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屋权利是包括了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都可谓之「社会权」的一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项。对这些领域，尤其是住屋，我当然是外行。 我今天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社会住宅这一特定问题，不如说是针对更高一个抽象层次的社会权问题。 这也是我为何应邀来这个我其实完全并没有发言权的场子来说话的原因。

我今天的发言，有一个历史的与理论的架构。 首先，我要把1989年的无住屋运动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是台湾当代住屋作为社会权的论述与实践的原型运动，而在它或1990年之后，社会权论述与实践就一路沉寂达二十年。 今天的社会住宅议题，或许是社会权论述苏醒的一个征候，或许不是。 我们希望它是，因此更需严肃地面对一个问题：社会权论述何以在无住屋运动昙花一现之后消沉至今？ 而当初无住屋运动的众多内外形成条件是什么？ 而之后这些条件又面临了什么危机？ 社会住宅的推动者，如果把自己看成社会权论述与实践的支持者，那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因此，我的发言题目订为：社会权论述的路障。

如果今天的社会住宅推动的活动能够跨越整整一世代，在一种精神与实践上接续上无住屋运动那个小水滴，那或许能让很多人对如何理解这二十多年来的当代社会政治史，有一种因为对历史事件的新的意义赋予，而来的新的鼓舞──无住屋运动（或它所体现与象征的社会权论述与运动）在这二十年间原来并没有死亡，而是进入到一个历史伏流。 夏铸九教授说无住屋运动是「台湾社会早起的市民运动」。 我想，夏铸九所谓的「早起」的确是比「早熟」更具有一种希望不死的意思，早熟会早夭，早起则就有后起。 这当然还只是个期望，但知识的责任要求我们对这个期望谨慎的观察并提出批判性的质疑。 因此接下来我将以无住屋运动作为一个水位，衡量并解释这二十年社会权论述的消沉。

 

如何理解1990年后这二十年的社会权论述危机？

这个危机非常清楚，因为这二十年之间几乎所有的「政治的」甚至「思想的」动能，都卷进到蓝绿的无穷的口水战中；所有的议题最后都被转化、收编到蓝绿统独认同上。 因而，人民生活很痛苦很郁闷，失业率越来越高、好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教改越改越糟、健保越来越贵、房子则是根本买不起…..。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被抬到公共论述层面，无法形成社会权利论述。

但现在，也就是这几天，我们突然看到朝野有人在推动「社会住宅」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过去这20年是怎么了？」──我认为，是现在参与到新兴社会权论述与实践的人们有责任思考的。 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问题」，而首先是一个自我反思性的问题。 推动社会权论述的组织团体，有责任论述你们对过去这20年间社会权何以消沉，以及在这个消沈中，我们自身的责任为何？ ──必须要有一种反省的努力。 这不是姿态，而是在知识上与信念上确保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过去的问题，并要踏出全新的一步。 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信赖你们的公众负责。

为了免于误解，我要强调，这个反省不是一个「道德性的」，而首先是思想性与理论性的。 我们要怎么看待这整整一个世代的无理论、无思想、闹烘烘的，大家比麻辣的民粹主义，以及社会权论述的消失？ ──这是我要此刻重访无住屋运动的原因，因为我要以它为一个对照，照出之后的危机与虚无。

简单来说，作为社会权体现的无住屋运动之所以出现，有如下四个重要消极的与积极的脉络。 我先简单提出来，然后再依序讨论它们在之后二十年间作为社会权路障的展现：

1.在台湾的1989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没有形成一个霸权共识。 这个消极的脉络对无住屋运动的形成是有利的。

2.它本身是被挤压了将近四十年的台湾批判的社会力在80年代下半的最后一次爆发性展现，接续了环境运动、农运、工运与其他运动的累积能量。 是一般市民对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股市狂飙、投机歪风、房价狂飙、身家缩水）的具体困扰的反应、是一种弱势者「群体认同」（所谓无壳蜗牛）的打造、以及一次直接民主、街头民主的展现。

3.民众和舆论还没有被蓝绿问题、统独问题所缠绕；刚出现的一种健康的、开展的社会性群体意识没有被撕裂。

4.运动本身除了有一些西方左翼市民运动的与言外，也还兼容并蓄一些在地的记忆资源，例如，当时有人抬出了大家都能懂得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价值理念。 这些理念到底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但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脉络下，这些能被提出。 现在呢？

    透过对无住屋运动的这四个积极与消极的条件的重新认识，我们或许可以初步掌握社会权论述与实践的各种全球的与在地的资源与危机的所在。 因此，今天如果要重新出发，或许要重新检视我们必须要排除的路障，以及可以继承的资源。

 

    首先，我们如何拉出一个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观」的一个批判距离。 在新自由主义世界观下，是没有社会的，只有个人与市场；没有社会运动，只有NGO；没有重新分配，只有慈善。 试问，「社会」都被否定了，哪来社会权？

    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被打压，其中特别受严重伤害的是阶级团结的被破坏。 不要忘了雷根─柴契尔的新保守主义政权是以镇压工会与劳工运动起家的。 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结构的贫富两极化，拉开薪资级距，出现大量城市underclass以及无业或弹性劳动。 在空间美学上，也出现仕绅化与贫民区的两极化。

    因此，社会住宅运动得首先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你的「社会观」是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蛋头问题，因为在一个「社会意识」历史地缺乏，蓝绿统独族群意识高涨已久的社会空间中，你提出「社会住宅」，就有必要对「社会」进行厘清─ ─因为你不是在社会民主的欧洲。 如果你说，「社会住宅」的「社会」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指一般中下阶层买或租不起房子的人。 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这个概念的核心所指之一就必然包括了「阶级」。 但我们的「社会住宅」推动者在思考上似乎又不必然有一种阶级分析，而后果上产生了语意上的模糊混淆。 例如上个月才宣布的「社会住宅说帖」，就将拟议中的社会住宅的受益对象订为三种，1绝对经济与社会弱势者2 相对经济弱势者（年轻人、新婚者）「中继社会住宅」与3一般民众──「借社会住宅宅数之增加，成为抑制房价之调节阀机制，进而让一般阶级有适当之安居。」（p.9）

    这里是否泄露了一种不自觉的中产阶级的特殊意识？ 难道兴建「只租不售」的社会住宅给绝对与相对弱势者的民众的最终目的是使「一般阶级」可以买得起房子？ 那么，这里的「社会住宅」就有了一个无意识的阶级偏见：仍然在支撑或至少没有挑战中产阶级市民的不动产欲望以及「有土斯有财」的文化信念。 因此，「社会住宅」的概念，其实还是建立在有意地避开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本质上是在中产阶级的集体无意识之上操作的。 对中产阶级而言，「社会」是由很多生命机会不同（包括教育与薪资取得）的<span>个人</span>所组成的，我们对掉落谷底的个人，如果愿意，可以施以援手，这叫做「慈善」。 虽然这是要求国家介入，进行国家慈善，也就是「社会福利」。 因此社会住宅就是福利国宅。这当然有比没有好，但这也同时意识型态地掩盖住一个问题：体制性的重分配的问题，以及在这个分配过程中的阶级矛盾问题。 目前的社会住宅论述显然极力想要避开阶级问题。

    这也许不尽公平。 但我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些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把作为社会构成之一的阶级议题拉到台前，那么，「社会住宅」论述者要如何思考造成绝对或相对弱势的相关问题。 例如，有权住房子（right to housing） 要怎么和有权去工作（right to work）形成一种理论与政治上的联系。 你避开这个问题的唯一说法就是：那不是我们的专业，──但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很可疑的说法。 因为专业很少会从自身发展出社会改革的动力来源。 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于那些权利被剥夺的人们。 权利论述的提出都是因为缺乏，很少人会要求他们已经有的。 我们不会要求散步权，但监狱里的犯人的暴动很多都是他们认为的散步权被剥夺而生。

我怀疑，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真正是「住房问题」的最尖锐的苦恼者，当然更不是right to work的问题的最尖锐的苦恼者，因此我们很难感受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我们只能说我们代表了那些最尖锐的苦恼者。 但谁授与了我们的代表权？ 我们争取代表权的努力轨迹在哪里？ 这个民主环节并没有被交代。 这稍后会再谈。

但right to work的重要性，应该是重要的而且是具有核心社会意义的。 在福特主义体制下，work就包括了能有合理住房的合理的薪资。 在台湾长年以来非正式劳动体制与近年变本加厉的弹性工作工时下，work本来就排除了住房。 因此真正诚意的right to housing 也一定要搜寻与right to decent work 的有效结盟。 是在这个意义下，学者潘毅的关于中国大陆的民工的「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就很有意义，因为这把住宅权和阶级现实地联系在一块儿了。 这一点和我们其实又有关，稍后会再谈到。

当然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包括遗产税的问题。 去年，政府大幅调降了遗赠税。 这对所谓「一般阶级」的中产市民而言是一个利多，他更有希望买房了，而绝对与相对弱势者又在集体层次上被剥夺了。 请问，现在的推动「社会住宅」的成员，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你发声过吗？ 18世纪英国的重要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大家都知道他是「人权」的重要鼓吹者，影响了美、法大革命。 但潘恩的人权论的精义所在并非人有哪几种人权等等，而是说这些人权必须要以对富人的课税做为政策的基础。 潘恩是一个激进派，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潘恩知道讲人权无法不讲阶级。

又，社会权是积极人权，要求对某些「个人的自由」（例如神圣的私有财产以及资本家自由选择）进行公共干预。 我们的社会住宅的推动者们，是否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想通了呢？

   以上所讲的是社会权论述的第一组路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型态与「阶级盲」路障

第二组路障则是社会权论述本身的自我阉割。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权只是「社会权利」没有「社会权力」。 我们常说「权利」right不会从天而降，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权力」power不会从天而降。 权利是争取来的。 社会权是积极权利，按照Hobsbawm的说法，如果没有instrumental right的配备与有效使用，将是空谈。 因此social right的论述如果避而不谈social power，那就将是国家机器的谈法。 因此，社会权论述的第二组路障有时却是社会权论述者自己给自己暗中设定的。 有点像是「叶公好龙」的典故，也就是在论述的同时就不真想实现它。

我看了「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简介，知道这个联盟代表了12个「共同发起团体」，而这12个团体又有12个代表人。如果说，这是一个由菁英所组成的压力团体应该是不会有人反对的罢。 因此，如果说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形成一个有阶级分析的市民运动或草根运动，而只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由好人所组成的压力团体或是NGO，把自己视为某些群体者的代表，来向国家争取住宅。 那我们不得不问：你们的「代表性」何在？ 如果说，联盟里的很多团体事实上是依赖国家计画国家补贴的专业组织，是国家机器的「治理性」的一条臂膀，那又如何反过身来又说自己代表社会呢？ 一个立足于现实社会矛盾之中企图争取住宅权的「联盟」，为什么连这几年来最尖锐地体现这个被这个体制排除于住屋权的两个现实斗争中的团体呢──我说的当然是三鹰部落和乐生疗养院。 这两个抗争主体，和包括励馨基金会的这十二个团体的差别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他们的真实阶级位置，其二是他们与既存国家机器（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在你们的社会权论述架构中，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社会，社会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社会就是我们这些代理者或「民间组织」或NGO的总和而已？ 联盟把自身定位在「推动」而非「运动」，是否在无意识中太把自己当作行动的主体了，「运动」还表示我和他者和你在一起，推动则只有「我」了。 当初无壳蜗牛可是动员了数万人才能进得当时财长王建煊的办公室的！ 那么你们不曾有社会运动以及群众的支持，甚至于没有媒体民意，这些淬炼与过程，就能直登国家机器的顶端总统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们有没有稍微怀疑到自己为何这么有力？ 对于自己其实并没有social power的支撑，却能够有效的推动所谓的social right，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如果社会权的论述只有目标论述，而没有手段论述，那么社会权不管多好听，那最多也只是一个善念或一个修辞。 那么我宁愿听到更好听的，好比right to utopia.

    回到现实，如果社会权论述唯一的有效手段是把自身镶嵌进选举政治，只有靠政党杠杆作为你们的“social”power的唯一正当来源，那就是自我解除力量。 Piven and Cloward早在70年代的名著《穷人的运动》就指出穷人的、弱势者的权利不可能只循政党或是代议这些体制路径获得解决，而必须要悲哀地认识到「暴力」的必要性。 这个命题是否太过，不是我们这里能讨论的，但如果连社会群体的集结与体制内的抗议手段例如罢工游行或是夜宿忠孝东路…..等等都在论述之外的话，那这个运动的局限性也很清楚了。

社会住宅运动要有未来，必然不能只是社会的「代表们」在高层云端政治中「推动」。 这是路障之二。

当年无住屋运动的兴起，是在一个没有蓝绿恶斗，社会没有撕裂，而保守民粹主义没有形成，新国族打造还没有成为台面议程的脉络之下出现的。

    二十年后，新国族打造基本完成，而社会的主导氛围是保守的民粹主义，连蓝绿矛盾都快要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遗留。因此，社会住宅论述的兴起，除了选举政治的短线考量外，更大的背景很可能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意识的初步形成，透过对弱势者的照顾与疼惜，踩排「共同体」感觉。

    这有其历史的轨迹，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难以说一定好或一定不好。 一方面，政党是必须要某种程度地回应社会需求──虽然这个回应是否是个回避根本问题的遮羞术，则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对国人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也是好的──但这个休戚与共的感觉是否又是回避更积极的作为的心理卫生术，也是值得怀疑。

    我读了说帖的「成立祝祷词」（p.7）。 是我太疑心还是怎么，我读起来很不安，觉得很像当代欧洲极右派的不辨左右的政治叙事，有一种准阶级的、民粹的情感但没有阶级分析，而浓浓地浸泡在一种「团结性计画中」──所谓「家」。这个祝祷词的居心很好，要建立一堆避风港给海洋台湾的弱势儿女住。 但这里没有一种胸襟──如何使这些弱势儿女或是天下寒士根本无从出现呢？ 我想起布雷克的诗，这样我们（所谓「常人」）就根本不需怜悯，因为没有让我们怜悯的对象。

    在今天，这诚然是高调。 但它是高调也是因为社会与历史的建构，因为一个追求着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的想像已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被驱逐了。

    那我继续说一个在当今的人类世界中不算是高调的问题好了。 如何看待外劳的居住权。

权利从来不是抽象的、普遍的，而是因时空而有所不同的。 权利是某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或文化）整体的一部份，关系到人类社会怎么组织起来，各种人伦秩序怎么建立。 权利经常是承认一些人能接近它，拒绝另外一群人。 例如投票权，从中产阶级男性到工人阶级男性到女性（美国1920）到黑人（美国1960s），但现在青少年幼童还是被排除的。

我们必须说，现在的「社会住宅」的论述，有可能是站在一个保守的新族打造的基准上的议程。 外劳的住宅权在一个无意识的层次上被排除了。 我们可以讥笑中国大陆的官商体制对民工的剥削──所谓的宿舍劳动体制。 但我们自己对外劳不也是在进行台湾版的「宿舍劳动体制」吗？

说帖的第12页，举联合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住房是普世人权，并且鼓励或批评政府要在「既然确认上述公约条文已具国内法的效力」的前提下，推动社会住宅。 但我要问的是联合国这个公约指的是「人人」呢，还是民族国家中的公民？

    谈到「公民」，不客气的说，当今社会权论述的另一个路障，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中产阶级公民。 我们的中产阶级公民已经被全球化的阶级审美品味给席卷了，所以才会以各种名牌来比喻小帝宝那块地。 他们要的是仕绅化的地景，穷人到「捷运」旁，对你更有好处，将来总会轮到你的房子增值。

    但「公民」这个新兴的身份认同的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他们的审美品味，而在他们的「社会公平观」。 《中时》的社论很征候性的表现出来，当它说，以小帝宝的地价而言，盖成社会住宅，等于「政府对每户补贴5000万，让他们去住小帝宝，离谱吧？难道，这就是市府口中的社会公平吗」。 这个公平观，必须说，是很现代的，但也是很反动的。 因为整个国家是属于这个团体的所有公民的，那么所有人对国家的资产都有「平等的」近用权。 这是在形式的公平中掩盖实质的阶级不公平。 我前一阵子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说在乡土中国中，所谓的公与私是很不明确的，而如果非要具体的说「公」是什么意思的话，大概是既然是公家的，那么见者有分，大家都可以占便宜的意思。 这个乡土中国中的「公」，虽然不现代，但竟然也帮助维系了台湾多年以来的社会平等，好比在我所熟悉的学术界，以前大家的想法是，反正是公家的钱，大家一起平分就好了，何必非得比个绩效，分成几等教授。 同样的，在以前，若是在所谓精华区盖个社会住宅，其实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公家的钱嘛。 但我们的中产阶级的官僚（例如刘忆如）与我们的很多衮衮公民现在可不一样了。 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说：「公家就是我家」。 他们是社会权的第三个路障。

    这到了当年无运兴起的脉络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当年无运其实除了依赖西方左翼的一些概念与价值之外，也依赖了我们这个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一些资产，例如民生主义里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我们今天要将住宅社会权发展为一个运动，就必须要找到常民的语言，以及常民的究责观，找出弱势人民为何对社会权缺乏信心与热度的根本原因以及补救之道。 这个历史的、社会的知识的深入探究，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的知识界所缺乏的。 证诸西方，现代的权利论述也是脱胎自他们的前现代的不成文法、乡规民俗或EP Thompson所谓的道德经济学。 那在台湾今日呢？

    探索社会权论述积极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方面。 关于它的消极的、负面的、路障的文化因子的探索是另一方面。 关于住宅权，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社会住宅论述的重大路障之一就是产权意识。 而这个产权意识的众多基础之一则是「家族意识的延续」。 这是传统中国氏族文化的遗留，但现今的亲属组织已经几乎都是所谓的核心家庭了。 核心家庭是泡沫的是暂时性的，这是现实。 但意识型态上，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还停留在某种过去的遗留中，想要在不动产中保证自己的「存在有限性」能被超越、绵延。 我们如何对家庭这个制度的各种层面，包括意识型态的层面做清理，其实有可能会对社会权的伸张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心甘情愿的租房子，包括租公屋……。 我们非要学名门望族买homestead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建构，我们如何进入历史进行解构这个迷思是一个重要工作。 当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计画，因为当我们解构家的神话时，要留神它所被赋予的某种超越性，要如何被转移，好比使具体的地方或社区能够顺利接收并进步转化这些超越性，而不让它汇归到民族国家或是种性，则是一大挑战。 必须说，这些都不是既存的西方左翼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能提供的。

以上所论的这个思想上、意识上的空白是社会权论述的第四个路障。 我们知识界本身就是一个路障。

 

    我们今天能够反思到社会权以及它的路障，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有一个无住屋运动。 是历史给了我们反思的基础。 希望我们能够把现今的运动不要视为平地一声雷，而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摆回历史、摆回区域、摆回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