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曼德·希亚姆[1] （Emad Siyam）

 围绕公民社会的作用进行的争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正在日益增长。这一争论是围绕公民社会在建设新力量方面的可能作用而进行的，这些新力量将使得各种新的社会同盟来取代当前的同盟，这些新的同盟能够在国家层次上推行较为公正的社会政策，致力于对抗导致人民贫困化、边缘化以及环境退化的霸权、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关系到公民社会在埃及如何影响各种冲突、互动和社会平衡，帮助社会走出综合危机的能力的基本的困境浮现出来。这主要是指：

1．无论是在公民社会组织内部还是和国家机构一起，以参与、负责任和公民互动的原则为基础，建设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民主模式。

2．保护它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增强这些人群为了他们的直接和间接利益动员起来的能力。

3．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积极中介（意思是谈判和造成压力的能力）。

这些能力或者特征将赋予公民社会新的作用，这将取代一贯的理解，即公民社会主要是与救济作用相关。这种情况使公民社会日益壮大的运动发生了深刻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各派别各潮流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集中普遍的和共同的观点。这一争论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由左派和右派的广大思想家发起的自我批判，他们在面对同他们采纳的意识形态不符的现实证据时，并不感到有什么问题，这一点反映出他们意识到由于社会面临综合危机而产生的变化。这个危机督促每一个人都采取更为团结一致的、能够作为出发点的立场，而每一个人都发现这一点在建设和增强公民社会运动上是必需的，即使每一个派别为自己设想了不同的角色。

自由主义左派（他们源自1970年代的左派组织和学生运动）把公民社会看作是能够做成以下事情的最佳工具：重建失去的公共领域多样性，挽回失去的作为社会契约的公民身份概念，这种公民身份概念认为个人有能力进行自我治理，并且是通过他们自己治理。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右派（特别是伊斯兰兄弟会）把公民社会看作不过是一种召唤行动（为斯兰教召唤）和扩展政治力量的框架，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框架。

公民社会在其中得以建设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这些背景概括起来主要如下：

1．国家从教育、社会和医疗卫生领域日益撤退，这令人感到混乱，同时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公民社会组织形式各不相同，在作为处于市场驱动的经济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来保护被边缘化的人民免于受害时力量软弱。

2．政治制度仍然坚持专制手段，同时公民社会组织无力鼓励群众实行政治参与，或者无力将自己变成真正的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参与性组织。

3．依靠国家的思想仍然盛行，个人主义倾向于占据支配地位，缺乏集体工作和独立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鲜有能力在人民中间培养责任感并鼓励他们对他们自己肩负起责任，对那些与他们分享社会的人肩负起责任。

这些问题和挑战确定了公民社会组织作用的性质，它们不得不从一种结构性的方法着手：把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运动和组织的贡献作为考虑的问题。公民社会的作用由此就是要使目标群体的能力最大化，捍卫他们的权利，赋予他们以力量。即使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若干形式的服务，它们基本上仍然是表达一定人群的利益并力求保护这种利益的团体，这样就向公民社会提供了所要求的合法性，并使得公民社会的改善成为改善社会结构本身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对公民社会作用的这种理解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要求在处理同国家的、当地的和国际的社会力量之间关系时采取不同的方式。这就对公民社会组织施加了一个议程，该议程主要围绕以下目标进行：

第一，找到一种宪法上的框架，使得公民社会组织有组建和行动的自由，保障它们在面对国家霸权和专制时的独立性。

第二，建设一种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支持采用计划的和集体的行动来解决利益方面的焦点问题和保障利益这种思想。

第三，提供一种内部的民主氛围，这种氛围将支配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规则、资源利用和内部管理，保证公民社会在较大程度上具有透明性和参与性。

第四，采用其目的是赋予目标群体以力量并增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行动手段和策略。

最后，为造成公民文化的优势而工作，这种公民文化支持不同类性和差异性的价值，尊重宗教和思想的自由，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之间的平等。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和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之间的纷争达到实际冲突的程度，与此相伴的是政党、传统思想和传统流派（民族主义、纳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伊斯兰教、自由主义）在显而易见地持续不断地退化，这导致它无力使国家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这使得一种新的潮流开始出现。

这种新的潮流属于一些积极活跃于公共领域的框架或者机构，尽管形态各异，但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属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运动。这种新潮流力图影响大部分群众。这些框架或者机构具有如下特征：

1．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对公共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感兴趣。

2．进行把群众牵涉进来或者以群众为目标的活动（讲习班、研讨会、书籍、杂志、研究项目、训练计划、组织对话、实施发展项目、发布反映一定立场的声明）。

3．其中的一些框架和组织同某个宗教机构或者某个流行的宗教文化有组织机构方面的联系，或者属于这些宗教机构和文化，从那里获得其合法性。然而，这些组织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不能被说成是一般的宗教话语。

4．这些框架和机构中的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属于见证了或者领导了和参加了1968年开始的埃及大学里学生运动的那一代人。这场运动经由7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参加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纳萨尔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伊斯兰教徒。

5．这些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中的绝大多数曾经在思想上或者组织上同埃及的主要政治力量有关系，无论这些政治力量是具有合法性的还是不具有合法性，并且其中的一些人至今仍同政治力量保持某些关系，但是这些人对政治力量持批判态度，他们寻求改善和更新政治和思想话语，为政治力量建设一种真正的政治效能。

6．在这类框架和组织所进行的活动（其目的是在可从他们活动受益的群体中间培育出批判性的意识）的出现和埃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伴随着经济机构中的结构调整政策和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年轻人中的失业问题上升，国家和伊斯兰兄弟会组织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之间暴力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关联。这个国家在90年代经历了所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至今仍可以感受到，特别是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腐败和民主制危机的不断加深。

7．在这些框架和机构中的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当中，存在着程度非常高的合作和共同活动。

8．在过去的10年里，可以说行动主义分子和行动者能够在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这就在以下问题上创造了共同的政治和思想话语：

a.民主：建立政党的自由，对选举进行司法监督，废除钳制自由的法律。

b.人权：公民权利，思想和宗教自由，同一切形式的拷打、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作斗争，同一切形式的对女性的歧视作斗争。

c.社会正义：每一个公民都获得体面生活的权利，在这种生活中，工作、教育、医疗和真正的住宅得到保障。

9．行动主义分子在其中工作的各种框架和机构遍及埃及各省。它们表现为若干种形式，如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研究中心、政府研究中心、非营利性的公民公司、文化搜集和分类组织、职业人士的俱乐部和小组、非政府培训和咨询中心、政府的和反对派的报纸和杂志、公民组织的网络、学校和大学、宗教机构、职业人士的和工人的行业联合会……

10．这些积极分子的政治话语和实际活动都依赖于寻求建立公民身份、完全平等的概念，寻求克服任何形式的在宗教和性别方面的歧视。

11．在这些框架和机构内部的对话一直在继续，在针对它们所属的思想和政治流派提出它们的批判性立场方面更是如此。

 

埃及争取变革运动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该运动由中年人代表，自1990年代初开始，在随后10年里提出了具有独特特征的政治和思想话语，严肃地寻求克服原教旨倾向的宗教潮流和政治潮流，寻求建立反对专制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具有民主和人道性质的新社会运动。

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政治统治精英中表现出的另一种非常明显的势头：谋求使当今埃及总统的儿子继承统治。这种势头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特别是在各种政治流派联合起来并一致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这一非组织的抵制——并没有破坏勇敢和坚强——得到群众的广泛默认，迫使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暂时退却，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把现任总统的任期扩展到第5个。这一事件促使那些属于中年的人尝试着把自己作为公民的民主潮流组织起来并以此出现在公众面前。于是发表了一份致埃及民族的宣言，这份宣言包括他们的基本要求，即实行民主和政治改革；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那些有关总统选举的条款；强调在一个以上的候选人中进行直接选举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影响民主转型进程、打破僵化的现行政治体制（总统享有绝对的权力）的关键因素。

这份宣言得到大约2000人的签字，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职业人士、大学教授、学生和工人，他们都表示支持其中提出的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年人，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有关系，而且他们几乎代表了埃及的所有情绪，代表了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潮流。

很快，在一次由签字者参加的大集会上，这份宣言成了“埃及争取变革运动”（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的成立宣言。在集会上他们宣布自己恪守所提出的声明，把“够了”（Enough）作为运动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他们对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抵制。他们抵制的对象还包括寻求世袭统治权或者为当今总统扩充任期。选出了一个促进委员会，包括大约35名成员，代表了多种多样的经验、实践和职业的技巧，并且代表了大多数的思想和政治潮流。这个委员会负责为运动的活动制定计划，委员会定期开会。委员会内部在成员之间根据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职业和政治背景有任务分工。

建立了这个运动的群体制定了如下规定：

1．民主和透明原则，各项决定在讨论之后通过投票作出。人人遵守由多数人作出的决定，任何签署了宣言的人均可参加会议。

2．克服通常施加给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成员的那些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也是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话语、纲领和同群众关系的障碍，阻碍了在群众中发展政治同盟的可能性。也克服国家施加于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国家可能通过动用紧急状态法完全钳制这些政党和组织的活动。该运动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承认个人基础上的成员身份，每一个成员可以保持他或她自己的政治倾向。

3．完全依靠埃及成员为运动活动提供资金，以此克服对收取国外资助的指责。另外还决定，在运动的领导层不允许有任何收取国外资助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头面人物，即使是为了发展性的项目而收取资助。

4．克服组织结构上等级制的负担，克服与之相伴的官僚主义，克服产生各种争斗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可能性。途径是建立与网络类似的结构，就是在许多活动中，依靠一个积极的、变化的中心，以及若干个积极的和有效的亚中心。中心和亚中心在成立宣言时宣布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特别是在施行诸如公共抗议这样的现场活动时更是这样。该运动的抗议是埃及现代史上第一次直接针对当权总统及其继承者的抗议活动。

5．寻求到处接近群众，无论是在户外还是通过不受国家监控的媒体。接近群众的方法，例如在位于埃及一个主要广场的最高法院前举行公众抗议，本来试图举行为当局所禁止的政治集会，结果变成大街上的抗议和集会，还建立了网站，上面登载了运动宣言，通过这个网站签署宣言的人不断增长，并且各种有关宣言的言论也在网站上贴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论坛，人们可以就若干问题在那里交换意见。除了使用没有被当局控制、被广大埃及人收看的阿拉伯和外国频道之外，这些声明和文章也刊登在独立的埃及报纸上。最后，还有数百万份带有黏胶的印着“够了”的标签——这现在是埃及最著名的政治口号。

6．打碎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在该运动组织普通法律未加禁止的和平活动时，不从安全机构那里获取许可。这一点被认为是克服紧急状态法施加的专制主义的机制之一。

尽管出现不久（因为该运动才成立几个月），但该运动仍力图证明自己在埃及公众中的行动范围，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运动受双重夹击：一方面来自政治体系，包括政府方面的报刊，另一方面是支持政府的独立报刊，指出该运动同美国人对埃及制度施加的压力有可疑的联系。

2．享有合法地位的政党对该运动的活动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它们甚至不在它们的报纸上提到该运动，而且它们还阻止它们的成员参加该运动的活动。

3．一些处于非法地位的政治力量和流派试图把它们的行动方式和口号强加给这个运动，未能做到后，它们就不再参加该运动的活动，即使它们不公开宣布它们的退出。

4．安全部门企图对该运动的行动主义分子及其活动造成围攻和恐怖主义的形势，例如阻止政治集会，绑架记者阿卜杜勒·哈力木·坎迪尔（Abdel-Halim Kandil）——该运动的著名成员——并殴打他。

尽管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在形成公民民主的一极——能够在埃及建立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方面起火车头作用的一极——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在这里公民社会也构建了自己的生态范围，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面对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有：

1．该运动吸引放弃了任何变革希望的沉默的埃及群众的能力。吸引这些群众需要创造新的形式多样的影响直接行动的手段。

2．建设和加强集体的、和平的民主手段的能力，这不仅从当前政治制度的弱点及该制度面临的危机这一视角来看是有益的，而且从所有支持该抗议运动的合法的和肯定的政治形势来看也是有益的。

3．发展和改善该运动组织结构的能力，以便将来该运动能够囊括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行业联合会、体育俱乐部、公民社会协会、宗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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