习惯于在股票价格上冒险的现代资产阶级受益。对于人数更多的、不愿承担风险的中产阶级来说，极高的利率比简单的银行储蓄带来了更令人满意的回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补助翻番，但偿付的国债却翻了3倍。家庭补助金的支出总共只占GDP的0.5%。收取利息者从国债中获得的收入占到了可观的6%-7%。巴西的财政收入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高，占到GDP的34%，主要是因为1988年的宪法所规定的社会责任较高，当时正处于国家民主化的高潮时期。但是税收仍然在惊人地递减。工资收入不足最低工资2倍的人上交国库的钱占他们收入的一半，而那些收入是最低工资30倍的人只上交他们收入的1/4。在卢拉的治下，广阔的内陆农村灌木地区飞速地向现代农业企业转变，较之半个世纪前，今天的土地所有权更为集中。城市房地产业也在向相同的方向发展。

有大量统计分析作为支持并得到国外亲巴西的机构和新闻记者认可的官方报告声称，这些年中巴西不仅大大减少了贫困，而且实质性地减少了不平等，基尼系数在卢拉任期开始时是0.58以上这一天文数字，到卢拉任期结束时下降为只是较高的0.538。根据这些估计，自2005年这一转折点之后，最贫穷的10%人口的收入增幅据称是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增幅的差不多两倍。最好的一点是，大约25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从此成为国家中的主要阶层。对国内和国外的许多评论者而言，这是卢拉任期中最有希望的唯一一条发展之路，他们热切地把巴西的新中产阶级当作资本主义民主的灯塔，当作这个"被遗忘的大陆"反抗危险的煽动家和极端主义者的"为灵魂而战"的领路人。这种赞美大多是基于一种分类上的伎俩，收入低至每年7000美元的人（在别的地方只能算贫困）也被归入"中产阶级"，根据这一分类，最高阶层即巴西社会中的超级精英只占人口的2%，其起点差不多只是世界人均收入的两倍。巴西首屈一指的实用经济研究所所长马西奥·波切曼（Marcio Pochmann）曾尖锐地评论道，对这一被议论纷纷的新中产阶层的更精确描述可能只是"穷忙族"（the working poor）。

更为普遍的是，认为巴西的不平等已经显著下降的看法常常遭受怀疑，不仅因为它所基于的名义收入的数据，按照标准的统计学原理是把位于顶端的"异常值"（outliers）比如超级富豪排除在外，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忽视了社会顶层的资本增殖以及隐瞒的金融收益。据估计，巴西有1万到1.5万个家庭拿到了国债每年1200亿美元偿付款中的最多份额（家庭补助金的花费是60亿到90亿美元），而在过去的10年中，百万富翁前所未有地增加。仅仅股票市场的激增就足以警告那些对成绩的天真看法了。富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面包哪一边被抹上了黄油。巴西大多数金融家和实业家一直是卢拉政府的热情支持者。资本不仅比真正的中产阶级更清醒地了解政府，而且觉得这个政府比之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令人舒服：这非常符合逻辑，因为利润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下层选民政治"的第三种解释来自社会学家切科·德·奥利维拉(Chico de Oliveira)，他展示出的关于下层选民政治的图景，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辛格的描述正好相反。但是奥利维拉的评论非常狭隘，只集中在卢拉和他的大众选民的关系上。他遗漏了理解下层选民政治的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卢拉执政时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情形。全球化已经切断了巴西长期寻求的那种国家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像卢拉等人所寻求的那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基于生物学和数字技术发展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消除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线，它需要研发投资，实行专利制度，而不是立即将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体系之中。这在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中是最薄弱的，其研发投资即使是在上世纪50年代库比契克治下的发展主义高峰时期也很低，不超过GDP的22%。研发支出仍然少得可怜。

因此，最近一波的技术革命对巴西来说，其结果不是进一步的工业发展，而是利润增益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交易和自然资源开采等部门，银行业以及矿业和农业企业的出口快速发展，其中的利润也是最高的。下层选民政治不得不调整这些部门的动力，以适应资本市场。这便产生了第二个因素。工人的主要同盟--总工会（CUT）的领导负责掌管国家最大的养老金项目。劳工党的骨干控制着联邦政府，总统有权任命超过2万个报酬优厚的职位，远远超过美国执政者可以获得的连带利益。现在这一阶层差不多已经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开始无情地浸淫于被金融化吞噬的市场之中，同样也浸淫于官僚主义之中。

作为一种和新的权力结痂相联系的新的利益累积逻辑，一个混合的社会阶层形成了，奥利维拉将其比作鸭嘴兽，其自然栖息地便是腐败。非正式经济体中那些无组织的穷人现在成为卢拉的选民基础，不能因此或因为他与这些选民关系的新民粹主义倾向而责备他，这对于查韦斯和基什内尔来说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领袖和大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已经畸变的机构。辛格的评述中遗漏的正是这种下层选民政治的黑暗面。它所实现的是一种颠倒的领导权。对葛兰西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领导权是占有者对于劳动阶层的道德支配地位，它确保受支配者认可他们的统治；在下层选民政治中，受支配阶层似乎颠倒了这一原则，他们对社会的领导权得到了支配阶层的认可，结果仅仅是准予了他们自己被剥削的结构。一个更恰当的类比是曼德拉和姆贝基的南非，那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极端不公正被推翻了，社会的主人也是黑人，但是资本的统治及其不幸还是和以往一样难以消除。巴西穷人的命运也像某种种族隔离制度，卢拉将其终结了。但是公正的或包容性的发展还未到来。

劳工党变成了一架争取选票的机器，党内虽然保留了大多数的激进分子和大众会员，但是却失去了知识分子阵营，思想普遍缺乏。当劳工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出现时，巴西知识阶层在当时反抗军人政权的大众运动中是必不可少的发酵剂，在军人政权消亡后的政治中起过重要作用。10年后，当卡多索执政时，知识阶层分裂为两个阵营，支持和反对他的政权的人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对抗。劳工党是反对党，拥有大量的人才，他们都是这个国家中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又过了10年，卢拉执政，知识阶层的理想破灭。没有更好的选择，以前的支持者仍然投票给劳工党，但是只是为了将右翼拒之门外，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消亡。看上去劳工党也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上世纪60年代，巴西文化很辉煌，不仅在军人政权之前如此，即使是在军人政权之下也是如此：足球圈还没有加入外国国籍的人、波萨诺瓦（bossa nova）音乐、实验戏剧、新电影运动、足以与欧洲任何马克思主义竞争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理论（Kulturkritik）都是如此。然而，到了1985年巴西脱离独裁统治时，曾经改变了北方文化景观的两股力量已经重塑了巴西的文化：一方面是现代学术，出现了研究事业的官僚化以及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现代时尚和娱乐工业，出售它可以触及的一切事物。专业化和商业化使任何文化都无法逃脱它们的枷锁。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是，去政治化出现了。但是它的程度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很大的不同。与50年前或30年前相比，巴西文化生活中的政治能量明显衰退。与欧洲相比，巴西文化的想象力仍然是富有政治性的。

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迪尔玛·罗塞芙作为卢拉的代理人获得了胜利。根据公认的看法，需要至少4.5%的稳定的GDP增长才能延续卢拉任期中的社会成就。尽管以中国或印度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个适中的目标，但是它超过了巴西在本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速。尽管目前这一目标是轻松的，但是巴西经济受制于三个深层潜在的问题。巴西的储蓄率仍然极低，仅占国民收入的17%，不到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因此投资一直停滞在不到GDP 20%的水平，用于研发的仅占1%。另一方面，巴西的利率（目前高于11%）长期以来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些是用来抑制通货膨胀、吸引国外资本的，以增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加上出口赢利和美元数量上的放开，使得雷亚尔上升到危险的高点--与美元的汇率在价值上较卢拉治下翻了一番。最后，巴西贸易逐渐地更为依赖农业企业和矿业，在这些行业中，国内资本最为集中，而工业（跨国公司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汽车工业）则在倒退。2002年至2009年间，巴西出口中制造业的份额从55%下降到44%，而原材料所占的份额却从28%猛增到41%。卢拉执政期间的繁荣大多得益于中国，中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至2009年，中国从巴西所购商品的总价值是世纪初时的18倍），巴西现在则面临着被中国廉价产品淹没的危险，它从中国的进口去年飞升了60%。与这些相抗衡的是巴西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闲置农田数量相当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和，可再生水资源相当于整个亚洲，石油储备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以及国家主导的企业（如钢铁和飞机工业）的惊人纪录、热带农业方面的重要突破、欣欣向荣的石油大公司等。获得更快速发展的机会当然也不少于阻碍因素。

在卢拉治下启动的、仍然方兴未艾的巴西经验还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吗？以巴西政治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作卡多索时期的延续，二者处于相同的发展矩阵中；另一方面，从社会进程来看，它显示了明显的断裂。外部条件对于这一改变是非常有利的。这一时期，南美整体向左转，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卢拉在巴西执政之前，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之后基什内尔在阿根廷执政。次年，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代表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执政。此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接连选举出了各自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总统。在这一全球例外的背后隐藏的是该地区的两个显著特征。正是在这里，在芝加哥和哈佛派的监管之下，新自由主义第一次被引入进来，皮诺切特在智利、桑切斯·德洛萨达（Sánchez de Losada）在玻利维亚采用了休克疗法，梅内姆在阿根廷施行的私有化超过了苏联。

但也是在这里，最初的反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公众暴动爆发了，加拉加斯抗议潮导致了委内瑞拉旧秩序的终结。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因素很难被消除（委内瑞拉是个例外，因为这些因素一开始就从未成功地被推行开来）。但是它们从来不受欢迎，它们的设计者们陷入到政治的不信任中。这里涉及了该地区的另一个特性。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生过长达一个世纪反抗既定秩序的激进革命的地方，差不多未曾中断并可回溯至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在不同的时期，它们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尽管它们遭到了种种镇压或偏离原先轨道，但是它们暗含的推动力几乎是一样的：20世纪20年代萨尔瓦多和巴西的武装暴动；30年代智利的人民阵线、秘鲁的农民起义；40年代阿根廷的军事雅各宾主义；50年代玻利维亚的工人民兵组织、危地马拉的征收运动、古巴的革命；60年代从哥伦比亚到乌拉圭的游击队；70年代智利投票的胜利、尼加拉瓜街头运动的胜利；80年代中美洲的内战；90年代委内瑞拉推翻寡头统治政府。新世纪中选举上的收获是从相同的土壤中产生的变体。

这一时期，国际环境也如区域环境一样有利。一方面，美国展开了针对中东及其他区域的恐怖主义的战争，分散了其作为美洲大陆霸主的注意力。美国的战略前线变成了伊拉克、阿富汗、也门、巴基斯坦和埃及，它很少还有空闲注意另一个半球。对巴西来说，更为决定性的仍是中国作为一个对抗性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中国是巴西两种首要的出口产品的最重要市场，也是维持其贸易平衡的支柱。中国的长期繁荣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但是中国在巴西却带来了最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地位的下降和中国地位的增强，发展趋势容许巴西走向一个新的社会方向。

这一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果目前还无法断定。在过去的10年中，巴西未发生任何大众阶层的动员。对失序的恐惧和对等级的接受，这些奴隶制的遗产仍然存在。虽然物质方面的提高并不就是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是前者可以导向后者。穷人们在选举上的绝对权重与经济上的完全不平等并存（更不用说政治上的非正义了），使得巴西的民主与任何北方社会的民主都不相同，甚至不同于那些阶级紧张关系曾经最严重的地区，或那些工人运动最激烈的地区。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才刚刚开始呈现出来。如果消极增长曾经变为积极干预，这个故事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