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搜狐财经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际，特别专访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崔之元先生，为我们解读小平南巡后的中国发展。

搜狐财经：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很多人内心触动很大，您是如何看待南巡的实质意义？

崔之元：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我想先从正在读的一本邓小平的新传记说起。传记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 他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还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他从2000年开始写邓小平的新传记，花了11年时间，访问了中美两国许多和邓小平熟识的当事人。该书的很多情况中国和美国的多数读者是闻所未闻的，如巴拿马运河和中美1979年邦交正常化谈判竟也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这本传记中占有突出地位，专辟一章，标题叫做"邓小平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1992年南方谈话"。其中傅高义对邓小平1992 年1月17日离开北京，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于2月21日回到北京这段时间，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为何"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1992年1 月26日和1月28日两天邓小平的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傅高义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在大背景下，邓小平镇定自若，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使中国转危为安，执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他仔细梳理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1992年10月12日-18日召开的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 "邓小平理论"的说法。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关系的理解。他说，"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 傅高义认为，中共14大"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杜威来到中国访问，由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和关切，他把访问不断延长，在中国的11个省做过讲演，当时中国只有22个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个中国，两年零两个月后才回美国。杜威对 20世纪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者重大的影响，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张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也有深刻影响，他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识界的名言。不过，胡适在宣传杜威时过于简单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钊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说自己和胡适介绍的杜威观点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是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价值观的误解。不过约定俗成，这么多年都译为"实用主义"，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赖和对两者的认识都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杜威强调不仅在给定的目的上要不断探索不同的实现手段，同时在实践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变对原来目的的认识。我举一个格林斯潘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产生了一个对"手段"认识的大变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彻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他最有趣的新观点是认为，只有通过国有化才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经济W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险。他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关键在于有毒资产坏账不能迅速剥离。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构成的，是公有资金，当它来买坏账的时候，那些花旗银行等的股东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现在市场的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前1美元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后只有0.11美元，花旗银行那些股东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复到0.5美元，那时候他们再卖。这些私人股东不愿意出手的话政府就很难剥离这个坏账。于是，格林斯潘就想通过国有化来回避和绕开有毒资产的定价问题，因为你把花旗银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国有化之后，政府的7000亿基金本来是公共基金，来买坏账的时候的定价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或者大部分国有的。这就像一个人从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价高了或者低了都无所谓，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这样就能够迅速的剥离坏账，使经济迅速复苏。格林斯潘的建议非常有创意。但是他还是强调这是暂时的国有化，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我说要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格林斯潘并不僵化，他也认为要国有化。但是他认为是这只在手段上的创新，目的还是基本不变。但假设格林斯潘认为暂时国有化后再重新私有化的时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现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已经有79%国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时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国有化。假如是这样，才符合杜威"不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变对目的的认识"的观点。这样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样理解实用主义，我觉得才能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所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话: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邓小平这段话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因为后者没有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害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但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指的是不做脱离实践的纯概念之争，而不是在总结实践经验时也不问"姓社姓资"。根据"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语重心长地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我为邓小平这句话所深深感动，觉得他把"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既在实践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搜狐财经：评价一下南巡20年来的改革进展，尤其是这10年，有人说这,10是改革休克的10年，您同意不？

崔之元：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改革。从"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来看，我们不能把"改革" 狭隘地先验设定为必定如何让如何。这里举一个中国农村选举的例子。1990年代，西方有一部分学者看到选举中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仍然有70%左右是中共党员，他们就认为这个选举一定是假的，没有实质意义。

但我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有相当大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要把西方看成是静止的。现在在美国已经出现一个趋势，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每一个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往往是根据一个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根据这个候选人属于哪一政党来做决定的。比如说，一个加州人选州长时把票投给共和党的施瓦辛格，但在选总统时选择的却是民主党的奥巴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互联网不那么发达的时候，知道候选人属于什么党，对选民来说，往往有一个节约信息成本的作用。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要了解每个候选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容易，成本越来越降低，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即实际上政党认同已经相对下降。

我认为，意识到这一趋势对于观察中国农村选举的意义就在于，中国70%农村的党员能当选村委会干部，可能不是因为他是党员当选的，很可能是他对村里如何修自来水、如何修这条路很熟悉，才能够在竞争中当选。因此，不能因为他作为党员当选了村长，就证明是党在操纵选举。

我认为现在的农村基层选举，处于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过程中。没有理由认为，候选人的政党身份有那么多的重要性，也没有必要认为，有好多党来竞争才能叫民主。也就是说，不能把民主的定义直接定义为多党竞争，因为多党竞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是并不是民主唯一的形式。

观察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认为改革就只有某一种唯一的形式。我们的思想要更为解放一点。

搜狐财经：有人说您是新左派代表人物。您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矛盾怎么看？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崔之元：这里先对新左派的说法做一点说明。"左""右"这两个概念比较复杂，而且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没有使用过"新左派"这个词。

"新左派"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出现是1994年。当时我在香港出版的《21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同时部分内容拿到《北京青年报》发表。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杨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出现了新左派》。到1997年以后，汪晖写了一篇《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新左派"这个词被用得越来越多了。既然大家已经用了这么多，我个人也没有去否定。

但是我想有一个主动的界定，在西方的意义上来定义"左"。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三个等级的制宪会议。坐在国王右边的是比较保守的贵族、僧侣阶级；坐在国王左边是第三等级，代表平民、大众的立场。从开始的意义来说，"左"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坐在国王左边的那个阶级。因此，如果从当时法国坐在国王左边、代表平民的利益和追求的意义来定义"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把新左派理解为保守的、反改革的，我就不接受。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会失去执政之基。

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一特点并不大为人所了解或重视。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近年来，福山和托马斯 弗里德曼等人对政治体制的思考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他们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对美国政治体制有所反思，也重视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但即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与群众的关系的深刻之处仍然缺乏了解。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1848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搜狐财经：您认为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找到突破口？

崔之元：我认为可以借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概念来形容下一段的国情走向。我觉得重庆已经初步地形成了"自由社会主义"。我想指出一个历史事实：现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奇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担任记录员，不少他记录的邓小平谈话要点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重庆的一个特色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重庆国资总量从2001年的170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万亿元，再到2011年 1.5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资第4位。但在重庆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而是"国进民也进"。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2010年初以每股一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 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在重庆，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基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共正义的有机统一"的创新思路，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等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呈现出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态势，这些方面的进展都得益于"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

搜狐财经：重庆已经走在了全国前面是吗？

崔之元：重庆近年来不少改革举措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例如: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重庆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在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上迈出了重大一步。重庆组建了30亿元资本金的兴农融资担保公司，"三权"抵押贷款达到180亿元。去年，重庆共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个，建立起农民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的体制机制。再如，重庆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9类群体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国资委对微企每年无偿拿出1亿元国有企业利润作为资本金补助，是国资"社会分红"的一种体现。这些举措都需要国资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来支撑。

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正在进行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验的规模要比香港更大，在维度上也更为丰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分给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一个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搜狐财经：这么说，您认为重庆现在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崔之元：我倾向于使用"重庆经验"这个词。前面所说的重庆经验在今天是有普遍性意义的。我将这种普遍意义称为"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重庆经验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前面分析的"国进民也进"这一"自由社会主义"创新就是典型的例子。

关于重庆的改革经验我此前写过一些初步的探讨文章，也在重庆挂职锻炼了一年多时间。我曾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重庆经验进行时"，也就是说，重庆的改革发展和探索还在进行中，重庆改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经验也在进行中。

重庆值得关注的探索经验还有一些，比如"地票交易"。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通过"地票"，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对农民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 一词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是有前瞻性意义的改革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