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每逢选举，双方互举各种事例相互攻讦，以致于支持者对于同一件事有南辕北辙的理解。加上电视上朝野名嘴各据一方，对于社会上怎么有年轻人会相信对方的话，均大表不解，进而感叹台湾教育失败。

选举期间的台湾，已经没有社会事实可言。意即，社会上对于任何公共事务，没有可以彼此沟通的事实基础。是不是只有选举期间如此呢？还是离开选举之后，仍然有可能在某种共享的事实认知上，进行互动合作？

2012年选举的情况似乎变本加厉，所摧毁共享的社会事实无所不在，有候选人甚至公然以此为傲。不过根据过去经验，多数候选人到了选后还是假定，社会上有事实，也应该讲事实，充其量表现成只有自己说的是实话，而对方说的是谎话。那是不是2012年的选后，对社会事实的认知还是会恢复？

2012年是转折点

所谓社会事实，就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认知所发生的事实。社会事实受到社会文化所影响，因此社会上大多数人会共同关心某些事，对这些事的看法有某些共同的角度，以及某种共同的评价标准。

2012年选举较之前不同之处在于，过去台湾社会对于用什么角度看问题，如何评价，固然有不同，但是对于发生了什么事，都有共同的意愿、信仰、兴趣进行客观的理解，而在2012年选举过程中，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不但没有共同的认知，甚至，还出现刻意摧毁社会事实的作风。对于所谓客观证据的探究，已不再是社会价值。

比如过去，对于民进党执政时，其高层有没有从国库拿钱给自己，社会各界都有意愿发现。尽管利害攸关的政客或电台会有偏颇倾向，以致于过度渲染有拿钱或没有拿钱的种种蛛丝马迹。但社会各界真正辩论的焦点在于，这样的拿钱合不合情理，而不在于如果证据显示有拿钱，硬说没拿，或如果没有拿钱，硬栽赃有拿。

再比如说，可以辩论拿钱是为了在海外推动台独，或拿钱是因为过去领导人都是这样领钱，或自己不知情下被秘书安排下拿了钱。因此，是不是主张台独，可以影响对拿钱的看法，但是不会影响对于拿钱有没有证据的共同关切，或有证据的话，不会影响各界根据证据来选择自己的解释角度。

2012年的选举中，对于社会应该有共同认知的社会事实这一点，民进党直进行挑战。这不是指民进党捏造事实，因为没有一个党不捏造事实，或因为从来没有不经过人为解释过的所谓事实可能存在，所以不做某种程度的捏造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故意捏造事实，其做法起码同意应该有社会事实，否则何必捏造？

然而，民进党此番带来的挑战在于，不但其候选人是公然根据自己编织的故事，指控对手，并且甚至不掩饰这个指控是编织的，因此不属于一般人认定的欺骗。毕竟，既然没有掩饰所提出的指控是编织的，则是否愿意根据如此的编剧理解对手，是选民自己要决定的，民进党不能强迫。

这有一点像是过去选举中出现黑暗光碟，影射马英九是同性恋。所影射是否属实，不是问题所在，而是把马英九当成是同性恋，再根据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来带动对他的厌恶，不是撒谎，而是编剧，并且公然承认是编剧。

不能怪罪民进党

换言之，选民必须是在一定程度有意识地抉择下，才会根据编剧来看世界，而不再追问超越政治立场的共同认知的社会事实。因此，尔后倘若有论者据以指责民进党摧毁社会事实，恐怕就过于简单。至于国民党企图根据某种所谓的证据，来驳斥民进党的指控，似乎更是文不对题。

选民愿意接受如此编织的故事，表示选民对于社会事实的需要颇为羸弱，如此社会事实不可能再是朝野共同的价值。

一旦社会事实不存在，表示社会情感一定早就已经发生混乱。

所谓社会情感，就是社会多数大众对于社会事件的情感反应，照理这应该会在大方向上趋于雷同。比如看到杀人放火会害怕，看到天灾的受灾户会同情。情感引导对社会事实的看法，也就引导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如果情感混乱，当然对于社会形成社会事实形成阻碍。

从1996年第一次大选开始，台湾正经历了第五次的全面对立性的选举。选举更造成社会上情感对立严重。随着情感对立日益严重，便开始撞击社会事实的形成，原本只是对事实的解释不同，进而到如今对于分享社会事实的排斥。

如此情感上的深刻决裂，正在导致选民对于与对手的支持者追问相同的问题，等待相同的证据，进而看到相同的事实，感到厌恶。一旦情感上排斥对手与自己同处一个世界，则生活上便会要求自己与对手活在不同世界。

偏偏选举迫使他们与对手必须身在同一个体系中，则摧毁社会事实，使自己所厌恶的对手，能完全根据自己的编剧呈现，变成为莫大的需要。政客是在这样的需要下，实践对社会事实的排斥与摧毁，其中特别敏感聪明的，且以此自豪，让他的选民知道，要与对手彻底切割，来听他讲的故事就可以了。

所以说，2012年大选后，双方之间的社会事实不会恢复。台湾经济是好或坏，不是根据经济情况，而是根据情感倾向决定。有些生活好的可能感觉经济萧条，其他某些生活差的反而还更有所憧憬。两岸和平与发展可能被有些人当成是死亡威胁，两岸僵滞或紧张则继续对其他人带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