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以每年平均6％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已经达到1980年的将近六倍（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个“隐性农业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主要农业革命（例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不同，它不是表现为几种主要作物单位面积平均产量的显著增长，而是表现为农产品结构的转型，主要是由低值农产品转向更多高值农产品（菜、果、畜、禽、鱼、蛋、奶）。简单概括，是中国传统的粮食对肉食对菜的比例从8：1：1转向4：3：3。正因为这个农业革命和人们的习惯认识不同，它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可以称作“隐性（的）农业革命”。但是，虽然“隐性”，其增长幅度其实远远超过此前的农业革命——在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中，农业产出100年才增加了一倍，亦即0.7％的年增长率；在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一般只达到2％～3％的年增长幅度。其实，相似的食品消费转型早已出现于日本，而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今天，也可见于和中国资源禀赋差不多的印度。（详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黄宗智，2010：第6章；《中国统计年鉴  2010》：表13-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表6-22）

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的增加率，由于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明显减缓。加上农民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世纪之交以来农业从业人员已经开始逐步递减。结合上述的农业结构转型，组成（我们称作）“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随之而来的主要是两种新型农场的兴起。一是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农场。与粮食相比，它们既是劳动密集化的（例如，一亩新型温室蔬菜需要一个全劳动力，而一亩旧型的露地蔬菜则只需要1 / 4个劳动力），也是资本密集化的（即单位面积上有更多的资本投入，例如温室或塑胶拱棚，更多的肥料与农药，或“秸秆养殖”所用的生物剂等），所以可以称作“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一是适度规模的“旧农业”（主要指粮食、油料作物、棉花）农场。由于农村从业人员的大规模非农就业，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土地流转，部分农场由此达到自家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规模，一反过去因土地稀缺而处于“劳动力过剩”或“就业不足”的状态。（黄宗智、彭玉生，2007）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本专题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隐性农业革命的生产主体到底将是资本主义型的雇工大农场，还是小家庭农场？为此，黄宗智、高原、彭玉生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对现有数据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证雇佣年工经营的企业公司大农场和雇佣年工经营的较大家庭农场今天只占全部农业劳动投入的3％（两者分别占2.2％和0.8％，另外短期雇工占0.4％）；小家庭农场则占到将近97％。

基本原因是小农家庭农场的强韧竞争力。作为一个依赖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工的生产单位，它能够同时进行（依靠主要劳动力所从事的）主业和（依靠家庭辅助劳动力所从事的）副业。无论是过去的农业＋副业组合，还是今天的非农业＋农业组合，都展示出规模化雇工农场所不具备的竞争力，能够同时依赖两种生产 / 就业来自我维持，借助廉价家庭辅助劳动力来支撑其生产。比如，家庭的主劳动力在外打工维持家庭生活，同时由妇女和老人从事低报酬的种植业。如此的农业能够为（销售小农户产品的）商业资本支撑起比（使用雇佣劳动直接经营农业的）产业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不然的话，在市场竞争下，资本掌控者不会选择商业资本＋小农户的经营方式，而是直接经营雇工大农场。

此外，家庭农场组织特别适合“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生产。比如，拱棚蔬菜需要的是繁杂、众多以及不固定的劳动投入；家庭劳动组织能够不计工时、借用辅助劳动力来高“效率”地支撑如此的生产，其逻辑类似于“夫妻老婆店”。“种养结合”（例如，种植5亩玉米，饲养25头猪）生产同理，并且借助于两种相互辅助生产的“范围经济效益”，而不是大农场的“规模经济效益”。从商业资本的角度来考虑，以“订单”、“合同”或中介等方式来收购小农户的产品，可以免去规模化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监督困难，即怎样在（远大于工业生产的）广阔空间中监督分散生产。同时，商业资本也可以把农业生产所难避免的风险的相当部分从公司转移到小农户身上。再则是弱势的小农户比较容易操纵。当然，我们如果从土地制度视角来考虑，中国独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然是小农户生产今天仍然占绝大比例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考虑，上述原因也足以解释小农农场的绝对优势。（黄宗智，2010：第1章、第6章；亦见本专题中黄宗智的文章《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

本专题讨论纳入了三位杰出青年学者陈柏峰、林辉煌、杨华最新的、来自不同地区（赣南、湖北、安徽）的实地调查研究。陈柏峰研究的赣南车头镇车头村，正好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新农业的例证，主要是当地的品牌脐橙。其经济逻辑类似于本专题中黄宗智等《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一文所引用、高原所调查的山东省耿店村（聊城市）的高值拱棚和温室蔬菜生产。林辉煌研究的湖北曙光村（江汉平原）则是比较典型的“旧农业”，主要是棉花种植（也有养殖），其中关键是新兴的种地二十来亩或更多的、适度规模的“中农”农场。杨华研究的安徽新林村（芜湖市）也主要是旧农业（双季稻），其种植15～40亩的新兴中农阶层同样凭借适度规模（以及国家税费减免和补贴）而达到“小康”收入水平。

三位青年学者所报道的最新农村社会和政治现象，都主要围绕上述新型的“中农”或“中间”阶层的兴起。陈柏峰论证，农村新型“中间阶层”类似而又不同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其不同在于显著的城乡差别，组成中国当前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其类似之处则在于两者分别代表当前城镇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中间” / 中坚力量。车头镇的新兴脐橙种植中间阶层是隐性农业革命的经济主体，也是改革和市场化的既得利利益。林辉煌通过细致而深入的调查，证明“中农”阶层的形成，与村民外出打工所导致的有限的、主要是亲邻朋友间的土地流转紧密相关。和陈柏峰同样，林论证，“中农”和与其联结的“半工半耕 / 农”阶层，是稳定、建设农村经济和社区的“中间” / 中坚力量。杨华论证，此阶层，由于其与农村的紧密经济关系，是最关心村务的阶层，也是最支持改革土地制度和政策的群体。他们和“半工半耕”的中间和中下阶层关系比较紧密（后者部分家庭成员留在村里，与前者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也需要依赖前者的帮助），一起组成占村庄社区大多数的部分，是社区治理和建设的主要依据。

本专题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这些新时代的家庭小农场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要怎样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今天极其悬殊的城乡差距？

黄宗智的《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一文论证，在日益全面和深入的市场化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所最关心的农业问题不是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即租佃和雇佣关系），也不是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交易成本”问题。小农户所面对的（可以称作）“流通关系”（包括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既不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下，小商品生产者要么自己销售，要么通过小商人来销售；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大生产者通过大商业资本来销售的关系；同时，也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所突出的，产业公司与商业公司间平等的契约和交易关系。今天中国小农户所面对的是两大理论传统所没有想象到的、悖论的、人均才两三亩地的小农户和大商业资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们大多受到商业资本的摆布，在流通过程中丧失相当部分自己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文章突出强调的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个可能是沿着世纪之交以来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道路，走向逐渐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农业，但其结果将会是像印度的农业那样，越来越高比例的农业从业人员变成无地雇工。在印度，2000年已有高达45％的农业从业人员是无地雇工（1961年才25％），占据印度庞大、高比例（42％）的贫穷阶层的大多数。（黄宗智，2010：第1章）另一个可能则是探寻某种新型的、以小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路径，沿着已经呈现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农业发展方向走下去。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怎样保护面对大商业资本的小农户的利益。一个可行途径是，由农民组织代表其自身利益的合作社，配合政府引导和建设基础设施，借此来提供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即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服务。那样的话，可以为小农户保留其产品利润的更大部分，借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并逐步缩小今天的城乡差距。如此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传统所预期的资本主义雇工农场不相符，而更接近“小农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的设想。

本专题讨论的最后一篇论文来自武广汉，又一位杰出的农村研究青年学者。他敏锐地突出小农户和中间商之间的利益争夺问题，并创新性地对此做出量化估计，比较农户和中间商剔除生产成本之后的“纯利润”。这是个没有受到官方统计机构重视的问题，武广汉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初步尝试。他论证，从1999年到2010年，中间商所获取的农产品增加值，与农民所获相比，已从两者总和的44％上升到57％，而农民所占部分则已从56％降低到43％。如果剔除农民“家庭用工折价”来计算，农民所获的部分，1999年只有29％，2010年更降到20％。文章所指向的是，近年来的“中间商＋农民”模式乃是一条农民“半无产化”和“无产化”的道路。

当然，作为初步的尝试，并鉴于现有统计资料的匮乏，武广汉的计量显然仍有不足之处。比如，怎样区别小贩子—小中间商和大商业资本所获取的利润？怎样区别政府积极平抑价格波动的旧农业，和价格波动比较激烈的高值新农业？怎样计算、比较大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专题讨论的最后一篇是陈锡文先生对以上文章的点评和思考。陈文含蓄但具有挑战性地突出上面没有认真考虑到的世界上两大农业类型，即“新大陆国家”（南北美洲、大洋洲）——多是家庭大农场、散居，没有村庄社区；以及“传统国家农业”（欧亚）——多是小农农场、聚居的村庄社区。陈文从这个极其宽阔的视野来论证，家庭农业其实在两种区域都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征”，几乎必然如此。陈文更特地指出，二战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长期立法防止非农民购买农地，借以保持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是可供中国大陆地区借鉴的经验。

上述的各个论点中，有些方面也许需要另外进一步讨论。譬如，在新大陆的美国，伴随工业化而兴起了企业化雇工大农业对家庭农场的强势挑战和强劲发展。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02年，全国最大的2％的农场生产了50％的农业总产值，最大的9％的农场，生产了73％的农业总产值（USDA，2005：图3、图5）。虽然如此，美国农业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虚构，一直都被顽强地保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例见Vogeler，1982，《家庭农场的虚构——大农业企业对美国农业的控制》的分析）。再则是黄宗智等在《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中所论证的，中国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特别强韧结合和持续，与英格兰和西欧古典经验十分不同，也和日韩台的所谓“东亚模式”有一定差别，并且跟与中国资源禀赋相等的印度经验也很不一样。在那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雇工农业都占到远高于在当今中国的比例。因此，也突出了中国今后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亦见黄宗智，2011；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未刊稿）

作为一个整体，本专题讨论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探寻一条在资本主义企业化雇工大农场模式之外的农业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已经凸显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道路，如果能够加上由政府和农民合作社协同建立纵向一体化服务，并同时为小农户建立与商业资本的“平等交易”环境来确保农民利益，应该是一条比较公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长远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黄宗智，未刊稿，《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

黄宗智，2011，《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82～105页。

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74～88页。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5， “U.S. Farms： Numbers， Size， and Ownership，”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EIB12/EIB12c.pdf.

Vogeler， Ingolf， 1982， The Myth of the Family Farm： Agribusiness Dominance of U.S. Agriculture， Bou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