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能夠走上簡帛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新時代帶來的機遇。讀研究生時跟隨湯炳正先生學《楚辭》，先生囑我關注出土文獻。畢業后到湖北省博物館工作，得以接觸竹簡實物以及館藏的各類珍貴文獻，曾親自參加雲夢龍崗秦簡的發掘整理工作，向先生書面彙報此事，先生表示羡慕，並告誡我要懂得珍惜。

簡帛研究如同甲骨文、金文研究，原本是貴族學問。兩宋以至有清、民國，玩得起金石、甲骨、青銅器者，絕大多數都是貴為官宦。解放以後，劃了一個時代，文物統歸國有，考古發掘由文物部門主持，領隊負責，於是做考古的佔盡先機。上一世紀70年代，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到北京紅樓研究銀雀山漢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於是紅樓專家發表的論著，精見層出，令人高山仰止。盡管在當時這樣做是合法合理且又是必須的，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專業部門壟斷資料，由專家佔有研究優先權的時代。到了上一世紀末，馬承源辦了一件值得載入史冊的大事，從香港收購了幾批盜掘出土的竹簡，在上海博物館整理者正式公佈之前，任何人都不讓看，於是上博藏楚簡每公佈一冊，都能形成一次研究熱潮。全世界的學者，不管是白皮膚的，黑皮膚的，還是黃皮膚的；也不管是權威專家，"布衣"教授，還是初學者，大家都在同一研究起點。馬承源揭開了簡帛乃至古文字研究的神秘面紗，使這門學問向回歸大衆又邁出了一步，不折不扣地體現出不分國界，不分等級的公器特徵。只要看一看這幾年有不少字是由在讀碩士生、博士生認出的，年輕人發表的文章也時常令人拍案叫絕，就可以體會到時代是真正進步了。出土簡帛是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遺產，這一進步符合全世界走向和解、走向融合的歷史潮流，也符合歷代優秀學者包容兼收取其長，不存門戶之見，胸懷開闊，服膺真知的學術傳統。

二

當代楚系簡帛研究以1942年出土的《楚帛書》為起點，已經發現的各類簡帛計27種（含竹書100餘種），其中尤以出土的儒道兩家經典，因其已涉及中國學朮最核心的部分，為學者所特別關注。目前楚簡帛研究最基本的是釋讀問題，經驗證明，當我們對簡帛文例缺乏認識的時候，釋讀就會產生偏差；而隨着對文例認識的深入，我們的釋讀以及綜合研究的水平也會隨着提高。

楚簡帛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難度，其一為文字釋讀之難，其二為名物典章制度的理解之難，其三為專門用語（如思想用語、法律用語）的詮釋之難。諸般所難，往往難在我們的研究發端於某一具體問題之時，不知如何定位，亦不知其相互聯繫，因而上一世紀50年代的研究可謂舉步維艱。隨着公佈的資料日漸增多，遂由點及片，由片成面，由面而有體，於是以往的研究，得失自知。有鑒于此，我從1988年開始作楚帛書、望山楚簡、包山楚簡的通釋，同時着手楚簡帛的分類輯錄工作，樂此不疲，以至於今。

援例以證典籍是歷史文獻學的傳統做法，古代的顯例為晉代杜預著《春秋釋例》。"釋例之作，宗本于舊章"（杜預《春秋釋例·序》），這是本書遵循的原則。大凡史學研究、文獻學研究、簡帛研究，遇有疑難問題，若能徵得有力的例證，則問題趨於明朗。輯出簡帛中的各類文例並不斷豐富完善，是建立在對出土文獻研究不斷深入的基礎之上的，反過來又可以指導我們解決簡帛釋讀中仍然存在的問題，這是一項必須做好的基礎工作。目前我們對簡帛文例的認識已取得許多重要的進展，但所作的討論多是局部的，零散的，總的來看，還相當薄弱。本書是第一次從制度的角度在較為廣闊的範圍討論楚簡帛的文例，部分涉及到文字釋讀方面的問題。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理清簡帛涉及的名物制度、經典形成、竹書抄寫、字形文法方面的文例，將有助於我們提高釋讀能力，使相關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礎之上。

建立起較爲完善的文例系統，其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例說，讀書人都知道說有易，說無難，而學術研究往往遇到須證明其"無"，才能做進一步分析的問題，此時若知難而進，有可能取得進步；倘若退縮，則于心未安。本書凡遇到此類問題都作過力所能及的檢索，雖不敢確保無遺漏，但盡力了，可以呈送給讀者並求教。舉例說，1.《左傳》無"連敖"，"連尹"屢見；而出土戰國文獻尚未見"連尹"，"連敖"屢見，因而可以粗略地認爲戰國之"連囂"即春秋之"連尹"。"連尹"、"連敖"之異是否具有斷代的意義，可以留着進一步思考。2.包山簡有"尹"，曾侯乙簡有"馬尹"，《左傳》昭公三十年有"監馬尹"，是楚官，依文例應是監地馬尹。包山簡職官名至多，未見"馬尹"，因而"尹"有可能與"馬尹"類，可志以備考。3.包山簡所記車馬器有""，乃緣飾或系綬。曾侯乙簡備述車馬器，未見""字，""字屢見。因而可以考慮""亦是緣飾或系綬之類。4.葛陵簡乙一11："禱於吝（文）夫人牢，樂（且）贛（貢）之；（擧）禱於子西君牢，樂〔（且）〕。"荊牢，祭祀封君夫人或大夫所用犧牲，典籍未見。簡文又記載擧禱子西君、文夫人用特牛，則"荊牢"與"少牢"類。祭祀備羊、豕二牲為少牢。5.景氏為戰國中晚期楚國三大族姓（昭、屈、景）之一，《包山楚簡》的内容絕大多數為楚懐王時的司法文書，未見"景"氏，倒是屢見以"竸"為氏者，本書將姓氏之"竸"讀為"景"，最初即出於楚簡無"景"氏的考慮。6.包山簡屢見以"臧"為氏者，現存歷史文獻未見楚人臧氏，早於包山簡的葛陵簡中亦未見臧氏，就目前所見資料而言，可以推斷春秋時楚國無臧氏，楚國臧氏應由楚肅王熊臧之孫受封而得氏，《史記·楚世家》："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能夠推斷出楚國臧氏出現的上限，可見"說無"的價值。7、古璽""字用作人名，其例多見，包山簡、天星觀簡亦有用例。檢《古璽文編》，人名用字未見"虎"字，而"虎"既為古代人名常用字，因而凡人名""以讀為"虎"爲宜。出土文獻中人名、地名用字往往採用與通行字不同的寫法，使其具有專用字的特點，"虎"之作""，可謂佳例。

2004年1月，我以"戰國簡帛釋例"為題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得以被批准立項，本書即依申請書的約定而形成。書名改爲"楚系簡帛釋例"，採納了黃德寬教授以及尊敬的評審專家的意見。

三

本書主要内容如下述：

楚簡紀錄了大量楚官名、官府名，舉凡秩等如令尹以至州加公、里公，職分如政治、軍事、經濟、司法、行政等，幾乎是無所不包，稱之為楚國"百官志"，斯不為過。因考楚職官、官府名93例，220餘名，是為"職官名例"第一。

戰國疆域犬牙交錯，大軍進退，一此一彼，所屬無定。墳典所載，史家所重，而懸疑甚多。《漢志》、《水經》、《春秋釋例·土地名》、皇清經解之《禹貢錐指》，地名研究矩範存焉，因考楚簡地名160餘例，是為"地名例"第二。

戰國時代"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而文字音聲之異，於器物之稱名尤甚。故王先謙曰："文字之興，聲先而義後，動植之名，字多純聲，此名無可釋者也。"楚簡遣策詳列隨葬器物，具有文字學與古器物學研究的雙重價值，由實物而知文字之音義，因文字而知古器之稱名，為名物互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因釋車馬器、兵器、金器、陶器、樂器、漆木器、竹器、服飾、飲食等類器物名254例，是為"器物名例"第三。

楚簡卜筮祭祀詳細記載占卜祭祀的全過程，以及各類神名、占卜工具名、祭祀禮儀名、犧牲供品名，是楚簡的一項重要內容。古人認為祭祀神靈是禮之所在，禮在產生的初始，就已具有備犧牲、陳舞樂、敬鬼神的意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釋天神地祇人鬼、卜筮、解除祭祀、犧牲供品計108例，是為"卜筮祭祀例"第四。

復原古代曆譜是史學、考古學極爲重視的課題。楚人紀年方式有三，其一以序數紀年，其二為歲星紀年，其三為大事紀年。研究的重點在大事紀年究竟爲何年，而某大事紀年中朔日的推定是關鍵。楚人紀月有"（荊）"、"（夏）"等月名，可與夏曆相參照。另有楚帛書所記十二物候曆月名，為農事所用。輯得大事紀年計35例，可考者計十例，待考者25例；考訂"許之歲"九月的朔日為"丁酉"；考訂"王徙於鄩郢之歲"為楚肅王四年（前377年）；對物候曆月名逐一作解説。是為"紀年與月名例"第五。

楚卜筮祭禱簡所記楚人祀譜有"三楚先"、"楚先"、"荊王"之稱，這些用語對於研究楚先祖、先公、先王祀譜具有重要意義。"三楚先"作爲楚人先祖祀譜的代稱，特指"老童、祝融、穴酓"，其中"老童"為楚人之始祖母；"楚先"特指"老童、祝融、鬻酓（熊）"；"荊王"所指為楚人祀譜中的先公譜系；"荊王"以下，楚人稱歷代先王為"某王"或"某某王"。 是為"楚簡'三楚先'、'楚先'、'荊王'以及相關祀禮"第六。

楚公族祭祀祖先，首列先王，次以家族分枝之所從出。因釋先王、坪夜君成家族祀譜、（悼）固家族祀譜、卲家族祀譜，以及列入祀譜之"夫人"、"親母"之例，是為"先王及家族祀譜例"第七。

楚簡所記人名超過1600，僅包山簡就達1100以上，是研究先秦人名姓氏制度的第一手資料。茲據楚簡考訂楚竸氏、氏、酓相氏、酓鹿氏、觀氏、喜氏、倀氏、氏、氏等來源，或有補於姓名學研究，是為"楚公族姓氏例"第八。

楚簡所記連綿字的多種寫法，有相當一部分不見於典籍。連綿字的最大特點是不能分拆作釋，然古今皆有不明此例而誤釋誤讀者。如帛書《五行》"匿匿"，論者或於前一"匿"字後斷句，或讀"匿匿"為"匿慝"，都有問題，可見聯綿字的釋讀也是值得重視的。因考釋聯綿字70餘例，是為"連綿字例"第九。

中國古代文字一字或有歧讀，如"墉"有庸、郭二讀，"屮"有艸、屮（讀若徹）二讀，此《說文》已載有數十例。歧讀字雖然只是秦統一文字之前的特殊現象，但在具體文例中，往往因為某一字存在歧讀，造成釋讀之困惑。因對古文字歧讀作理論探討，歸類分析。論及"義同歧讀"3例、"義近歧讀"3例、"義異歧讀"5例、"形聲字聲符歧讀"2例，對"文字異形與個別歧讀現象"分三方面作說明。是為"古文字歧讀釋例"第十。

簡帛書寫體例屬於內在的形式制度問題，在這方面學者論及漢簡者多，而述及戰國簡帛者相對薄弱。因就戰國簡帛標點符號、篇題、分欄、削改等援例條辨之。是為"簡帛書寫例"第十一。

郭店簡《老子》公佈之初，有學者發表看法，認為郭店簡"文字有許多基本的錯誤，說明抄手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此後又進一步提出竹書"錯別字"的問題，且將竹書中的"錯別字"開闢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說："當時抄書的人不時寫錯別字。"這一說法對竹書的準確程度作了過低估計，致使將竹書中相當一部分原本正確的字考成了"錯別字"。對此現象是保持沉默，還是本着求真求實的精神提出學術批評？我個人選擇了後者。本課題舉出學者考證出的竹書訛誤或"錯別字"計22則，26例，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以不誤以為誤的考證，此類考證既不可信，可見由此斷言竹書抄寫者水平很低是缺乏根據的。在辨誤的同時，對竹書《老子》"大小之多"、《容成氏》"飤人"等提出新的解釋，說明竹書中的此類文例是可以讀通的，不能認為有誤。是為"將簡帛不誤之字釋為'錯別字'例"第十二。

依出土時間的先後為序，簡要介紹楚系簡帛的出土時間、墓葬、主要内容、價值、研究概況、年代、著錄，是為附錄。

四

本書部分内容闕如。除"通假"例篇幅太大，將另外成編以外，還缺政治用語例、經濟用語例、軍事用語例、司法用語例、思想用語例、禮俗用語例、文學藝術用語例等。部分例（如司法用語、思想用語、禮俗用語）雖然已有成稿，但較本課題的其他章節為薄弱，委實說，知識有欠缺，經慎重考慮，不納入最終成果。凡此已在項目中期檢查中作爲重要變更事項向有關部門作過説明。

本書主要以《春秋釋例》為參照，多數章節屬於傳統的釋例門類，而連綿字例、古文字歧讀釋例、簡帛書寫例等章節則是依據楚簡帛釋讀的具體情況設置的。將簡帛不誤之字釋為"錯別字"例是針對目前學術界研究簡帛出現的問題提出的，目的在於總結經驗教訓。楚簡帛研究終究要從認字釋讀階段走向分類綜合研究階段，本課題在這方面進行得很艱難，但希望能邁出探索性的一步。

我做學生时沒有受過古文字的專門訓練，只好邊幹邊學。寫了文章，向專家求教。曾先後得到劉釗教授、李家浩教授、施謝捷教授的書面教言，得到黃盛璋教授、裘錫圭教授、吳振武教授、林澐教授在他們的文章中或學術會議的發言中對我的批評，得到饒宗頤教授、李學勤教授的獎掖或幫助。也曾讀到多位學者針對我的論著提出的不同意見，曾恭讀多位不知名學者的審稿意見，受益良多。杜甫云："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請允許我藉詩聖名言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五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學習二重證據法，並努力付諸實踐。

最近讀到陳淳教授《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6期）一文，說："對於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強調'二重證據法'重建古史的學者而言，它們的思維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20世紀初的水平。"又說：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狀況"已經遠遠滯後於國際水準"。陳淳先生在文章中還表示了對學術傳統的鄙視與否定（參《文史哲》2006年6期，第22頁）。筆者有所不明，願質疑於次。

就新中國的考古學而言，報告、論著難以數計，成就舉世公認，倘若在方法上還停留在上一世紀二十年代的水平，舊中國、新中國與二重證據法有關的考古學方法全給否定了，這是難以解釋的。我們不妨說，學者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考古學與史學的綜合研究，不僅在其初始是正確的，即令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這恰好證明了二重證據法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一種能夠與時俱進，能夠不斷得到豐富完善，不斷得到新的闡發的方法。二重證據法在王國維的時代開出一輪絢麗的花朵，結出一批爲世所矚目的碩果；這以後，經幾輩學人的努力，二重證據法已經成長為學林中的大樹，年年開花，年年結果。今天的"二重證據法"仍處於旺盛的生長期，以"停留"的眼光看待二重證據法，只知深愛自己的學術園地，看不到學術界的萬紫千紅，是有失于偏頗的。二重證據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國的考古學在方法上也不是停留在原來的水平，而是在不斷進步。西方有些國家因為缺乏史書記載，只好在考古上着眼於遺存本身，這是他們的長處。中外在考古學方法上的差異，是由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考古工作實際所決定的。外國學者並沒有作出中國考古學方法比他們落後之類的判斷，此二者之間不能像百米短跑一般劃分先後。客觀的評價，中外考古學在方法上各有千秋，應該互相學習，互相借鑒，沒有必要簡單地貼上先進與落後的標簽。如果一定要否定中國考古學的方法，一定要否定二重證據法，是否需要有相應的研究成就，證明其方法為先進，才可以下結論？

中國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獻，不僅中國學者在做，外國學者也在做。許多外國學者對中國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獻都很熟悉，作出了許多令人敬佩的貢獻。但我們也許可以說，王國維的古史研究至今沒有人能超越，李學勤在甲骨文、金文、出土簡帛方面的研究成就，今天能與之差可比肩者，屈指可數，這難道不是國際水準？筆者無意抬高中國學者，因為中國學者佔有地利，除了上個世紀初出土的樓蘭、尼雅、敦煌簡牘以及上個世紀40年代出土的楚帛書以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學者還佔有先機（請注意，在舊中國，中國學者屢屢痛失先機，至今還有數量可觀的資料流失海外，不予公佈；當初個別外國學者在中國境內掠奪式的野蠻發掘，無方法可言，也在考古學的範圍之內。以上的話只是為了分析問題，請國外同行諒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都是在他們堅實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倘若不能撼動他們從事研究的基礎工作，空談缺乏實際研究成果作支撐的方法，是無能為力的。筆者之所以提出以上質疑，還有一個原因，近年學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也喜歡寫考古學方法的文章，本科生、研究生都有。談方法，批評中國同行，津津樂道，讓他們讀典籍，則坐不住，是誰之過歟？

我不反對借鑒外國的方法，但如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倘若一定要按照當初從外國引進的設計來匡正中國現在的社會主義，則膠柱鼓瑟，不堪設想。考古學方法的進步，也必然是這樣。如果一定要裝上高鼻子，染成黃頭髮，外國人根本就不屑於看你，因為他是原裝的，你是模仿的。世界本來是多元化的統一，若否定傳統，否定中國人自己的學術之根，誰承認你？學術研究、文化研究是有個性，有風格，有繼承，有發展的；不象科學技術那樣具有通用性，具有淘汰性，甚至具有某種顛覆性。一個方正照排系統，淘汰了舊的排版印刷，幾乎顛覆了整整一個行業，有多少排字工人被迫改行！電腦的核心技術被外國壟斷，你想學，學不來，人家不給，這就是科學技術！學術的借鑒不是這樣，我們引進西方哲學，不因此而淘汰中國的諸子之學；引進國際圖書分類法，並不因此而淘汰四部分類法。古史重建借鑒外國的方法，也不會淘汰二重證據法。借鑒、學習的目的是爲了創新，是爲了使自己強大起來，不是爲了抛棄自己的根本。鄙視中國的學術傳統，貶低中國學者採用的正確研究方法，是沒有必要的。

最後，請記住一個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劉信芳自序於2006年12月20日

人文与社会：缺字请对照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