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尊敬的同事们、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杨校长、尊敬的陈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 

下午好！ 

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非常荣幸学校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各位汇报，作为一名人文学人，从18岁进入复旦求学之后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我的总结、反思和前瞻。对各位同仁，特别是正踏上求学之路的同学们，有所助益。 

要事先说明，今年学校选择我来代表文科发言，肯定不是由于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80年代末进入复旦，至今没有离开过母校的文科学人，我是那些同辈、同仁的缩影。我们是复旦养大的子弟兵，身上或多或少地保留了80年代老复旦的一些风气，又亲历乃至参与了9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尚未完全结束的人文社科学术转型的全过程。这批人代表了一个时代。89年和92年我们都正在复旦园里求学。新世纪的开始大约也是我们教学科研生涯的开始。现在这批人留在复旦园的大概也不是很多了，但他们的经历比较特殊，值得总结一下。下面我简略地讲几点，通过反思个人的学术思想经历，谈谈对中国人文学术、对复旦的希冀与展望。 

第一点，是立志。 

孔夫子说他15有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圣人的历程，凡夫俗子，但可追慕，却难以比附。从而立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学问不同阶段的境界，如无持之以恒的学习，一辈子都立不起来，更不必说不惑之后的诸境界了。我们凡夫俗子，最难的其实是立志。在我看来，把一时的兴趣，提升转化为终生的志趣，是求学的首要条件。没有兴趣固不足道，仅有兴趣，在面临诱惑、挑战、磨难等种种考验之时，也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80年代人文热的尾巴。既然选择文科、选择哲学，兴趣总是有点的。89风波以及92年之后的经商潮，对于以文科为业者，是两个很大的考验。我很多有学术潜力的同学，都丧失了对天下大事的关怀，龟缩到追求家庭幸福的小天地里，纷纷下海经商去了。面对这些考验，我也没有想很多。冥冥之中似乎一直在告诉我，唯有留在大学里、观察世界、思索时代、研究哲学，才是我的人生归宿。除此之外，即使富贵安逸，我也会怏怏不乐。经过大时代的考验，兴趣就这样被锤炼成了志趣。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择路。 

决定把人生献给哲学研究，这并不够。哲学研究的进路很多，哲学学科的专业也不少，从哪里入手呢？91年我已确定直升本系研究生，就面临着这样的道路选择。80年代是西方人文社科思潮大量引进的时代，受此影响，照理我该毫不犹豫地选择西学。但我当时有个更长远的考虑。80年代的现代西学热，是属于近代以来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不能孤立地看。解决中国思想自身固有的问题，非需要西学的帮助不可。而哲学是西方学术的根底与母体，所以在研究生阶段，研习西学，是明智的进路。但学习西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当服务于中国思想自身的大突破、大贡献、大复兴。我的前辈老师曾说过这样的志向，要让哲学说汉语。这是激励我们前行的豪言。但要真正这样做，除了研究哲学之外，还要真正掌握汉语背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问题。因此择路的背后，势必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选择者的忧患和问题。这两者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古来圣贤，都有大忧患、大苦恼。此决非个人的成功与安乐所能解决者。唯有大忧患，才会现大慈悲、发大志愿，救度民族、国家乃至众生。忧患有多大，心愿就有多大，心愿有多大、成就才能有多大。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命运多乖，虽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伟大的现代化历程，但仍留给思想界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沉重问题。这就是，中国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人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现代生活是否最好的?古代生活是否确实不及现代那么好？这看起来是古今中西之间的权衡评判问题，也就是近代中国思想的根本--中西体用问题。但如加以彻底的探究，就能发现它终将涉及哲学的基本甚至唯一问题--什么是好，也就是说什么是善？人生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这就是苏格拉底为之殚精竭虑，到死仍不放过的问题。他在雅典的监狱里仍告诫其朋友说：未经考察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这就是说，在民族变革、古今转折带来的大震撼、大忧患之后，必须以最彻底、冷静、深沉、坚毅的态度触及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潜入这个层面工作，我们就只能在近代以来的各种中西体用学说之间打转，就对不起上天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折磨。这百余年的沉重苦难，绝不能仅换来一些轻率浮夸的意见。不！思想者的良心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民族的思想必须潜入人类的头脑所曾抵达的最深之处。而哲学的思考，也不应当是精巧细腻的小玩意，而应负有大忧患者特有的坚忍弘毅、豁达从容。总之，让民族的忧患与哲学的深思相互激发、相互升华，给民族以头脑，给哲学以热血。这或者就是哲学研究对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意义。换言之，哲学研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而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的真正的内在需要。 

然而，如何研究哲学？如何用哲学研究真正推进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而又用被哲学研究重新激发的中国思想的活力，去揭示乃至超越西方哲学自身的界限呢？90年代初开始研读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之后，我思考最远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总是提醒自己按照最长远的目标选择入路和途径，这样才不致让半途的风景迷失了自己的志向。90年代，中国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式表现出与80年代的明显不同。哲学研究也不能幸免。所以我一上路，就遇到了学术思想之争。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第四点。 

80年代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思考大问题的时代。其长处在于问题意识明确，视野开阔，较少受到学科的内在限制，因此80年代的知识界，学术话题、公共知识界话题和思想话题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许多超出本专业的宏大关怀。但80年代学风的短处同样十分清楚：方式粗疏、结论轻率、急于引进西学新潮，对西方学术脉络的历史性和中国问题谱系的复杂性的认知都不足。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问题上，80年代思想界的主流回答是简单清楚的，现代化是好的、可取的。中国传统是应当检讨的。应当接续被革命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现代化应当体现为实质上的西方化，即使在形式上无法做到。这些回应都凝聚在80年代的思想导师李泽厚两个著名概念里：这就是新启蒙、西体中用。 

90年代的思想视野并没有对80年代的实质超越，而只是把80年代准备好的精神遗产转化为自我封闭、自我生产的学术话题，并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和分割了它。例如笼统的现代化论题，在90年代就落实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家的讨论，从而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所肢解。由于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能力远远高于人文学术。80年代的人文思想一面在90年代开始式微，除了在公共知识界或者文艺青年的圈子里一度掀起诸如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之类的涟漪外，人文方面可谓波澜不惊，一片沉闷。这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文学术的研究方式。史学首当其冲地加快了社会科学化的步伐，90年代中晚期，海外汉学的中译本开始大量涌入。这些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论式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品在中国人文学界越来越获得了典范的意义。这基本是以北京为中心，以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这本学刊为中心向全国散播的（插话：我也碰巧为这本刊物做过几年的执行编辑，当时整个编辑部，除了我一人，都是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师。这足以说明海外汉学的传播中心在北京。复旦赶上这个浪潮有个10好几年的滞后性，好像现在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落潮的时候，才把它当一个战略要点发展）。海外汉学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带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我们至今能在史学界年轻一代的作品里看到"空间"、"身体"、"权力"、"话语"，"治理的技术"、"地方性知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早期现代性"等等等等这些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文论界的重要作品亦复如是。 

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在这个潮流下，也许有 
理由比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仁多一丝清醒。因为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话语都有其哲学上的来源，也蕴含了哲学上的问题和困境。更麻烦的是，它把哲学的整全视野切割了，把哲学的世界关怀抛弃了。我个人对这些从现象学运动或者尼采、福柯、德里达那里衍变出来的玩意儿总是提不起兴趣。因为哲学有它特有的彻底性。这个彻底性为哲学自己带来法度。所谓学有本末源流、事有轻重缓急。哲学是大本大源之学。学习哲学的方式，不可效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被末流所误。这是我一贯的态度。在整个90年代，我下意识地固守着一种决绝的立场。决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克服80年代的缺陷，同时绝不抹杀80年代那几乎是伟大的一面。这就是说，要像80年代一样，始终思考最大的、最后的问题--学哲学的人不思考这些问题，谁来思考呢？--，但要立足于前人的思考，要多方综合权衡，不可为一时需要牺牲思想资源的丰富性，要切实、要慎重、要宏阔。 

我是以埋头系统研读原典的方式推进80年代遗产的。80年代的整个思想运动有它自己的原典依据，就是从早期马克思到康德。康德可以有四个推进方向，一是取道新康德主义到马克斯.韦伯，从韦伯往下，可以接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这就是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科学运动的秘密。但康德还可以有其他的推进方向，第二、三条是西方哲学史的推进方向。这两条路，一条是正路、一条是歧出。正路是通过胡塞尔现象学到海德格尔，再通过海德格尔及其后学返回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另一条是通过维特根斯坦再到语言分析哲学。我的西哲史学习主要追随前一条道路，我现在教了好几年希腊哲学，终于前进到古代了。后一条我只学到维特根斯坦，因为那即使喧闹一时，终非西学的正宗。推进康德还有最后一条秘密道路，对于中国思想至关重要，即通过牟宗三的康德解释返回宋明理学，最终获得一个激活中国思想伟大传统的哲学视野。这条道路可以与康德的西方哲学推进结合在一起，为解决中西体用问题提供真正的哲学门径。这就是我个人的用力方向。我也相信，这是90年代以来，身陷以学术为名的社会科学沼泽之中的中国思想摆脱困境的真正出路。 

对学术思想之争的，我个人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要超越韦伯式的"康德"道路。 

这第四点讲的是学术与思想。第五点我想讲讲学术与政治，也就是人文社科学者是否应该具有国家情怀与天下关怀。学术、思想、政治其实还有教育，这四点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思想界目前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标准答案同样来自马克斯.韦伯。即以韦伯理解的社会科学为学术的标准形态，既以这种形态去要求思想，也以这种形态去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韦伯以新康德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立学说为学术与政治分野的基本出发点--这可以追溯到康德所谓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界限。他以为学术或者科学自身是应当价值无涉的。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又是有价值观的行动者，而行动者的各自的价值系统背后则是所谓诸神。社会科学研究者要理解有价值的行动者之行动意义，所以不得不理解这些诸神。但它自身又只是认知者，并非行动者，因而必须只在理解的前提下研究价值与行动的因果关系，而于价值系统之间的诸神之争，无所裁断。但政治必定是依据价值做出的决断，则学术人一定要警惕成为灌输政治理念的、讲台上的先知。另一方面，韦伯又对现代政治做了马基雅维利式的理解。他本人在学术研究之外，也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对崛起的德意志的命运充满忧患。但他以为政治是魔鬼的事业，因此多从政治现实主义的霸术出发做冷静的实际政治分析。这样的政治观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匹配。这就是说，国家是必要之邪恶。现代民族国家得将自己建立在共同意见这样低下的基础上，学术与知识对这样的基础不能也不可有丝毫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近代德国的命运，就是成功至于鼎盛的学术与操切鲁莽乃至失败的政治。这个命运本身就是对韦伯政治观的最好判决。割裂学术与政治的本质联系，只能导致把政治留给或没有高远理想或没有审慎智慧的政客，把学术留给缺乏常识、现实感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韦伯政治观的背后实质是基督教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简单对峙。这既不是西方古典思想的看法，更与中国传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政治观格格不入。在中国古代传统那里，政治不可没有心物身家学问的基础。修己之学也不可没有政治的关怀。中国圣人的学问，虽云规模宏大，亦可一言以蔽之曰：修己以安百姓。即以克明峻德、允执其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止于至善为旨归。这样的学术，不是什么价值无涉的因果解释之学。这样的政治体系，也不是以政治现实主义霸术为逻辑的现代民族国家。 

我之所以要专门谈论学术政治之关系，是由于80年代是一个思想与政治旨趣同样旺盛的时代，而90年代以来，以专业的名义拒绝整全宏大的思想探索、以学术的名义拒绝严肃审慎的政治思考已成了社会科学的纪律。在这样的纪律之下，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可能就是一个在学术上只有课题，而无问题的人，一个在政治上只有个人情绪，而无历史头脑的人。大学精英拒绝引导政治，或者出于日益逼仄的专业局限也引导不了政治，政治就只好交给银行富豪与街头愤青。这样的社会科学讲台，当然无法重温德国学术的成就，却足以复蹈德国政治的失败。要之，我对学术和政治关系的看法也是简单的一句话：要超越韦伯式的马基雅维利道路。 

最后，也就是第六点，我想谈谈学术与教育的关系。借此表达一下自己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复旦是我曾经受过最好教育的地方，也是我努力施与最好教育的地方。复旦自马相伯、严几道、李登辉诸公治校以来，一向有复兴东方文明、追求国家富强的远大抱负。又在学术与教育上并重，在全国率先推行通识教育与书院体系。且提携后进、关心青年，让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得到进一步的自我教育。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得到秦书记和杨校长以及学校各部门的关心。校长昨天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对于本校人文学科青年教师的关怀和希望，览之令人动容。关心人文教师就是关心人文教育。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因为正如柏拉图所云，教育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都说学术强教育才强，我看是教育成就了学术。它让学者的度量开阔起来了。学术和教育的关系在某些方面非常像佛家的小乘和大乘的关系。教育让学者不做自了汉，而要做布施者、度化者。教育不仅是专业内的知识传承问题，更是一个文明体系更始重建的关键。拜复旦的传统和几位领导人所赐，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国内大学中首屈一指。这或者因为复旦欠了新中国的大人情。诸位试看复旦的校名，既含新中国之意。更有中华文明更始重兴、一阳来复之意。 

文明复兴是非同小可的世界历史性大事。所谓让哲学说中国话，所谓以哲学研究解决古今中西问题，无非就是对这件大事的见证与辩护。复旦这所可以说给自己提出了最伟大使命的中国大学，时刻召唤着我们为中华文明传统的解释和复兴做出人文学者应有的贡献，不负悠悠上天、往圣先贤。 

谢谢大家！ 

（本文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副教授在复旦校庆106周年学术文化周暨第45届科学报告会开幕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