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央视一条新闻：法国迪奥首席时装设计师加利亚诺，因喝醉了酒，在巴黎一家酒吧骂了一对犹太人几句，结果被指控“反犹”“种族主义”言论，惹上了司法麻烦。在迪奥时装表演秀结束时，本应由加利亚诺出来，接受记者拍照的闪光和观众的喝彩……但加利亚诺没有出现，倒是迪奥公司的主管，庄严出现在T台正中，口中念念一连串“以……的名义”，正式宣布将加利亚诺解雇。

看看画面上那熟悉的街景，当年我住附近的巴黎国际艺术城两年，也常去那个街区喝一杯，听听酒吧里的音乐演奏。没想到，一位大名鼎鼎、西方上流社会的宠儿，竟然只因醉后酒话而倒霉，令人太息。

无独有偶，加利亚诺事件，让我想到前不久法国《世界报》网络版的一则报道，也可印证西方“言论自由”到了何其虚有其名的地步。

著名法国外交政治人士斯特法纳·黑塞尔（Stephane Hessel），预定1月18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举办一场关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会。但在“法国犹太协会代表委员会”（CRIF）的抗议，和法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下，1月12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宣布取消这场讨论会。的

黒塞尔何许人也？今年高龄94岁，法国大名鼎鼎的抵抗运动人士，坐过德国集中营的牢，战后主笔撰写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当过法国驻外大使，自己也有犹太血统。但出于正义，他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实在无法看下去，于是在2010年10月20日出版了一本三十多页的小书《请愤怒吧！》（Indignez-vous！），三个多月，就在小小6000万人口的法国销售了100万册。

黑塞尔早就对以色列发出批评的声音。2008年底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黑塞尔亲往加沙，目睹了难民营遭轰炸后的惨况，愤怒指控以色列政府犯下了不仅是“战争罪”，而是“真正的反人类罪”（véritabl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并且把以色列列入“恐怖国家”。

这次巴黎高师讨论会被取消，实在是一个讽刺。巴黎高师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校，可以说法国文化精英大都出自此校。文学家罗曼·罗兰，哲学家萨特、柏格森、阿隆、福柯，艺术史家丹纳，思想家布迪厄，政治家饶勒斯、前总统蓬皮杜等等，都毕业于巴黎高师，它是法国精神自由传统的象征。巴黎高师宣布取消黑塞尔主讲的讨论会，明显违反言论自由，引起了一些争议。

1月18日傍晚，黑塞尔本人，巴勒斯坦驻布鲁塞尔代表莎希德（L. Shahid）女士，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和一些巴黎高师的学生，在巴黎高师附近的先贤祠前的小广场集会，抗议法国政府的“言论管制”（censure）。

“言论管制”，都是中国亲美自由派用以批评中国政府、并认定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所独有的东西，西方“民主”“自由”“宪政”国家是没有的。如今，在一个以“自由”立国的国度，在里面安息着伏尔泰、卢梭等“自由”先贤的国庙门前，一群“自由公民”在大声抗议“言论管制”，他们会作何感想？面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愤怒地把嘴巴装上死死封闭的拉链，他们会若有所思么？

其实，黑塞尔受到的压制还不只是讨论会被取消，他还在吃官司。

2010年6月15日，黑塞尔呼吁参加一个抵制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地区生产的产品的运动，叫做“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ésinvestissement et sanctions）BDS运动。这一事件马上引起法国犹太组织“全国警惕反犹办事局”的抗议，称其“挑动种族仇恨”，称这一活动是“非法的”，并对黑塞尔提起司法诉讼。

这个BDS运动的依据是，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隔离”。当年一些西方国家因为南非当局实行“种族隔离”，而对南非实行制裁“杯葛”（boycott）。如今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也实行“种族隔离”，于是也应对其“BDS”。

今天的的巴勒斯坦地区如今已成为百余个与世隔绝、互不相连的飞地，加沙地带是其中最大的一块，可谓一个个集中营。到处是检查站，检验“良民证”。当年苏联建柏林墙被称为专制象征，如今以色列耗费巨资建造比柏林墙更高更现代化的隔离墙，在约旦河西岸建了650多公里，在加沙与埃及边境也建了240多公里，媒体却几乎不提及。居住在隔离墙里面的巴勒斯坦人，过着比当年南非黑人更没有自由的生活。国际上要运一些人道主义生活医药用品去加沙，以色列海军也拦截运送船只，甚至开火打死船上人员。这样的情形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视为“种族隔离”。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最早作出这样的定义。2006年11月，卡特出版《巴勒斯坦：和平，不要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卡特认为，认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当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已超过了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自然，卡特立即遭到犹太势力的谩骂，骂卡特“反犹”。

二战后以来，犹太人被迫害的宣传铺天盖地。而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真情却很少被人知。新闻自由么？卡特声明写此书的原因，正是“关于中东的现实，美国人普遍无知（largely unknown）。”全世界也普遍无知。由于世界主流媒体是犹太势力掌控，从来不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处境。中国中央新闻台只会转播世界主流媒体精心误导的报道，比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海滩上很悠闲快乐呀，或模拟踢足球世界杯呀，所以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当今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境况。当今是媒体信息时代。一件事实媒体不报道，就等于没有存在。

黑塞尔呼吁大家来参与BDS运动，法国犹太协会代表委员会负责人斥骂黑塞尔是“对精神的犯罪”（crime contre l’esprit），是“智力暴力”（violence intellectuelle）。这位负责人最恐慌的，恐怕不在于这个运动真地抵制了多少以色列占领领土的产品，而是这个活动会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以色列“种族隔离”的真相，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地把这样的言论与活动压下去。

黑塞尔不仅司法上被追究，在犹太精英主控的学术知识界，也遭到谩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研究员安德烈·塔吉也夫（A. Taguieff）在自己的“脸谱”博客上写道：“有天晚上，在撒黑尔地区深处，一条毒蛇咬了黑塞尔老头一口。你猜发生了什么？是那条毒蛇死掉了！……当一条毒蛇具有了善意，像那位名叫黑塞尔的人那样，很可以理解人们想砸烂它的头！”

黑塞尔只是发表一个呼吁，一种言论，并未对法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竟然也是犯法的？对，在当今“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的法国，就是犯法的。因为参与了BDS运动，法国一位女参议员和另外80多位人士，也已或即将受到司法审讯（mis en examen）。有的人获得释放，有的人被罚款1000欧元……

这像一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的国家么？

其实，在西方广泛存在“言论管制”，并非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德国摇滚歌手麦克尔·莱吉纳（Michael Renener）因歌词有纳粹倾向，被判刑三年。美国大兵马克·豪尔（Mark A.Hall）编唱了一首讽刺美国国防部的反战饶舌歌曲，也被判蹲监狱。去年法国年轻人阿克赛尔·戈班（Axel Cobin），因在网络上传播纳粹倾向歌词，也被判刑三个月缓期，罚款600欧元……可见，在西方，网络上也不是随便“言论自由”的哦！

西方社会实际上有很多忌讳，不能去“自由言论”。比方说“民族主义”，是绝对不能肯定的，因为“民族主义”已永远与纳粹绑在一起，只能宣扬“世界主义”， 称颂“全球化”。再如，犹太金融资本主控的“当代艺术”是不能批的。法国著名批评家让·克莱尔，因批评“当代艺术”而被人骂为“反动派”“极右”“法西斯”。所以，克莱尔明确说，当代西方与前苏联一样，存在“言论管制”。另一位法国评论家让-菲利普·多梅克（J.-Ph. Domecq），也指控当代艺术批评界是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实施“人类压迫史上一种新种类的精神压轧（laminage mental）”。人们只能言不由衷，否则就要付出“高昂代价”。

还有一个禁忌，绝不能碰，碰就是犯法。那就是：对大屠杀与毒气室，任何质疑，甚至研究都是犯法的。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都有明确的相关立法。然而在西方，就是有那么一批质疑大屠杀与毒气室的学者和各类人士，人称“否定主义”或“修正主义”派，冒着被判刑的危险，仍然坚持研究，质疑大屠杀与毒气室。在今天，有相当多的“否定主义”人士，在西方被判刑入狱，真实上演一出出当代“文字狱”。（2）

最著名的“否定主义”学者，可举英国历史学家戴维·伊尔温（David Irving）和法国前里昂大学教授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

伊尔温是二战史专家，因否认大屠杀和毒气室，好几次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缺席判罪。2005年他去奥地利旅行，被奥地利警方逮个正着，判刑三年。上诉无效，还是坐了一年多牢（400多天）。英国本是西方自由主义渊源之地，没有禁止“否定主义”的立法。所以伊尔温只要不去德、奥、法等国，还是可以自由做他的研究的。不过，2007年底，牛津辩论联合会邀请了伊尔温，举办一场讨论会，结果会场闯入一批抗议者叫喊唱歌，干扰会场，最后竟然出动了警察来保护讨论会，堪称奇景。伊尔温的名言是“我不说他们想听的，我只根据档案说话！”

福利松在法国，命运就比较悲惨了。他从1970年代开始就认定毒气室不存在，并质疑《安娜·弗朗克日记》的真实性，结果长期遭到人身威胁。1989年被暴徒殴伤，肋骨被打断。之后不久，被革除教职，还遭到搜家、罚款、冻结银行账户。到外地旅行时，在许多国家遭到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2005年，福里松被判刑三个月缓期。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为福里松辩护……

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主张不应当用法律来禁止质疑大屠杀，而应该用事实来论证。他批评西方学术界的“不宽容气氛”：“如此禁止分析纳粹主义……，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有闭嘴沉默了！”（3）

“否定主义”人士不仅有判刑之虞，还遭受媒体封杀，人身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曾亲历德国集中营的法国历史学家保尔·拉西尼叶（P. Rassinier），是法国最早的“否定主义”学者，一直被主流媒体封杀。美国教授亚瑟·布茨（A. Butz），写过《20世纪的欺诈》（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寂寂无闻。1978年，法国“否定主义”人士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因否定毒气室，被汽车里安放的精密炸弹炸死。1981年，法国语言学博士盖聂（Michel Caignet），因把《奥斯维辛的谎言》小册子从德语翻译成法文，被人脸上泼硫酸毁容。（3）1982年，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学教授乔治·阿希莱（G. Ashley）的住宅，多次被砸，遭燃烧弹袭击。1984年，设在美国加州的“修正主义”历史复审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遭纵火，所有原始档案资料、手稿和六年的研究成果被焚毁。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一些出版社和书店，因出版、售卖修正主义书刊，而被纵火或捣毁。诺尔特只能算半个“修正主义者”，也受到电话恐吓和人身威胁，1988年他的小汽车被人焚毁……

既然是历史事实，为什么要立法禁止人们去研究？哪怕是极其邪恶的言论，比如美国三K党，也有设立电台的言论自由啊。为什么大屠杀和毒气室就不许人们去研究、去质疑？要研究质疑，就来“文字狱”，这显得很不正常。

诺尔特说“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有闭嘴沉默”，黑塞尔用图像标示“闭嘴”，世人应知西方“言论自由”为何物。

黑塞尔的“请愤怒吧”，可以说是当代左拉的“我控诉！”（J’accuse）

但指控的对象发生了变换：当年左拉是为受冤犹太人辩护，而今竟是犹太人国家成了指控对象。犹太人从一个被迫害的地位，转变成以国家机器压迫别人的形象。

这里要声明：本人绝不反犹。相反，本人最敬佩的两位西方学者都是犹太人。一位是批判社会进化论和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另一位是揭露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美国大学者乔姆斯基。

本人所想说明的是，当今世界主流媒体，充满着“宣传”（乔姆斯基语）和谎言。一方面是故意掩盖一些事，另一方面是故意大肆宣扬另外一些事。尤其，西方并无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5）而是有很多禁忌或“政治正确”。其中最大的禁忌，就是不能研究质疑大屠杀和毒气室，不能骂犹太人，进而也不能批评以色列。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加利亚诺的酒话和黑塞尔的小书所招致的严重后果了。

注释：

(1) 这句在中国广为传播的伏尔泰名言，其实没有出处。在网上寻找法文文本，竟然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文本，但都没有“誓死”一说。如果真是伏尔泰所言，应该很轻易找到出处。这样的情形让人猜疑，这话很可能是为了美化西方“言论自由”而加到伏尔泰头上。

(2) 1999年，德国哲学博士菲德烈克·托本（F. Töben）因否定大屠杀，被判刑9个月。2004年，瑞士退休教师阿芒德鲁兹（G-A. Amandruz），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1年。2007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格尔马·鲁道夫（G. Rudolf），因出版发行修正主义书刊，被判刑2年半。2008年，奥地利工程师沃夫冈·弗洛里希（W. Frohlich），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6年半。2009年4月，奥地利作家、诗人宏西克（G. Honsik），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5年……

（3）见http://www.vho.org/F/j/Akribeia/6/Akribeia81-93.html

（4） 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136

（5）倒是在当今中国，其实最言论自由，骂谁都不犯法。开国领袖随便骂，共产党历史随便“修正”。正的统统说成反的，反的统统说成正的。那位袁某人在课堂上恶毒咒骂伟人毛泽东，类比有人在美国课堂恶毒咒骂华盛顿，在美国绝对要判刑，但在中国却没有受到任何司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