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7日上午，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举办2011年第8期马列著作编译论坛，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授作题为《〈资本论〉的通俗版和普及版》的报告。此次报告是黑克尔教授的系列讲座"《资本论》的产生、编辑及传播史"的第四讲，即最后一讲。黑克尔教授在报告中分别介绍了莫斯特和考茨基的《资本论》通俗版、考茨基和梁赞诺夫的《资本论》普及版以及莫斯科马列研究院的《资本论》普及版的编辑过程和主要特点。

《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一再有人尝试用一种更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难题。恩格斯曾请马克思用"教学"法叙述研究的对象，尤其是第一篇《货币与资本》。《资本论》德文第2版尽管对篇章结构进行了细化，但对于该书的读者群，即工人来说，仍然很难理解，这样便产生了对《资本论》予以概述或进行简单阐释的书籍。

第一个出版题为《〈资本论〉浅说》的单行本的人是约翰·莫斯特。从此，"通俗版"这一概念开始流行，之后又有了"普及版"这个概念。所谓"通俗"，无非就是"为人民群众所普遍理解"。这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编辑上的区别吗?如果有，那么"普及版"主要有哪些编辑原则，这方面是否有过争论?

一、《资本论》的通俗版--从莫斯特到考茨基

首先，约翰·莫斯特的职业是书籍装订工，187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他是怎么想起研究《资本论》的。1873年，他因在开姆尼茨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而坐了几个月的牢，服刑期间研读了《资本论》并写下了《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一书，该书不久之后出版。1874年1月，莫斯特当选帝国国会议员，从2月起定居柏林。1874年3月，他为柏林工人作了有关巴黎公社的报告，因此，4月底他再次被捕;一直到1876年7月，也就是26个月之后，他才获释，此后任柏林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柏林自由新闻报》的编辑。

在莫斯特被监禁期间，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尤利乌斯·瓦尔泰希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统一的纲领草案起草委员会的代表，于1875年夏天请求马克思审定莫斯特的《资本和劳动》一书。

马克思最初打算以加脚注的方式对该书进行润色和补充，他和瓦尔泰希在书信中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马克思大概在按商定的意思开始审定《商品和货币》这一篇以后发现，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写，而这是脚注无法办到的。马克思虽然承担了这个任务，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在这个修订版出版时，不能署他的名字。马克思在给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当时定居纽约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几封信中曾抱怨说，印刷工作太慢，特别是这个版本中的印刷错误太多。有马克思手迹的一本保存下来了，上面有马克思修改的墨迹35处。

当然，马克思对该书的内容还是满意的，因为几年之后他同意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奥托·魏德迈的英译本1877年12月30日-1878年3月10日第一次在美国的周刊《劳动旗帜》上分11篇连载。1878年8月这本著作以《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摘要》为标题作为小册子匿名出版。

这本小册子的内部结构基本依据《资本论》的各篇。莫斯特在划分章节时所依据的原则是"最大程度地根据理解的需要来进行"。《摘要》具有特色，首先是因为详细选录了《资本论》第1卷中的重要段落或进行了概括性复述。莫斯特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的和鼓动性的叙述时，没有引用"描述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材料"ⁱ，也没有选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没有反对莫斯特叙述的这些特点，也没有改动总体布局和表面的章节划分。

马克思所作的文本修改主要是为了证明商品价值的本质、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工资这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从工人的直接利益，尤其是保障其生存的利益出发，揭示了剥削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特别注重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和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这些经济学范畴的准确运用。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他主要重新撰写了"涉及到价值、货币、工资"ⁱⁱ的几篇。

《商品和货币》这篇的叙述对理解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价值理论，即对商品价值、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的阐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为了定义价值实体和价值量，采用了《资本论》第1卷的表述，没有使用抽象劳动或劳动的二重性这一类范畴和概念。马克思认为，必须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是价值实体，而社会平均劳动的量决定价值量。对价值形式的叙述也有别于第一卷中的叙述，马克思在此指出了产品交换向商品交换转化这一历史发展，从而指出了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形成。

经证实是马克思审定的莫斯特的这部著作现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8卷。对于1887年出版的卡尔·考茨基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提出过是否应收入《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问题。这个通俗的《资本论》导读本在有组织的工人中流传最广。考茨基告诉伯恩斯坦，恩格斯在这本书付排之前审读了手稿，但只是口头发表了意见，在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倒是对该书有一段评价:"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ⁱⁱⁱ由于没有恩格斯编辑这本书的证据，因此该书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第10卷。莫斯特和考茨基的这两本《资本论》的入门书籍采用了马克思的术语，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说很"通俗"。下面我们谈谈普及版。

二、《资本论》--卡尔·考茨基编辑的普及版

通常提到的1911年维也纳编辑计划将《资本论》第1卷的普及版定为广大工人群众阅读的马恩著作的核心版本。它被称为"党的崇高利益"，是"党的需要"。党的执行委员会看好这个短期便能初见成效的项目，于是决定，在191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之前，由迪茨出版社出版这个普及版，并将这项工作具体交由考茨基负责。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能够出版《资本论》的普及版，这对党的干部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维也纳编辑计划》写道，这个版本应该将"所有外文名称和引文翻译成德文，在注释中要继续沿用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的保护。这个版本应编制一个索引、撰写一篇附带有人物生平的序言和一篇《资本论》第1卷导读。"阿道夫·布劳恩，这项计划的积极倡议者之一，把自己的厚望寄托在一个内容全面的索引上，他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希望这个索引既要指明重要的联系，又要承担评注的功能。

决定刚一作出，梁赞诺夫和考茨基立即就《资本论》第1卷普及版的编辑原则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注释和索引极其重要。梁赞诺夫比布劳恩晚两天，即在1911年1月20日，给考茨基写信说:"对这个普及版有必要作一些补充:编一个文献索引，注明马克思引用的表明'当代'技术发展水平的著作;增加关于工厂立法、技术和大工业的历史的新数据;......以及写一篇导言，引导人们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阅读《资本论》。"此外，梁赞诺夫还主张编一个"兼顾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名目索引和一个人名索引。最后梁赞诺夫请考茨基撰写序言，阐明"《资本论》对于科学和工人运动的意义"。

最后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普及版有些方面不符合梁赞诺夫的设想。考茨基在序言中总结了自己的编辑过程。其中提到，保证文本的正确性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技术"任务，即首先要订正前几版中的所有印刷错误。考茨基选择的文本基础是马克思1873年修订过的德文第2版，同时参考了恩格斯在德文第3版和第4版中所作的改动，并在理解方面参考了法文版的改动。考茨基没有拘泥细节，即没有标注出处便收录了法文版中的恩格斯没有收录的、而他认为很重要的添加内容。此外他还核对了引文和出处，翻译了外文表述，替换了部分外来词。在注释方面，考茨基没有采纳梁赞诺夫的建议，他得出的结论是，注释不能代替百科全书，对马克思的事实材料不可能做到全新的补充。

考茨基也没有满足梁赞诺夫写一篇全面评价《资本论》的前言这个愿望。他只是向"一般读者"提了一些建议，引导他们如何克服开始阅读时的困难。因为，"越往下读，就越能理解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即价值理论;而越理解价值理论，就越能明白整个运行机制，其过程受价值规律的支配"^iv。不管关于普及版的考虑多么具有不确定性，不管梁赞诺夫有多么明确的表示，但在某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总的考虑都是:让尽可能多的工人读者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应该更加明白易懂，即比恩格斯所编辑的《资本论》三卷本更加容易理解，或者说应该做到这一点;大家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让普通读者能够从经验上把握所阐述的对象;二是要做到让普通人手头都有一本《资本论》，梁赞诺夫对此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工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本论》。

三、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的普及版

按照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长期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的《资本论》计划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之际，即1932-1933年出版。早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决定，在出版MEGA的同时，还要用几种主要的语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年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美国代表团重新提起这个尚未实现的决定并主张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及版。这对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来说不是唯一的指标。在德国共产党的催促下，梁赞诺夫于1929年6月接到任务，必须在1933年4月以前编辑完成20卷本的"通俗性、战斗性的德文版"。与此同时，也就是1930年，根据红色教授学院的要求，《资本论》俄文新版纳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31年的工作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1931年遭到"大清洗"，127名员工被指控犯有孟什维克主义的错误而遭解雇和迫害，上述全部工程因而陷入停滞。

在人员重组过程中，德国人卡尔·施米特成为《资本论》这一版本的责任编辑。1932年6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表了施米特为考茨基编辑的《资本论》两卷本袖珍版所写的书评，对"社会民主党的歪曲行为"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篇书评是莫斯科普及版在准备阶段对社会民主党编辑的马克思著作以及其他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发起的系列宣传攻势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施米特可能接受了这样的任务:为批判梁赞诺夫进一步找寻把柄。当时梁赞诺夫已被扣上叛党的大帽子，说他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将那些揭露卡尔·考茨基思想状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藏而不发。施米特声称，卡尔·考茨基编辑的版本"为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试图对马克思的著作断章取义，甚至有意歪曲"。他说，对付这种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歪曲和交易，莫斯科的《资本论》普及版将是一个有力的武器。^v

考茨基的版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版本在计划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考茨基最初只计划和设想出版《资本论》第1卷的普及版，以此结束自己对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工作。考茨基这样编辑有较为可靠的原因:马克思审定后出版的第1卷不是一个版本，而是三个版本。由于普及版不可能作出综合性的叙述，因而以马克思审定的德文最后一版即德文第2版，而不是以马克思打算审定的下一版为依据，是合理的;对于这个想象中的德文版，恩格斯用自己编辑的德文第3版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模式。同样，采用法文版中的一些段落，也是合理的，因为已经证实，由于法文版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原就打算将这些段落收入新的德文版。因此，我们不能指责考茨基对文本的选择具有随意性或者说他的抉择是对恩格斯的否定。

考茨基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普及版是后来才完成的，也就是说，他在1914年考虑的只是第1卷的普及版，但他在准备第2卷和第3卷的时候，只能二者择一，要么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要么从头再来，也就是重新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莫斯科则计划把《资本论》三卷本编辑成相辅相承的统一整体，因此不太可能。一方面在编辑第2卷和第3卷时以恩格斯的版本为文本依据，另一方面在编辑第1卷时放弃恩格斯1890年编辑的版本，而采用马克思的最后一版即德文第2版;这种做法从纯粹编辑学的角度看也是行不通的。当然，这个问题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条主义看法，即把他俩视作科学和政治的统一体，在研究院发生权力更替之后没有再进行讨论。

凡是看过莫斯科的《资本论》版本的人，很容易发现这个普及版的重要的意思上的改动:宣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已成为评注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这首先是作为政治上合法性的证明。阿多拉茨基在第1卷序言中划定了一个总的框架，之后第3卷序言就引用了列宁1915年的评论:《资本论》第3卷最主要的理论是地租理论，并解释说，地租理论这一篇与其他各篇相比，是最具有独立意义的一篇，还说，马克思对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立场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在同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把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应用于俄国的土地关系，并据此为农民阶级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因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1929-1933年农业集体化的合法性依据。为了给这一点作铺垫，序言专门引用了斯大林1929年在苏联土地专家大会上的一段著名讲话。这个版本的附录收录了恩格斯1894年的文章《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篇和列宁1901年的著作《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的一篇《地租理论》。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的这个版本不仅收录了列宁的文章，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而且还收录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两个增补，即《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以及《交易所》。考茨基的普及版没有收录两篇增补中的任何一篇;因为考茨基认为，对于普及版来说，将恩格斯1894年的文章与马克思的手稿相提并论，没有意义，考茨基显然也没有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编辑材料，否则他就会发现《交易所》。至于《价值规律和利润率》这一篇，他是在伯恩施坦1896年将它发表于《新时代》上以后知道的。

考茨基只适度地收录马克思的文稿，这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理解为，他一方面试图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另一方面试图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读者得到的解释是，《交易所》这篇文章很重要，是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的"直接"过渡，而且恩格斯与列宁两人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惊人的一致:"恩格斯(不是像考茨基、希法亭和伦纳支等人一样从流通出发)，而是像后来的列宁一样，从生产出发，恩格斯指出生产的集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从中产生出股份公司这一形式的普遍化;工业垄断以托拉斯的形式出现，工业的'交易所'化，即交易所与工业资本相结合(继而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列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和垄断化(瓜分非洲)。"

《交易所》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第3卷，同时它还发表在1933年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此之前，即1932年已用俄文发表。这是一系列宣传性质的首发活动和翻译活动的一部分，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借此不仅想展示自己1932-1933年继"大清洗"之后编辑队伍不但没有减弱，而且编辑能力在政治上有所加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将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首次发表的《交易所》用于全面反击各种无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阿·列昂捷夫写道:"这篇手稿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与列宁的著作之间存在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个列昂节夫可能就是第3卷《编辑说明》的作者和这卷名目索引的最后审稿人，该卷名目索引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文稿与恩格斯的增补材料在编辑上的整体性就这样确定了，并一直沿用了几十年之久。恩格斯的这篇手稿被冠以《增补》这个总标题插入德文版《资本论》第3卷。《增补》这一名称源于恩格斯1895年5月21日给考茨基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打算让《新时代》刊登他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vi《编辑说明》中写道，这个增补将直接放在恩格斯的《序言》之后，类似于马克思的《跋》在第1卷中的位置，《增补》在内容上与他的《序言》有直接的联系，是读者阅读第3卷，特别是该卷的第一部分，即前五篇不可多得的指南。

阿多拉茨基本人在1932年称莫斯科的这个《资本论》版本是马克思的三卷主要著作的"第一个真正的普及版"。这是一个预期的目标，但却没有取得实际成效。由于法西斯恐怖在德国肆虐蔓延，德文的普及版根本没有任何去进行普及宣传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论》普及版获得了新生，柏林迪茨出版社多次重印，当然去掉了《编辑说明》和列宁的文章，但保留了恩格斯对第3卷的《增补》。直到1962-1964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资本论》全部三卷才有了新版本，这一版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版。■

［译者：朱毅 中共中央编译局］

iMEGA²第二部分第8卷第738页。

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172页。

i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9页。

ivVgl．Jürgen Rojahn，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a．a．O．，S．XXXIV．

vSiehe Schmidt，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Fälschung des"Kapital"，S．106－111．

vi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