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创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归因于"为人生"的启蒙立场，或仅从文学独立性的角度进行阐释，都有失笼统，并不能真正揭示"以文学为业"--这一"志业"态度，究竟发生于何种思想脉络之中，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关系，在其内部又交织着怎样的张力。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发起者，都曾投身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实践，他们后来对文学的参与以及理解，无疑也会携带着上述实践的痕迹。因此，稍稍将视线前移，重新考察文学研究会发起之前郑振铎等人的言论及活动，或许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再次从起点审视在"五四"与"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塑形性"关联。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所谓文学研究会的"前史"，并不是什么崭新的话题，在描述该社团缘起时，一般论者都会提及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在1919年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以及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¹。但单纯着眼于群体构成、组织形式、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延续性，还不足以呈现这段"前史"的重要性，与其孤立地描述社团、刊物的历史，不如将五四时期整体的社会思潮纳入到视野中。

《新社会》杂志依托的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本来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几个大学生，由于"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也"成了一个小单位"²。当这个"小单位"承担了《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在延续"社会服务"的思路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也获得了相当的反响，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³。终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劳动专号后，《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被禁，"小单位"的同人转而创办了《人道》月刊。

虽因"过激"之名遭到查禁，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社会》群体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十分激进。相反，他们自觉采取的倒是一条温和的改造路线。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就明确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渐进的"、"彻底的"、"慎重的"与"诚恳的"，并请读者予以批评讨论⁴。在随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文中，郑振铎又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态度，并说明他们之所以要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做起，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⁵如果抽离了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在1919年底这一特定时刻，它却暗示出：当这个"小单位"形成并正式向社会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般性地表态，而是对自己的发言角度、立场，已经有所考虑、有所选择了。

出于对民国政治活动的普遍厌弃，从思想、伦理、文化入手的社会改造，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为青睐的方案，而在方法和手段上，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诸如"问题"与"主义"、"点滴的改造"与"根本的解决"之间的冲突，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内在的张力。《新社会》杂志创刊的1919年下半年，北京的知识界就爆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后来被叙述为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化的标志，但诚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冲突的双方其实不存在决然的对立，相互渗透的情况倒经常发生⁶。尤其是当新文化运动流于一种"纸上"的概念运动之时，出于对各种时髦"主义"的厌弃，对一点一滴实际运动的重视相当普遍。《新社会》群体最初选取的路线，似乎就呈现于这种背景中，与当时知识界的风气变动不无关联。比如，郑振铎多次指摘时人热衷的"纸上的事业"，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⁷"纸上的事业"这一提法，并不是他的个人发明，此前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⁸在当时的报刊上，类似的说法也屡见不鲜。再有，上文提到的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全面阐发了《新社会》群体"点滴改造"的思路，该文恰恰是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后撰写的，其中的许多说法，也直接受到了陈的启发⁹。有意味的是，此文发表后，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也注意到了，还专门写了《现在的文化运动是否应得修正？》一文进行回应。对于郑振铎提出的方案，张东荪虽然颇多不满，但也不乏认同之处："譬如郑君上头所说的第二条，说现在的文化运动多半是纸上的，这种见解便与我相同。"¹⁰张东荪的回应，让郑振铎非常兴奋，此后不断投稿《时事新报》，就文化运动的走向等问题，与张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权势网络中，《新社会》群体所占据的显然不是什么中心位置，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群体相比，他们在背景、学识、文化资本等方面，都处于某种劣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对文化讨论的参与，更多显现出一种位居"下游"的依附性。郑振铎与胡适、陈独秀、张东荪等人的对话关系，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在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他们主动选择的改造路线，是吻合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的，用张东荪的话来说，即：当新文化运动逐渐自我空洞化，甚至流于一场"纸上的事业"时，所谓"修正"的思路便应运而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新社会》群体不仅选取了相应的路线，而且这一路线也在"修正"中不断被再"修正"，某种"分工"进行的专业意识，也随之浮现了出来。

"固本培元"的"分工"之途

上文提到，当空谈"主义"成为一种风尚，对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进行"修正"的呼声四处传来，但具体的"修正"方式却各有不同。如果说《新社会》群体所鼓吹的从实际做起、从下层入手、着眼于小区域等，代表了一种"自下向上"的社会启蒙与社会重建思路；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颇为强劲，那就是强调应从学理的角度、乃至专业分工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1920年初，在给《少年中国》月刊编辑的信中，《学灯》编者宗白华曾不客气地指出：

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真正发阐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

他建议《少年中国》月刊以后发表的文字，"篇篇都有学理的价值"，根本打破"一切主观直觉的思想"¹¹。对于"杂志之学"的反感以及对系统研究的强调，宗白华不是第一次表露，在"杂志之学"的持续批判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分工"的重要性。在《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他采用一种生物进化的想象，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¹²。

将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当作是修正"纸上的运动"的关键，这并不是宗白华的个人看法，类似见解也被当时相当多的人分享。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新潮"大将"罗家伦撰写了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此文以"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副题，目的在于全面反思一年来的学生运动，针对出现的弊病提出解决之道，以求"固本培元"，以"养成真正永久的活动"。在罗家伦看来，导致五四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在现代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为了进行纠正，他提出的最终方案则是："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显然，在罗家伦的眼里，只有系统的文化运动才能解决五四的内在危机，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进行的知识活动，也被当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

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取向，是现代知识生产不可避免的趋向。在著名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就谈到："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¹³韦伯的问题框架当然不能随意挪用，五四时代中国的情境有相当的不同，但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专业化"的问题并不是某种"后设"的虚构。自晚清以降，随着"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化，以"分工"为前提的现代知识体系，已逐渐深入人心，对学术独立性、专业性的强调，也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一贯的思路。然而，五四之后出现的对"分工进行"、"系统研究"的渴望，并不简单呈现于现代学科、知识体制自然扩张的脉络之中，而是内涵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紧迫感。简单地说，突然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一代青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同时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怎样消化那些异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思想资源，使激进的"行"得以在一钟稳定的"知"的基础上展开，成为许多青年面对的问题，某种知识上的焦灼感因而也普遍存在。1920年11月，在湖南从事社会运动的毛泽东，致信身在法国的萧三，信中就专门谈到：

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为抱恨，望你有以教我。¹⁴

在五四后一两年里，毛泽东曾多次做出这样的表白，他也一直希望通过成立"自修大学"等方式，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与毛泽东所代表的边缘知识分子相比，宗白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更完备的现代知识结构，后来也都曾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因而在他们身上，能看出一种对学术生活本身的兴趣。他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通过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来确立文化运动的基础，这也就是"固本培元"的含义所在。依照某种阐释，他们努力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精英性的"学术社群"，让潜心于各种专业的现代专家发挥指导性作用，逐渐使中国的文化、政治步入合理化的现代轨范¹⁵。

值得提及的是，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还曾发起一次会员终身志业调查，理由是"夫个人不自知其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人必终无成就。团体若不自知其各分子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其团体必无成就，可断言也"¹⁶。在这项调查中，"志业"的提法饶有意味，它不仅与韦伯的概念"Beruf"之汉译"志业"恰好重合，也体现了大致相似的诉求，即：在现代的社会分工中，去从事某项事业，应当以一种明确的专业意识为前提，它要求一种全身心的价值投入感。无独有偶，"终身的事业"这个提法也出现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这段高调的论述，不仅传达了"为人生"的理念，同时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专业意识。它虽然出自周作人之手，但未尝不可看作是文学研究会发起者的共同心声。就本文的话题而言，这种专业意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相关的线索已包含在他们《新社会》时期思路的转换之中。

从"向下的运动"到"根本的学问"

虽然从创刊之日起，《新社会》群体就试图与诸多"纸上的事业"区分开来，尝试一条"自下向上"的社会改造道路，但实际上，在他们后来展开的工作中，这种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1919年11月，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之时，陈曾建议《新社会》改变体裁，变成一种"通俗的报纸，记载本会附近地方的新闻，随事发挥议论，专卖给一个地方的人看"。这种建议无疑吻合于《新社会》"从小区域"做起的思路，但郑振铎等人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依然将刊物定位于"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至于通俗报纸的刊行，"则俟之将来另外组织"¹⁷。

暂时放弃下层的启蒙运动，或许与这项工作的难度及可行性的缺乏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郑振铎等人思路的转变。1920年4月，在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有修正的必要！前天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你的时评，也如此说。不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¹⁸他提到的时评，大概是张东荪在4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再答一苇君》，此文坦明了张的"修正"思路："我所谓修正文化运动也是指此。将来果真人人不法这些直观的见解而埋头去研究一种学问，便是我们修正的效果。"这种说法与宗白华等人的相近，也是《时事新报》的基本论调，郑振铎的表态似乎又是在迎合这种风气。在这封书信中，郑振铎还反省了自己以前的"修正"方法，亦即《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提出的"自下向上"的点滴改造方案："现在想起来，似乎过于具体，并且也已经过时；因为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向下的运动--来了！我想现在的修正应该从运动者的本身上着想。"具体说来，这里所说的运动者本身的"修正"，说白了就是从所谓的"根本的学问"入手："就是从前从事杂志事业的人，现在渐渐的有许多人觉着自己学问的不够，重又从根本上做工夫，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中国文明的再造，或者可以实现了！"¹⁹表面看，郑振铎重申的不外是"修正"的老调，但"此"修正已非"彼"修正了，它的重心已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启蒙转向了"实心实意"地研究学问。

过去的方案已然"过时"，"修正"的本身也需要及时调整，在郑振铎言论的转向里，仍不难看出上文言及的那种依附性。但"变"中也自有"不变"：一方面，是反拨"纸上运动"的点滴渐进、自下而上的改造思路；另一方面，又保持着"传播社会学问"方案，仍回到"纸上的事业"，二者看似有些矛盾，但实际上紧密关联。在《新社会》之后的《人道》杂志上，一位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了点滴改造与"分工"进行之间的关系。在《人道》创刊号上，陈其田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强调"社会越发展，职业就越复杂，分门别类，一界一界渐渐的自树一帜起来"²⁰。而各"界"的分化，恰好与"零碎的社会事业"相关，因为这种事业的"手段不是'批发'的却是'零碎'的，不是空谈却是实行，看症下药，分门别类"²¹。在这位作者看来，在"批发"与"零碎"、"空谈"与"实行"的对峙中，"分工"似乎也成为点滴改造的具体手段。陈其田大谈各"界"的分化，目的无他，只是想强调当时"短了一个社会界"，而这恰好是《新社会》、《人道》群体的强项，他们的"分工"意识也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学"的译介上。

"社会学"抑或"文学"

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视，本来就是《新社会》的一大特色，曾多次发表社会调查或研究，就"女佣"、"婚姻"、"犯罪"、"强奸"、"自杀"等问题展开讨论。1920年初，社会实进社还召开会议，决定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²²。在谈及"书报介绍"的时候，他们也明确表示："我们的介绍是以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书籍为限，而不涉旁的科学的"²³。将刊物的重心设定于社会学一项，此承诺也基本得到实现。在《新社会》以及后来的《人道》上，有关社会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介绍，都占有相当的版面。在1920年4月社会实进会的会议上，还通过了瞿世英的提议，邀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演讲社会问题、社会学原理及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²⁴。

谈论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一般都要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群学"（社会学）的阐发讲起，自清末民初，包括早期的生物社会学、稍后的心理社会学，甚至处于萌芽阶段的文化社会学，都曾被引进中国，并渗透到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中²⁵。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更是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²⁶，《新社会》群体的译介工作，自然呈现于这样的背景中。但他们对社会学的这种"偏爱"，似乎也与社会实进会的性质及资源有关。在社会学的历史展开中，教会因素的介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譬如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就依靠于一批热衷于社会改革的人士，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都是牧师的儿子，或本人当过牧师，或在神学院就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初几任会长，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都曾担任过新教牧师的职务²⁷。社会学在中国的萌芽，在某种意义上，也离不开教会主办的教育事业。最早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入学院，并专门培养这一类专业人才的，就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²⁸。据郑振铎回忆，五四前一年，他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看书，由于那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很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并认识了青年会干事步济时。这个美国人步济时，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还曾一度担任过系主任。1918-1919年间，他与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名为《北京--一种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这是我国都市社会调查的开端"²⁹。正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在步济时的指点下，郑振铎等几个青年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单位"，对社会学的兴趣被激发出来³⁰。

详尽讨论《新社会》群体对社会学的译介，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是在同时，他们也开始着手于另外的工作。在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图书馆里，不仅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丰富，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也最多，而那个美国人步济时，"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³¹。在这个图书馆里，郑振铎等人不仅接触到了社会学，文学之门也向他们敞开了。就在《新社会》大力向读者推介"社会学"的同时，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工作也热烈地展开。耿匡、瞿秋白在《新中国》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大量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郑振铎相继撰写了《俄罗斯文学底特质及其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等论文³²，《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也于1920年7月由《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他们的译介工作，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后来该群体成员参与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丛书"，进而得以与商务印书馆接洽，乃至文学研究会的创立，都肇始于1920年间他们对俄国文学的"极力介绍"。

从类型上看，"社会学"与"文学"肯定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在《新社会》群体这里，介绍社会学与翻译俄罗斯文学，这两项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冲突³³，它们完全可以齐头并进，共同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自我修正方案中--社会改造运动应从运动者本身的改造着想，最终都服务于"中国文明的再造"³⁴。从他们的角度看，在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构架中，"文学"和"社会学"一样，不单是自我情感、经验的表达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有用的"学问"，需要以"工作"的方式来推进，而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们除致力于翻译、批评等工作外，也十分重视"文学"知识的普及，思路与《新社会》时期大力译介"社会学"，似乎也并无二致。

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

无论是大力介绍社会学，还是翻译俄罗斯文学，从文学研究会的这段"前史"中可以看出，"以文学为业"的态度，不是抽象提出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到五四社会改造思潮的脉络之中，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之"修正"意识紧密相关。这种"起点"决定了文学在郑振铎等人那里，作为一种工作，或作为一种"志业"，一方面发生于"固本培元"、"分工"进行的思路之中；另一方面，它又绝非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场域，而是关联着社会改造、伦理革命等诸多命题。换句话说，知识传播与社会改造、专业分工与互助联合，在他们的眼中，还不是彼此冲突的领域，而是能够相互沟通、相互推动³⁵。从某个角度说，正是这种内在的开放性和有机性，而非"为人生"的笼统理念，或许才是郑振铎等人文学"志业"态度的历史独特性所在。

如果扩展来看，这种态度也并非孤立，它发生于"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之间有机关联的总体想象之中。依照五四时期的思想逻辑，文化、伦理的变革最终导致社会的变革，不同的"场域"不仅交错重叠，而且应该呈现出"一元化"状态，用陈独秀的话来讲：文学、政治、伦理本是"一家眷属"³⁶。1920年初，郑振铎曾有所针对地称："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³⁷这里，他强调的是下层启蒙的重要性。一年多以后，他又有这样的表述："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³⁸这两段话的表述方式十分相似，社会革命的发生要追溯更根本的动因，只不过"由下向上"的社会启蒙，被替换为"悲壮、写实"的文学。

然而，文化与政治的有机贯通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独特性，但某种内在的紧张也一直存在，五四之后激进思潮的分化线索或许就包含其中。以《新青年》为例，在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就明确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³⁹日后，《新青年》的重心的确落在思想、伦理、文学之改造上，但对于时事政治，也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关注，有关"孔教"等问题的批判，也指向共和与帝制的纷争。在文学研究会的"前史"中，类似的紧张也同样存在。瞿秋白曾言《新社会》停刊后，《人道》的倾向已有所转变："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⁴⁰。对此，郑振铎也有追述，他谈到《人道》月刊定名时，瞿秋白当时表示了反对，原因是"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⁴¹。《人道》之名引发的这场小小的争论，经常为后人提及，以表明五四之后该群体的分化。但事实上，即使是在《新社会》的时期，瞿秋白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对于当时热闹的社会改造思潮，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反思意识，明确地将文化运动、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区分开来，暗示从文学运动到社会运动尚有很大的距离⁴²。

瞿秋白的相关言论，暗含了某种忧虑和抵拒。在五四之后激变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在各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实践纷纷挫败之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自动关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本持"一家眷属"看法的陈独秀，在1920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还专门谈到："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⁴³。到了1921年，他却特意撰文指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虽然承认文化运动的价值，但已指出了有机性的迂阔，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⁴⁴。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郑振铎等人选择的显然是文化运动，但两种运动之间的有机性想象并没有改变。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先有了"托尔斯泰"，"列宁们"自然会随之产生。但问题是，"分工并进"的知识活动与社会改造的总体抱负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郑振铎等人的尴尬在于：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仍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有机关联为前提；另一方面，当文学作为独立的"场域"分化出来，他们的努力其实也暗中加剧了有机性的分化。20年代初，伴随了新文学的扩张，"研究文学和享受文学逐渐成为多数人的欲望"⁴⁵，文学青年大量涌现，感伤的诗歌与小说风行一时，文学不仅独立了出来，而且进一步实体化了、甚至消费化了。"为人生"文学的倡导者们，自然对于这种状况不满，开始呼吁"血与泪"的文学，希望能借此挽回文学工作的历史现实性。但"血与泪"的呼吁不免又被吸纳到文学"场域"的内部，成为一种风尚化的符号游戏。

概言之，在社会改造的总体视野中，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应呈现出一种彼此连带又彼此区分的动态关系，但在五四之后"分化"与激变的语境中，上述关系一旦丧失了"动态"特征，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化的区分被接受下来，郑振铎等人的尴尬之处就显露了出来。1923年底，《中国青年》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的文章，集中火力对当时兴盛的文学运动展开批判。在发难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作者秋士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对于这些"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作者的态度是"：我很抱歉地说，实在他们只是'有意'罢了！"⁴⁶。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但早有学者推测，"秋士"可能就是瞿秋白的笔名⁴⁷。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他的话显然是针对他的老朋友们的，他明确呼吁激进的青年们要在"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中做出选择，二者的对峙表明了五四时期整体性方案的进一步分化。

更有意味的是，在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青年》上，当"文学"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提倡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的文章、通讯发表了多篇，"《中国青年》是提倡社会科学之研究的"，也成为杂志明确提出的口号⁴⁸。当然，此时他们倡导的已不是资产阶级"孔德系"的社会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重要的不是社会学内容、性质的变化，而是某种知识有机性的彻底分裂。文学批判与社会科学的提倡同步进行表明：在峻急的历史现实面前，不同的知识之间是有轻重缓急的区分的，"什么样的知识更为紧迫"的提问，已取代了五四时期分工合作的温和方案。

1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2郑振铎：《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2卷，第63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3此种评断出自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发给北洋政府的密电，见《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第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4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创刊号，1919年11月1日。

5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6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7郑振铎：《纸上的改造事业》，《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8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

9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10东荪：《现在的文化运动是否应得修正？》，《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6日。

11宗白华：《致〈少年中国〉编辑诸君书》，《少年中国》1卷3期，1919年9月15日。

12宗白华：《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

13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第138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14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一文中有关五四前后所谓"新学术运动"的叙述，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及反思》，第221-2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6此项调查由少年中国学会欧洲同人提议，引文出自《致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2卷4期，1920年10月15日。

17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18郑振铎《：通讯》，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19同上。

20陈其田：《短了一个社会界！》，《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1陈其田：《零碎的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2《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新社会》8号，1920年1月11日。

23郑振铎：《书报介绍》（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新社会》11号，1920年2月11日。

24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25有关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见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三联书店，2006年。

26社会学家孙本文曾言："欧美新文化思潮，源源输入，社会科学思想，渐受知识分子的重视，而尤以五四运动以后为盛。社会学的译著，亦渐见增多，各大学中添设社会学课程，并进而创办专系，造就人才。"（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0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

27王康主编《：社会学史》，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该校于1913年设置了社会学系，由美国教授授课，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第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ll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

30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郑振铎全集》第2卷，第580页。

31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郑振铎全集》第2卷，625页。

32上述几文分别发表于《新学报》第2期，《新中国》2卷7期-8期，《改造》第3卷4期。

33直至1921年6月，郑振铎在一篇随感中仍强调："文学与科学与哲学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郑振铎：《随感录》，《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8日）

34郑振铎：《通讯》，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35事实上，《新社会》同人在社会学、文学译介之外，并没有放弃其他社会活动，仅以"小单位"中最活跃的郑振铎为例，他的身影也常现于其他的小组织之中。

36陈独秀：《答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

37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38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39记者（陈独秀）：《答王庸工》《青年杂志》l卷l号，1915年9月15日。

40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4页。

41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2卷，第632-633页。

42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8号，1920年1月11日；《文化运动--新社会》，《新社会》15号，1920年3月21日。

4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44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45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资料》（中），第7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6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5期，1923年11月17日。

47张毕来：《1923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8页，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

48启修：《俄国的社会科学》（编者前言），《中国青年》22期，192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