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的做法，是建一个“民事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法官们说，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案件大量积压，“送达难、执行难、信访化解难”。现在变了，仿佛医院门诊部，挂号的先诊断一下，叫作“深度程序审查”，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敏感案件等，则疏导分流；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针对案件性质，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部门资源，推动“大调解”。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这么个双赢的局面，却有学者颇不满意。当然他们也是好心，时时呼吁，表达忧思，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什么是“正事”呢？在那些专家看来，就是坐堂听审，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一身黑袍，假发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细致的剖析，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轮流考问证人，辩驳事实。除此以外，都算“杂务”，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一句话，调解不可取，不是对抗式诉讼，也没有判决书，起不到“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郭小冬，页37）。

其实，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绝非停止法治建设，或者“开历史倒车”，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毋宁说，“大调解”复活“马青天那一套”，是“形势比人强”；是“诉讼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负，给逼出来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小产权”，恶性的强拆、自焚、警民冲突事件很少，谁能想象“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包括少数贪官的隐私权？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任务却越加繁重复杂，从文书送达、诉前调解、委托鉴定，到执行判决。司法程序上做些调整，不违背人民法院的宗旨，重拾社会主义的政法传统，来一点“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或者法官会同“五员一警”（人民陪审员、社区法庭协审员、人民调解员、特邀监督员、公安片警）巡回办案，让“人民调解进立案庭”“人民法庭进社区”，逐步消除“草率结案、诉讼不公、涉诉信访”的现象，有什么不好的呢？立法方面，继去年颁布《人民调解法》，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赶得可及时了。

法学家都爱美国。都说美国人健讼，维权意识强。但美国法院的案件受理量，远低于中国。法官的人均办案数，更是没法比。统编教材不也说，审判周期在那里可以一拖再拖，拖个三五年不稀奇。司法制度太不一样了，普通法是对抗制诉讼，出了名的费钱耗时，穷人享受不起（伯恩斯《美国庭审之死》）。但那只是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美国人纠纷相对少些，社会矛盾容易化解。诸如商业诈骗、食品安全、小贩砍城管、官员跟房产大鳄勾结的案子，不如中国普遍。正是受制于此类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人民法院才没法简单照搬外国的制度学说和理念，不论多么“先进”“科学”。它只能从实际出发，改进司法，争取让群众满意。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改革家只有多做实地的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否则，就谈不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样共产党的大事或“基本任务”（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点，司法改革跟其他党政部门的工作，并无本质的不同。

我们的专家学者的种种诘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误会，就是把人民法院想象成美国或者德、法、日本等“法治国”的法院了。表现在方法论上，便是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比如，假设中国是在往“法治国”走，奔的是“三权分立”的金光大道。然后拿美国的做法同标准来衡量，挑毛病，摆学说，召开学术会议。这么着，才叫法制改革。结果，诉讼跟调解成了对立的制度，中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疆界，这一边褒作“法治”，那一边贬为“人治”。不幸的是，人民法院没有搬去华盛顿或纽约，受理的也不是美国的家庭与财产纠纷、社会矛盾，依据的更不是美国法律。不是说不能讨论司法改革的方向；学者完全可以质疑其合法性，开展批判性的研究。但是，具体到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我们不能脱离实际，仅从自己的理念或信仰出发，要求法院脱离公检法在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分工协作制度，放弃它的政法职责。那样说话，服不了人。诉前服务，特别是诉前调解，以政法体制观之，实际是一次富于创新的改革，利用的正是一元化领导分工协作的优势，同时也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

难道司法改革可以不理会民主与法治的一般原理么，批评家也许会问，那可是“普世价值”呀！说到普世价值，如今也有教条主义的误解，不肯承认同样的价值选择，例如“能动司法”，可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美国的联邦法院自有一套搞法，中国的人民法院为何不能另辟新路？落实在司法程序，调解便是一例。还有什么比诉前调解更为能动而积极的化解纠纷方式呢？诚然这是“中国特色”，但也应当让人尝试，总结经验教训；有了成效，则加以推广，形成并光大自家的传统。此是其一。

其二，既然试一试“中国特色”不算犯规，更非罪恶，便可以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普世主义价值话语。这东西老祖宗一直就有，求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先贤向西方学习，奉行“拿来主义”，拿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普世主义理想和价值观。这些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能否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孕育新的普世主义呢？我以为，这个可能性是应该保留，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并寄予希望的。

我这么说，并无取消正当程序的意思，而是指出老百姓即人民司法的服务对象的一般感受。道理很简单，必须先给群众运送社会正义，他们才会对司法程序抱有信心，才会尊重诉讼结果或法院的判决。实质正义乃正当程序之母；只有法学家才会颠倒了讲，主张程序本身便是正义。

就实质正义而言，司法改革最大的障碍，在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失落。因为，一切改革措施，无论立案审查、诉前调解，还是法院内部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的重新设置，或者如房山区法院那样，各诉前调解组长兼任对口民商事审判庭副职，打破诉调对立的教条和僵硬的部门界限——这些初见成效的改革，若是想上升为制度的保障，抵御形形色色的腐败而获得人民的信赖，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工作伦理，亦即职业与政治伦理。

于是，强调人民司法或司法改革的人民性，便包含了伦理重建的大目标。法条至上，唯程序主义，眼里不见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关心社会福祉，不明辨案情是非，不善于做化解矛盾的思想工作：那样的法官是极易丢失职业伦理而堕入腐败的。调解比之于诉讼，有一点根本的不同。诉讼较为技术化，一般不靠说服教育，而是用辩论攻守各样策略，对抗性强（包括律师代表当事人同国家法律周旋）。调解则主要靠说服教育，耐心劝解，用的是另一套“非讼”技术。法官就需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尽到伦理责任。

换言之，一元化领导的人民司法，跟西方式司法和法官独立审判，所倚靠的职业与政治伦理是迥异的。其培育机理和制度约束，也大不一样。抛开人民司法的中国特色，去追逐另一政法制度下的价值立场，未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遏制不住腐败，也增进不了司法的效率和公正。

这么看，房山区法院的诉前服务改革，更有深一层的伦理建设上的意义。当然，仅只法院一家为人民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个国家机器，党政机关各部门都落实这一宗旨，并在全民的伦理重建中起先锋队的带头作用。惟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做到“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到那时，司法改革包括人民法院的反腐倡廉，也就成功有期了。

 

 

 

                                   二零一一年六月于清华园，原载《人民法院报》2011.6.16

 

 

伯恩斯（Robert Burns）：《美国庭审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Trial），芝加哥大学出版

社，2009。

郭小冬：《民事诉调结合新模式的探索》，载《清华法学》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