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对立性质、并指出这种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发现。本文当然也无意对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就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广泛共识的理论做任何创新；以下所有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和不同阶段状况的概述，都不过是对经验过程的一般归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讨论无关。

既然不是以理论探讨为目的写的文章，本文所列出的基本数据也就不必精确：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1992年，陡然出现了4600万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占那时11亿人口的不到4%.从那以后过了12年，如今13亿人口中有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约5亿在农村。5亿之中已有至少2亿成为非农就业劳动力，其中有1.2亿离开家乡外出流动打工，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流动农民”，占总人口之比约为15%.

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引起广泛关注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专家给出因利益背景不同而无所谓对错的不同解释，也是必然的。

一、中国农民进城打工高潮在九十年代形成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放开计划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制度。

应该看到，农民工的大批流动是从1992年以后真正开始的。以前不是没有流动，但数量较少。因为，中国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按计划凭票证供应的制度是在1992年取消的。到年底，只有西北的少数县份还没有取消粮票。

当人们不再使用粮票时，农民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就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是1992年中国突然出现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要条件。

其次，这一现象的出现又和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的农产品卖难有关。

中国在1988年实行了以“价格闯关”为名的市场化改革，随之出现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改制中都出现过的物价大幅度上涨；导致1989年以后连续3年的经济萧条。此期间城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弹性下降造成的大多数农产品卖难，直接导致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但其必须以现金开支的教育、医疗、税费等却不仅不可能同步减、反而不断增加，因此农民就不得不寻找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以增加现金收入。

其三是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

1992年以前农村并不是没有大量出现非农就业，但与九十年代以后的最大不同是，八十年代主要是在农村内部从事非农就业，亦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本村或就近的乡镇企业就业。因为，随着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1985年农民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七千多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同步地增加了经济作物。农民可以在经济作物的购销经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寻找到就业机会，农业结构调整之后的农村经济活跃造成了现金收入和支出增加，这就造成“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导致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大量兴起，以填补一般低档消费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市场空间。

这也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不是主要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没有放开粮食、油料等消费物资的计划分配体制的约束条件下，第一波的非农就业是在农村内部完成的：1984-1988年曾经出现平均每年超过17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1988-89年中国城市爆发通货膨胀危机随后导致1990-91年的生产停滞；即使在1988-1991年的危机和萧条阶段，农村仍然平均每年有120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到1992年出现农民大规模流动之前，农村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约1亿3千万农业劳动力。

相对来讲，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低成本的转移，既没有诸如各种政府部门收费或者行业准入造成的过高门槛，也没有企业上交社会保障费用等问题。这种最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客观上有利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的低成本起步。这些就是被很多后来留学归国学者所忽视的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优点。当年的中国还没有那么激进地照搬西方制度，政府允许乡镇企业在本村无偿占地、允许税前列支“支农资金”和补足村社公共开支等，那时的政策大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好政策。

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但因为在原材料、产品市场等各方面与城市形成很大的竞争，引起了国家计划内工业部门的不满，政府随后在政策方面的调整，客观上越来越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利，出现全国大抢购，乃至于发生银行挤兑风潮之后，国家立即采取了紧缩政策，“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得不到贷款，失去银行资金支持以后，1990年后一度出现了不景气的局面。

可以认为，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政策导向变化之后，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和从乡镇企业得到的现金收入下降，是1992年前后出现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的第三个原因。

二、城市改革的复杂背景和进城农民工的两个阶段

一是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的认识。

1988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达到18.6%，个别大城市比如北京物价指数超过25%，事实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型的危机发生导致1989年的紧缩局面，1990年实际上是进入萧条的第二年，此后，还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从萧条到复苏的过程。这个期间逐渐蓄积起来的经济增长的力量，在1992年“邓南巡谈话”的条件下得到释放。

不过，这并不是靠原来一般的制造产业自身的运转释放出来的，而是借邓南巡谈话之机突然产生的三个投机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第一个就是大办开发区，大搞房地产。1992年前后同时开放的还有证券市场；接下来1993年前后开放了期货市场。其实邓南巡之后，恢复对传统产业的投资并不能马上使得经济重新进入高涨。而恰恰是这三个明显具有投机性的领域的“突破”，使得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形成的投资压力得到突破性释放。

随着邓南巡，“开发区热”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全国形成了8千多个开发区，带动了一系列的地产投机。任何带有强烈的投机性的经济领域的开放，必然带动大量金融资本注入，以追求短期资本收益。当时，这是带动农民外出打工潮的一个外部原因。

同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接着带来能源、原材料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热潮，带动了产业扩张，要增加大量的机器设备进口，随之，1993年前后出现进口热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随后导致1994年不得不实行“官方汇率与市场并轨”的改革，本币一次性地贬值57%.

二是进城农民工两个阶段的结构变化与问题。

尽管邓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过热并不健康。但其同时带动的农民外出打工潮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办开发区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产业工人，而是粗工，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是男性。东部沿海开发区要搞“三通一平”，这是初期阶段。以后是连续三年的经济高涨，进城打工的人从1992年的4600多万，增加到1994年的6000万左右。这样的过程与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工业化平均每年1000多万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为非农就业相比，人数少得多但成本却大大增加。当时中国政府认识到那是“经济过热”。

第二个阶段是在开发区大致建成后，到九七年香港回归。

由于中国绝不放弃香港回归时全部主权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香港一般制造产业向广东转移。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策动香港大资本出逃，想使香港经济空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则是“国家资本政治挂帅”，短期内组织了460亿资本进入香港，填补了香港大资本出逃产生的空缺，同时也抬高了香港房地产价格。因此迫使大量香港中小产业资本移师大陆。

所以，统计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的资本，大量是港资或者海外华人资金。这就恰好填补了上述搞好三通一平的东南沿海开发区的资本空白。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但这毕竟是真正的产业资本转移。因为南方开发区引进来的大量是玩具、服装、电器等等的生产线，所需要的工人以女性为主，这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打工者的性别结构，女工的问题就开始突出了，造成了打工群体的新问题。

因为农村的家庭一般必须是男工回去顶家的，大部分男工是挣了钱就走的，消费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事实上，女工比较容易落地生根；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可能很好保障女性的权益，妇女在农村中的财产地位和在城市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没有财产约束的情况下，女工更容易进入城市成为打工群体，这与城市打工群体常年化、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和随带人口增加造成的子女教育、居住条件、医疗等问题，都直接相关。

因为1992-93年城市需要劳动力的主要是粗工，所以，以往男性为主的打工者可以三十岁、四十岁，只要能干体力活就可以。那时不仅农村青年出来，壮年也出来，他们一般都有家有口，肯定会回农村去。因此，第一拨的打工潮基本是来多少回多少。但在东南沿海形成一般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布局以后，第二拨就可以来而不往。此后，进入城市的打工群体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不大，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增大。女性和青年人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这使打工群体在消费上、在融入城市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趋势性变化。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三、新时期的劳资关系问题

首先看强势集团的形成。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房地产投机的还主要是“官员下海”或者以官方资本为主，因为，往往是官员和官方资本容易得到政府垄断占有的土地。那时的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政府征占和官方控制的金融投资结合形成资本的过程。因此中国才出现权钱结合、在地产业发展中快速致富的权贵资本集团雏形。

接着，是九十年代后期以国有企业改制来实现的官方资本个人化，逐渐游离出一批股份制公司，并导致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的大资本集团开始成形。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是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第二桶金就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房地产投机。原始积累捞出来以后，很快就形成资本集团。城市中的强势群体逐渐产生后，就必然会产生另一个对立的弱势群体。资本集团和其利益代表成为一个强势群体之后，它所要求的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基本制度框架开始发挥作用。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悄悄地被“国有企业”取代，其低效益的问题几乎毫无疑问地就变成了工人的问题。于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保护投资人权益，以提高资本收益等等，成为政府主动推进的城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当资本集团形成并日益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影响开始增大，这时候，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也随即发生了被利益所决定的变化。制度文化的总的趋向也就越来越不利于城市的劳动群体。

其次，分析城市工人群体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九十年代初以前，城市中的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工人群体，其实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几乎全部公有制劳动者都享有生老病死全程的福利保障，尽管收入也很低，但相对于农民来讲，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优越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所以，他们在传统体制内部发挥着类似于中产阶级的作用，甚至毛泽东发起的文化革命，都受制于无法动员他们中真正的精英（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资本强势集团形成以后，城市国有企业工人的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了。
一系列的城市政策开始不利于那些曾经得益于旧体制的工人。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大抢购之后，与政府财政关系直接的国家金融系统面临群众挤兑；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率，但并没有同时调整贷款利率，这导致1988年当年金融系统的直接亏损就到达460亿左右；年末转化为当年财政赤字500亿。从此，中央财政出现了一个不利的发展趋势：财政赤字此后不断增加，就连续向银行透支；银行资本金下降，金融系统的形势开始恶化。又加上1989-91年连续三年的所谓“三角债”期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财政的赤字也不断增加。于是到1993年前后，财政不仅吃空了银行的资本金，还多透支了83亿，这等于政府吃了老百姓的存款。1994年后，财政不得不转变为靠发债维持。国债的发行数量是按倍数往上翻的，五十亿、一百亿、二百亿、五百亿、一千亿；翻到后来，最高年份发到三千多亿。

因为财政收支出现了长期严重赤字，靠发国债维持开支，所以，财政过去承担的基本保障开支，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的支付便都逐渐弱化。客观上造成了财政“甩包袱”式的各种改革。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和医疗都开始产业化、市场化，公开地大规模提高收费标准，公共品变成了部门谋取暴利的手段。这是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另一面。

官方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或公司化，和公共品部门的企业化、产业化或者私营化，迅速地暴露了或恶化了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失业下岗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了。这时候的主流话语就在讲进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和下岗职工这个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而独独不讲矛盾是如何造成的，背景是什么？更不提金融资本是怎么形成的？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是怎么形成的？

强势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不仅这些都忽略了，还乐于帮助在这个领域翻云覆雨的所谓的大款们进行“财产合理化、合法化”包装；后来则进一步强调无条件“大赦”，不管昨天的原始积累中企业家手指缝里有多少血，都可以不再追究权钱交易的那些腐败问题了。以后就你财阀、我精英，从《与狼共舞》变成与钱共舞……。

总之，这是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打工群体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和城市的整个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制度环境变化有重大关系。

其三，讨论国情制约与派生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主流理论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虽然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这和执政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试图实现的可持续发展，有不吻合、或者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但并非“地大物博”。尽管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却非常短缺。并且是在国内已经出现资本过剩，加上过去已经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的双过剩条件之下，加入了本来早已就是双过剩的全球化。近年来人们对资本过剩已经没有多少争议，最典型的标志就是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了180%以上，而美国不过百分之七十多。另一方面，目前全国劳动力总量约达八亿以上，是不可能充分就业的。

在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的双重过剩的矛盾下，就导入了一种不得已的扩张趋势：要靠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新增就业，否则必然出现城市和农村的就业严重不足，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趋势，就必然会带来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是中国也如世界发达国家那样出现资本过剩，当然也就如它们那样不得不继续以优惠政策推动资本扩张。所不同的是，中国需要尽可能增加投资带动就业，否则就可能出现社会动乱。

第二，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绝对过剩，必然使得过剩要素的价格下降。因此，劳动者工价低，甚至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以及劳工待遇低，无社会保障等问题，就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突出。

第三，在上述情况下，中国既难以形成劳工组织，难以形成劳工思想和理论，也就难以有劳工政党；到目前中国也没有西方那种劳工运动和劳资谈判。于是，无论左中右的价值判断或者主观愿望如何，欧洲那种第三条道路式的、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特征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可能难以形成；人们寄希望的西方式的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恐怕也碍难进行。

就因为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无限供给的，所有这些理想的制度就都不可能顺利地、自然地形成。除非不计代价。

200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研究员发表的关于“公司守则”的调查表明，全球化条件下，即使跨国公司也要求“善待劳工”；但在中国却得不到以招商引资为己任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企业家也觉得会失去竞争力，劳工自身则无法去实现这个基本人权的要求。

这个调查是中国当前劳资关系的一个客观写照。所以，在西方制度中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劳资谈判、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契约，以及随之伴生的法律秩序，当然也是很难形成的。因此才出现劳工被虐待、拿不到工资的现象。就算能通过法院判劳工胜诉，也难以执行。因此出现劳工爬到塔吊上抗议、自杀等等，甚至出现个体复仇或群体犯罪，那已经类似于“恐怖主义”了。

与此相关的是内资大量不计代价地“外逃”北美，甚至带动那里华人区房地产价格上扬。

因为这种“坏的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的无序，也是有钱人害怕的根源。

有鉴于此，假定我们不顾国情矛盾，简单化地认同这样一个西方照搬来的“四化”趋势，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其实不可解。如果进了这个单向道，没有调头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大家考虑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唯一的希望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作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以及为了解决与这个承诺相悖的三大差别，而已经重新强调“两个务必”，以及相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我们应该促进的，只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政策修改；而切忌再盲目照搬。

为此，建议那些还愿意脚踏实地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认真反思，开展一场新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