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与英国的正式官方交往，开始于乾隆统治中国时期。中国最早直接接触英国人和英国语文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这位乾隆皇帝。目前学界关于英语在华传习史的研究，多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较为前沿一点的探讨，也不过是讨论"广东英语"兴起的过程中，对此前的情形略微笼统地追述一下而已。实际上，早在乾隆时代，英语在华传播就已经有了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那时的清王朝就已编纂出了最早一部中英词汇对译文典--《口英咭唎国译语》，而此"译语"至今仍深藏故宫，少有人关注。本人得阅此"译语"，并两次在清史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其编撰、特点以及相关的"西洋馆"问题作过报告，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现将有关探讨正式发表出来，供同道批评。相信对于深入了解乾隆时代的英国知识和西洋观，从一个角度认知清前期的中英中西关系，当不无些许裨益。

一

乾隆朝编撰《口英咭唎国译语》一事以及它所牵涉到的"西洋馆"设置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近才提出的学术课题。但直到现在，它也并未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由于该"译语"最初发现于清故宫，现仍为故宫所独家收藏，且它的编撰与明清政府对于外族语言及其地位的认识之固有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故我们的讨论，可以先从相关制度层面的背景着眼。

明朝曾设立"四夷馆"和"会同馆"，前者隶属于翰林院，是当时教习朝贡国、藩属和周边民族（包括部分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负责翻译有关文书特别是外来文书的官方机构；后者隶属于礼部，是负责接待朝贡国和藩属国使者的食住机关（并非如人们所经常误解的为一独立衙门）。《华夷译语》则是四夷馆所编撰、以供对外交涉等用的国内外各种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对译词典的汇编。清承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仍设上述两馆，不过将"四夷馆"改成了"四译馆"；其编辑各种"华夷译语"的任务，也仍得以延续。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清帝又下令将四译馆并入会同馆，改名为"会同四译馆"，隶属礼部，并规定："新设会同四译馆衙门，即以四译馆充设，毋庸更建。所有四译馆册籍番书，仍于馆内收存。"[1]。不仅收存而已，清朝的四译馆还新编了一些译语并对原存的部分译语进行了某些校勘和修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就率先发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批有别于明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版本的《华夷译语》抄本，他将其称作为"新《华夷译语》"--后来日本学者则多将其称之为"《华夷译语》丁种本"。这一批"华夷译语"抄本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包含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等六种西方语言和中文对译的词汇集，而这是之前各种《华夷译语》本子都从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此六种词汇对译集分别为《口英咭唎国译语》、《弗喇安西雅语》、《额哷马尼雅语》、《伊达礼雅语》、《播都噶礼雅语》和《拉氐诺语》。同时，福克司还发现，与其他五种西洋译语相比，《口英咭唎国译语》的内容很多不易理解，错误又多，很有可能是中国人所编，而其他五种则主要由当时在京当差的西方传教士所为。除了《口英咭唎国译语》之外，其他五种西方译语集的首页开端处，还都题有"西洋馆"三字。这样，关于《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纂者和所谓四译馆中曾否设"西洋馆"的问题，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福克司还粗略推断，包括《口英咭唎国译语》在内的这批"新'华夷译语'"可能是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帝为了纠正以往四译馆所编各种"外裔番字诸书"的"讹缺"之处、"以昭同文盛治"而下令开始编校的语言对译词典的系列成果。西洋馆则是在会同四译馆改立之后所正式设立的分支机构，它的设立至少与乾隆帝下令编纂这批"新《华夷译语》"的时间相一致。即便其设立和编纂有关西洋译语的时间要早于1748年，也不会早于康熙时代[2]。

福克司此文发表在中国国内的英文刊物上，它在中国本土的流通范围实相当有限。此后半个世纪，国内学者知道这批抄本《华夷译语》者很少，关注《口英咭唎国译语》编纂及"西洋馆"问题的就更是阙如。80年代后，研究蒙古、西藏等民族语言的国内学者因与日本学者交游，对这批抄本陆续有所利用，但关于"西洋译语"的研究也依然少见。1985年，当杨玉良先生再次发现并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撰文介绍这一批故宫内珍贵抄本的时候，并不知道福克司先生已经有过介绍。杨文虽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但有关数字的统计和内容的说明依然粗疏。比如，前述五种西方语言与中文的对译集开端处明明都清楚地写着"西洋馆"三字，而他只看到"《伊达礼雅语》的卷端题'西洋馆'三字"[3]。同时，还有一些介绍文章也涉及到《口英咭唎国译语》和"西洋馆"问题，大体上都是简单重复福克司的看法[4]。近年来，又有个别学者对"西洋馆"问题发表了新见，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疑问有待辨析。对此，我们下文还要专门讨论。

目前，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包括《口英咭唎国译语》在内的这批"新'华夷译语'"的确是根据乾隆十三年（1748）的谕令陆续编校出来的产物。是年九月，在给礼部的上谕中，乾隆皇帝明确写道：

"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误，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輏軒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迄，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陈大受、那延泰总理其事。"[5]

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趁暹罗国使臣到京，乾隆又谕令军机大臣等："暹罗国使臣，不必俟朕到京，即令回国。再，傅恒、陈大受所办西洋等国番书，暹罗国人现既在此，可将伊国之文字，交尚书王安国、向伊等询问明白改正，寄信与来保知之" [6]。可见一年后乾隆帝仍在督促完成前一任务，也可见编辑"西洋等国番书"的确属于此次编书任务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故皇帝要特别将其点出来以概括代表全体"番书"。

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四川总督策楞奏称完成松潘、汶川等厅州县"所辖西番、倮儸字语"11本缮写进呈[7]。乾隆十九年（1754）和二十六年（1761），四译馆又分别编纂苏禄译语和南掌译语[8]。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华夷译语"中，就包括有上述"苏禄译语"和策楞所缮呈的四川周边各藏语方言，但没有18世纪60年代初完成的"南掌译语"。由此可知，乾隆此次谕令编撰的"华夷译语"的完成应当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至少部分工作在1750年以后才得以陆续完竣，而现存于故宫的这批译语，则可能大体完成于1747-1761年之间。《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恐也不例外。不过，从其他相关因素来推断，除《口英咭唎国译语》之外的另五种"西洋番书"，其完成的时间应该还要更早一些，大约在1750年前后。这是我们对于《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缘起及其时间的大体认识。

二

关于《口英咭唎国译语》的实际编撰者，笔者赞同福克司的大胆假设，认为它不是像其他五部西洋译语那样为在京西方传教士就近统一编定于咸安宫，而很可能是中国人所为。不仅如此，笔者还认定它多半是中国广东十三行英语"通事"的杰作，至少是其主要参与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与1747年乾隆谕令"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似乎不无矛盾，但当时中国既无英美传教士，在京西洋教士中直到马嘎尔尼使华时仍无人懂英语，那么由管理西洋贸易事物的两广总督来组织通事编撰《口英咭唎国译语》，实在也并不值得奇怪。何况乾隆在上述谕令中同时也曾补充提到："如海外诸夷-----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呢？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陈述理由：

其一，以记录当年西方传教士通信著称的西方刊物《威尔特-博特》（Welt-Bott）曾记载，1749年前后居京西方传教士奉敕编撰拉丁、法、意、葡、德与汉语六种语言对译词典，其中，德国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分撰德文部分。魏继晋还留下一部《六种语言大字典》，原稿藏北京遣使会图书馆，法国学者考狄曾赴馆检阅，惜未得见。此书很有可能就是现存故宫的法、德、意、葡、拉丁译语的另一汇抄本[9]。书中没有包括英语，这与故宫现藏各西洋译语中惟有英语部分未标明"西洋馆"字样一致，似皆可作为《口英咭唎国译语》不是在京西方传教士一并所编的证据。

其二，在名称上，除拉丁语这一欧洲通用的古语直接称《拉氐诺语》之外，其他西洋各国语言都被称作"雅语"，唯有《口英咭唎国译语》一种称作"译语"。即便这里的"雅"被理解为西洋五国之音译名的共同尾音，那"口英咭唎"也不当单独例外。这也是它们之间彼此编者不同的证据。

其三，《口英咭唎国译语》在具体编撰内容上，与其他几种西洋词汇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特点，尽管它们同时也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较为详细地作些具体说明。

现存的《口英咭唎国译语》一共有2册，线装。封底通为兰色，两册的书名"口英咭唎国译语"六字，均题写在封底的白色贴页上端。全书按顺序分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和人物门等20门，一共收录了734个英汉对译词汇。其中，各门收词情况依次如下：天文门38词；地理门52词；时令门36词；人物门60词；身体门36词；宫室门20词；器用门56词；饮食门22词；衣服门24词；声色门14词；经部门20词；文史门14次；方隅门14词；花木门18词；鸟兽门50词；珍宝门18词；香药门32词；数目门22词；人事门110词；通用门78词。在编撰形式上，该词典由英文原词、对译汉词、以及用汉字注出的英文发音合构而成。英文词以草体写出，下面的对译汉字词为楷书。这种分类和编写方式，同法、德、意等其他西洋译语基本相同，显然是执行乾隆御令仿照《西番译语》编法的结果。略有不同的是，《口英咭唎国译语》和《西番译语》中的"宫室门",在法德葡意拉丁等其他五种西洋词汇集中被统一写为"宫殿门"。这一差别虽小，却很引人注目，它同样能表明其彼此之间编者的差别。

不过，现存本《口英咭唎国译语》本身却并不完整。其第一册内容为"天文类"，但现缺分类标题。估计该本开首至少缺1-2页。如果缺2页，那么其收词量便与《西番译语》的740个完全一样。因为现存的西洋译语抄本，每页均收录4词，首页则统一留出空白，只收2词。前文我们曾提到，故宫所存的西洋译语唯有《口英咭唎国译语》一种没有在开端前标明"西洋馆"字样，这是否会是其缺漏首页所造成的错觉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现存几种西洋译语来看，其每一分册的开端都题有"西洋馆"三字，并非只是首页才有。而《口英咭唎国译语》即便是完整的第2册，其在开端处也没有这三字。

就收词量和内容含量而言，《口英咭唎国译语》与其他五种西洋译语也有较大不同。后五种的收词量都统一在2070个左右。其中，德语和拉丁语收词2071个，内容与词语的排序也完全相同。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收词分别为2070个、2070个与2069个，它们只是在"经部门","通用门"和"香药门"的词汇上,与德语和拉丁语的收词略有出入，其他则基本一致。而且它们在形式上也都是统一各成五册。相比之下,《口英咭唎国译语》则只有两册，其收词量仅为其他五种西洋译语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彼此之间实在太不匹配。假若它们为同一批西洋人一并所编，此种差异实难以理解。至于这六种西洋译语何以有着统一的封面和缮写设计，则只能表明它们最终抄写和装订的时间相同而已。

当然，《口英咭唎国译语》不为在京西洋传教士统一所编，而可能为中国人主持广东"通事"编撰的最为明显的证据，还表现在其自身编写内容尤其是其中词汇发音的一些特点上，它们明显带有早期"广东英语"的一些特征。

比如，短句"It is me"，对应的汉译为"是我"，而下面针对主词"me"的发音却注为"买"，显然是"my"的发音。这种不区分宾格和所有格的做法，正是"广东英语"的典型特征之一；又如，汉字词"神"，上面对应的英文词是"spirit"，下面的汉字注音却是"口鸦是"。两者明显不对应。在"广东英语"里，神一般不称"god",也不称"spirit"，而正是叫"joss"，它是17世纪澳门葡语"dios"的中文发音[10]。而一些词来源于澳门葡语，正乃是"广东英语"的另一重要特征。再比如，在"广东英语"里，"见过"（seen）说"哈思"（可参见唐廷枢1860年的《英语集全》等），"做过"则说"哈能"，《口英咭唎国译语》中"done"汉译为"了"，发音也正是"哈能"。此外，在该译语里，"R"在拼读过程往往发"L"音（如"rice"读作"来是"，"write"读作"列的"，"rat"读作"喇的"，"red"读作"列"等）；"thing"发音成"叮"；"true"发音为"都鲁"等，也都带有"广东英语"发音的特点。

为了从发音角度更集中说明这一问题，以见前后"广东英语"的某些联系与变化，我们不妨将《口英咭唎国译语》和19世纪30-50年代所流行的两本带有"广东英语"特征的词语集《红毛通用番话》、《华英通语》加以简单比较，看看其从一至十的数目词究竟如何发音：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数目词的发音大多相同或者相似。尤其是"three""five"和"ten"等的发音，其"广东英语"的特点十分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口英咭唎国译语》中"four"注音为"阿"，似与日后更为流行的"广东英语"中普遍发"科"音有所区别。但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口英咭唎国译语》，仍可从中发现相同的发音现象，如"flower"（花）发音为"科鲁"，就是明显例证。

在《口英咭唎国译语》中，还存在不少英文词汇、短语和发音不对应的现象，英文书写的错误也所在多有，这大约是从前德国学者福克司觉得该译语集"不易理解"的原因。比如，与"银"对译的英文是"siver",乃金属之一种，下面的注音却是"money"，即银子和银两；又如"伞"，其英文对译词写为"amberle"(疑为umbrella之误)，但发音却为"咭的梭"，明显不一致；"图报"的英文短语写作"I return thanks"，但注音却为"别额法我"（疑为"pay for"），也是不一致；其他如"受用"的英文词写作"to enjoy"，汉字注音却为"火被委儿"；"便益"的英文写作"It is good for you"，汉字注音却是"米厘贡点的"；"藏"的英文对译词写作"to hide"，汉字发音却为"意吐君列"等等，均是如此。笔者甚至因此推测，《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是先写好了汉字词，然后再请人分别标注英文对译词和汉字发音的，也就是说，其英文书写与汉字注音者并非同一人，而且其英文水平也都很有限。

关于《口英咭唎国译语》中的英文拼写错误，我们也可以随手再举出几例：

如将"monkey"错写成"monk"；"order"错写成"orde"；"cow"错写成"cou"；"merry"错写成"mery"（见"乐"被对译为"very mery"）等。至于对"savage","foreign"等词的拼写，书中也几乎从未正确过。可以说，类似的英文书写错误在《口英咭唎国译语》里不胜枚举。或许，这也与"广东英语"主要为口语形态的特征不无关系。通事们往往疏于英文书写，或干脆不会写英文，也不令人奇怪。

另外，《口英咭唎国译语》中还有一些明显的发音现象值得注意，像"B"往往发"M"的音，就很突出：如body读作"吗叻"；before读作"墨火儿"；behind读作"墨罕"；beast读作"米是"；brother读作"模罗达"；buffalo读作"亩法辣"等等。这一特征究竟如何认识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广东某些地方如澳门附近中国人当时的发音习惯有关。比如，在澳门葡语（或称"广东葡语"）里，不少"b"就是发"m"音的。如乾隆16年（1751）成书并于当年刻书出版的《澳门纪略》"澳译"部分，其所收395个澳门葡语词汇中，"b"发"m"的词汇就有8个，如barriga（肚），汉语注音为"马哩家"；bambu（竹），汉语注音为"麻无"；batata（蕃薯），汉语注音为"蔑打打"；baião（苋），汉语注音为"麻养"；bolo（饼），汉语注音为"么芦"等[11]。《澳门纪略》与《口英咭唎国译语》编撰时期大体同时，其编撰形式和发音特点，对认知后者不无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口英咭唎国译语》的具体编撰，虽不能断言与来华西人完全无关，但显然不是编辑其他几种西洋词语集的在京西方传教士一并所为，而很有可能是两广总督承受任务后，交由十三行行商主持广东通事编辑而成，其汉字注音部分，可以肯定是广东通事和懂一点英语的中国商人之"杰作"无疑。

十几年前，语言史家周振鹤先生在介绍1855年中国人所编的《华英通语》时，曾遗憾地表示，"中国人所编写的，比《华英通语》更早的英语词汇集我们已经一本也看不到了"，他感慨美国人亨特在《广东番鬼录》中所提到的那部取名为"鬼话"的早期英语词汇集，也早已难见踪影[12]。庆幸的是，仅几年之后，吴义雄教授就发现并撰文介绍了比《华英通语》更早的《红毛通用番话》，他论证指出，这部1830年代出版的词汇集，大体与亨特所提到的《鬼话》属于同一著述的不同版本。此外，他还根据其它相关资料，深入探讨了19世纪以前"广东英语"的特征及其在中西经济文化交往史中特有的功能问题[13]。如今，当我们面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部珍贵的《口英咭唎国译语》的时候，似乎又能够将他们的有关发现从时间上再向前推进80年左右了，即基本可以认定，早在18世纪中叶，中国人就已在政府的指令之下参与编出了带有初期"广东英语"特征的英语词语集，这就是我们这里谈到的《口英咭唎国译语》。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英对照且以汉字标音的"Pidgin英语"词语集。可惜其长期藏在深宫，在社会上似并未产生直接影响。当然，目前学界从英语传播史的角度对这一文本展开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其有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开掘。

三

前文我们曾提到，1748年前后，乾隆帝声称他谕令编撰包括《口英咭唎国译语》在内的诸多西洋译语，目的在于"以昭同文盛治"。这当然不错。他之所以编辑这类书籍，的确有着昭示他一统天下的文治武功非同凡响的强烈愿望。因为在他看来，这并不只是徒饰其表的无用虚政，而是与国家统治大有关系的实政。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乾隆帝这样的举措，也是他自身愿意学习和掌握本民族以外的多种语言的浓烈兴趣连带的结果，并与他欲进一步了解西洋国家的"心思"日益增长，特别是与他对西洋园林建筑正发生强烈兴趣可能不无关联。

乾隆皇帝是一个语言兴趣很浓、语言能力很强、文化素养极高的皇帝。世传他通晓多门语言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他本人就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谈到自己努力学习蒙古、回回和藏族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成绩与动机。如他在一首诗中就曾表白道："癸亥学谈蒙古语，回番唐古递通多"。在诗后的自注中他又详细说明："余自乾隆八年（1743）习蒙古语；二十五年（1760）平回部，习回语；四十一年（1776）平金川，习番语；四十五年（1780）因班禅来谒并习唐古忒语。皆以学而能也，而不学者，光阴玩愒，吾未如之何矣"。[14]在《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和切音清文鉴序》中，他也曾写道："朕即位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15]乾隆十九年（1754），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厄鲁特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时，他甚至还曾直接以蒙古语垂询各种情况[16]，由此可见其蒙语水平。至于乾隆何以觉得必须亲自学习来朝外藩的语言，他在一首诗中也曾有解答，即所谓"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洽会系深思"[17]是也。或许，乾隆皇帝本人对学习西洋语言本身并无直接兴趣，但他对于本民族以外语言学习的重视，却不妨促使他去感知编辑各种"西洋译语"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乾隆下令编撰"西洋"译语等各种语言词汇集的时候，也恰恰正是他对西洋园林建筑开始发生浓厚兴趣之时。据研究，圆明园里著名的"西洋楼"景区之筹划，就开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在内务府造办处的清档中，有关西洋楼的建设记录，也起于乾隆十五年（1750）。最先开建的西洋建筑是著名的"谐奇趣"。1751年初，乾隆御笔的"谐奇趣"匾已完成，1752年其主体建筑便告完工[18]。以后，该工程得以陆续进行，最后一大建筑"远瀛观"建成于1783年。因此，今人欲了解乾隆帝敕修西洋各国"番书"的动机，似不能置圆明园里筹建西洋楼一事于不顾。在这一过程中，乾隆不仅势必要与西方传教士频繁接触，还需了解与西洋园林建筑有关的不少知识。西洋语言文字的意义自然因此凸显。

不过，我们与其单方面地去揣析乾隆皇帝的有关动机，还不如换一个视角来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编撰《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环境与条件问题。早在明末清初，与泰西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相伴随，西方各国就不断有人来华通商，希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英、法等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的广州等地从事商业活动。以英国为例，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到17世纪中叶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其对华贸易不断增强。1715年，英国在华正式设立了商馆（法国在广州设商馆是1728年，比英晚13年）[19]。到18世纪中叶，其对华贸易总值已超过了欧陆各国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这一切都使得其扩大对华贸易的欲求更加强化。18世纪中叶，英国人洪仁辉几次带人到宁波贸易，意图在此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朝廷的疑虑与警惕。乾隆帝担心洋人深入内地海疆，必然"滋事"，遂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废除原有的定海关，外国商船以后禁止到宁波等地贸易，只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洪仁辉等英人不服，前往天津申诉。终被清朝圈禁澳门三年，期满驱逐回国。这就是著名的"洪仁辉案"。为防止中国人与西洋外商接触，再次发生类似洪仁辉的事件，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特制订《防夷五事》，规定外商禁止在广东过冬，必须住在指定的商馆中并接受行商管束；中国人不得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等等。这就使得此后中国人与英国来华商人之间民间的交往，包括彼此的语言授受，不得不寻求一种隐蔽的形式。

上述这种英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清王朝对中外交往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成为在广州通行的一种特殊语言形态--"广东英语"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此种杂交不纯的英语变种，用早期来华美国人亨特的话来说，"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20]其基本特征是词汇较少并夹杂着广东方言和葡萄牙语词汇，大体按照中国语法来组织句子，发音上也带有严重的广东方言烙印。因为在中西尤其是在中英贸易关系中有切实的需要，掌握这种交流工具便有利可图，故它能激发在广东的一代代中国人暗中学习的热情；又因为受到官方严厉的限制，中西双方尚缺乏准确掌握对方语言的充足条件，故它又只能较长期地保持一种低水准的、以口语为基本形式的重复状态。

据记载，此种"广东英语"大约诞生于1715年即英东印度公司正式建商馆那一年前后[21]。若如是，则该语言到18世纪中叶时至少也发展了30多年。恐怕其实际存在的时间还要更长些。这就是《口英咭唎国译语》得以编撰的语言基础。不过，作为一种缺乏对话句子的词汇集，后来那种较为成熟时期"广东英语"的特点，仍无法从《口英咭唎国译语》中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何况此种语言前后还必然要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与上述事情紧密相关的所谓"西洋馆"问题。

从现存的主要官方文书来看，清初的四译馆包括回回、高昌、西番、西天、暹罗、缅甸、百夷、八百共八馆，乾隆改为"会同四译馆"后，也只设有两馆，合前四馆为"西域馆"，合后四馆另加新增的苏禄、南掌为"百夷馆"，其中并无正式设立"西洋馆"的记载。2004年，乌云高娃在澳门《文化杂志》发表《清四译馆"西洋馆"》一文，继福克司之后再次明确提出"西洋馆"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她强调，"从四译馆的设置、演变过程来看，并未发现清政府在四译馆增设过西洋馆的史料记载。但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室的清写本《华夷译语》中的'西洋馆'杂字，可见清四译馆应增设过'西洋馆'，并在此教习过西洋语言文字，试图培养兼通汉语言文字和西洋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乌云高娃从法国学者费赖之所著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所提供的有关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和宋君荣的有关通信里，得知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九年（1744），北京曾设立一个"翻译馆"，她据此便大胆推断，这一存在了15年的翻译馆"很有可能就是清四译馆'西洋馆'"。[22]也就是说，她认为清四译馆虽曾设有"西洋馆"，但其存在时间却并不在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之后，而是在此之前。

实际上，乌云高娃这里所提到的1729-1744年间存在过的"翻译馆"，其准确名称并不是"西洋馆"，而是"西洋学馆"，它也并不属于四译馆的分支，而是为内务府所辖的清宫内所设机构。该馆是雍正皇帝为掌握与日益频繁的俄罗斯进行交涉的主动权而设立的。因为张诚等懂拉丁文的西方传教士在中俄交涉过程中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毕竟还不属于可以完全信赖的华人。早在1996年，故宫博物院的郭福祥先生已经弄清过"西洋学馆"问题。郭先生根据自己找到的两份重要档案，证明清宫内的"西洋学馆"其具体设立时间应是雍正七年（1729）十月，奉命裁撤时间为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744年2月5日）。该馆所授课程只有一门拉丁语（称"拉的诺字话"），这是当时西洋各国大体通行的古代语言即所谓西洋"通语"，而并不学习法、德、英等其他西方各国语言。学生则为内务府官员子弟中愿学者。其学习周期为5-7年，待遇与咸安宫官学生相同。该馆的负责人先为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巴死后又由另一法国教士宋君荣继任。它一共招收了3批学生，共计40名，但只有20名完成学业并补笔贴式等职。1744年，"西洋学馆"之所以被裁汰，乃起于和硕庄亲王的一个奏折。该折要求裁汰该馆的理由是，已完成学业的20名学生"即有委之处，亦属敷用，似无庸再行接续学习"。当天，乾隆帝即采纳了他的意见。[23]

"西洋学馆"既不属于四译馆，那么在它被乾隆钦定裁汰以后，何以谕令四译馆编纂的那五种有关西洋的译语还要写明"西洋馆"字样？难道当时的"西洋学馆"可以径直简称或泛称为"西洋馆"？其在隶属于内务府的同时，亦为四译馆所兼属并为四译馆服务？难道这些写明"西洋馆"字样的译语是大体完成于"西洋学馆"时期，1748年以后只是加以整理和编校？对于这些可能的困惑，乌云女士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其实，这里面还是存在不少疑问和矛盾的。比如，分别设立于康熙和雍正时期、乾隆时期仍得以延续的"俄罗斯文馆"和"俄罗斯学馆"，它们在名称上虽仅有一字之差，却是分属于国子监和理藩院、且功能也大有差别的两个不同机构；而同时，乌云女士也并不强调那些标明"西洋馆"字样的西洋译语早在乾隆八年"西洋学馆"裁汰之前就已经有了部分的成稿，仍只是笼而统之地认为它们都为1847年以后在京传教士所新编。

实际上，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有关法、德等五种西方国家译语文本前标注"西洋馆"三字，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可能：

一、这五种西洋译语的确部分或全部为传教士所新编，但它们并不表明当时四译馆内实存一个名叫"西洋馆"的机构，只不过是负责编校这些译语的西方传教士们既不能将之归为"西域馆"，也无法或不愿将之纳入"百夷馆"，只好故意写上"西洋馆"三字，借以表达他们对此加以区别的愿望。这样也不会招来什么麻烦，因为宫廷过去也存在过"西洋学馆"这种类似的机构，其编者们有的还在那里当过差。

二、"西洋馆"真的属于会同四译馆内实存但无正式名称的分支机构。当时会同四译馆正式的分支机构名称只有"西域馆"和"百夷馆"，以前所包括的"西番馆"、"暹罗馆"等在内的八个分馆之名称此时实际上都已经不再正式，仅在内部习惯上仍保留使用而已。因事属称，这个编辑西洋译语的部门既已实存，被称之为"西洋馆"也很自然。再加上传教士们有意以此区别于其他馆，故乐于标明"西洋馆"三字。这从故宫现存的各种译语中，有的标明分馆名称，有的则不标示，可以佐证之。

三、不妨秉承前述乌云高娃的大体思路，而将其具体说法略加改造，即认为"西洋馆"此时并不存在，但几年前已被裁汰的归内务府管理之"西洋学馆"曾受命编撰过除《口英咭唎国译语》以外的其他五种西洋译语集。由于新撰部分是在原稿基础上的补充或对原稿的校刊修订，故仍须署上"西洋学馆"字样才符合实际，但考虑到四译馆其他负责编撰译语的原机构名称都只有三字，故省称为"西洋馆"。

以上情形到底哪一种符合事实，抑或还有其他什么新情况，目前还难以得出确切结论，欲弄清这一问题，尚有赖于今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在谈及"西洋馆"问题和《口英咭唎国译语》，或者说在论及乾隆乃至整个清前期中西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对当时中国已逐渐流行起来的"西洋"概念之内涵作一简要的考察。这对认知当时中国人的英国观和西方观，理解乾隆皇帝及其祖、父辈此期所采取的有关"西洋"的重要举措，应不无一些帮助。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西洋"概念在元代时已有正式使用。当时的主要用法，一指南印度的马八尔国；一表述中国沿海地区所出现的一种"小西洋"观念。其"小西洋"的范围，包括东南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一带诸国。到元末时，上述"小西洋"观念已罕见载记，"西洋"的地理区域业已西移至印度南部沿海。所谓"西洋国"，也转指印度南部的沿海国度。自明初郑和"奉使西洋"之后，"西洋"概念的内涵又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开始指郑和船队所到的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的地区、海域和国家，同时还出现了泛指海外和外国的引申之义[24]。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近代意义的"西洋"概念得以逐渐形成。为了使中国人不至于总把他们与印度等传统意义上的"西洋"国度相混淆，传教士们总爱自称来自于"泰西"、"大西"、"极西"和"远西"，以"泰西ХХХ"和"远西ХХХ"署名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其用意无非借以表示自己所在地区和国度比印度非洲等所处更"西"、才算真正的"西洋"和"西国"。与此同时，他们在主动传播新的近代世界地理知识，或绘制天下万国全图的时候，还自觉地将今日所谓的"印度洋"即明初指代"西洋"的地域称之为"小西洋"，将非洲以西的海域及其沿海欧罗巴诸国称为"大西洋"[25]。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西洋"概念逐渐被"大西洋"所充占、甚至独占。所谓"西洋人"、"西洋炮"、"西洋画"中的"西洋"，也多泛指包括英国在内的欧西各国了。如1697年时，浙江定海为与英国等西方商人贸易而修的"红毛馆"，又被称之为"西洋馆"；1711年，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强国，康熙皇帝曾不无忧虑地预言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康熙"逆料之言"，后来也成为魏源《海国图志》一书"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的首引之句；1730年，著名的《海国闻见录》一书的"大西洋记"中，也谈到了英国的位置等等。乾隆时期，"西洋"概念的主流使用与康雍时期同[26]。

不过，在欧洲人东来之后，由于葡萄牙长期盘踞澳门，总以西洋代表自居，而中国人对欧州了解甚少但相对说来与澳门葡人又接触较多等缘故，以"大西洋国"来指称葡萄牙一国的用法，在清初以至乾嘉时期的中国也并不少见[27]。甚至还有专指意大利一国的用法[28]。以致于晚清之初，魏源在《海国图志》里不得不专门强调指出："其实大西洋者，欧罗巴各国之通称，澳夷（指葡萄牙、以及被误解为'澳夷'的意大利--引者）特其一隅，不得独擅也。以其洲言之，则各国皆曰欧罗巴；以其方隅言之，则皆可曰大西洋；以其人言之，则皆可曰红毛"。[29]不过尽管如此，当时称红毛的，主要还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而以英国人后来居上。故乾隆朝时有人奏称"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之类的说法[30]。魏源同时还将印度洋等昔日被称为"小西洋"的地区改称为"西南洋"，将非洲即当时所谓"利未亚洲各国"改称为"小西洋"。但他的这一发明在晚清却未能传播开来，更遑论改变特指欧西（以后又添进美国）的"西洋"概念之流行内涵了。

乾隆时，在北京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中没有英国人，出于对日益强大的英国的妒忌和恐惧，也有一些欧陆传教士特别是在华有特殊利益的葡萄牙国传教士，喜欢有意无意地将英国排除在"西洋"之外的，而军机大臣中也有误信之者。如马嘎尔尼使华时，军机大臣"传在京西洋人"帮助翻译拉丁文和英文禀书，这些西洋人便声称"原禀有西洋字一件，伊等俱能认识，谨译出呈览。其口英咭唎字禀一页，伊等不能认识。又称，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该国与西洋向不同教，亦无往来"[31]云云。这里，英国被明显排除在西洋之外，而拉丁文被则特称之为"西洋字"，以与英文加以区别。由此也可见前述"西洋学馆"只授拉丁文字一事，在"西洋"概念的理解上，原也并非只是出于偶然而已。

了解"西洋"一词内涵的上述演变，无疑有助于我们认知清前中期的中西关系，也可借此透见当时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曲折历程。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重点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项目成果之一，2008年10月曾提交给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西方人与清代宫廷"国际学术研讨会。现略作修改后发表。吴小新先生对此文的修改提供了诸多便利，特此致谢。

[1] 《钦定大清会典》514卷礼部，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

[2] Walter Fuchs,Remarks on Hua-I-I-Yu ,Bulletia of Catholic University,Peking ,No.8,1931.（福克司：《论新<华夷译语>》，载《辅仁英文学报》第8期，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版）。

[3]杨玉良：《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译词典--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他关于这几种西洋译语集中所收词汇数量的统计也不是很精确，如他指出《口英咭唎国译语》收词730个。笔者一一数来，却有734个。其他几种也都有出入。

[4] 如闻宥：《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等。最近，刘红军、孙伯君在《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中，不仅认为清朝会同四译馆设立了"西洋馆"，而且认为"西洋馆"里存有包括《口英咭唎国译语》在内的六种西洋译语，但其却并没提供任何新理由和新证据。

[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二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353页。

[6] 《高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乾隆十四年秋七月。另，《清史稿》卷十一《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十四年秋七月，辛酉，"命傅恒、陈大受译西洋等国番书"，当是误记。

[7] 见高宗《实录》卷三六九。杨玉良先生已发现这一点，见其《一部未刊行的翻译词典》，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8] 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四，第十五册，第11898-11899页。

[9]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777，1138页。乌云高娃女士已先提到此书，并作出类似判断。见《清四译馆"西洋馆"》，《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第53期。

[10] See Robert A. Hall, Hand Off Pidgin English(Sydney: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Ltd.1955)P.27.

[11] 可参见汤普森《两份同期澳门葡语方言资料比较研究》，《文化杂志》（澳门）2008年。以及章文钦《广东葡语初探》，同上《文化杂志》。

[12] 见周振鹤：《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8页。

[13] 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4] 《钦定热河志》卷47。可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15] 见《满州、蒙古、汉字三和切音清文鉴》乾隆序。台北世界书局，1986年版。

[16] 见《啸亭杂录》卷3，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6页。其原文曰："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

[17] 转引自牛海桢：《简论清王朝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2期。《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4集第10卷《上元灯词》的注释中也写明："蒙古回语皆习熟，弗借通事译语也"。

[18] 参见郭黛姮编著：《乾隆御品圆明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38页。

[19]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中《粤道贡国说》注称：英国人"其以口英咭唎名来市，自乾隆八年（1743）始"。（见该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3页。）若如是，则乾隆18世纪中叶下令编辑《口英咭唎国译语》便显得较为及时。

[20] （美）亨特著、冯树铁译，章文钦等校《广东番鬼录》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翻译本，第44-45页。

[21] （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合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22]乌云高娃：《清四译馆"西洋馆"》， 《文化杂志》（澳门）2004年第53期。

[23] 可见郭福祥：《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紫禁城》1997年第4期。

[24] 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由于论题所限，该文基本未讨论郑和下西洋以后的"西洋"概念问题。

[25] 如利玛窦就自称大西洋人、"大西洋陪臣"等。其所编《坤舆万国全图》已有此种大西洋、小西洋概念。当时，也有将"大西洋"称为"大西海"、"小西洋"称为"小西海"，"西洋"称为"西海"的。如《职方外纪》的"四海总说"就写明："从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但当"西洋"概念逐渐为欧西所垄断以后，"西海"便多指欧西。如《职方外纪》署名为"西海艾儒略增译"，其中的"西海"即是这种用法（见谢方校释《职方外纪》，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6页，27页。）乾隆皇帝的《千里镜》一诗中，也这样使用"西海"："巧制传西海，佳名锡上京。欲穷千里胜，先办寸心平。-----"（见《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31）。

[26] 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其中，泛指欧西各国的"西洋"概念的使用已随处可见。

[27] 直到19世纪前中叶，以西洋国指称葡萄牙的情况仍时常见到。如谢清高1820年口述、杨炳南笔述的《海录》中有"大西洋国"专节，即指葡萄牙。英国领事馆罗伯聃1842年出版的《华英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中，仍以"西洋"指葡萄牙（见该书1842年香港版，第39页）。

[28] 如1751年奉旨修撰，1751年完成的《皇清职贡图》中的"大西洋国"就指意大利。1820年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依然如此。这恐怕主要是由于西洋人所信天主教之罗马教廷在意大利的缘故。

[29] 见《海国图志》"欧罗巴洲各国总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30]可见《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8页。

[31] 同上，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