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以养生为基本内涵的“卫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与此同时，现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则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词汇，它是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对应的现代概念的。¹晚清以来，“卫生”的使用日益频繁，也承载了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作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现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卫制度，不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而且也成了国人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标。一旦“卫生”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问题反而成了不被重点关注的对象。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可见，关于中国近世卫生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深具意义。为此，本文将在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回顾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医学界的研究

由于在现代人的认识中，卫生与医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而现代意义上的卫生史研究，也是与医学史研究相伴出现的。早期的医学史研究多少都会谈到卫生的情况，比如中国第一部医学史专著———初版于1920年由陈邦贤撰著的《中国医学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医学》中设有《周秦的生理卫生学》一章，不过谈论的主要是《素问》和《灵枢》中的生理知识，对卫生则只是从饮食卫生、性欲卫生和优生学三个方面简单提及;而在后代各朝的论述中，则未再专门列出“卫生”的名目来加以讨论。不过在第四篇《现代的医学》中，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等情况做了不少的叙述。²在这类专著中，卫生显然只是医学的附庸，而且在民国之前，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庸。后来的医学史著作虽层出不穷，但卫生作为医学附庸的地位，则基本未有变化。

不过，自清末以来，社会对现实的“卫生”事务一直有较多的关注，刊布了大量有关卫生的书刊文章。³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就卫生而作的史学研究亦应运而生。1934年，从事卫生防疫事业的马允清，利用数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卫生史专著《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⁴该著虽秉持当时通行的进化论思想，但与一般对中国传统时期的卫生实践不屑一顾的做法不同，往往能够从历代史料中细心体察中国旧有的卫生制度及其变迁历程。作者将中国卫生行政的变迁分为“迷信时期”、“经验时期”、“理学时期”和“科学时期”四个阶段，主要依据正史、政书等史料，基本以朝代为顺序，对中国历代中央和地方的医政管理、医学教育等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该著的立意在卫生，只是因为认为传统中国并无近代的公共卫生事业，才将关注点集中于卫生制度。不过其作为第一部具有“卫生史”意识的专著，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开创之功。

民国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有关卫生史的文章，这类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现代卫生学的认识，从中国历代的文献中去搜罗合乎或接近现代标准的卫生史迹，并以此来彰显古人或中医在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成绩，比如李克蕙的《我国固有之防疫方法》，⁵束世澂的《中国古代医药卫生考》等。⁶另一类则为从事医药卫生事业管理和研究的人员，从现实需要出发，对清末以来卫生行政的制度与实践所做的史学回顾，比如方石珊的《中国卫生行政沿革》、⁷金宝善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⁸俞松筠《卫生行政之史的回顾》等。⁹这些研究的目的显然不尽相同，不过，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却颇为一致。比如，往往从现代的卫生观念和概念出发，去裁剪史料，而很少能将史迹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体会和呈现不同时空中不同的卫生观念和行为;均将源于西方的近代“卫生”当作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追求目标，将中国当时卫生状况的不良和卫生建设方面的不足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表现和原因，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卫生政策，应该与该政策施行有关，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于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书。该著虽未用卫生之名，但其所述内容多与卫生相关，比如环境卫生、避疫与检疫隔离等。其目标乃是意欲呈现中国预防医学的发展历程，即由“朴素的、迷信的、经验的预防医学，终于发展到像今天这样的有系统的、合乎科学的预防医学”，以及中国在预防医学发展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¹⁰该著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卫生观念和行为，比如对古代诸多民俗活动和迷信行为中的卫生经验的呈现，对古代用水卫生和环境卫生史迹的梳理等，均甚有贡献。而对与卫生相关的天花的出现年代、人痘的出现与传播、牛痘的引入与推广问题，细加考订，用力尤多，其引证之广博，其考订之详洽，至今仍令人感叹。

继范著之后，零星的论著仍时有出现。大多数研究均较为简单，基本都是按现代的观念从史料中摘录若干相关史料加以铺叙而成，既不够系统，也较少细致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为我们提示了一些资料线索。另外，这一时期的论著对民国期间的卫生建设甚少注目，而较多关注太平天国、解放区和建国后的卫生建设成就。这在陈海峰编著的《中国卫生保健史》中，¹¹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该著详今略古，全书近500页，涉及古代、近代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仅有25页，而且还包括5页中外医学卫生交流、2页太平天国卫生事业的内容，真正讨论从古代至民国的卫生观念、行为和制度的内容实在是微乎其微。其对当代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苏区、解放区的卫生建设的举措、制度和成就，论述甚详，资料也相对丰富。这些论著对中国相关的卫生事务历史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进入21世纪后，由于SARS等疫病的冲击，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卫生防疫事务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两部由卫生工作者和医史研究者撰著的卫生防疫著作。其中《中国卫生行政史略》一书，¹²梳理了从古至今卫生行政发展变化的大致状况，内容涉及卫生行政内涵、发展阶段、卫生与保健、卫生行政制度的发展变化、著名医药学家、少数民族医学和中外医学交流等内容。另一部由邓铁涛主编的《中国防疫史》，¹³凡130余万言，可谓当今国内卫生防疫史的集大成之作。该著颇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古到今不同历史阶段卫生防疫的行为、观念、知识和制度及其演变的情况，并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在西方影响下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引入和逐步建立的过程。该著的编撰者均为中医出身的医史研究者，但难能可贵的是编撰者同时也把防疫史视为社会史，对历史上人们防疫的行为和心态有一定的揭示，而且对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成果也有相当全面的吸纳。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两部疾病史著作《岭南瘟疫史》和《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¹⁴对清末民国的卫生防疫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岭南瘟疫史》的内容虽然以岭南地区的瘟疫流行状况为主，但其第六至八章，在探讨鼠疫的应对、防疫观念、瘟疫对社会的影响等时，也较多地关涉了卫生的内容，借助报刊等资料对清末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卫生防疫行为和制度建设做了梳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一书对卫生的关注更高，研究也更为深入。该著虽然名为疾病社会史，但并没有对疾病具体的情况有太多着墨，主要关注的是当时社会的应对机制。该著从建制化、体系化、大众化和社会卫生等四个方面对此展开了探讨。

二、史学界的探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疾病和医疗不再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而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卫生作为广义医学领域中与社会、文化关联特别密切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常容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青睐，有关卫生的历史学论著不断涌现，而且主题上也日渐细化和多样。¹⁵

西方学术界新的研究动向，也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有所体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有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中国疾病医疗的论著出现。史学界最早的卫生史专著当属程恺礼有关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的研究。她主要从城市用水、公共医疗和医院建设等方面勾勒了上海租界从开埠到19世纪末的50年间，从沼泽荒野之地演化为已基本建成近代卫生机制的近代都市的历程，认为到1893年上海租界的卫生状况已经跨入世界至少远东的先进行列。¹⁶叶嘉炽有关民国卫生建设的专著，依靠较为丰富的中英文档案、报刊以及民国期间的诸多著述，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国家建设时期在卫生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卓有成就，基本建成了由政府主导、覆盖全国的县级医疗卫生体系。¹⁷该著基本以呈现成绩为主，对存在的问题及卫生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甚少着墨。

罗芙芸有关近代天津卫生的力作也成为当下西方研究中国卫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该著立足天津，探究了“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被洋人、开放而“先进”的士人精英、国家力量和革命所采用的，进而揭示了现代化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和“现代性”值得省思之处。¹⁸该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似乎是“卫生”这一现代化的象征，在近代天津是如何参与和影响历史进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该著的重心乃是对近代天津“卫生”意涵的解读，而非“卫生”进程的梳理。

在欧美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医疗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逐步开始在日韩学术界兴起，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中国史研究。日本的饭岛涉是东亚地区较早开展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他于2000年出版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一书，以晚清民国发生的鼠疫以及霍乱等疫病为契机，探究了中国逐步推进卫生“制度化”的过程。他所谓的卫生制度化，其实也就是卫生的行政化，即卫生行政的推进过程。¹⁹该著对近代中国引入和实施卫生行政过程的梳理颇为详备清晰。韩国的年轻学者辛圭焕有关北平卫生行政的专著，从卫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从近代出生与死亡管理以及卫生教育、市政府的传染病管制、空间管制和城市环境与环境卫生改革等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的卫生行政改革及其与国家医学的关系作了颇为全面细致的探讨。²⁰该著的突出之处，是在一个颇为集中的时空中对卫生行政具体实施情况给予较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卫生行政限度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

就中国医疗社会史和卫生史研究而言，我国台湾史学界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从2002年开始，该领域的领军学者梁其姿教授召集一批较为年轻的学人，开展卫生史研究计划。该计划的主题为“华人社会的卫生史———从传统到现代”，主要是希望通过从观念的变化到相关政策的实践考察，来探讨明、清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汉人社会的卫生问题。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二：一为探讨传统至近代之卫生观念的演变，以了解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二为从汉人社会的卫生观念与实践检视汉人社会的特色，尤其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特性。其成员除了主持人外，主要还包括祝平一、刘士永、雷祥麟、张哲嘉、李尚仁和王文基等人。²¹这一计划至今仍在延续。2004年在台北召开了“明清至近代汉人社会的卫生观念、组织和实践”学术研讨会，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梁其姿还和费侠莉一道主编了《东亚华人社会的健康与卫生》一书，除了序跋，共收录论文11篇，分为“传统和变迁”、“殖民地的健康与卫生”和“疫病控制运动”三个主题，内容涉及中国传染观念的演变、中国的粪秽处置及其近代演变、清末东北鼠疫中的防疫、19世纪通商口岸的节食与个人卫生、消灭血吸虫运动以及当代的SARS等。²²

该团队还发表不少相当精彩的研究论文。比如，刘士永在对台湾公共卫生观念转变的探讨中，一方面较为细致地呈现了1895年以前台湾社会业已出现的各种健康观和卫生论，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殖民地时期，台湾社会的健康观和卫生思想开始逐渐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不过，台湾社会本身的角色基本上是被动的，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各种卫生思想的讨论比较缺乏反应。²³雷祥麟有关民国卫生的论文，则考察了1930年前后民国社会有关卫生的论述，当时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官方标准的卫生概念和规范，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另类卫生认识，比如对“治心”等个人身心调节的强调等。他并没有延续那种认为这种另类的卫生认识妨碍了真正的公共卫生在中国开展的一般说法，而是致力于描绘它与西方“hygiene”间的争议与互相界定的过程，并探索它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之中国的历史过程和可能的意义，提出“卫生”不只是保卫生命，同时也是体现自我或自我体验生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²⁴而李尚仁则对英国传教士德贞的卫生论述做了深入的探析。文章首先考察了德贞对中国卫生状况的认识从批评到赞赏的变化历程，并进而深入地探讨了他那些独特论述形成的原因及背后的思想渊源。他那种一反常人的论述，既是因为他在体会到了西方公共卫生学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后，希望藉中国的经验来反省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同时，也与德贞秉持新古代医学传统以及宗教神学中的道德经济观念密切相关。²⁵在该文的基础上，李氏又引入“身体感”这一分析概念，以《腐物与肮脏》为题，探究了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该文在比较详细地呈现了19世纪来华西方人对中国环境描述的基础上，细腻分析了西方人“不卫生”、“肮脏”等身体感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文化因素。²⁶李尚仁的研究总体上是在殖民医学的理论模式中展开的，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与其说是中国的卫生，不如说是帝国中心与殖民地边陲在医学和卫生方面的关系。实际上他的研究也几乎完全是建立在西文资料基础之上的，对我们认识和理解19世纪在华的殖民者心态以及现代“卫生”背后的复杂社会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颇有助益。但若希望通过他的研究了解晚清以降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人的卫生观念与实践，恐怕难免会感到失望。

与上述研究团队的旨趣有所不同，台湾学界还有些有关卫生史的研究是在城市史特别是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脉络中展开的。其中较早出现的代表性成果是梁庚尧有关南宋城市卫生的研究。作者对南宋以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出现的卫生问题以及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作了论述，认为各类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设施在城市中普遍设立，是宋代以后城市的一项特色，而城市卫生环境恶化之后疫病容易流行，应是这项特色所以会出现并延续的部分原因。²⁷稍后，邱仲麟发表的明清北京城市生活的系列论文中，有两篇与城市卫生密切相关。其中《风尘、街壤与气味》一文，考察了明清士人对于北京生活环境的印象与记忆，以翔实的资料呈现了当时士人特别是南方士人印象中的北京风尘弥漫、臭秽难闻的城市生活环境。²⁸另一篇有关明清到民国北京城市用水的论文，同样以翔实的资料考察了城市供水群体、民生用水以及用水管理及其近代变迁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鲜活的城市生活图景。²⁹这些研究虽然对相关卫生问题意涵的解读用力较少，但研究者均对传统文献研究的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故而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时期的卫生状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周春燕最新出版的《女体与国族》似乎是目前台湾仅有的卫生史方面的专著。该著从性别史和身体史的视角探讨近代中国妇女卫生，着重从月经应对和分娩处理两个方面，梳理了在“亡国灭种”、“强国保种”这一近代危机意识的促动下、由国家主导的妇女卫生近代化过程。对这一过程中晚清特别是民国政府在妇女卫生近代化方面的努力均持较为正面的认识和评价。³⁰该著比较重视过程的梳理和呈现，所论亦具一定深度，给人明快清晰之感，但对妇女卫生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似乎认识有所不足。

进入新世纪后，卫生史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中国内地史学界的关注，大体而言，目前内地史学界有关卫生史的探讨主要是从医疗社会文化史、城市史和中外关系史特别是来华传教士史研究等三个角度切入的。笔者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就对清代的卫生概念、防疫和检疫等卫生问题做过初步的探讨。³¹这一研究无疑还十分粗浅，不过其提出或隐含的诸多问题却为笔者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和探究的动力。又如，曹树基对鼠疫的探讨中也关注到公共卫生的问题，如在探讨内地对1894年香港鼠疫的反应时，梳理了《申报》中有关防疫及卫生行政的相关讨论。³²而有关1918年山西鼠疫的探讨，则完全是在公共卫生的主题下展开的，对防疫举措及其现代卫生机制的理解均持相当正面的态度。³³除此之外，随着国内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影响的扩大，亦出现了不少年轻的研究者从卫生这一主题切入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比如，近些年南开大学就有两篇专门探究清末和民国公共卫生的博士论文。这两篇论文主要借助报刊、档案、方志等资料，对清末以降到民国时期天津和北京由官方主导和推行的公共卫生举措及其制度建设做了梳理，对我们了解近代卫生行政的发展脉络和施行中的复杂性多有助益。³⁴又如，笔者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一书的第四个主题“近代境遇中的‘卫生’”中，收录的四篇青年研究者的有关清代沐浴、北京卫生行政、上海的医疗卫生广告和民国天津卫生运动的论文，可以说亦反映了同样的趋向。³⁵

城市卫生乃是现代城市管理无可回避的问题，故而卫生问题也往往容易受到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更促发了研究者对城市卫生问题的关注。如果说早期的一些通论性研究只是对城市卫生问题有所涉及的话，近年则出现了专门从卫生的角度来探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作品。³⁶其中彭善民的专著《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可谓是代表性的成果，该著将源于西方的近代公共卫生视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重要内容，主要从近代城市变革的视角梳理了自清末到民国上海公共卫生的缘起及其演变历程，探究了上海的近代公卫是如何在华洋及官绅民等多重力量的多方作用下渐趋展开的，而公卫的演进又是如何推动上海都市文明发展的。³⁷他的这一研究在时段上差不多是程恺礼早期开拓性研究的接续，而且在学术理念上亦颇为类同，不过就搜集资料、关涉卫生的相关问题以及涉及区域的广度上，则较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

再者，在近代中外关系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显然是其中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而在这些传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医学传教士，在传教士的相关活动中，医疗卫生活动也占有相当的份量。不仅如此，医疗和卫生也是他们较为关注且记录较多的内容，医药卫生问题也自然相对容易受到这方面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田涛就曾利用《中国丛刊》等中英文资料，对清末民国初的在华基督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做了探讨。³⁸而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专门探究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影响的论著。³⁹其中也往往会涉及到卫生问题。比如何小莲在其专著中列专章探讨传教士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认为正是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与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艰难起步。⁴⁰高晞的新著也有一章论述德贞的公共卫生学研究与流行病调查，较多地介绍了德贞对中国卫生习惯的赞赏和对某些中医学内容的认同。⁴¹

近些年来，国内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学术视野、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究中国近世卫生的论著。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属胡成的数篇论文。其中《“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一文，主要利用晚清上海的诸多中英文报刊资料，从华人“不卫生”被定义为瘟疫之源、近代细菌学理论的传入、租界卫生景观的改善和华人社会的变革维新以及西方文化优越感、民族主义诉求和主权之争等方面比较细致地呈现了中外间不同的讲述共同塑造了所谓华人的“不卫生”形象。⁴²而其有关卫生检疫的两篇论文，则从租界政治和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1910年上海租界检疫风潮和清末东北鼠疫中的检疫行为，藉此来表明华人的争取自主检疫和国家对检疫的积极推行对加强中国国家主权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其研究在关注外交、主权的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普通民众的感受和回应。⁴³而其最新的一篇评述性论文，则主要立足东北鼠疫中检疫问题的探讨，对国内以往存在的相关研究资料单一、缺乏国际视野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进而通过检疫中复杂性的呈现，探讨了研究中应如何更多地珍视、尊重底层民众和贫苦阶级的生命的问题。⁴⁴胡成的研究往往能够借助其颇为前沿的学术理念和广泛的资料搜集，让我们看到以往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诸多历史面相和问题，对目前国内卫生史的研究颇具启发和促进作用。不过就卫生史研究而言，其涉猎的只是个别的点，不具系统性，而且对“卫生”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杨念群具有强烈“新史学”色彩的专著《再造“病人”》，也有两章(第三、八章)较多地涉及到卫生问题。该著的重心并不在探究近代中国具体的医疗卫生问题，而是借其所感兴趣的某些特定专题的探析来揭示疾病、医疗和卫生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涵。⁴⁵在第三章中，他探讨了民国以降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以及西方医学人士通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第八章则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细菌战”为切入点，论述了中国政府通过社会动员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现代卫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进一步确立的过程。⁴⁶

与上述几种研究路径不同，张仲民有关卫生的专著则是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来展开的，通过对晚清“卫生”书籍的钩沉，探讨了出版与文化政治间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形成。就卫生史研究而言，该著最大的贡献是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晚清诸多有关卫生书籍的出版情况，为人们更好地研究晚清的卫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从卫生及卫生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出发，探究与此密切相关的种族和消费文化问题。⁴⁷另外，笔者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就清代的卫生概念、环境和用水卫生、粪秽处置、防疫观念与行为、清洁观念与行为、卫生检疫、卫生行政与身体控制等问题做了探讨。⁴⁸

三、问题与可能的路径

经过近百年特别是最近十数年的中外相关学者的努力，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至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成就，在资料积累、呈现历史经验以及引入和实践相关学术理念等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不过总体而言，卫生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还是一个正趋兴起的研究领域，研究之薄弱毋庸讳言，而内容上的有待进展之处也显而易见。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民国时期卫生的探讨，对晚清社会在卫生行政等方面的努力和成绩似乎重视不够，而对传统时期的卫生观念和行为，则除了邱仲麟等人的个别研究外，还几付阙如。

第二，由于近代的公共卫生观念一般均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也因为现有研究对传统时期的卫生观念和行为缺乏关注和探究，使得现有的一些探究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的研究，往往存在着割裂传统和近代之嫌，不能从内外两个方面多视角地来认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的演变。

第三，目前大多数国内的相关研究者，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学术理念，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海外的一些研究(也包括国内个别研究)虽然对揭示和探析“卫生”的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涵用力甚多，亦对人启益良多，但其或许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也就是说，对近世中国的卫生观念、组织和行为及其近代演变脉络的梳理和呈现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

“卫生”和卫生的历史并不单纯，只要我们能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去多方位、多层次地观察和思考，便不难发现众多习以为常的认识局限和为人所忽视的历史面相。诚然，无论用何种方法、以什么路径展开对近世卫生史的探究，只要深入而专业，都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不过，在当前的学术情境中，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若研究者能有选择地汲取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使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体现出一种新意来，那自然就会更具意义。随着研究者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深入探讨，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出发为我所用，必然会对这一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