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都知道，与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资料极其丰富，即使很小的题目也几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穷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1] 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针对今日史学界读原始材料不够认真的风气，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

尽管如此，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著中是否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是“评审”者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一些学人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情结，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还应认识到档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实际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2] 档案本身的产生及其得以保存下来，并不像许多档案“崇拜”者所设想的那样“客观”；且不说档案创制者和保存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档案的“主观性”，就是各种偶然因素无意中的影响，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档案材料的“客观性”。

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档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论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孟子曾提出一种“论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读古人言说方法(《孟子·万章下》)，从这一视角看，陈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伪(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陈述的“本事”)是一问题，产生“故事”这一文本的语境，同一“故事”的多种陈述，以及任何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内容。[3]

例如，民国前期报纸对当时各类具体事情的报道，其“真实”程度或接近“真实”的程度相当参差不齐。[4] 但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从“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这一视角看，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本非“事实真相”的二手叙述，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样，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且“论世知人”一法本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论世”与“知人”两者带有互补意味：不仅“知人”需要“论世”，且“知人”本身也有助于“论世”。故在进一步扩充史料时，除更加注重档案之外的各种报章杂志外，还应尽量使用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更可能带有个人“主观性”的史料。有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即对每一个体的了解应能增强我们对这些人所处时代的整体了解。

说到日记，过去相对看重各类重要人物的记述，实则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或虽为上层而在我们历史记忆中已被淡化者的个人记述，更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近代西潮冲击之前，日记在中国本是一种带“创作”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记其实是作为“著述”在撰写。因此，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往往是有意写给人看的，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越是“人生得意”之人，这类味道越重。但中下层士人的日记常经历着一个从“为人”过渡到“为己”的进程，盖士人在少年时代多具有鹏程万里的梦想，那时的日记多半接近“著述”，正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若到中年而尚未得志，少时的梦想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则日增。故对史学研究而言，这类日记的价值有时反而非一般专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

不过，随着西潮威力的增强，受其影响较大者，特别是那些留学之人，其日记中“为己”的成分就可能多于“为人”的成分(这也仅是大概言之，如少年就暴得大名也最“爱惜羽毛”的胡适，就两者兼具)。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清华的张彭春，曾留学美国，其社会地位在有名无名之间(但在一般中外历史叙述中基本属于“失忆”的人物)，他的日记就偏于“为己”，较多直抒胸臆的成分，不像是专为给他人阅读所写(日记中有时文字尚不算很通畅，也未见修改，或可为一旁证)。现在已知尚存的张彭春日记为1923-1925年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5] 稍带“工作日记”之意，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的目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办大学等更宏观的内容。

那时张彭春刚届而立之年，他对国是、社会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等方面的兴趣相当广泛，其日记除了直接提供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具体信息(例如1925年清华校长更易时各方的竞争，就有相当数量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还常常可以印证当年思想、学术与政治的许多倾向性发展。比如刚好在那两年突然兴盛的“整理国故”活动，张氏就有一些特别的观察和感想。

整理国故得到胡适的大力提倡，但胡适本人对其能迅速风行初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到其已经流行之后，又曾一度受世风影响而拟放弃教书，以此为专门事业。张彭春在1923年2月20日为我们记下了胡适这一转变:“昨晚饭在B[按似为其兄张伯苓]家。适之说将来不再教书，专作著作事业。整理国故渐渐的变为他的专职。国故自然是应当整理的，而适之又有这门研究的特长，所以他一点一点的觉悟出来他一身的大业。”

现存胡适日记恰不包括1923年初那几个月，他自己怎样记录这次谈话尚属未知；当时北京的政治大环境及胡适个人在北大的小环境都有些不顺，所以他放弃教书的打算或受别的因素影响。[6] 不过胡适的转变应该也还有其本身的主动性，那正是他开始主编《国学季刊》和为清华留美预备生开具大规模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之时，他恐怕真有干一番新事业的计划。

有意思的是，尽管张彭春对整理国故有所保留(详后)，但他在20天后便较仔细地阅读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颇感觉“从这个书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国学的法门。然而可以看出胡先生所谓国学的是从这些书中得来的。既说是历史的国学研究法，所以必须把这些书按胡先生的次序从头到尾读一週，这是他所提倡的”。不过“这还是一种‘死工夫’，为少数人或可试办(专心研究思想同文学史的人，大学国学科必须有的两个学程)”。至于“为大多数教育的问题”，即“那些不能专心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胡适却并未提供答案。(《日程草案》1923年3月10日)

这一点的确击中了胡适的问题所在，因为胡所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本是针对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当年多数人并不认为“国学”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发动开书目的《清华周刊》“记者”就给胡适写信指出，他所开书目既“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书目，使其读了这些书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大约同时，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比胡适所开数量少得太多，该《周刊》记者认为，两份不同的“国学书目”反映出“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一问题。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会太高，也不必太高。[7]

其实当日社会对参与文教事业的留学生确有较高的国学要求，张彭春也是留学生，他在清华任教务主任即发现因其国学程度差而常为同事所看不起，故非常羡慕也是留学归国而任职清华的吴宓在旧学方面的休养。这样的感觉贯穿了那两年张氏日记的全过程，故不一一列举。[8] 有趣的是，张在公开表述时则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有时还主动进攻，影射吴宓的学养不足。

据吴宓日记记载，他在1925年10月为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因其主持研究院行政工作而读书时间少，自觉“空疏虚泛，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彭春当时为演讲作“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使吴“深自悲苦”。最有趣的是实际被张彭春看重的吴宓自己也自信不足，他私下承认“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督促自己“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9] 可知当日学人间竞争甚烈，表面虽或取攻势，暗里多自省弱点而思补救，尚不失学人本色。

当张氏在思考不“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时，颇有些屦及剑及的认真态度，当即打算亲自尝试一下非专业的人怎样整理国故。他知道自己古书的底子不厚，所以“不拿全体所谓国学的来研究，用问题做线索，做一部分的搜集。先秦的名学，适之做过一度的整理。谁来做先秦教育的调查？这种事或者可以得任公的帮助。可惜我古书的底子太浅了！不过可以给将来的学生做一个试验，看看一个没读过古书的人能否作国学的研究”（《日程草案》1923年3月10日）。从今日专业研究的角度看，让没读过古书的人来作国学研究或不免想象力太丰富一点，但这恰提示出整理国故在当时的吸引力，像张彭春这样明显持保留态度的学人也基本承认研究国学的必要性或正当性。

按张氏毕竟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他不研究国学的“全体”而“用问题做线索”，正是所谓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所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治学方法上的时代转折(惟这一转折似不彻底，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提倡学术研究要学习西方的“问题意识”)。他后来继续关注国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到8月间读了《小说月报》上顾颉刚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后，认为“顾很可以作适之的高徒，写的是同适之一样的清楚明晰，有时也很能说笑话。所拟的假设有历史进化、时代分明的眼光，证据也非常充足”。张氏的确看到了胡适治学的特长，可知他自己的眼光也不差。结果他似准备放弃以外行研治国学的尝试，认为“整理古书的条则，适之可以算得汉学的真传。头脑真是灵活，读书也很博详。这样整理古书的学问，决不是半路出家的人所可望及的”！(《日程草案》1923年8月12日)

他在同一天又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不过，在东北的金毓黻到1923年7月才注意到梁、胡所开的国学书目，金氏在日记中特别肯定“二氏皆新学巨子，胡氏复究心西籍，于举世唾弃之国学，宜不屑言；乃不吝开示，委曲详尽，至于如此，虽老师宿儒，有不能道其仿佛者”。从“举世唾弃之国学”一语看，整理国故的风潮此时基本未波及东北。时人或更多的后之研究者多已视这时的梁启超为落伍，但金毓黻却把握到了问题的实质：就“国学”而言，梁其实与胡适一样是“新学巨子”。由当时甚享时誉的梁、胡二位“新学巨子”来开示“国学书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其影响非常大。约三个月后，金氏已感到“近来治国学者铜洛相应，风起云涌，虽其所言或出于稗贩、或缘饰新说，然所获亦不少”。[10] 短短几个月间，国学的社会反响已从京师到边陲，渐有席卷天下之势了。

但当年中国“学术社会”的分裂和多重性已相当严重，以“保守”著称的东南大学于1922年办出了一份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杂志《学衡》，[11] 这份似旧还新的杂志使情形趋于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盖《学衡》的主事者吴宓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基本态度却与胡适等人大不相同，这就给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该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识，面临这样的挑战更导致其不同观念的重新碰撞与竞争；胡适后来向青年发出不走“死路”的号召，其一个考虑便可能是想与《学衡》一派划清界限。

当时文学界的情形就有令新派不乐观之处，张彭春在1925年就认为:“文言白话的争一时不能分胜负。两个最大分别：一个是写出给人看，一个是说出给人听。写出人看的，说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够了，所以字句尽管往古洁处锻炼。人看懂了文言再看白话自然嫌他麻烦，讨厌他不雅驯。说出人听的，自然要人一听就懂。近来写白话的，有时所写的，人听了不能懂，那末，白话的活气脉他没寻得着，同时文言的简炼他已经丢开，这类白话文是现在最常见的。《学衡》、《甲寅》不满意的白话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所谓白话的活气脉是白话文能不能常久的主要关键。”（《日程草案》1925年7月23日）

按张氏的思想资源正从《学衡》和《甲寅》而来，说明这两个刊物对新派的挑战或比过去认知的更加有力。张本人的态度是倾向于《学衡》一边的，此时他尚认为文言白话竞争的胜负未分。但他关于“文言”的认识其实并不传统，很可能即是新文化人“创造”出来的。因为真正的文言恰要上口能诵，决不仅仅是“写出给人看”；当时的白话文反更多是在“写出给人看”的方向上努力，在“说出给人听”方面其实相当欠缺——最注重民歌的顾颉刚在抗战前夕带领一批读书人写通俗的大鼓词，就发现与“民众的口语不一致”，只好请一个原业鼓书的艺人来校正。[12] 不过张所谓缺乏“白话的活气脉”的确是当时白话文的重要弊病，因为许多人正追求国语的“欧化”；对一般识字者而言，欧化的“白话文”确比文言更难懂。这样的白话后来竟然战胜了文言，真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

从当年到今日的一般认知中，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中站在后者一边应该是偏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其实《学衡》一派是否“保守”或是哪一类型的“保守主义”都还大可探讨)。然而在1923年胡适打算以整理国故为“他一身的大业”时，张彭春显然并不赞同，他的感叹相当有意思，值得全文引在这里：

(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然而一般青年要做活事是可引到真新生活上去，新文化是新生活的光彩，而新生活是非从“开辟经验”上入手不可。新思潮的意义不是批评，批评是新环境使然的，领青年们到新环境的经验上去，他们自然能发生批评的真精神。(《日程草案》1923年2月20日)

这进一步表明当年中国“学术社会”的多歧性，在一般认知中偏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张彭春竟然将整理国故视为与国家民族的时代需要这类“活事”有相当距离的“死事”，故认为胡适欲以整理国故为“一身的大业”是被社会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这也大致属实)。这样的看法很能提示当年一般读书人眼中什么才是学者应该做的(即“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且持相近见解者为数还不少，许多人更有公开的表述。几年后胡适便在类似世风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彻底转变了对整理国故的态度，正式表述出与张彭春相类的观念，号召青年走自然科学之“活路”，不再走钻故纸堆这条“死路”。[13]

这部分与清季以来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相关，曾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之社会地位已开始边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学术”或“文化”在国家中的地位，就连学者也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问题。张彭春在1925年就自问:“然而谁是学者？能发表文章的人？中西学问兼优的人？读书多而思想精密的人？得中外舆论赞许而认为真有成绩的人？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对此“现在全国没有一定的标准”（《日程草案》1925年12月8日）。“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本落实在“学”之“专业”上面，至少在字面上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更不能比“士大夫”)。通观张氏那两年的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条“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大概指他自己那一类人。

张彭春对什么人是“学者”感到的疑惑与他此前主张多作“活事”的思路是一致的，提示着他仍有超出“学者”字面意义的宽广社会关怀。他在1925年夏秋对“政局看不出头绪来”颇感忧虑，慨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他也分享着当时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张氏发现，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一方面“都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他们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同时又“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日程草案》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

这一观察相当符合世情，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早在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访华时，北大就设宴招待越飞，据说蔡元培在席间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很受中共的赞赏。[14] 到1923-1924年间中苏两国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正常程序的举措，却适应了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得到了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一般并不视为特别激进的张君劢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15]

就是张彭春自己到1925年11月时也感觉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北京政局一度左倾的趋势相关；不久或因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张氏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关于冯部“赤化”的宣传已有学界中人接受，故从国民军的短暂胜利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乃预为适应“新朝”作准备。(《日程草案》1925年11月30日、12月27日)。有类似观感或反应的当然不止张彭春一人，通常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大体也属于张彭春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中的一个，他虽不曾“主张共产”，但在1926-1927年间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16]

从一位学人有限的观察和记述中已可见这样多有关20世纪20年代思想、学术与政治的信息，可知日记虽然“主观性”较强，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对“客观”的史事。张彭春日记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值得研究那一时段的学者认真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