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美学的复兴？

“美学的复兴”也可以称为“第三次美学热”。这是说，“美学热”以前出现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说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无所谓兴与衰：教育部在学科分类中确立了这样的学科，大学里设了这个专业的教授、副教授，招收着这门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每年都有新的美学文章问世，时而出现一两本美学的新书，这种状态就很好。“美学热”并非正常状态。“美学热”过去了，就进入了专业研究状态。社会不关心，我们自己做，这就很好，这是美学的常态。数学、物理、化学是如此，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是如此，这些学科都无所谓冷和热。美学也是如此，都是一些专门的学问。专门的学问有专人去做，不在乎出什么名，重要的是学科在延续，有很扎实的成果问世。不要美学的名人，只要美学的专家！

这种说法当然义正辞严，似乎无可辩驳。但我就是想挑战这种说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学这个学科的状况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状况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有时盛，有时衰。这种盛衰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关。说一句大话：国运盛，美学兴；国运衰，美学亡。不要笑！这句话也许有过于夸大美学与时代关系之嫌，也太简单化。我想说的是，这句素朴的话中，可以放进深刻的含义。前两次美学热不知在座的同学是否熟悉？我这里介绍一下。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次美学热。历史上将这一次美学热，称为“美学大讨论”。当时围绕着“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前辈美学家，都在那次大讨论中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朱光潜和蔡仪等老一代的美学家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当时年轻的学者李泽厚，更是在这场讨论中一举成名，成为一派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我当年在天津师范大学读书时的指导老师鲍昌先生，也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发表过美学论文。“美学大讨论”使美学一下子成为显学，为许多有理论兴趣的文学工作者所喜爱。

讨论、争鸣和批判，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学术常态。在那一段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学艺术的争论。从批《清官秘史》、《武训传》到评《红楼梦》，批胡风、丁玲，直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这些批判最终都演变成非学术的“大批判”，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整人和使整个社会愈益左倾化告终。相比之下，只有“美学大讨论”多少保持了学术讨论的品格。这场讨论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为以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美学的讨论之风，在文革前越来越紧的风声中日渐萧条。“文革”开始后，美学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形象思维”。文章中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以郑季翘的一篇批“形象思维”的文章结束的，而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美学热”又是以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论“形象思维”的信开始的。[1]“文革”结束后，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美学热”。我们一般说“美学热”，指的就是这一次。1978年《诗刊》的第1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谈形象思维的信。这是“美学热”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以此为起点，学者们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转向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再转向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与写作，促进了美学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美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美学著作，也翻译了众多的西方美学名著。

我正是在第二次“美学热”的时候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的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美学热”的原因，当时美学专业研究生很难考。我考的那一年，招生名额是2名，报名的有45位考生。除了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外，考三门专业课。鲍昌老师出一张卷子考美学，姜东赋老师出一张卷子考文学理论，李厚基老师出一张卷子考中外文学史。考试的结果，有8名考生各门功课全部及格。鲍昌老师用毛笔给这8名考生各写了一封信。当然我是幸运的，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被告知录取了。另外6名考生虽然没有录取，也收到了鲍老师的毛笔信。大概不及格的考生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当然，这不等于说没有录取或考得不及格的考生就不行。我多年以后还见过一些美学界的同行，他们也参加了那次考试，没有录取。以后他们考别的老师，也走上美学研究之路，做得很好。这么多人考一个专业，在天津师范大学是不是创了历史纪录，我不清楚，但至少在当时的中文系，这是一个纪录。当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比方说在我现在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听一些老先生说当时蔡仪和李泽厚先生招生，只收5名，都各有好几百人报名参考。

美学热到了1985年就开始降温，到了1989年以后，就逐渐消退了。我是1989年从天津师范大学到国外读书去的，1996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秋天，我回国工作，想看看我不在国内的这几年，出了哪些美学方面的书。中国学术书出版就是这样，学术书本来应是长销书，但却被当做畅销书出版发行。卖完了就没有了，也不再版。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我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到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听说那儿学术书比较多，希望那儿还存着一些没有卖完的。那次买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是为寻找美学书而来，看到店里书架上，确有一栏写着“美学”。但美学书架子上，根本没有美学书卖。在书店里找来找去，终于在一个转角的地方看到有两本，上面落满了灰尘：一本是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另外一本还是朱狄写的，书名是《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朱狄的名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了。这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位老研究员，写过有关当代西方美学的书。我当年在鲍昌先生指导下研究艺术的起源时，还读过不少朱狄先生写的有关艺术起源的著作和文章。为什么只有两本美学书呢？原因很简单：美学热过去了，美学被宣布过时了。为什么只有这两本呢？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由于别的书卖完了，这两本书曲高和寡还放在那儿。但不管怎么说，书店里只有两本美学书，足以证明当时美学的艰难处境。

当时，国内还在盛传，说国外的大学没有美学系，没有美学这个专业。仿佛是在说，国外曾有过美学，后来过时了。我说是“仿佛”在说，原因是，人们其实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国外”。谣言是能杀人的，也能杀一个学科。这个谣言传开以后，人们就觉得，这时谁还在做美学，就是一个过时的人。美学一下子变成了很古老的学问。你好像也没穿长衫，你怎么就做美学了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想的。“低水平”的人问：国外有美学吗？他们的教育部将美学设为二级学科吗？“高水平”的人宣布，在国外，搞美学的都属于很保守的一群人，跟不上时代，跟不上形势。于是，出版社的人看到美学的书就说：“这个不能出，出了不就全赔了。”书店的人则干脆不上架。美学书上架，白占地方，而书店的书架不是家里的书架，是不能白占的，空间就是销售量，就是金钱。80年代时，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人手一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到了90年代，人文学科的大学生也不买这些书了。

这是1997年，我从国外学习了美学，回国后所碰到的情况。我当时真有生不逢时之感。七七级的学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过不了几年，人们就开始说，大学生没有什么，现在扩招。花了很大力气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这时，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教书好像又变得不那么合格了。大学老师不是博士，终究是块心病。终于出了国，在国外修完学分，用英文写了一本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以为修成了正果，回国后人们却在说：美学？没有这个学问。我的一位同事曾写打油诗调侃我，说“美学已乘黄鹤去”。

这段时间对美学最主要的冲击来自各种新的批评方法以及文化研究的大潮。这些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放弃审美经验的研究。他们认为，如果光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艺术，范围太窄，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思路的确大大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使研究者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但是，从跨界到越界，进而出界，研究者走出文学研究，研究各种社会文化和亚文化现象，组成了学术界的游击队。听说有人在网上写文章，说我寻求中国美学的原创性，但没有找到点子上。要找中国美学的原创性，就应该去找女权主义。这位批评我的人，涉及的范围还不够广。更广的研究者，则几乎研究社会上的一切：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历史，等等，各种问题无所不包。这当然是好的，文学的确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但是，如果发展到文学研究者们在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那就不好了。

不仅在中国，在西方，最近一二十年，也出现了大致相似的潮流。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一个故事，今天再重复一遍。有一次闲来翻书，看到一本美国出版的学术杂志《哲学与文学》里有篇小文章，讲作者的一段经历。这位作者是某大学的教授，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招聘面试会。来求职的是一位女博士，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这位女博士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现代的批评方法很熟练地分析一首诗。听完后，一位面试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首好诗吗？”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这个学生问住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了一些不着边际、苍白无力的话。

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下，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评价正在变得过时：一些原本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宣布，他们所研究的是“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一些原本研究文学史的人宣布，他们所关心的是“思想史”，而文学已经“死了”；一些自称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宣布，他们的研究与美学无关，美学只是一些研究德国学问的人搞出来的东西，美学界属于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

对于这些“新”的立场，我愿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在文学艺术研究长期与美学合一，只有审美与哲学的解读，而缺乏社会和文化的解读之时，作出某种反弹，从一些偏执但却有深度的思考出发，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值得大力提倡。的确，美学界长期抱住几部经典不放，又不能从经典中读出新东西，对当代迅速发展着的现实视而不见，老调重弹又不能弹出新意，本身就构成了对新思想的压抑。对于从事理论探索的人来说，片面而深刻的思想火花，永远要比全面而平庸的叙述更有价值。

“越界”与“扩容”这一工作本身，是很有意义的。现代学术的发展，就是在一种矛盾运动中进行的：一方面，现代性带来了学科的划分，研究者被固定在一些固定的学科上，通过专门化以达到创新。我在国外读书时，认识不少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周末常常在一道打乒乓球、游泳。我也问问他们，做的是什么专业。他们就把自己的专业向我描述一番。我听了以后，常常感到一头雾水，他们研究的都是一些很专门的专业里的一些很专门的研究方向。例如，一位研究工业陶瓷的朋友只研究某一种既耐热又耐磨的陶瓷，另一位研究包装的朋友只研究牛奶盒的包装，还有一位研究人造金刚石的朋友只研究轴承上的人造金刚石薄膜。通过专门化，他们研究出了许多很有用的成果，这些成果本身在被运用以后，最终会推动某一具体的制造业的改进。对于他们来说，打破专业界限来一般性地谈论科学，谈论科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只是清谈，没有什么用处的。其实，我们研究人文学科的人也是这样。问一位文学研究者是研究什么的，如果他告诉你说，他什么文学都研究，你就可以断定，他没有什么学问。如果他告诉你说，他专门研究陶渊明、李商隐或者陆游，你会对他重视；如果他专门研究法国、德国或某个小国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或某个特别时间段的你所不知道的小作家，或者他能说一种已经死了近千年的语言，对用这种语言写的文献下过功夫，你会对他肃然起敬，原因是你碰到了一位专家，专家之学总是有用的，绝学更应该保护。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又在不断地打破专业界限，谈论专业以外的内容。专门化，形成了一种鸽笼式的学科分工，它本身是有弊端的。研究者只看到本学科的内容，而看不到学科间的联系，看不到本学科在人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这就有了局限性。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就要完成这种学科的超越，走出学科来反观这个学科，看到学科的全貌。因此，专门化与反专门化的矛盾运动，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矛盾运动之中，身处矛盾一方的人常常看不到另一方。专业人士看不到反专门化运动的意义，而这些反专门化的人，则常常对一些专业研究，甚至是他们所熟悉的专业研究，持否定态度。研究的课题小好，还是大好？人们可以永久地争论下去。搞文学的人，看到历史、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学科研究的意义，并吸收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实自己的研究，这当然是件很好的事。但是，跨出去就不回来，就是无根的游荡了。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可进可出的常住地是家园，一个不可自由进出的常住地是牢笼。这个比方，是在肯定跨界，也是在质疑跨界。不能作无根的游荡，不能无家可归。

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上来：审美评价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问这是否是一首好诗？一幅好画？一首好的曲子？或者，更为一般地说，是否是一件好的艺术品？也就是说，文化批评固然有趣，有时也有用，但审美评价还要不要了？审美经验还是否可以研究？如果是，那么，美学就有复兴的理由。如果没有，那么美学就过时了。

黄鹤能再飞回来吗？如果等不来，我们能否来一次寻鹤之旅？这十几年，我致力于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外国不是没有美学。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国际上有一个美学协会，始建于1913年，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中国美学家们过去与这个协会有一些零星的联系，也有一些前辈美学家参加过世界美学大会。1995年，我去芬兰的拉赫底参加了第十三届世界美学大会，在会上讲中国的前两次“美学热”。1997年回国后，我就开始推动，促使中华美学学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在此以后，我参加了几次会：1998年到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2001年到日本东京参加第十五届世界美学大会，2004年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美学大会，2007年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第十七届世界美学大会。我与一些同事一道，组织过几次会议：2002年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有20多位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成员参加的会议，2006年在四川成都组织了一次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会议，2008年在西安组织了一个两岸三地的美学会。2010年8月9日到13日，我们在北京大学组织了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这些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主要是通过美学的学术交流，让国内与国外的同行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从而相互学习。同时，这些活动也是向国内学术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国外并非没有美学。

第二，组织一些译丛，将国外当代美学介绍到国内来。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在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朱光潜、宗白华、缪朗山等先生为代表，主要介绍西方古典美学，包括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美学；第二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组织的译丛为代表，介绍了许多20世纪前期到中期的美学，如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我觉得，介绍与我们同时代的，我们所认识的国外同行的著作，从而使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同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年，包括商务印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等等，都在编译丛书。这些书籍的出版，给国内的美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话题。

可喜的是，这些年，美学重新赢得了研究者、一般大众和大学生的青睐。美学书卖得比以前好了，不仅是翻译的书，中国学者们写的书也开始受到欢迎。一些久已停刊的集刊，例如《美学》、《外国美学》等，也陆续复刊，各地都办起了许多美学类的集刊。一些新的中国美学话题被提起，一些国外的美学话题也逐渐在中国生根。

二、复兴什么样的美学

可能你们都知道一本书，德国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这本书出版后，在中国影响很大。韦尔施是德国耶拿大学的教授，席勒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现在，大学的全称就叫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在德国，席勒现在已经是一位文艺之神了。几年前，席勒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我曾在许多德国城市看到竖立在城市显要之处的席勒雕像，数量远超过其他的德国伟人。席勒代表着一种精神：美是自由。美是自由的游戏，通过这种游戏，人类可以走向自由的王国。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及其现代批判》的文章，试图将这位文艺之神还原为人，让他回到历史语境中，反对将他神化。[2]文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席勒的多次评论，他们对“席勒式”的“德国庸人”的抨击，做了一件偶像破坏的工作。从席勒到韦尔施，虽然都是这所学校的教授，但思想并不是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入美学和走出美学的过程。席勒是要建构美学，韦尔施是要解构美学。韦尔施这本书的原名叫Undoing Aesthetics，意思是美学的消解。[3]我们都知道，在电脑里按错了一个键，造成文件丢失，一个通常的做法，是按ctrl＋Z键，这个操作就是undo。做了这个操作后，页面上就回到了按错键以前的状况。这个操作很简单，做完后没有任何影响。回到一个操作以前，再进行新的操作，对于使用电脑的人来说，应是每天都要做无数遍的事。但是，韦尔施想要undo的，是整个美学，也就是把从康德、席勒以来所做的一切都undo掉。历史与电脑操作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它不可以重来一遍。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一遍的话，项羽一定会在鸿门宴上把刘邦给杀了，哪有什么后来的汉朝。任何要让历史重来一遍的说法做法，只是针对当代现实的情况，说点什么，试图做某件事。文艺复兴，以复兴古代世界的文艺和学术相号召，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近代世界。很多文学艺术上的复古主义运动，都是如此：以回到过去相号召，实现向前发展的目的。

在“美学”（aesthetics）名义下，人们曾经做过什么事呢？这当然要从“美学”的起源说起。“美学”是什么时候起源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两种说法最具有代表性。

一种说法是，美学是从希腊人开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这样一个区别。西方艺术史一般都从法国和西班牙的原始人洞穴壁画讲起，其间讲新石器时代艺术，一些文明古国，如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所创造的伟大的艺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之后，才谈到希腊艺术。但是，如果是讲美学史的话，一般都是从希腊人讲起。这种做法，本身就暗示，美学是从希腊时期开始的。在有些美学书中，对此作了解释。例如，鲍桑葵的《美学史》、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都论述了审美意识在希腊人那里的起源，谈到荷马史诗中开始了真正的审美判断，以及前苏格拉底的模仿思想和形式美的思想。其他一些流行的美学史著作，例如克罗齐、基尔伯特-库恩的美学史，等等，都从希腊写起。中国学者们所写的关于西方美学史著作，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无一例外都从古希腊写起。最近出版的，汝信先生主编的四卷本《西方美学史》的第一卷一开头就写道：“希腊民族并不是最古老的民族，然而，它是历史的宠儿。”[4](P3)于是，美学就从这个民族开始发源。记得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过一句话：哲学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的名字叫泰勒斯，他说万物起源于水。[5](P49)我想仿此格式造一个句子；美学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的名字叫毕达哥拉斯，他说万物统一于数。我们从弦长度间的比例关系，发现了音乐的和谐，我们从万物间数的关系，可以发现世界的和谐。美似乎有规律可寻，于是，从这时起，希腊人开始了对美的规律的探讨。

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美学是18世纪才在欧洲出现的。1735年，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出版了一部名为《对诗的哲学沉思》的著作，第一次造出了aesthetica这个词，意思是“感觉学”。1750年，他以此为名，出版了Aesthetica一书的第一卷。对此，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一书中提到，自从鲍姆加登正式用“埃斯特惕卡”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就呱呱下地了。[6]朱光潜曾多次重复这种观点。他认为，在鲍姆加登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只存在“美学思想”。只是到了鲍姆加登，“美学”这个学科才出现。[7]对于这种说法，我在去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是《“美学”探源》。[8](P1－23)这篇文章主要想论证，美学并不只是由于鲍姆加登发明了这个词就诞生。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英国的夏夫茨伯里，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夏尔·巴图，以及像哈奇生、休谟，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等等，众多的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个学科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们谈论美学这个学科的诞生，必须避免当代社会常会产生的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宣布某种学科诞生，再组织一批人去研究它，宣传它，最终它就诞生了。美学不能只是通过命名而诞生。只是通过命名就诞生的科学，是伪科学，人文学科也是一样。美学这个学科的诞生，是以一些基本的预设为前提的。这些基本的预设，就是开始于夏夫茨伯里审美无功利、内在眼睛等思想，维柯的诗性思维的观念，夏尔·巴图关于“美的艺术”及相应的现代艺术体系，休谟的关于审美趣味的思考，博克关于崇高与优美的分野，以及鲍姆加登关于感性认识具有相对独立的完善性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汇集到康德那里，形成了“审美无功利”与“艺术自律”这两大信条。最后的综合工作，是由康德来完成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而席勒是这个学科最早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人们在“美学”的名义下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指的应该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依托学科概念所做的一些事。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美学的发展，就会发现，许多过去没有的观念形成了，许多过去不存在的分类被确定下来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社会机制建立起来了。例如，什么是艺术？我们关于艺术，有三个英文词art、the fine arts和Art。这三个词的分野能够很好地展示这种发展。当我们说art时，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即从洞穴壁画、原始歌舞开始的艺术。这个词还可以用来指“技艺”等等。艺术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们与工艺，与制作，与人的各种活动，没有被截然分开。一些文明古国，如巴比伦与埃及的建筑，都是art。贡布里希讲希腊艺术革命，说只有希腊人才有art，是想说明希腊人给艺术带来的独特的进步。从希腊人开始，人们开始反思艺术，将它与生活相比照。从这个意义上讲，贡布里希宣布，希腊人创造了真正的art。到了18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夏尔·巴图提出“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是想建立_个组合，将诗歌、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合在一起。这种建立组合的努力，促成了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也推动了现代艺术制度的形成。由此更进一步，理论研究者们开始寻找艺术的共同特征，并由此探讨艺术的本质。于是，原本对宗教崇拜对象才具有的那种神圣感，被转移到艺术上来，使艺术有了一种被称为灵韵（auro）的东西，从而有了大写字母开头的Art。现代意义上的、具有学科性质的美学，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再如想象（imagination）概念，这本来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了狮身人面的怪物，人首马身的神，带翅膀的天使。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得自模仿，而必须经由想象而创造。但是，这种想象，还只是组合而已。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了全新的想象概念。这时，想象具有了直接洞察和把握真理的功能，使理智变成感觉，使精神成为肉体，使不可见变成可见，对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消化，从而形成新的质。②

还有，审美态度的理论，也是在19世纪得到了发展。本来，自然界中的事物有美有丑，早期的理论家主张艺术要模仿美的自然，欣赏者要在自然中辨别美丑。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生活丑也能进入艺术，于是，也有人写关于丑的历史。由此而出现了种种复杂的生活与艺术相互转化的理论。审美态度理论出现以后，就开始形成一种观念，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关键是看有没有一种主体的审美态度。由于有了这种态度，世界就成为对象。叔本华认为，对象成了“柏拉图式的理念”，主体完成了去欲的过程，于是对象就成了审美对象，主体就成了审美主体。爱德华·布洛认为，只要有了“心理距离”，对象就成了审美对象。

韦尔施想要undo的，就是这种18世纪发展出来的，包括从17世纪到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年所盛行的美学。这是狭义的美学，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

除此以外，韦尔施想要undo的，还有另一种美学，这就是“分析美学”。分析美学是从20世纪前期开始的。这种思想的最初源头，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维特根斯坦本人对美学没有说多少东西。他认为美学不过是伦理学而已。他的一些继承人，如莫里斯·韦兹，也对美学持取消主义的态度。但是，恰恰是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基础之上，生长出了众多的分析美学思想，并在20世纪中叶直到世纪末的西方美学界，特别是英美美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分析美学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学应该是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即对批评的批评。在文学艺术的经验之上，大量存在着文学艺术的批评，包括作品评论、作家艺术家评论、有关文学艺术流派和历史的书写活动。我们说创作与批评共同构成艺术，就是强调批评对于艺术的重要性。没有批评，现代艺术就不能成立。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工艺、高雅艺术与通俗大众艺术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否是批评的对象。分析美学所做的，就是从对批评的研究开始。相对于直接面对创作、作品和社会需要的研究而言，美学被解读为这样一种学科，它对批评所使用的术语进行哲学的分析。在生活中，语言的使用是与生活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且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学的研究，分析语言使用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现象。美学也是如此，它是对文学艺术批评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一些专门术语进行研究。分析美学家们研究什么是艺术，为艺术寻找定义，研究什么是模仿和再现，什么是表现，什么是形式，从而对这些词语的用法进行澄清。分析美学对于美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在欧美，一些重要的分析美学家，例如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乔治·迪基、理查德·沃尔海姆、纳尔逊·古德曼等，都对美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美学，成为20世纪美学发展的重要一环。这种美学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重要的中国美学家对分析美学持排斥的态度。实际上，借鉴分析美学的方法，进行一些概念、术语和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对中国美学在学术化和专业化方面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美学家们需要进行分析美学的补课。

但是，分析美学也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局限性的。分析美学只分析概念，认为美学家不研究美，不研究艺术，只分析语词。这种过分严厉的间接性，会带来美学整个学科的萎缩。20世纪后期分析美学发展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学家们是一些具有高度思辨能力、语言学专业知识、数学和逻辑学训练的专门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也日益经院化。例如，在2007年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美学大会上，一位分析美学家作了“叙述是如何可能的”的发言。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听讲时坐在我旁边。听完出来后，他就对我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叙述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应该还原为“生活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不能从叙述之中寻找叙述吸引人的原因，而应该从它是对生活的叙述来找生活吸引人的原因。这个例子，是对分析美学困境的最好说明。分析美学中生活之维的缺失，使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让位给了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使美学之路越走越窄。

我们描绘了从思辨美学到分析美学的发展，说明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美学，经历了一个转化。这只是一个极粗略的对美学史的描述。实际上，这些思想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思想线索，如英国文化研究、法国的社会学批评、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都对美学构成挑战。

在这里，我举一本书为例。美国哲学家杜威在1934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的中译本叫《艺术即经验》。从原文直译，这本书可译成《作为经验的艺术》。作者的意思是说，艺术从经验的角度看，就是作品，从有形的物质角度看，只是产品。这本书致力于打破三个界限，即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术与工艺的界限，以及高雅艺术与通俗大众艺术的界限。作者认为，过去我们研究艺术，探讨艺术的本质，都是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这是错误的。传统的思辨美学从“美的艺术”出发，分析美学从批评话语出发，实际都不脱离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的路子。艺术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一部分，将它分离出来，并将它们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是世界转向现代以后带来的种种世界、体制和观念变化的一部分。杜威坚持认为，我们不能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而应该绕道而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习惯于把一个做工特别精良的东西称为艺术，如果这样的话，艺术和生活就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其实古代的很多东西，比方说神庙、神像、宫殿、纪念性碑柱，都是为当时的宗教或者政治统治服务，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被创造出来的。在没有现代艺术观念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并非心存艺术的目的。因此，艺术与生活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同样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也并没有这样的界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着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到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本来都不是作为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所具有的观赏性，与艺术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居室、服装、家具，都有美的要求。我们买一台电脑，一样电器，在质量可靠、功能齐全的条件下，外观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这些审美要求，与他们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所寻找的审美感受，有着连续性。当代美学的任务，不再是像从18世纪开始的美学那样，寻求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而是通过这种连续性的寻找，看到艺术的出路，也看到美学与社会改造、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系。

三、美学复兴的社会意义

让我们还是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并从这里出发，探讨当代美学复兴的意义。80年代的“美学热”，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语境中出现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一个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将一种激进思潮所能带来的对社会的破坏，以极夸张的方式，明确地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于是，“文革”后，就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要不要解放，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在“文革”最盛行之时，人们也在唱《国际歌》，也喜爱其中的一句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在“文革”后的那个大转型时期，这句歌词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涵义。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美学热”，自然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或者说，有着一种对“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进行消解的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人从精神上走出“文革”，要比1976年10月6日那个晚上半小时的组织解决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在这一过程中，美学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美学热”的兴起，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形象思维”讨论的重新出现。“形象思维”的讨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50年代时，“形象思维”问题就被热烈地讨论过。发表于1978年《诗刊》第1期上的毛泽东给陈毅论形象思维的一封信，是这场讨论的新开端。在此以后，全国掀起了“形象思维”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早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在“美学热”时，知识界有着一种普遍的理论热情。人人读马列，读康德、黑格尔，读当代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著。这个时代被人们称为新启蒙的时代，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今天常有人讲，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恰恰是这种躁动，使人文学术充满着生机。许多最有价值的思考，都是在那个时代生长出来的。在这种躁动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前不久在浙江温州开会，在会上听来自东北的一位学者谈80年代，说我们应该珍视80年代精神，要像怀念五四精神一样怀念80年代精神。我对这句话深以为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创造性、文学艺术繁荣、美学上充满探索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的“美学热”，以及在“美学热”中积累下来的种种思想成果，是中国美学界永久的财富。

前面说过，“美学热”之后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仿佛给人一种错觉，“文化研究”取代了“美学”。其实，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美学热”体现的是一种“文革”后在中国出现的、以“新启蒙”为口号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在为此后的各种学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拓道路。因此，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时期。在“美学热”之后，出现了学科的分化，美学作为公共知识论坛的地位丧失了。美学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大学继续讲授。此后出现了不少厚重的中国传统美学整理和研究的著作。但是，在理论的新探索方面，脚步放慢了。更重要的是，社会对美学的关注度急剧下降。这时，“文化研究”取而代之，取得公共知识平台的地位。当然，“文化研究”的社会关注度，从来也没有达到当年“美学热”时的关注程度。时代发展了，知识在分化，社会也变得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被转移。90年代美学的衰退，与经济中心地位的取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需要钱，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时代，赚钱最多的人，就成为文化英雄。

有一次，听一位美学教授谈当年他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的一件事。1980年，第一届中华全国美学大会在云南召开。会后李泽厚先生应邀转道四川大学作讲演。在学校的大讲堂里，座位上坐满了人，过道站满了人，窗外也扒满了人。对于这所大学来说，李泽厚的讲学，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件大事。所有的大学生，不管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都要来一睹这位美学家的风采。我想那个校园里的学生，哪怕已经忘记李先生讲了什么，对此情此景，以后几十年都不会忘记。后来，我又听说，20年后，大概是2000年时，李泽厚先生去厦门大学讲学，贴个大海报，也引来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听众照样很多，照样很兴奋，但大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学。学生们看到李泽厚老人登台，很失望地说：“不是李泽楷来讲吗？”这场讲演的结果，我就不清楚了。我想以李先生的口才，学生们会欢迎的。只是，如果他讲美学，学生们能否听懂，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李泽厚还是李泽楷？这也许能代表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80年代，文化英雄是美学家，到了90年代，文化英雄是经济上的成功人士。

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好的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向世界强国迈进，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但是，经济发展了，更要注意避免土财主现象。我在北京的住处附近有一个小区，打出的口号是“新贵社区”。对于我们这一代读过巴尔札克、狄更斯小说的人来说，“新贵”是一个很坏的词，与粗俗的暴发户，吝啬、野心勃勃、见钱眼开、要钱不要命，这一类的印象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词，居然会被当做小区的名字，也真是时代变了。在北京的某一街道上，有一个房地产的广告词：“开始脱离群众！”这里的小区环境好，是上等人住的地方，没有拆迁户，居民不“杂”，安全有保障，保安很负责，“一般人”进不来。还有，小区安静，房屋间距大，游泳健身方便，车位充足。这些都是自然的要求，可能我们也都习惯了。但是，听上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

近些年，在美学界有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文章都在，具体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在80年代美学之后，90年代美学被边缘化。在“文化研究”盛行之时，也有发展审美文化研究的呼声。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审美文化的研究能做什么？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前面说过，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路就会越走越窄。在当代做美学，视野要扩大，方法要多样。要关注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意识到审美和艺术，只是社会生活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我封闭的一个小社会、小世界。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科学技术、交通与通讯的发展，等等，这一切，都会对审美与艺术产生影响。美学研究在这里出现了发展的机遇。这种研究不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抱残守缺，也不能随波逐流对所出现的一切唱赞歌，而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作出一点有意义的思考、呼吁、挑战。

当代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需要经济的发展，但是更需要精神的财富，需要对美学、对艺术的重新体认，美学就可以起这样的作用，而且也需要美学起这样的作用。这也是近几年美学热重新出现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前几年美学无人问津呢？那是由一个社会大背景决定的。为什么最近几年又有这么多的美学书出来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有这样一个需要。这是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美学要针对当代社会生活发言。这不是说，要将美学变成社会批评，而是针对当代社会和当代艺术的状况，用一种理论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立场，并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去。沃尔夫冈·韦尔施也持这个立场，认为美学要保持一种独立性和批判的立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追求社会正义。我们现在提，要让老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这非常重要。衣不遮体没有尊严，无家可归没有尊严。但是，仅仅追求一种普遍的生活保障，还是不够的。保护尊严所需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质量，这就把审美与艺术包括进来。这里我想提一个概念：品位。让老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是否也包括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品位不是财富的同义词。有人说，坐桑塔那是一种品位，坐奥迪是另一种品位，那是用错了词，是变了味。品位是生活的充实，是生活的艺术化。

四、美学与“批判”

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一切都是艺术。艺术不是一切，而是给人以意义、价值和力量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回到一个词上来，这个词就是“批判”。在“美学”这个词下面，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美学曾经为艺术立法，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之中，提出规则，进行选择，从而推动经典化过程；美学也曾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对审美和艺术活动进行研究，从而找出审美与艺术活动中的生理—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的规律；美学还试图对批评话语进行语义学的分析，从而通过影响批评来对艺术活动过程进行间接干预。所有这些努力，对美学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前几天，我们在文学研究所开了一个会，讨论毛崇杰先生的一本新书《走出后现代》。围绕着这本书，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后现代是一个现代之后的历史时期，还是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运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后现代？是否存在着一个建构的后现代？这些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正是在这个会上，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考，这就是：理论的功能。有人将理论家看成是预言家。预言未来会怎么样，后来预言没有实现，就应该证明理论是错误的。有人将理论家看成是设计师，按照这个设计去做，做成了，就证明理论是正确的，做不成，就证明理论不正确。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许多人将理论看成一种满足知性消费的游戏，人们读文学，达到一种感性的愉悦，而读哲学，则满足一种知性的需要。读者读一些难懂的书，最后终于读懂了或自以为读懂了，于是产生了快感。许多人绞尽脑汁去下棋，就像许多人拼尽全力去踢球一样，不过是游戏而已。于是，这些人认为，理论著作也是游戏，能给人提供一种别的活动所不能取代的理智的快感，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有人持这种观点，这也未尝不可。但是，除了服务于这两种功能的理论以外，还有没有服务于其他功能的理论存在呢？我想是有的。

人们对理论的价值，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标准。然而，在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理论时，仅仅将之看成是知性的需要，显然是不正确的。它应该被看成是与现实的需要有紧密关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曾被看成是“造反”的哲学。通过“造反”，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文化大革命”时，要搞继续革命，继续强调“造反”哲学，因此有“造反有理”说。“文革”结束后，要发展经济，就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学者根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吃饭”哲学。发展经济是正确的，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也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应属于另一个层面。马克思并不教我们怎样发展经济，而是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了以后该怎么办。比方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并非告诉我们怎样发展生产，而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社会财富的创造，本来是为人造福的，却变成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在社会矛盾不可解决时，就要革命。但革命与建设相比，应该说，建设是常态。革命，这里指大规模地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只是在不可避免之时才被迫采取的行动。然而，这绝不是说，在建设之时，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它的作用。相反，在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调整发展方向，使它保持以人为本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需要一种作为“吃饭”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更需要一种作为“批判”哲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批判”哲学。保持和发挥它的“批判”性质，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学上来。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美学要做什么？美学不是跟着社会的发展唱赞歌，而是要坚守自己的批判立场。人文学者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去医治社会的疾病。人不仅要吃饭，也需要吃药。这个思想在以前就有了。80年代就有人提出种种思想，这些思想老是被批判，如异化的观点，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不断地清除这些“精神污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说出了当时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弊端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批判的哲学，返回到它本来的面目，使它有益于我们的社会建设。我觉得这是理论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美学要做的事情。在大众文化从通俗走向低俗、鄙俗、甚至恶俗的情况下，也许有人会说群众高兴就好，但是美学不应该如此，美学应该坚持自身的立场，对这些“病变”进行医治，使社会健康发展。我们要有一个批判的立场，要指出它的弊病，这也许是美学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对自己的定位。当图像时代到来的时候，美学家的任务不是歌颂这个图像时代，而是要说出图像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浅薄化。当通俗文化到来的时候，美学家的任务是说出通俗文化缺乏深度的弊端，说出我们的社会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当网络时代到来的时候，美学家需要说科技不是一切，科技之外需要一种人文立场。所以我坚持认为理论要坚持批判的立场。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人给我们描绘科幻小说，图像时代的人宣布文学已经过时了，面对这一切问题时，我们需要美学，需要用美学的立场来批判这一切。也许这种观点是古典的，但是我的这种古典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在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寻求一种人文的立场，在这样的立场下做美学。

注释：

① 这是根据作者2010年5月20日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为在校研究生所作讲演的录音整理。感谢整理人，天津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王爱花，同时也向安排这次讲演的赵利民和刘顺利两位教授表示感谢。本文在发表前经过了作者的修改和补充。

② 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请参考门罗·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第224－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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