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想，倘若活在另一时期，樊骏会是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吧。他出生在上海，家道殷实，早年读过教会学校。但当他1950年由北大毕业时，已是“新社会”、“新时代”；此后所从事者，是与政治史、革命史撕掳不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职业生涯之初适逢“知识分子改造”，又长期生活在风沙弥漫的北京（这一点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也因此就成了我所认识的樊骏。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似乎也有过回上海养老的念头，却终老于斯，且在那座敝旧的宿舍楼，隘、陋、阳光不充足的住所。你只能由某些细微处，比如着装习惯，看出一点他早年生活的痕迹。去世前的樊骏，已是社科院文学所“元老级”的人物，经历过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被认为有那个时代的流风余韵。只是在我看来，他待己之苛不免于过，略近于不情，“严格要求”中少了一点馀裕，更像某一种古人。 

我会随时意识到樊骏属于另一时代，尤其1990年代之后。他应当是自己所属的一代中较为经得起潮水冲刷、不大容易被“时代”坚硬的胃消化掉的人物。我曾一再暗中比较他们和我们——“他们”指我所熟悉的樊骏、王信等几个人，“我们”则是我自己和二三好友。我们远不及他们的“粹”。“粹”自然指的是“纯度”。我所研究的明代人物，有对“纯度”的苛刻要求，拟之于金子的成色，所谓“淋漓足色”。我们因早年生长的环境，以及此后阅历的人生，有了种种沾染，其不能“粹”，亦属自然；而他们的罕见稀有，则因虽后来亦经历了种种（如“文革”），却能保存本有的纯净质地。这似乎又要归因于早年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期的社会氛围。我对他们的“粹”怀了复杂的感情，有时甚至有几分怜悯，以为经历、经验过于单纯，如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不能不限制了涉世的深度，而研究文学也即研究人性、人生、人事，那种“粹”是否预先决定了所能到达的境界？但对那“粹”仍然怀了羡慕。如果不过分注重事功（即所谓的“学术成就”），那种境界应当更有益于生存。上面的意思，不曾在樊骏生前对他说过。倘若他在九泉下有知，会否是一脸我所熟悉的不大以为然的轻嘲的神情？ 
2009年文学所为樊骏举办八十寿庆，其时这单位刚发生了一些在我看来极荒唐的事，于是我的发言不免含了愤激，说樊骏是幸运的，他经历了为人艳称的“何其芳时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学科的崛起；待到所内空气渐趋污浊（我当时用的是较“污浊”更刺激的字眼），他退出了文学所的事务；待到这里的环境更加污浊，他对周边发生的事已失去了理解能力……事后王信对我说，“何其芳时代”没有那样美好。其实我何尝真的不知道，只不过在借寿庆这场合“说事儿”，说我对近事的感受罢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部分地承自其对象，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践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学术工作者与其对象间关系的特殊一例，是学术史考察的好题目。几代学人——由朱自清至王瑶先生的一代，与樊骏所属的一代，使这个时间跨度仅三十年的学科，一度显示出恢宏的气度与生气勃勃的面貌，在我看来，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某些学科，更能体现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精神。被这种精神所滋养，我是自以为幸运的。我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得益于1980年代的学科环境，回首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怀了感激。当然也不妨承认，“我们”也参与了这学科环境的营造，与“他们”有精神上的相承，对此不必过于自谦。 
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两次“创新座谈会”，第二次已见出衰飒，却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发现、鼓励年轻一代学人。“文革”大破坏之余培植元气也培植正气，被认为学科的急务。以“兴起人才”为己任，对后起者奖掖、鼓励不遗余力，以此造成的健康的学科风气，至少延续了十余年之久。“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更宽广的学术空间，目送“我们”的，仍然是这种鼓励、欣赏的目光。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樊骏对我的学术工作已不能了解。知识基础的狭窄，也是我所以为的“他们”的缺陷，为“他们”学术成长的环境所造成，无关乎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只不过起步稍晚，尚来得及做一点有限的弥补而已。以樊骏自省的冷静，自我评价的清醒，对此一定看得很明白，却乐见较他年轻者的学术拓展，没有表现出任何褊狭固陋的“专业意识”。在这一点上，无论王瑶先生还是樊骏，都是鲁迅的真正传人。 
我不曾在樊骏生前称他为“老师”或“先生”，樊骏则常常以我为例，要年轻同事不要称“老师”，说赵园就是自始直呼其名的。其实在北大读研期间，曾听过他一次课，内容已不记得。后来他参与了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因了关于他如何苛刻的传闻，事先受了一点惊吓。之后成了同事，稍多了一点交谈，谈过些什么也全不记得。待到他退休之后，每年在固定的日子登门探望，却更是在与他的友人交流。后来因中风后遗症，对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的越来越少。他当然是希望懂得的。他仍关心着他供职过的惟一的单位。但听不懂于他，未尝不是好事——何必用那些烂事儿增加他衰病中的负担？ 
据说当初樊骏为唐弢先生作助手时，对研究生相当严格，以至因此结怨。他的坚持不招研究生，或许与此种经验有关？由我看来，樊骏无意于让人怕，倒是有点怕人，与不相熟的人打交道时心理紧张，有社交方面的障碍，却又偏有古人所谓的“金石交”。但对触犯了他所以为的道德底线的，却不肯宽假，会形之于颜色，确也是真的。他始终未脱出五六十年代的“清教”（这里系借用）传统，惯于自我抑制，与古代中国的道学一脉相近；却又率性，不掩饰好恶喜怒，偶或令人不堪，又略近于以青白眼对人的古代名士。尽管早已被“改造”为“平民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仍保留了骨子里的“贵族气”，不苟且，不追随时尚，对“潮流”反应迟钝。流行过“最后的……”这种修辞，比如“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贵族”等，我常常会想，樊骏也应当是某种孑遗，某种“最后的”，却又怀疑自己经验的广度，且一时不能断定他是“最后的”什么。 
与樊骏同代的不少人有顺应时势的调整，他则属于不合时宜、缺乏“灵活性”的那种。我曾当面说他的“迂”。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其实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他也并非真的迂阔不通世务。“文革”中曾卷入派仗；“文革”后在不那么正常的单位环境中，也曾勉为其难地“干预”，难免有不得已的妥协。我听到过他使用“痛苦”这个词，自以为很理解他的感受。他真能做到的，大概只是守住书斋里的宁静，不因利害的考量而放弃操守，不为单位人事所裹胁绑架，如此而已。而“我们”较“他们”皮实，对“不洁”的承受力稍强，虽“痛苦”而不那么难以承受——不知这在“我们”，是幸抑不幸。 
洁癖从来是要抑制活力的，不但有可能限制对文学对人生的感受能力，甚至会限制了人性的深度。对此古人看得很明白，如每被引用的张岱的说“癖”说“疵”。这也是“美德”的一种代价。对樊骏，我不取“无私”、“淡泊名利”一类道学气的说法，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将学科发展置于个人名位之上，少了一点私利的计较，如此而已。1980年代眼见他花费了那样多的时间，用于每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以为近于精力的虚耗；他显然没有这一种关于“投入—产出”的精明算计。那种对学科的责任感是我所没有的。单位所拟“讣告”提到了他为了设立学术奖项的“慷慨捐赠”。我其实不大以为然于他的这种“慷慨”，以此作为他的“迂”之一证：何不用于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或做一点其他更有益的事，比如慈善救助？他早已不明白目下的“评奖”是何种“操作”，想到的却只是用这种在我看来古老的方式“鼓励学术”。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樊骏不但欣赏且极为信任，更是对同行而非晚辈的态度。樊骏对王先生，就我见所及，似乎也是虽有对前辈的尊重，而更以之为同行。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几代学人，就在这种融洽且澄明的气氛中。融洽固不易，澄明更难得。我怕这一切已不能复现，怕他们真的成了上文所说的“古人”。 
由樊骏想到了一代人的际遇。在我看来，樊骏在精神气质上，更与其前的一代学人相近，却不能不受制于1950—60年代的学术环境、学科状况。相信那一代有未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未尽之才、之能，未及激发的潜能，亦所谓造化弄人。这些年来，出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吸引了较多的关注，却多少冷落了距我们最近的这一代，即五六十年代涉足学界的学人、知识人。作为学生辈，我们也不免于势利，不能免于以学术成就取人，妨碍了对于他们探究的热情。 
我对樊骏其实了解有限，比如全不了解他的早年经历，不了解他的北大年代，不了解他的“学部”岁月。1981年底我进入文学所时，“学部”的“文革”像是还没有过去，那段历史却至今未曾被真正面对。有上述诸种“不了解”，就只能说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相信校园、科研院所的气象系于“人物”。对于系于何种人物，却从来见仁见智。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 
最后还应当说，樊骏并非学界中人所共知的名字。限于工作领域，他的学术影响更在一个具体学科内部。但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岂非正由这样的知识人、学人支撑，且决定着这种“界”的品质？倘若我们这里真的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则是这“体”的骨骼。至于樊骏的学术贡献，有钱理群的长文（刊《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无需我再妄评。看到周围的年轻学人因了他的去世而更加关注学术史、学科史，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