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郝惠言，1959年从东北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毕业后直至1993年退休，一直工作在工业口，亲身经历了工业改革的几个不同阶段。 

郝惠言先生被3月6日刊发在本版上的《父辈的钢铁年代》触动了心弦。那篇文章的诸多细节记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人，如何从 "工人老大哥"的风光到"买断工龄"下岗后的窘迫，在一辈子没离开工厂、工业，亲身经历了工业口改革几个阶段的郝惠言看来，那是以个人命运沉浮的经历，直观地讲出了有典型意义的东北工业的情形，而他所在的计算机行业，当初北京的五个计算机厂、三个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五个计算机配件厂，到现在，没有一个厂子还在搞原来的行业了。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亲历者，他觉得对于那些年工业改革付出的代价，全社会尚缺乏理性的分析总结。 

60年代的清华"万字号"学生 

■郝惠言报了清华的自动控制系，还真的就考上了。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尝试搞"因材施教"时，他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1965年郝惠言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一辈子跟工业一线结下不解之缘，若说最初是时代大潮对个人命运的拨弄，后来却是他的个性使然。 

和大多数学生一样，青少年时他的理想也经常因为某一触发而不断更迭。老师说你们将来要建设新中国，他以为"建筑"就是建设，便想着要去盖楼房；在县里的百货公司看到星空的挂图，又迷上了探索宇宙；念到初三学了化学课，"化学家眼里没有废物"又让他觉得学化学特别好......1957年，他念高中，那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一下子，他又觉得就去学这个太有意思了，将来能够为祖国发射人造卫星。从资料上看到，人造卫星要有自动控制等技术，他就去查哪个学校有自动控制专业，发现只有清华大学有，1959年高考的时候郝惠言就报了清华的自动控制系，还真的就考上了。报到之后，系主任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告诉大家，咱们系是机要系，因为自动控制专业未来从事的工作会和国防密切联系。这一条并没写在招生简章里，郝惠言听了非常高兴，这下能够圆他报效国防事业的梦想了。 

考上清华，某种程度上也恰巧圆了他父亲的一个梦。早年他的父亲在沈阳读书时成绩优异，梦想着报考清华，却正赶上日本侵华，东北沦陷。不能读书了，为了一家生计，父亲投考到北大荒的延寿县，在农村的信用社里做管贷款的职员。郝惠言就是在北大荒出生的。 

由于对专业的真心喜爱，在清华大学六年间他不但丝毫未感到"寒窗苦", 反而觉得乐趣无穷，学什么都挺好玩，那会儿也没有选修课，他却自己选读了五本专业书。 "可以说上学期间我没打过一个哈欠，我有时看见有谁打盹都纳闷，心想这么有意思怎么会犯困？我喜欢业余无线电制作，有时搞到夜里2点多，第二天六七点钟起来去上课，一点儿也不困，出奇地精神。"当时是6年制，读了三年后再分专业，俄语统考是2个小时的考卷，他20分钟就答完，看看没有疏漏，就交了卷子又回去鼓捣无线电了。 

也正因为如此，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尝试搞"因材施教"时，他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当年，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优秀、有特长的，多学一点，制定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还要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也都给予更高的要求。这些学生被喻为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希望以此来培养中国一流的科学家。 

由于是万里挑一，他们又被戏称作"万字号"学生。系主任钟士模教授为他单独辅导。钟先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1958年受命创建新中国自己的自动化领域的新专业。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中午下了最后一节课，他就到钟先生的办公室去"开小灶"，辅导完了钟先生再回家吃午饭就1点多2点了。郝惠言心里很感动，但嘴上也没说过什么，只是觉得要做出事情来让钟先生高兴，这才行。 

■难以留校，钟先生告诉他：到工厂去锻炼锻炼吧 

到他快毕业的那年，钟先生告诉他要开始有研究生制了，先生也很高兴接收他。郝惠言却在不久之后听说，因为自己的某些情况，留校读研恐怕"很不好办"。 其一是他的父亲在伪满时期做过伪职员那件事，还有一桩，就是抗战胜利的时候，县上一批人商量着要建立个组织，出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就搞了一个国民党党部，推他父亲做执行委员，后来又推他出去联系，以取得一个正式的名分。他父亲到哈尔滨、长春跑了一圈，看到那些国民党官极其腐败，非常失望，就心灰意懒地回来了。恰好这时苏联红军、八路军也到了东北，看他有文化，八路军工作组让他去当县委的秘书，在其后的工作中也很信任他。但是，他就有了这么一段没和正统组织挂上钩的"土国民党"的历史。 

而郝惠言自己一向的口无遮拦，也有问题。比方，在大炼钢铁的问题上，一个同学说：砸锅炼铁划不划算呢？另一个同学驳斥说：经济上不划算，政治上划算！郝惠言就站起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假期回了趟老家，看到地里的草长得比苗还高，他问老乡怎么不拔草，得到的回答是：长得好能有我几个呀。回到学校他就说：看来咱们的工作没做好，农民的积极性不高。郝惠言说，其实在在全国偏"左"的大环境下，清华的小环境里，校党委曾做出明显的纠"左"行动, 例如在全校大会上, 针对当时简单化和乱上纲的倾向, 蒋校长就说过 "不可无限引申,把个人利益引申为个人主义...... 再引申为反动派"。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到"自503班"参加讨论，针对他的怪论发表意见时也做到了就事论事, 以理服人，不搞扩大化，不无限上纲。 

尽管如此，类似这样的"怪话"说多了，他还是不免要被一些人视作"只专不红"。郝惠言管自己这没遮没拦叫"不知趣"，"那时提倡对党交心，我确实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一点也不遮着拦着。年岁大了后才品出，比起很多同学，我是没心眼儿的。" 

听到一些他这样的情况难以留校的消息后，怕让先生为难，他就去找钟先生，说不考了。过了一个星期，钟先生告诉他：到工厂去锻炼锻炼吧。 

70年代北京开关厂"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这件事过了40年我才知道，钟先生真是为了我去的。" 

郝惠言分配到了北京开关厂，在技术科搞控制机。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正是三线建设的热潮，除了全国的大三线，各地也都搞小三线。北京开关厂抽调一部分人到远郊平谷县南独乐河村，在一个废弃的鞋厂旧址上建立分厂。郝惠言一共在那里工作了13年。 

开关分厂的任务是建立工控机中间试验站。他被分到供应科元器件测试组，实际上的工作是班组工人性质。虽然他内心向往搞科研, 但服从分配，不管拧到哪里都要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的信条让他毫无怨言地干了六年。 

在他刚到平谷不久，钟先生也来平谷了。别人告诉他"你们清华来人了"，"我正在干活呢，再说我去也不合适，钟先生也不一定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国家重点项目，钟先生这样的权威来了也很自然。结果过了一会儿，钟先生自己一个人过来了，我就赶紧站起来在那儿傻笑呗。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大的包装箱当桌子，仪器就摆在上面，小的包装箱当椅子让人坐着。钟先生跟我说了说，要我多为工厂搞些技术革新，我都答应了。但是最后我都没出去送送钟先生，因为我想自会有厂领导相送，我去算什么呢？这件事过了40年我才知道，钟先生真是为了我去的，在老同事聚会的时候，当年的厂长告诉我，当时钟先生跟他们说，郝惠言功课好，实践一年后还要回学校读研究生。过了这么久，我听了还是心里一热。"但是，研究生还是没读成，1971年，钟先生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活动中很意外地突然过世了。 

■参加计算机系统研发，"此生最紧张的一段生活, 也是我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后来开关分厂调整方向, 那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立项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规模和处理能力都是当时国内最高的。由于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而当时又急需高档的计算机系统，这个项目的研制成功和以后的批量生产为国防的发展立了功。 

上马之时，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分批先后到上海和四川共培训了一年。郝惠言依然留在厂里做测试，在项目开动前把元器件测试的技术准备工作安排妥当。 

然而正式启动时，发现缺人手，负责人是一位长征干部，就提议说让郝惠言上。这样，让出去参加培训的一个组长给他讲了两个上午的时间，他这个晚起跑一年的人就和别人一起上了。郝惠言把之后的日子称作"此生最紧张的一段生活, 也是我最辉煌的一段经历"。每天睡眠不到六小时是常态, 除了吃饭的时间都在干活。这台当时国内第一的集成电路计算机系统不但指标高，外部设备也多，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可观。 

平谷分厂每两周休息两天 ，叫"大休"。有一次郝惠言和人约着去科学院计算所参观，原计划是大休日其他人先进城，他留在厂里加班，在最后一天晚上乘公交车进城，第二天早晨8点会合，一起去参观。 

没想到那天晚上，他骑车赶到平谷汽车站才知道进城的末班车临时取消了。 

为了如约参观，那天半夜12点，他把几块防身用的石头装在提袋里挂在车把上，摸黑骑车，出了工厂大门，独自在黑夜中骑了4个小时，才在杨镇看见了第一个人影，早晨6点15分，他骑到东直门长途汽车站，终于坐上公交车按时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这是我骑自行车走过的最长旅程，一共190里路。" 

80年代的"大家倒"和引进生产线之风 

■后来都是在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上专业的设置和工业发展是配套的。大概从1982年开始，各行业兴起"引进"。"这叫企业倒儿吧，研究所也不搞研究了，也这么倒，大家都想挣钱。" 

在这个项目之后，郝惠言就一直在课题组，直到80年代初跟着工厂从平谷返城，承担过技术情报工作以及小型机、微型机和计算机应用的开发等工作。 

回城后，郝惠言一度在机关里工作了五年，在北京计算机工业总公司科技处当副处长，主管计算机方面的工作。那五年却是他觉得最不值一提的，"位置挺高，其实挺空。"有一次在春节前的机关干部和各厂领导联欢会上，他口无遮拦的劲儿依然没改："我在机关5年，体会就是向上迎合，向下官僚。"刺耳之言发出的第二年，他就下决心回到工厂，再干点儿技术活。 

虽然年岁长了，说"怪话"的"毛病"却没改，也是因为目睹了让他痛心的现实。他还记得1982年，当时报纸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他的体会也是这样，就说计算机口，从1965年建的计算机一、二、三厂，到后来陆续建起的几个外部设备厂、配件厂，都在生产、研发。后来都是在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上专业的设置和工业发展是配套的，当年和郝惠言一起分到北京开关厂的39个大中专毕业生，还有上海交大、北京工业大学的，加上中专生、技术工人，各个领域也都有自己的一套。 

但是在他到机关之后的那些年，大概从1982年开始，各行业兴起"引进"。几个计算机厂各自从美国、日本买来机子，直接卖给用户。原来生产电源的外部设备厂，也这样买了机子再去卖。"实际上就是倒买倒卖。因为那会儿有外汇指标，拿到外汇指标是3.7，卖完就是5.2，甚至更高。能赚钱，大家就都乐此不疲，技术人员也没用了，最大的用处就是来了机器后，比划比划，开通了卖给用户。这叫企业倒儿吧，研究所也不搞研究了，也这么倒，大家都想挣钱。" 

没人使用国产机器了，计算机行业感到了危机，召开了一次应用会，在会上，有人说：你们的产品质量不如人家，价钱又高，我们怎么就得要用你的？郝惠言当场顶了一句：国产的机床设备、汽车比外国的好吗？价钱更便宜吗？我们大家都不用行吗？那次会议最终也没形成任何文字性的东西，而第二年开始，郝惠言就看到街上跑的进口车多过国产车。他觉得真是不幸言中了。"比别人的差，那是一定的，原来差了不止20年。我们的落后是历史形成的，谁也不相信瞬间就能上去。要不我们就干脆不干了？但是有的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国防问题，不能舍弃，也不可能完全用国外的东西。实际上当时引进一些关键的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地赶上去。不干，光买卖，永远赶不上去，只能赚几个小钱。但是这样赚钱来得快，结果大家都不干活了，彩电也倒，录音机也倒，电冰箱也倒，大家都倒。" 

■"我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一个厂子引进的生产线真正满生产过，或者达到预期的目标。" 

过了这个"大家倒"的阶段，到了1987年左右，又是一波引进生产线的风潮。在机关工作期间，他耳闻目睹大量重复进口生产线, 最终因没有自己的产品而做"无米之炊"。甲厂引进了"计算机生产线"，乙厂再引进的时候，还这么叫就不合适了，那么就换个名字，叫"计算机网络生产线"，也引进了。到最后，几个厂子引进的都是几乎相同的生产线设备。"但是设备引进了，生产线摆在那儿，却无米下锅。后来明白了，做什么还得靠技术，但是人家只肯给你前几代的旧技术。自己搞开发也来不及了，人员要么流失，要么倒了几年，功夫也荒废了，更落后了。我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一个厂子引进的生产线真正满生产过，或者达到预期的目标。当时每一套生产线引进时可行性报告都言之凿凿，写着何时回收资金、何时创造多少利润。多少年什么水平都没有达到，但是每条生产线都花了几百万美元。我又说怪话了，这就是自己糊弄自己，是笑话。" 

"后来我到某集团当副总时，那时要求某集团用几千万美元引进松下的一条大尺寸彩电生产线--画王，而且那时正是美元比价最贵的时候。这彩电有全球21个制式，卖到1.2万一台。但是，那么大个一台电视，有谁会搬着它全球旅行？而当地的制式是不会随便改变的，最多再加上一个看录像的N制，就够了。所谓全制式只有研究价值，不适合市场。我们的总工和几个副总都很明白，但是，上头说这个非常好，是大手笔，也就没有办法扭转。这条生产线引进之后，生产远远没有达到产能就停了，后来弄到北京远郊，最后又弄到浙江去了。集团最强盛时大概有六七千人，满负荷工作，现在大概就几百人了，完全不生产电视机了。" 

■等到郝惠言再回到工厂做总工时，他发现拢住技术研发人员是件特别费劲的事 

更多的人则不相信自主研发能成功, 大量国有资产浪费也无人问责。郝惠言越看越痛心，越在机关坐不住，趁1988年机关合并, 他主动提出回工厂做技术工作。他去了技术基础较弱的北京电子显示设备厂，只问清一条：是技术承包还是利润承包。因为他回到工厂，就是想在一个小局部试一试，搞技术开发行不行。在机关时，曾经有一个厂的人事劳资科去介绍创收的经验，居然是卖西瓜。郝惠言差一点又"不知趣"地站出来问：那还要工厂干吗？只顾眼前的一点儿小利，是可怕的饮鸩止渴，最后都得完蛋。 

"在'不能保护落后'的借口下,一些企业不采用国产整机，国产整机生产厂家不采用国产元器件，国产元器件生产厂家不采用国产原材料 。结果工厂和科研单位大量需要的原材料、化学试剂、元器件、仪器部件以及各种设备整机，都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是多么可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必要的生产线，使用先进国家的专利技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自断自主创新之路，大量重复进口、又没有自主产品的生产线,最后只能闲置封存报废、低价变卖。我不赞成民粹主义，先进的东西是应该引进，可也不能民族虚无，完全放弃搞自己的东西，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难以赢得平等的一席之地。" 

等到郝惠言再回到工厂做总工时，他发现拢住技术研发人员是件特别费劲的事，他自己也明白，靠这种个人的影响力"拢"人才的做法也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那批人搞成了七个项目，都通过有关部门的正式鉴定，获一项专利，有几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而且这些项目中的多数都已开花结果, 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技术工作中，我总是感到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心中充满成就感和乐趣。" 

90年代"减少分母"的退休 

■"你今天拿出1982年的企业名录，找找看，现在能找到的大约一半，还干着活儿的，又不到一半。" 

但很快，他又亲历了 "大手笔"，岗位再次变动。三年后，显示设备厂和某集团被大手笔地合并了，他到了集团当副总。后来该集团又大手笔地和东风合并了。 

很快，社会上的工业企业、研究所纷纷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变卖、出租房地产，低价处理设备。"你今天拿出1982年的企业名录，找找看，现在能找到的大约一半，还干着活儿的，又不到一半。我在平谷时的那个控制机厂，回到北京后叫计算机二厂，垮了以后，到现在就几个人留守，给大家办点儿劳保之类的事儿。很多行业的企业差不多在卖房子卖地、租房子租地之后，都是这样儿了。" 

又过几年，"减少分母"，动员退休，他就在1993年退了。他确实身体不好，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腰受过伤，但也有一定的跟自己赌气的成分--在集团副总的位子上很受尊敬，但实际上没事儿干。因为从工厂退的，他的退休金在倾斜了几次之后仍比他的同学和当初机关的同事都低了1/2，别人都觉得他亏，这个他倒想得开，但是心有不甘的是，清华读书时，学校、先生对他们这些工科生的期许：科技报国，努力去践行了，然而没能做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