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不時有人對我三十多歲在社會「嶄露頭角」有不同揣測，今天就讓我自己再說清楚吧。

我 1954 年出生在香港，父親是清水衙門的警察，一家住警察宿舍，我 20 歲前住的單位沒有自家廁所，一層樓十幾戶共用公廁。爸退休前幾年，媽發動一家大小穿膠花，每月賺三百多元，爸退休時，我一家就有了自己的單位，有了自己的廁所，「自住其力」，心滿意足。

我到英國留學，第一年生活費裏面有家姐賣嫁妝的錢。一周三晚，給外賣店的李老闆打工，每天走路上學，來回兩小時，勤工儉用，算是自給自足。學業應付得不錯，課餘工餘有時間，在中華同學會做副會長，會員全是香港和星馬華僑學生，還為當地華僑子弟教中文識字班。同學會會員中，不少學識閱歷比我豐富，我對國家民族的基本觀念，就是在其中幾位身上學的。今天，這些人大多在香港當教授，其中一位姓馮， 1979 至 89年，加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生活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我在 1984 年到過物理所探他，深感國家的落後。

1977 年畢業試考了個第一名，從英國回港，遇上香港經濟起飛，我加入英資測量師行 - 仲量行，每天第一個上班，比同事每天工作多兩三小時，日積月累，有點成績， 30 歲左右被擢升為這英資大行 200 年歷史中最年輕的合夥人。

回港後碰上英皇書院學長廖炳漢墮樓身亡一事。炳漢當時在油麻地警署任行政主任，當時警署有警察被調查貪污，一天早上，炳漢被發現倒臥在德輔道西，死因研究庭裁定為自殺。一眾英皇校友認為有疑點，於是找校友會會長陳子鈞大律師，陳當時為市政局議員，我因此認識陳大狀。

陳大狀介紹我入校友會和「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和廖瑤珠會長（律師）、陳文裘會計師、劉家駿建築師、何耀棣律師、劉紹鈞測量師、曾正麟規劃師、何鍾泰工程師等人經常到內地講課，分文不取，車船、飛機票、講義影印費還是我們自己支付，時為 1970 年代末，我在前輩身上學了報效國家的實踐。

我參加了深圳的第一次城市規劃工作，此外，就是經常講課，對象全是官員，講市場經濟中的土地利用和房屋問題，頭幾年用廣東話講，第一次厚着臉皮用普通話講是在珠海黨校。

1984 年初，中英談判有了突破，英國同意於 1997 年交還香港。有一個問題，中國政府沒有認識，也沒有解決辦法，因為內地還沒有私人房地產，這就是新界地契年期屆滿問題。當時新界的全部土地樓房，不論地區、不論新舊、不論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 1997 年 6 月 27 日屆滿，英國政府於 1997 年 6 月30 日撤出香港，因此全新界的房地產年期問題必須兩國政府共同解決。這是大事，中國政府對問題不了解，找上我，陳子鈞大律師和我兩人飛北京，和港澳辦在舊的華僑飯店開會。回港後，剛巧搬家，新居傢俬未到，我坐在地上將幾千字的意見書寫好，交給新華分社轉港澳辦。我的建議幾個月後成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的主要內容，我當時 29 歲。

此後幾年，不斷到內地講課， 1986 年到了上海，意見得到市長重視。 1988 年，國家修改憲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有償轉讓，也就是建立房地產市場，土地樓房可以買賣。上海率先賣地，我提出賣地要透明、公開、公平、公正，建議公開招標，而且標書要中英兼備，上海市政府同意。我負責和上海市的官員共同起草，我網站就有當年起草標書的一張照片，我當時向上海的朋友說：「我們在寫歷史」，因為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當時我 33 歲。同年，深圳第一次招標賣地，翌年，上海第二次招標賣地，我都和內地官員並肩工作。

上海在 1988 年成功賣出第一塊土地後，市長提出，請我公司到上海開業，我回應說：「在內地做服務業，要和內地公司合資，我不想因為合資雙方文化不同影響工作。」市長說：「就給你辦獨資公司。」豈料仲量行沒有興趣，經上海市政府三催四請，我回應說：「對不起，仲量行我不能說了算，如果這公司是我的，我明天就過來。」五年後， 1993 年，仲量行的其他五位合夥人，都是英、澳籍人士，因為 97 問題，無心戀棧，我毅然離開工作了 16 年的仲量行，成立梁振英測量師行，即時打電話到上海「還願」。上海分公司成立後，頭幾個月沒有生意，20 個青年同事每天受培訓，頭幾年每年賠錢。今天，專業服務公司之中，只有測量這一行，可以在內地開獨資，不必合資，就是因為我公司在上海開了個頭。 1993 年，我在深圳義務幫手招標賣地後 5 年，副市長說：「振英，你們做專業服務多辛苦，不如拿塊地去賺點錢吧。」我婉拒了。我堅持政府賣地要公開、公平、公正，價高者得。

至今，除了公司在上海曾經有過兩個宿舍單位，除了我在爸、媽家鄉山東威海有一小塊別墅地外，我在內地從來沒有任何房地產，也從不沾國家的其他利益，國家信任，給我報效的機會，我於願已足。

我少有逸樂，我們國家，我們香港社會，我的家庭，都沒有條件讓我蹺起二郎腿做人。但我的一生很充實，爸、媽給我好的教養，為我立了很好的榜樣，國家和香港給了我極好的機會，這不僅是事業發展的機會，更是為國家、為民族效力的機會。我30 歲嶄露頭角，不靠拉攏關係，不等運到，靠的是一點知識、一份堅持和加倍的努力。

人生總有盡頭，如果我這一刻兩腿一伸，我想的除了是父母、妻兒、朋友外，就是為國家做了的兩件事：一是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近年到內地訪問，主人家請我題字，我題得最多的，是「與有榮焉」，因為出了力，成果特別甜。

今後，我還是以這個態度為國家、為香港社會服務，繼續努力、不斷努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與有榮焉」。

和全體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共勉。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