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吴伟业[1]《圆圆曲》选

明崇祯十六年，岁在甲申，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死前曰："诸臣误朕"，明亡。自此，李闯、满清与南明，三家逐鹿，王战中原。

尽管此后的战乱依旧延续，但作为一个对于中国具有实质性统治的王朝，1644年，是其终点。其后的历史，在一般叙述中，将作为一个新王朝开国的开国序幕。

十五年后，南明的残山剩水，亦将穷尽。是年，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军分三路进攻南明滇黔根据地，如入无人之境，数月之间，贵阳、昆明尽失，南明晋王李定国进退失据，彷徨无措，永历朝廷播迁南窜，进入中缅边界，最后三千随员应缅方要求丢弃武装。永历小朝廷，终于山穷水尽，南明的十六年抗争史，离最终的曲终人散，只在旦夕。1661年，永历帝被缅甸出卖，交送给清平西王吴三桂，最终为吴用弓弦勒死。1662年，明末最大的将星李定国病死腾冲，死前，遗教子弟曰"宁死荒外，勿降也"，南明就此结束。南明，以明末帝殉国始，以大英雄李定国賷志以殁终。二十年，一段历史，金戈铁马，寥落悲壮。

南明的历史结束了，但遗留的问题，却并未结束。历史中的去者，往往以新的面目，在国家与社会遭遇危机的时刻，反复出现。南明的史事，在当事人的辩论、晚清的义理以至于至当代人的诘难，永无休止。

南明史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十分尖锐，关系中国的延续与断裂。南明之败，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天下"与国家

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出自南明抗清志士顾炎武。顾炎武《日知录》论明清之变，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的论述，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王朝合法性加以讨论。顾炎武区分了两种国家变更的方式，一种是"易姓改号"，而另一种，则是文化与政治全面丧乱，即"亡天下"。王朝政治重建的合法性依据，在顾炎武看来，首先是要自觉认同并进入中华正统文化及其体制。衣冠辫发，为其表，文教制度，为其里。这种正统文化的构建，是儒家制度化的结果。通过文教制度表征的儒家-中华正统文化是否为新王朝建立者遵循，是新王朝能否获得合法性的根据。显然，顾炎武的实际政治态度，是相当明确地认定新朝为非法政权（不合儒家-中华传统之法）。从而明清鼎革，不再属于传统中国的王朝赓续，而是异族入侵颠覆中华。也由此，顾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在当时乃是具有革命性的口号。

南明或者清初持"亡天下"论、并不与新朝合作的儒生，或退居山林，或落发为僧的，并不在少数。这当然与清朝开国时惨酷屠戮有关，更重要的是，多尔衮在清初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引发儒生及民众的持续抵抗。

实际上，在整个清王朝的政治辩论中，关于清是否为正统中国王朝的辩论，始终是被压制的。有意思的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教化，是雍正朝所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为雍正亲撰，引述儒家经典论述，"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为清朝辩论。但这种公开宣教很快为乾隆帝遏制了。这仅仅是清帝国政治运作中的一个小插曲，纵观有清一代，对于王朝合法性的讨论，可谓讳莫如深，文字之压制，几乎横贯整个王朝历史。

由此，对于清王朝合法性的再次大规模的辩论，要等到晚清革命党人在租界与日本、西洋展开。晚清的政治格局，是清帝国遭遇西方列强的挑战，实际政治控制力下降，由此，从租界至西洋，政治辩论得以再次展开。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的保清君主立宪论，章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章氏的论断，延续顾炎武的看法，从文化-政治入手，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加以否定。章氏的意思的，清王朝从文教、发服以及官方文字语言运用上，全部与汉族传统文化背反。从而清王朝不能进入到中国传统的系列之中，推翻清王朝，也就有了内在的文化-政治上的合法性。很明显，章氏论述的内在意图，是要唤醒汉民族的觉醒，从而召唤出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革命。

这一建国论述，在辛亥之前，或多或少，主导了同盟会的政治实践。

不过，辛亥革命之后的新国家，并没有在同盟会的政治逻辑之上构建。也就是说，按照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民族国家构想，在辛亥年的政治实践中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甚至变异。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实体，在政治、疆域、民族等方面，继承的是清王朝，而非排除清朝直接承续明王朝。排满革命这一单一民族的政治实践，也转化为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宪政建国方案。

在明朝亡国268年之后，亦即民国建立的过程中，曾经被作为政治号召力而召唤出来的"汉-中华主义"，实际上被舍弃了。近代中国对于民国之后国家样态上的多民族国家、五族共和这一建国方案认同，恰恰证明了对清王朝属于中国传统序列的肯定。

那么，对于南明史的讨论，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理解明清之间的延续性（或者断裂）及其意义？其二，从历史的事实层面来说，这种延续性（或者断裂）是如何达成的？实际上，第二个问题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只有当历史事实足够清晰之后，才能进一步论断历史事实背后更为深层次的意义。

在阅读已故的明史学者顾诚先生耗尽二十年心血所作的《南明史》时，他的一个很有趣的论述，引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思考。顾诚先生的著作，向以史料翔实、分析谨严名世，论述了山海关之战的整个过程，并讨论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即是封建化未完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顾诚先生的论述及论点作一定的发挥，并试藉此以讨论明清交替的关键性因素，即政治与组织的合理化。

仅从历史最为表层的军事因素来看，之所以有"南明"，至为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清军直入中原。换话句话说，如果没有李自成山海关之败，那么接续明王朝的，或许是另一个以汉为主体的新王朝--"大顺"。

由此，山海关之战的意义，非但成为了南明军事史中的中心环节，同时也是新旧王朝交替事件中最为核心的事件。

李自成山海关之战为什么失败？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经过残酷征服建立"异族政权",在山海关及以后的潼关等战役中，怎么能以秋风扫落叶之态击败李自成与南明？

李自成未"封建"之败

1644年年初的巅峰时期，大顺政权已经占据原明王朝黄河流域的全部疆域，兵锋及处，所向披靡。但这一年三四月间，大顺政权就在巅峰之际出现了崩盘。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军近乎不费吹灰之力攻入北京；4月22日，兵败山海关；4月26日，撤出北京，仓皇西奔，此后仅一年，败亡九宫山。

大顺政权本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王朝，但不过四十天，就从巅峰急遽坠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李自成失败的批评，长期以来，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军事与对外策略失败。大顺政权对吴三桂安抚政策不当，导致其降而复叛。由于大顺政权没有注意到满清在东北的兴起，使其将吴三桂事件看成了一次单纯的军事叛乱，低估了山海关及长城一线防御的重要性。

关于大顺政权军事对外策略的短视，历来为不刊之论。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大顺政权在夺权中原之际，就应在战略上重视与明王朝数度交锋的满清政权，在夺取北京之后，需集结大批主力部队以抵御清军进犯。而在军事布局上，大顺军恰恰将主力放在了山西、陕西、河南，造成京师与京东地区兵力严重短缺。大顺军虽号称百万，在京畿仅十万部队，除老弱病残之外，能战之军更少，远不如清吴联军的十五万之众。

其二，"封建"之败。这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的论点。郭沫若认为，起义军在夺取政权之后，原农民军的上层就转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大顺军入京之后，上层迅速腐败，日夜拷饷（即搜刮金银），沉湎于嬉戏淫乐，不思进取，至有失败。

郭沫若论断的李自成"封建化"，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构筑的概念，也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框架之内，来规定李自成失败的原因。这一层封建化的概念，可以等同于"封建王朝"。

大顺政权"封建化"这一论断，实际上远不足以回答大顺政权的失败。按照历史五段论的解释，农民起义，终究难逃"封建化"的宿命。那么，如果仅仅因为农民军贪腐变质而无法建立"封建王朝"，何来中国两千年"封建"史？又因为"封建化"使得战斗力下降，如何解释"雄唐盛汉"这些"封建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强劲的军事动员能力？

针对这一观点，顾诚在《南明史》中有一个相当精辟的提法，顾诚认为，李自成并未完成"封建"。自1642年开始，李自成在河南等地开始建立地方政权，至1644年夺得中央政权，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军事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但其财政支持，主要仍来源于拷饷，而不是税收。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明王朝末期农民战争的情况更多的做一些解释。明末乱局，农民军长期被认为是"流寇"。流寇，即剽掠一地，旋即离去，不占土地，更不征赋税。李自成、张献忠部都有这种成分在内，此正当时民谣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在1642年之后，李自成军在军事上进展顺利，迅速扩张，却带了另一层问题，即如何改变其"流寇"性质，从而解决大顺政权稳定的财政来源，--而非拷饷一种办法。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1643年，李自成军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地方政权，并试图将其纳入到文官管理系统之内，但由于扩张过于迅速，这套封建体系显然不能立即建立。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自成在占领北京之后，其政策并没有更张，从而导致了受拷掠的地主阶级、原明朝高层官僚与贵族的反对，而这一部分人，正是明"封建王朝"赖以奠定的核心力量。大顺政权没有吸纳明王朝残存的封建体制，没有在政治构建起新的运作机制，也就注定了难以实行"封建化"的人事管理与政策实施，在其遭到军事失败之后，注定旋起旋灭。当然，并不能说李自成没有努力将其体系"封建化"，但这一失败，显然与其前期的"流寇"军事集团的性质相矛盾，甚至严重抵触。

以更长时段检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封建" 与否，正是农民起义成败的重要原因。以明朝开国而论，明太祖起义之初，即注意吸纳士子，鼓励发展农业并厘定税收，制定严格的军事与官僚管理制度。这些，恰恰是李自成军所缺失的。

由此，也可以解决一个长期被争议的问题。山海关之败，从军事角度来说，确实是大顺军的一次大挫败，但如果大顺政权有完备的系统，有稳固的根据地，一句话，如果李自成政权足够"封建"，绝不会一次挫败即崩盘。

 "封建"的延续

大顺政权败于未"封建化"，那么，取而代之混一中原的新兴的清王朝，又是何种性质的政权？

满清入关之前，在关外建国称号，已有三十年时间。满清的主要政治架构为八旗制，在籍为民，遇战则兵，即是一种军事贵族主导下的军-国体制。八旗制使得满清政权具有极强的军事动员能力。顾诚分析山海关之战兵员比例时也提到，合满清举国之兵员，为十万人，而多尔衮带入山海关战役的，就有八万人。并且满洲兵擅弓马骑射，战力远远高于明军与农民军。除八旗制以外，满清仿效明朝，创立六部内阁为中枢的文官制度，从而保证了中央有效的决策能力。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不单以生产力与产生关系这一角度定义"封建"（即将"封建制"看成是"皇权-地主制"），而是将"封建"看成一整套合理化的政治体系。那么，或许可以从更多层面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

封建最初的意思，是为"封土建国"之意，即周朝开国之初，通过分封军功贵族、宗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封制，是在封建军事化的前提下展开的。其内在的含义，是通过在地方建立名义上隶属王室、而实际上控制在贵族与宗室手中的军队与私有官僚系统，来达到对于地方的管理与抵御外敌。"裂土封侯"式的"封建"，显然区别于君主委任的"郡县制"封建。其最根本的因素，即在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大小问题。这一"权力"范畴，包括军队的国家化；财政与官员的配置，由中央掌控，而不出自侯国。由此，两种封建体制的外在区别，即西周、春秋式封建在于"弱化中央"，而秦汉体制，则在于"弱化地方"。

在历史过程中，这两种理想化的统治方式，其实是长期交互与斗争的，甚至是以极端的内战来完成一种形式的胜利。

但这两种体制，有没有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无论"侯国"还是"郡县"，其内在动因，是在阶级社会之上的政治合理化。从行政层面上来看，合理化包涵了军事配置、作战以及动员能力的协调，财政收入的分配，地方官员的配备以及权限等等实际政治操作的因素；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合理化也涵盖了贵族/地主对于奴隶/雇农的统治。

在满清入关之前，军事上，满洲政权已建立了封建贵族制下的政治军事体系；经济上，满洲混杂着游牧、农奴制及雇农佃农等；而政治上，更是仿效明朝建立了完整的文官制度。由此，满洲政权尽管与明王朝存在着差异，但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封建制"。或者说，是一种区别于中原传统王朝官僚地主-雇农的封建制的混合封建制。清之于明，最大的不同，是满洲少数族群主导政治，但这并不能否认清王朝也是一种封建政体，甚至是更为强化的封建政体。

由此，对于向中原和蒙古的扩张过程中，满清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单纯的满族政权转化为结合多民族政治范畴的封建王朝。

满洲政权的封建化，为清帝国吸纳或重构明帝国的建制提供了政治与社会基础。但不可避免的是，清帝国在裹挟中国本部，从而成为中原王朝的时候，不可能避免要遭遇来自文化-政治合法性上的挑战。在这方面，大致可以注意到清初的几项措施。

其一，开科举，即通过科举制构建政治上的上下流通，并达到对于国家的管理。范文程曾向皇太极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顺治二年，南北出于交战状态，多尔衮就宣布开科取士。科举，是为明王朝"封建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刚刚建立的清王朝通过吸纳与模仿明王朝的"封建体制"，迅速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角色。

其二，开博学鸿儒科。通过对于山林隐逸的招纳，使得在文化层面享有领导权的前明士大夫领袖人物重新进入清朝体制。

其三，修订《明史》。修史这一过程，在清初，与博学鸿儒科的开设是一致。修《明史》，其意义在于为清接续前朝提供合法性，同时也可以创造新的王朝正统。

清王朝在开国之初的数项政策，毫无疑问是文化-政治上为自身寻求合法性。同时，这些寻求合法性的努力本身也表明，清王朝试图在中国本部这一范围内完整接续明王朝的"封建"中文化传承与文教体系。

余论

持续的战乱与抗争，王朝兴衰沉浮，事件众多，纷繁复杂。这段历史，向来为史家所重视。主要是角度，是从文化的范畴去理解南明史。作为中国传统王朝赓续的一个环节，由明向清的变更，其意义在近代被无限放大。这与近代革命党人通过民族-国家方案建国的内在要求链接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在近代语境之中，南明的灭亡，导致了中国传统王朝的衰弱，亦即以汉民族为正统的中国王朝从此不复存在。而面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则是以少数民族入主的清王朝。革命党人的论述中，将排满（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合法性的来源。在这一论述中，满清中国显然不在中华的序列中。通过排满，完成近代国家建设，恢复中华的正统性，这是辛亥革命的理论依据之一。在这一后视的论述中，南明亡国，就具备了"亡天下"的性质。

但这一论述明显缺失的问题视野是，如果满清仅仅是作为"中华"对立面的异族政权，从而必须颠覆之，驱逐之。那么，怎么理解现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以及人口架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明朝作为一个具备现代民族国家雏形的国家，仅从明朝所直接管理的疆域、民族、人口等方面来说，远不能构成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

换句话说，如果不承认清王朝在中国王朝系统中应有的位置，那么，其理论导致的现实风险，是我们今人难以承担的。

[1]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是明清之变的见证者。入清后曾一度仕清，为明遗民所不齿，认为其人不足道。吴梅村晚年对大节有失颇多悔意，作《圆圆曲》，其中"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就针对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吴梅村持以明为正统历史观，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描述成了为明崇祯帝复仇的举动（三军缟素），但是不对称的是，这种复仇的举动，仅仅是吴三桂个人"为红颜"的感情冲动。也就是说，若陈圆圆不为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就没有吴三桂叛乱，李自成政权就坐定了中原。尽管吴梅村在诗中有意隐去了清廷配合吴三桂作战这一事实，但透露出来的消息，却认定李自成成败之关键，正在于山海关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