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出道以来，她用心建立起冒充放火的文明。其实她放的，只是烟火、不是野火，她没有任何放火者的历练，监牢、捶楚、刑求、查禁，她都陌生；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争法治，她都逍遥国外。她从不拔一毛抗争蓝色绿色的野蛮，却在白色恐怖风头过后，一片风凉，要我们用文明来说服她。

我们卑视混淆大红大紫的所谓文明、我们愤怒偷走大是大非的所谓文明、我们不再忍耐这票文明的挑衅，我们要中国人生气一次给她看。

每个人都会骂人王八蛋，但李敖却能用证据证明你是王八蛋。在这本书里，李敖用24万字的证据，证明龙应台错在那里。龙应台的文章越写越好，龙应台的大脑越老越混，不能准确切割文章和大脑的“龙应台迷”有祸了，因为你可能是一种动物的蛋。

对蛋化恐惧的“龙应台迷”说来，这本书，是一种救赎。

龙应台口口声声请用文明说服她，但她只提俄国大兵强奸中国女人，不提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人，如此媚美藏奸，是那一国说服人的文明呢？

四分之一世纪来，龙应台一贯用“片面强奸”的戏法，矇混“龙应台迷”，现在，李敖终于出手了、拆穿了、牛刀杀鸡了。为什么用牛刀杀鸡？答案是李敖只有牛刀，只好小试一下了。

孔夫子不喜欢紫色、孔夫子不喜欢乡愿，我们喜欢孔夫子。

 

歌德（Goethe）有他的谈话对象，康德（Kant）有他的谈话对象，缺德的李敖没有，大体上，李敖永远在一个人谈话，从年復一年一个人在牢房里、到年復一年一个人在书房里、到年復一年一个人在“一人转”的电视节目冷房里，他没有谈话，有的只是自说自话。

邱吉尔（Churchill）的僕人偷听到主人在浴室的自说自话，透露说：邱吉尔洗澡时候自说自话是人类最可怕的声音之一，因为一半出自喉咙、一半出自鼻孔。李敖一切自行料理，没有僕人，所以无从偷听喉咙或鼻孔，结果呢？邱吉尔是英国首相，他自说自话完了，外面有太多的谈话等著他，不愁没对象，可是李敖呢？他在浴室照了镜子，走出浴室，另一面镜子在等他。

太可惜了！孤独的李敖，失掉太多太多的声音了。不但失去自言自语、失去自说自话、失去thinking aloud、失去“群胡同笑、四座并欢”、也失去了发明录音机的意义。白色恐怖时期，家里被偷装了窃听器，但情治单位最后验收，什么也没录到，只录到叫床与喘息。

太可惜了！总得记录出李敖叫床与喘息以外的声音才行。

但是李敖越老越彆扭了，他一心写“大书”、写“阳痿美国”这类“大书”、写一部又一部的“大书”，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并且以世界为对象，“威而刚世界”（“伟哥世界”），没有时间谈到世界以外的鸡零狗碎了。

不过，李敖儘管全天工作，也会有间隙的时候，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马也有打盹时、荷马也会有一失。所以，抓住李敖“荷马的时刻”，抓住他呵欠之下的一些鸡零狗碎，也很有趣啊。杜甫就做过“拾遗”的官，“拾遗”就是抓住皇上的鸡零狗碎，皇上是管大事的，但是也有鸡零狗碎，也不无鸡零狗碎可以捡到，所以大诗人杜甫又叫“杜拾遗”。现在，从这本书开始，就是“杜拾遗”的绝活了，不过是拾自己的遗，拾到一本算一本。让世界除了李敖的“大书”外，偷窥到李敖的种种面相，原来皇上是根本不穿新衣的、皇上知道新衣是赤裸的。——皇上太屌了。

■你本是谈笑风生的人，可是由于你经常“拒人千里之外”而“失风”了，多可惜啊！希望这部书，可以为你“把风”，拾起许多你“沧海遗珠”。说“遗珠”，也许太狗腿了，至少这部书，使我想起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那幅“拾穗”（Gleaners）。

 

 

□好奇怪，为什么不想起米勒那幅“拿锄头的人”（Man with a Hoe）？

■“拿锄头的人”吗？那幅画可被指为有“危险的社会主义倾向”（…was condemned as dangerously socialistic）的哟。

□看来一开始，就不打算问到我“危险的社会主义”那一面。是不是？“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拿锄头的人是危险的。

■能闪避得掉吗？你的头脑里，漏掉了“危险的”三个字，别的也就不多了。

□我这么单薄吗？别忘了米勒那幅“播种者”（Sower）。

■“播种者”是一八五一年的、“拾穗”是一八五七年的。“拾穗”意味著在“播种”之后，拾到些什么，有不同的感觉。这本“李敖秘密谈话录”就有这种感觉，那该多好。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at ease的时候，总会说出一些“秘密”吧？

□我对“秘密”的定义很宽，我曾说过：“凡是你没读过的书，就是新书。”凡是你没听到的事，就是“秘密”。关键在你能否学会用“秘密”的耳朵去倾听。你学到这本领，听风声都可听到“秘密”。

■说得太玄了，你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别那么玄吧？

□好，别那么玄。让我尽量说拾穗者的语言。

■“李敖秘密谈话录”该是总书名吧，每一本秘密谈话，该有个副书名吧？

□说的是，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大江大海骗了你”吧。

■是不是每次总书名不变，都叫“李敖秘密谈话录”，变的只是副书名？

□是的。

■“李敖秘密谈话录”，要出多少本呢？

□不知道。第一，要看我活多久；第二，要看我兴之所至，拾遗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第一本谈话录就好像锁定龙应台呢？

□因为她“横亙”在我眼前。

■你用“亙”字，多么老去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从这端到那端，横在你眼前。亙是什么？拦路虎吗？

□不是拦路虎，拦路虎是国民党；也不是过街鼠，过街鼠是民进党。龙应台只是一块木头、“残山剩水”中横亙的一块木头。

■你的意思是她也拦过路、也过了街？

□她的问题是正在拦路、正在过街。她是现在进行式，是代表头脑不清中国人的“文化现行犯”。并且这种“文化”，也是卧虎藏鼠的，洋溢著鼠疫。

■我还是有点纳闷，纳闷你出这本书。你在“九一一”第九周年，写了一部“大书”──“阳痿美国”，明显把你的写作方向，指向全世界了，为什么又有回头的跡象，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这书对你未免太小了吧？

□我一直躲著，最后还是忍不住了。心想海峡两岸，只有我有本领彻底拆穿了，我好像责无旁贷，我跟龙应台毫无冤仇。以前，她写过信给我，我没回。她官迷，做台北市文化局长，还请我单独吃过饭，在徐州路，饭后她提议要拥抱我一下，抱就抱吧。今天我挪用了写“大书”的时间，快速扯这本回头书，深愧不无浪费。下笔之际，颇有孔夫子作“春秋”的无奈，知我罪我，听之他人，但真情告诉你，我已经先罪自己了。我已志在写一本本的“大书”，扯这本书，对我太小了。幸亏只用零星的时间扯它、幸亏书中还有一定的比重涉及美国、拆穿美国。

■功德所披之处，其实也不能用一个小字抹杀一切。主要原因是你老了，七十五岁了。“悟以往之不諫，知来者之可追”，你在文字上变小气了，吝于花时间扯你不想扯的了。

□对，我限期在年底以前，完成“屠龙记”。这个“龙”，是多数。牵扯到许多人、许许多多头脑不清的可怜虫。“龙应台”毋宁是一个代号、一个通称。哦，我老了，我有一点嘮叨。

■既然是谈话性质的书，不怕嘮叨。嘮叨一点也别有趣味，至少增加了细腻感。

□你使我想起我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中的那篇序：

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汗牛也、充栋也、上网也、下载也，古今自传多矣，但最好的，出自两位老太太，一位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一位是胡适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传的最大好处，在她随意嘮叨。唯其随意，故少弄假；唯其嘮叨，故无遗珠。……行云流水，成此奇书。能解老嫗，方足以读自传，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不避“随意嘮叨”之讥，来一本本的“李敖秘密谈话录”，目前只是第一本，先从宰龙老太太开始？

□没错。龙应台还不算太够格做老太太，只是她的思想先老掉牙了而已。

■面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一定有看呢还是不看呢的苦恼。

□我终于打开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支出了两个小时，“解决”了这本三百六十页的书。

■“解决”？

□“解决”，就是把它看过了、并且大卸八块、用美工刀切割出一般人看不到的结论。它结构混乱、支离破碎，以许多个人的故事做基点，加以铺陈，如果发挥得妥当，尚可补救结构混乱和支离破碎的毛病，但龙应台铺陈的故事，却发挥不出来，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这是该书的致命伤，也正是龙应台的毛病所在。

■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根本不妥之处吗？

□没有起码清楚头脑的人，最好不要谈思想、谈历史。不要高谈阔论“大江大海”，因为一九四九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龙应台的根本错误在她总是做“虚拟演绎”（pseudo-deduction），“虚拟演绎”好比扣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没扣对，下面的扣子全扣错了。

■看来龙应台有点不幸，她踩了你的线。她如果只写写什么文艺批评，还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扩大来谈“一九四九”的问题，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过的线，她跑来乱踩，就闹笑话了。你从十四岁起看“一九四九”长大，而龙应台呢？“一九四九”时她还没穿上开襠裤，实际还没出生。

□“一九四九”对我是目击、是身历、是焦距清楚的见闻、是文件累积的印证，但对龙应台都不是，龙应台只想对大题目速成，那是速成不来的，既不够真实，也容易闹笑话，搞什么大题目啊，连小细节都弄不清楚。像台北的紫藤庐，全不是那么回事。

■龙应台书里说：

我更喜欢在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繚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画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閒閒地开著，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又说：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她把紫藤庐说得好美。

□比起Starbucks，紫藤庐的确有中国茶馆的特色，但说“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却是溢美了。紫藤庐是我大学时代好朋友周弘的家。周弘的爸爸是周德伟，当年是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家有汽车。周德伟是学官两栖人物，写的德国派文字，有深度但很晦涩。他在家里请过他老师胡适来吃过饭，绝无人文薈萃可言，更没有殷海光与自由主义可资号召。他做了长达十九年的署长，如果公然自由主义，官还能做吗？由于周弘是我好友，我常出入其家，对紫藤庐太熟了。如果说“一代风流人物”出入此宅的，应该只有李敖才是，但李敖眼里那有学官两栖人物？周德伟罢官后，请我在家吃饭，站在赵夷午的对联前。对联是：

岂有文章觉天下

忍将功业苦苍生

他说上联写的是他，下联写的是蒋介石，我在旁边一直笑。心想此公文章太闷了，岂能觉天下？周德伟死后，他的小儿子周渝还把他老爸的回忆录影本送给我，内容坦诚精采。周渝五十岁生日，我约他单独吃了一次饭，那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参与朋友的婚丧喜庆。我还挖苦周渝说：“你本来可以雄心大志做番事业的，结果紫藤庐的收入，使你安做小富翁了，你误了一个天才洋溢的周渝。”周渝至今叫我“李哥”，他不以为忤。我在狱中受难时，周渝关切我，侠风感人。总之，紫藤庐的前身绝对没那么伟大，说周德伟、殷海光在那儿啟蒙什么自由主义，都是美丽的神话。至多周德伟的维也纳学派视野，影响到殷海光，但周德伟绝对浪费了自己。紫藤庐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能从政，政治人物周德伟误了大思想家周德伟。周德伟的长子周弘是我一生交过的最宽厚的朋友，我至今怀念他。至于紫藤庐这房子，龙应台说“紫藤花閒閒地开著，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当然，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紫藤庐有知，会为之窃笑。

■看来龙应台根本乱写了一段神话，她真不幸。

□不是她的不幸，是我们的不幸。

“大江大海”，屁！

■“大江大海骗了你”，这是一个有趣的副书名，并且有张力，用“骗了你”作为提醒，暗示有人是被骗的傻瓜。是个不错的构想。

□本来我的构想是“大江大海，屁”，用一个“屁”字蹦出一切，简明扼要，也不错，更有张力呢。

■在一本正经之士眼里，有点不雅吧？

□毛泽东词中有“放屁”字眼出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也大谈“放屁”，屁来屁去的，在他们革命家眼中，都不发生字眼问题。

■“阳痿美国”一书，中国大陆朝中有人视“阳痿”两字不雅，影响了出书。

□我想起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时候，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看。理由是：书中有“月经”两个字。

■“阳痿”、“月经”、“放屁”都是生理名词啊，在医学书里还是学术名词呢。

□“放屁”两字还够不上呢，该叫“排气”。

■看来该查禁毛孙诸公的著作才安全。

□如果郑金海班长升了官，做了中朝大员，他干得出来的。

■但你还是没用“屁”字做副书名。

□用“骗了你”更有亲切感，因为点出阁下即是被害人、被害人即是阁下。书名把读者给屁进来了。

■你用“大江大海”，还把四个字括起来，显然别有所指。你明明衝著龙应台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来的。

□没错。

■你写了一辈子的书，在书名上，你都没有这么强烈的针对性，这回怎么这么大火气？

□太气人了吧？多少年来，我们与蒋介石及其“文学侍从之臣”抗争，最后把蒋介石鞭尸、把走狗打得哇哇叫，夹尾而逃。本来已经在清扫战场了，不料又冒出一群“蒋介石超渡派”，在打招魂幡，这是我看不下去的。

■什么“蒋介石超渡派”？

□超渡是佛门用语，是为死者诵经咒，以佛力代死者消除前世罪业。仪式出自“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故事。

■你说“蒋介石超渡派”，显然是指文化人来超渡死者蒋介石吧？龙应台是其中之一吗？

□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是隐性的，并且满有技巧，所以“肉麻度”比较低。龙应台在大前提上是肯定蒋介石的团队的，这还得了！媚蒋媚到骨头里了。

■所以你认为很严重，你要拆穿龙应台。

□拆穿龙应台的精确定义分两方面，就人而言，是拆穿“龙应台之流”，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就事而言，是拆穿“龙应台式错误”，也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龙应台集“后蒋时代”错误思想的大成，似正而妖、言偽而辩，我们不能不声讨“龙应台之流”、拆穿“龙应台式错误”。

■干拆穿这一行，你可是驾轻就熟呢。这方面的书，你写了好多好多。

□六十多年来，我坐看打著国民党旗号的一批坏人，在祸国殃民以后，退居海隅、窃中国一岛以自娱。随后，又坐看这批坏人，孵出打著民进党旗号的一批混人，在有样学样以后，退居边陲、恃中国一岛以自毁。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岛，只缘阴错阳差，不幸与彼辈同土，自不免于周旋、纠缠、与作弄；爱国情殷，亦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大体说来，对雄奇之人，未免浪费。但是，龙应台靠著与财团的勾结、靠著财团们提供的金钱与基金会，一路闹得太嚣张了，我实在不得不出手，教训教训他们了。

■谈到教训，先举个例，做个示范吧。龙应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国，去看蒋介石的日记呢，满辛苦的。

□龙应台跑到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手稿”，又抄又引蒋介石日记。她的辛苦，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蒋介石的日记，龙应台可以一网兜收吗？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对蒋的另一面，视若无睹吧？如蒋私下骂叶公超是秦檜、张邦昌卖国贼，但蒋自己干的，不正是同一勾当吗？蒋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结果是求在联合国汉贼两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吗？别以为那是以后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机呢。

■美国档案后来公布了，原来蒋介石并没有“汉贼不两立”，他偷偷转告美国人，我们赞成在联合国两个中国、两立出两个中国，当时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老布希（George Bush）操盘，可是没有成功，蒋介石给赶出联合国了。

□可是这“汉贼不两立”的把戏还一直掛著，不但国民党的笨蛋们相信，民进党的笨蛋们也相信，笨蛋林浊水还抱怨因为蒋介石坚守“汉贼不两立”原则，害得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呢，这笨蛋。

■叶公超当然看不到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诬蔑他，但是龙应台看到了。看到了却逃避不写，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龙应台的大问题。龙应台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真的切肤之痛，不像叶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他如看得到蒋介石日记里这样诬蔑他，他连头都要埋在泥里了。

■叶公超也可统称“叶公超之流”吧？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靠错了边，最后被蒋介石耍、被蒋介石羞辱，多懊恼啊、多悔恨啊。龙应台写了一大堆，却不知道为“叶公超之流”的懊恼与悔恨留点笔墨，她的均衡感一塌胡涂。

□一塌胡涂的不只写不出“叶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写出“钱穆之流”。她写“冷眼素书楼”，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冷眼素书楼”？这篇文章没收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所读的龙应台，不限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当然连带也看点别的。当你宰一隻猪，不能只宰猪头。

■你讲话，像是奔驰中的罗马战车，不但主将正面挥戈，战车轮子中轴也装上尖刀，随时钻人一下。好吧，“冷眼素书楼”怎么说？

□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写道：

将来研究台北史的人会在台北大事纪中读到：民国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长马英九与钱穆夫人在素书楼共同植下一株松树。植松之前，市长郑重地说明了钱先生从未“占用市產”，并且为钱先生晚年所受的侮辱正式代表政府向钱夫人道歉。

混蛋岂止马英九呢，另一个混蛋陈水扁，当年做市长时，不正是索回公產的正犯吗？陈水扁当上所谓总统，也向钱穆夫人道歉了。事实上，这两个混蛋市长道什么歉呢？更早的市长高玉树“占用市產”不放，反说钱穆和我高玉树一样。钱穆“心有未甘”，投书自明。但自明了一大篇，我们看来看去，还是十足占公產不误，唯一不同的是蒋介石帮他占的而已，但蒋介石帮他占，也是占啊！在“占用市產”上，钱穆其实不如高玉树，高玉树真小人，占就占了；钱穆却偽君子，占了还大谈“委屈”、还要“以正社会人士之视听”。但是偽君子的手法，却比真政客高呢！社会视听中，“联合报”公开说他有“狷介风范”、“中国时报”公开说他“读书人的骨气却表露无遗”……这真是笑话！钱穆住蒋介石假公济私来的豪华别墅，二十二年来一块钱都没花，这是那一门子“狷介”？那一门子“读书人的骨气”？社会视听被王惕吾、余纪忠这些混蛋颠倒如此，视听真乱了！

混蛋是有传承性的，到了龙局长时代，却传承出生花妙笔了：

我们今天在草坡上致歉、献花、植树、洗刷钱先生的污名、发愿光大钱先生的文化理念，并不能擦掉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个城市曾经把一个象徵文化传承的大儒扫地出门……

事实上，钱穆发挥了什么“文化理念”呢？钱穆“发愿光大”了一辈子儒家大道，却不懂“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多丢人哪！这是那门子的“高风亮节”？

由钱穆这把量尺，可得到四点结论：

一、钱穆是迂夫子、村学究，搞餖飣史学有成就，但不足以谈文化哲学，更不足以称教主。

二、钱穆眼里的蒋介石是皇帝，他自己自然就是文学侍从之臣，蒋介石把他当“草山一皓”供出来，公私不分，代结“素书之庐”，结果闹出弊案。

三、蒋介石供钱穆，意在树立学统道统以给政统护盘，箝制自由主义者胡适。只比较胡适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而钱穆不敢反对，反倒曲学阿蒋一点上，就可判出两人高下。

四、“龙应台之流”拾蒋餘唾，也不知钱穆的“文化理念”多么有损中国文化的全面性，拿香跟著乱拜，反证了她的无知。

■对钱穆，你的理解太透彻了。你在高中时，钱穆不就写信给你、送书给你吗？

□他对我的私谊，和我对他的公论，是两回事。对他窄化中国文化与神化蒋介石上，我无法不公论论定他。

■龙应台说“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如何如何，她看不到钱穆的致命伤吗？

□龙应台看得到吗？她这方面的分析能力太弱了。龙应台说：

素书楼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穷的不安：那由于缺乏“历史智识”而“蛮干强为”，而“卤莽灭裂”的人，太多了。

多好笑啊，“蛮干强为”“卤莽灭裂”的，其实正是他们、道貌岸然的他们、文化局长的他们、“忍将“文化”苦苍生”的他们。唯一与流氓不同的，是他们干完了还“高风亮节”呢。噢，我想起来了。在“素书楼”附近，我还看到另一场呢。刘显叔拉我去参观参观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双溪开衩处，我参观了这一名宅。查询之下，原来也有丑闻在内。那块地皮本是禁建地区，张大千不管，先便宜买了下来，然后由蒋介石为他变更地目，改成建筑用地，大盖特盖起来。正庭外面，有蒋经国题字“亮节高风”，赫然招展。如此“亮节”、如此“高风”，龙应台当然更不懂了。

■钱穆是把量尺，龙应台不是量尺吗？

□龙应台也是。从她身上，我们量出来，跟国民党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化人，不管怎么包装，也是nuts（混蛋）。

■她可是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呢。

□文化nuts。

■钱穆的文化好一点吧？他写过“中国文化史导论”呢、写过“文化学大义”呢。

□钱穆的头脑是不及格的。只要一比对他的书，就会发现。一九三九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教主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看啊，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干。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夫子圣者歟？何其多﹃变﹄也！”

■他的餖飣史学还好吧？

□如果没有人“盗墓”，就还好。例如孙武，是春秋时代吴王闔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臏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竹简兵书，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证明了钱穆这种成名之作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只能怪他妈的孙臏不够朋友！不够朋友的看来还不止孙臏呢。这批竹简中，竟赫然还有古书“尉繚子”。“尉繚子”也是被钱穆判定是后代假造的书、是偽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鑠，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又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

■龙应台“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能知道这些真相吗？

□你说呢？

■龙应台跟著钱穆大谈中国文化，她不像钱穆那么“村”吧，她可是留学生呢、还在外国教过书呢。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大为惊奇，问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e fork now.）

■不但在“素书楼”草坪上啃钱穆，还跑到史丹佛大学舐蒋介石呢。在她书里，多次提到她去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手稿”，你认为她上了蒋介石的当，因为她被蒋介石弄胡涂了？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蒋介石日记也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著呢。日记是档案中第一线真偽搀杂的，然后才衍生出别的。我在沉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覆。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过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以白纸黑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可见白纸黑字的，处处玄机，何况日记呢？

■这种专门以白纸黑字来作弄你的干法，可说是“专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拋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著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著，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当事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龙应台之流”看的啊！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么花样？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禪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係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禪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沉醉在“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諭速办』和『奉諭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諭』，档案里完全找不到。”可见蒋介石的禪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摺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洩。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禪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龙应台说她写书时有朋友夫妇、有助理夜以继日的帮她；有“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来帮她；有“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倖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她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资料和照片”来帮她。你呢？你有这些外来的帮助吗？

□我没有，我也不需要。龙应台有的，我全没有，我是个体户、单干户，全部自己来。龙应台太笨了，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花了四百天；我太聪明了，我完成“大江大海骗了你”，只用了四十天。这四十天虽不无棒喝作用与施教作用，我还不免边写边要快快脱身。三年前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一书收尾时，我的玩世之情、情见乎词，我写道：

好像是个顽童，在最后一堂考试。他急著赶快考完、急著在阳光下，一边走一边慢慢吃蛋捲冰淇淋。于是，他决定缴卷，最后一题也懒得答了。他乱画了一个图案，乍看之下，什么都不像，仔细看去，却是一隻王八。

王八，再见；冰淇淋，我来了！

这种迫切的童心，如今又来了。

■用一本书来拆穿龙应台，你会不会后悔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

□龙应台的确是“小咖”，不值得我一写，但这鬼岛上，有几个是“大咖”？一九九三年，我写“李登辉的真面目”，在序言中，我近乎无奈的说：“在思想家兼历史家的眼中，李登辉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阴错阳差、因缘际会，他竟不伦不类、沐猴而冠，并且多方面有了做样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我四年多来，写了不少以猴戏为主轴的文字。”今天我写龙应台，正是心同此理。

■写“李登辉真面目”七年后，你和李庆元合写“陈水扁的真面目”，你在序里说，你七年前的感觉又因书而生，你说你可以同样的说，“陈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为了“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你还是愿意挪出一点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我的确有这种感觉。

■现在写陈水扁十年以后，又逼得你写龙应台了，不是吗？

□是。

■值得吗？

□龙应台太特殊了，她不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在政坛上狗屁倒灶，她在文化思想上乾坤挪移，祸害是另一型的。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实，对“一九四九”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我把这种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的手法，叫作“龙应台式错误”，我要拆穿的，也是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讲，一开始即谈飞弹“现象”而不谈“原因”，只谈飞弹对著我而不谈为什么对著你，就是这种手法。

■人们说龙应台的文笔很好。

□这话要相对说。龙应台窜起在国民党污染下的文坛里，因为国民党文坛的文笔太烂了，所以比这种文笔高明一点的，就被大家说好了。龙应台的毛病不在文笔好坏，而在她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

■你的意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以这么说。问题在“人们”弄不清“败絮”，就被“金玉”给迷糊了。所谓龙应台的“金玉”，也没什么，文字流畅而已，但在国民党文坛中，文字流畅已经是上选了，因为国民党文坛太烂了。

■你口口声声国民党文坛，有特色吗？

□国民党文坛是“党八股”加“鸳鸯蝴蝶派遗蜕”加“三十年代餘绪”加“战斗文艺”加“琼瑶”加“无名氏”加“张爱玲月经棉”的综合体，算是特色吧。

■与“鸳鸯蝴蝶派”有关吗？

□别忘了早期为国民党主持宣传的叶楚傖就是“鸳鸯蝴蝶派”。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么？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败将胡秋原的“少作收残集”吧，那种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战斗文艺”？

□国民党搞出的军中文艺，统统属之。军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笔桿的，但国民党军人打仗不行却好文墨，于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军人是不耍笔桿的，孙立人将军耍过笔桿吗？他绝不做什么“儒将”。

■他们捧张爱玲，表示了什么？

□张爱玲代表的是“十里洋场的非汉奸文学”，十里洋场者，上海也；非汉奸者，嫁给汉奸但自己非汉奸也。张爱玲文笔累赘，但远超“国民党文坛”朋辈之上，人们都写不过她，但心慕手追，所得只是月经棉而已，差得远了。

■月经棉是属于垃圾一类的啊。

□他们迷张爱玲，以致到美国张爱玲的住家外面偷她的垃圾袋检查，回来写文章津津乐道呢。

■你说在国民党文坛下，冒出了龙应台。

□先得从这一纵深看，才懂得龙应台多么浅，龙应台是个文笔通顺却头脑不清的人。再说一遍，她的文章，是“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结果呢，怎么包都是徒劳无功，看看那本“龙应台评小说”吧，一篇篇所评，不出“国民党文坛”的生张熟魏，本已不成格局，其中竟评到“无名氏的三本爱情小说”，就更不入流了。无名氏是多么噁心的，你评他，就好像百灵鸟学猫叫，一猫叫，你就先完了。前面我提到方法学上的“虚拟演绎”，大前提错了，你的推论就全错了。“龙应台评小说”的大毛病，根本就在这里。你能在杂碎卜少夫那种杂碎弟弟的杂碎“三本爱情小说”里，看到什么文学吗？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当然不止这一项。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结果书一本一本出、笑话一本一本闹。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那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臭狗屎？

□看看给大汉奸舐痔之作──“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吧（执行编辑可有杜正胜呢），看看那篇黄仁宇马屁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极，说它是臭狗屎，不是骂这票国民党文人，而是据实陈述。

■你说吃臭狗屎，会不会太愤世嫉俗了？

□何必闪躲呢？我们一直在吃臭狗屎。几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几十年后在吃老K徒子徒孙牌臭狗屎。具体的说，几十年前我们吃的是蒋介石臭狗屎，几十年后我们吃的是换了精美包装的，不论包装纸上是“野火”，还是“大江大海”，都一样。

■一般人看了龙应台的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分级的。

□那是因为一般人程度不够。读国民党领导人的“遗教”“遗训”，像吃臭狗屎；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像吃从臭狗屎堆中捡起来的烂苹果。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你用“现象”的现象拆穿龙应台，看法真是一针见血。

□谈到“现象”，可有得瞧了。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她还喜欢说风凉话，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早被这个洋人弃妇气死了。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残山剩水”，又何来“大江大海”？可见连“现象”她都观察有误。因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南宋画家“四大家”之一的马远，画的特色多是“半边一角”的构图，小中见大、以偏概全，外号“马一角”，虽然从画法上，马远是从中轴线构图、十分线构图、演化到对角线构图，但却衍生出一种解读，就是这位“马一角”，用心深处，就在点出“残山剩水”才是画题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残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装吗？你龙应台美化了假的“现象”、抹杀了真的“现象”，岂不太可恶了吗？还作为书名呢，真是其书可诛啊。但是绝对不可以查禁它，因为它是一个好样板，证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多么乌龙过，他们竟被“角隅法”骗了。

■你说她“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如此吗？

□她的著作谈到史实的部分，不幸统统如此。她的历史训练太差了、思想训练也太差了，好奇怪，这位女士却最喜欢谈历史、谈思想，真要命。历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龙应台大胆侈谈“一九四九”，如果真的对“一九四九”的“现象”有及格的了解，从而肆其偏见，我们可以原谅她，因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过功课，糟糕的是，她在“一九四九”的“现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样，既不能通过历史学、也不能通过统计学，一塌胡涂。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马一角”的反讽，可叫“龙半截”，因为对“现象”，龙应台只知道一半。并且，一半之中还有假的。

■莫非是少了真的“现象”，多了假的“现象”？

□你搔到痒处了。

■从“现象”上检定，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书名上就大错特错了。

□并且，由于这本书，可以测量出它的读者的水平程度。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读者。

■她的书可卖了几万本呢。

□几万本又怎样？美国恐怖小说家的书，卖了一亿七千万本呢，能证明读者是一代圣贤或恐怖分子吗？

■你从理论上论定龙应台，已经很清楚了。举个例吧。例如，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著，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事实这么简单吗？龙应台提出笨问题，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龙应台仍是老套，她只写“现象”，不找“原因”。你谈谈原因吧。

□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產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飢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飢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飢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採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飢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產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飢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產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餘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我民运部门协同双阳、伊通、怀德等县委、县政府，转运疏散，经过十几个昼夜，才把难民疏散安置下来。

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国民党抢粮食，经过如下：

颁布了“战时长春粮时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餘的粮食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隐匿不卖者，一经查获，除没收粮食外，还要按军法惩处。于是，城内居民的粮食被“管制”起来，统一分配，搜括殆尽。

悲剧发生，总要找“原因”，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结果呢？蒋介石一筹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来。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们无知的龙应台不知道，她只会看“现象”。“现象”就是共產党不对，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部书的方法架构，这么头脑不清的人，居然还要写书呢。

■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

□这当然怪蒋介石的头脑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为了面子、一时的面子。

■国民党文宣作品，有“蒋总统在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这类主题呢。

□在军事上，守长春是笑话，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战史中的笑柄。并且，从战史中，我们还可领教“飢民战”的伎俩。凯撒（Caesar）书中记录：公元前五十二年，蛮族守阿勒西亚（Alesia）城，即驱出城中老弱，到罗马军前，乞求一饱。凯撒拒绝收容飢民，因为他看出了这是敌人搞出来的“飢民战”。

■“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虽为军人，实不知兵，最后导致兵败山倒。歌颂蒋介石丰功伟业的人，很难想像蒋介石在军事上多么外行。至于所谓北伐成功统一中原云云，成的并非军功，而是收买之功、情报之功，实际上，蒋介石并不会打仗。

□黄埔六期的盛文将军，他是胡宗南的参谋长，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访问纪录”中回忆，就变相指出蒋介石不知兵，只会用死守耗尽兵力：

我可以大胆地说，徐蚌会战是不应该打的，这是政略的错误。许多地方我们不应该打而打，应该放弃的地方到处死守。这样攻占一个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后使自己一点气力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共党就不一样，他就不愿背多餘无益的包袱，随时保全著实力。到处都要死守，等于和敌人同归于尽。成都最后是我守的，我当时就反对守成都，守它只有同归于尽而已。

还有共產党那边的，也要看。据“萧劲光回忆录”，特别指出国民党的难民战术：

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產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画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像萧劲光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產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从何真知“一九四九”呢？胡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產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

■龙应台喜欢用人证，她做访问“以实其说”呢。

□谁没人证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长春难民。我的老同学吴文立，也是一个。在台中一中，我同吴文立放学走在一起，他讲述这一悲剧，他那时十二岁，同母亲被赶出长春，国共双方还在交火，流弹打中他母亲，当场毙命。奇怪的是，母亲身上都饿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么血来了。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你知道多少？

■吴文立是东北人？东北人见证历史见证得最多？

□是，他爸爸吴广怀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是我父亲学生。东北人见证中国本土上的苦难，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两个王八蛋国家打仗，战场竟在中国领土上，多可恶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更首当其衝，开始抗日。可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历史不这么算，抗战竟从“七七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媚日的时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我爸爸的遭遇，画出了一幅謔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著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做多少“地下工作”，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我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我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產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访民隐，她不该不访到这个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这种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这个故事太特殊了。

□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我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员、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復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閒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我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我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偽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我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我爸爸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吴焕章虽然一直跟国民党有关係，到台湾后，也沦为閒职了，东北人忠党爱国下场，也不过乃尔。一九四九年后，大家流亡到台湾，他们这一代报销了，有赖下一代了。

□下一代该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结篇吧？龙应台也该抽样式带到吧？像吴焕章的儿子吴丁凯，学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总教头。吴丁凯最后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给张忠谋。乱世的悲欢离合，有的也颇足醒世。古人写“醒世姻缘”，“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带来的，光从姻缘切入观察、反向追踪，就思过半矣。

■这种两代故事，站在第一线的东北人，他们的故事，才真能使人们知道“一九四九”吧？龙应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访问访问吗？

□选出访问对象，也要眼光呢。

■谈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当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没死的，为什么不访问访问？

■东北人吗？

□就东北人吧，像关中。

其实啊，有文字资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访问。关中对我敬而远之，我们从不来往，只不巧吃过一次饭，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马桶故事。

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中国男人”的报导：关中的父亲是已故资深立委关大成，在抗战时是地下工作人员。关中四岁那年，关大成被日本特务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狱，当时关中年纪还小，但有些际遇片断却使他终生难忘。关中回忆说，他们原先住在平津一带，为了逃避日本人追缉，便搬到父亲的老家安东暂住，安东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还是找到了。他们打他母亲，由屋子这头一巴掌打得滚到屋子那头去，再一巴掌打回来，场面的惨烈，几乎把年幼的关中吓死了。关进监狱后，关中至今仍能回忆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缩在角落，耳边听到的，是犯人脚上铁鍊的拖曳声和被拷打时的哀嚎声。当时他的玩具是囚房内每天拿进拿出的马桶，那么脏的东西，他却常去把玩，因此总是被母亲喝斥，甚至挨打。他与小他两岁的妹妹同时在狱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过，死在狱中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景象，至今仍是关中难以磨灭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关中的父亲由地下工作人员成为东北的接收大员，但没几年东北局势逆转，全家又随著军队撤退。关中说他记得军车抵达四平街时，刚刚结束战斗，到处是死尸，吓得直哭，连晚饭都不敢吃，总觉得家人分给他的馒头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战场的卡车停靠路边，尸体一具一具往车上扔，水沟内全是血，关中终于见识到什么是血流成河。

关中小我六岁，生在一九四○，到台湾时才八岁。他在台湾长大，他走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的路，留学归来，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工会副主任、政策会副秘书长、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辅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中广公司董事长、立法委员、銓叙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召集人、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主席、国民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院长。他一辈子追随国民党，最后在残山剩水的小朝廷里做了大官。他一辈子对我敬而远之，只是不幸与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头吃饭，一定想不到我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他远距离的历史。他很勤奋，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记研究和写书，检讨国民党的历史。我遗憾他始终达不到检讨的深度──国民党祸国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岁的乳臭龙应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见识过什么是牢狱、酷刑、和战乱。他在这方面有身历与深度，而龙应台呢，只是一层皮。英谚说“美貌只是一层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龙应台长得像个不修边幅的弃妇，没有美貌可言，但她的历史知识，的确只是一层皮，她不自量力，大谈“一九四九”，连关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龙应台明明在闪躲这个大题目。

□不止于闪躲，而在扭曲。龙应台不断闪出一种氛围，就是台湾的文化处处高于大陆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要你说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一九四九”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一九四九”，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著“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龙应台不画龙，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流血衝突”，“衝突”总有双方面吧，为什么看来只是单方面的呢？

■这就是龙应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别的都不管了，这叫什么“文化”啊？这不是在恶意挑拨吗？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根据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第九十一页、九十二页、九十五页：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时许，在台北新公园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搀了她底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们拦住了，他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便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后将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横加殴打，打得半死半活时，便将她的手脚捆起来，拋到阴溼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便用手抓住该小孩之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二、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四、又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五、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得他脑浆迸流，随即殞命。

六、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台湾的小学生挤进人丛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齐挥，不一会，他们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魂。

七、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羈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餘，均愤极自縊殉难。

八、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若说以上唐贤龙的书不可信，那么李登辉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为何一再引证？该报告全书中，在这一章有註释五百九十七个，其中光唐贤龙的书就引了十九个，可见倚之甚殷，只是奸杀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凶，加上但书而已，如“打杀”“砍杀”就要给加上“据闻”并予以消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学术？把同一作者、同一书予以前言不对后语，这是什么唐贤龙？

■龙应台口口声声把“二二八”定位在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条史料，倒跟龙应台不谋而合。据“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台湾『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当二十八日下午开始焚燬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时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拋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扠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

这是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以外的另一报导，其中特别提到“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不正是龙应台文化优劣论的先驱吗？从残杀小孩到奸杀妇女，重重暴行，岂能以“文化”一笔带过吗？有这些残暴行径的人，还有什么“文化”？

□什么例子能跟“二二八”时的“文化”高于外省人的“台湾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龙应台的书里，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绝口不提“台湾菁英”强奸、轮奸又残杀外省妇女的事，但却看见俄国大兵强奸、轮奸又残杀中国妇女的事，在她书中，特别有这么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瀋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瀋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的视野，到了中国东北，但我奇怪，她为什么到不了台湾？就在“那一年冬天”后的两三个月里，“二二八”的场面岂不出现了俄国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强奸轮暴、杀死妇孺，试问那一样少了？龙应台为什么提都不提？当然俄国人的暴行要振笔直书，可是，台湾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湾人供成“台湾菁英”，但怎么掩饰那有俄国大兵行径的“菁英”呢？他们不是“台湾人”吗？

■他们当然是台湾人，尤其是手执武士刀的台湾人。但在“二二八”时候，与俄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俄国人是白种人、台湾人是黄种人。并且，俄国人暴行的对象是外国人，大陆人对台湾人说来，是外国人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吧？当然把大陆人看成外国人。

□台独分子吗？先成立“台湾独立国”再说吧。民进党执政了八年，连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歌”都不敢改，还吹牛什么台湾独立呢？

■他们说改国歌要修宪，有困难。

□他们胡扯。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中，根本没有国歌条款，改国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当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谁相信他们真搞台独啊。

■别扯远了吧，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菁英”与俄国大兵吧。

□看了龙应台的文字，对照起“二二八”时“台湾菁英”轮奸外省人的记录，一何酷似啊，我们能无惊心的对比吗？“台湾菁英”奸杀中国人，与俄国大兵奸杀中国人，大同小异之处，该是俄国兵在残忍上，恐怕甘拜下风呢！试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一九四七年）中记录：“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以石塞其阴户”吧？再看曾今可“台湾别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记录：“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把“妇孺双脚拉开拉死”吧？

■结论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杀大比赛”，裁判结果，台湾人胜了老毛子。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回来写出了俄国大兵，又引伸写道：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人文与社会注:Alexander Solzhenitsyn, 另译索尔仁尼琴)

没听过？没关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砲兵连上尉，跟著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对龙应台说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一九九○年，吕秀莲去了一趟大陆，回来说：她发现，大陆十一亿人口对“台湾是我们的”的观念，加上军事力量，对台湾是相当大的威胁，而独派人士若不能摆脱闭门造车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对我方人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吕秀莲的觉悟，自然令人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了解一个地区，若一定得靠“走一趟”为必要条件，才知道什么、才觉悟什么、才猛醒什么，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费了、太迟钝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本领像中国大哲学家老子那样“不出户，知天下”，才算功夫。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对台独绝不可行的认知，还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吗？这样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点吧？

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令我想起吕秀莲。不过，龙应台还不如笨蛋吕秀莲。龙应台说她“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风尘的，她回来了，其实她连这件事也没搞懂。哎呀，她还是做点文艺批评吧，国家大事、思想趋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龙应台大谈俄国大兵在东方的暴行，并比照他们在西方的，同样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记录上说，一个俄国大兵强奸了德国女人，从女人身上爬起来，说：“你们的德国大兵在我们苏联，就这样。”嫁到德国的龙应台，从来不谈这一因果。不是说被强奸的是应该的，而是说“原因”也该同时摊出来，并且要区分出来。德国对苏联是侵略者、苏联对中国却是加害者，中国还是战胜国耶，战胜国的女人还要被强奸、被奸杀，这是什么道理？要问谁啊？

□要问蒋介石啊、要问蒋经国啊、要问王世杰啊。是谁引来俄国大兵，看看记录吧。一般说法是“雅尔达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FDR）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从“顾维钧回忆录”里，明明看到：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给一块”式的加码卖国，也是美国逼你的吗？

在蒋经国的回忆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併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写得多清楚啊，因为是“你要我来帮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过，所谓要苏联帮忙，不论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八月八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係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以下卖国者还向苏联签约大卖。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记上说：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

为什么苏联方面要捏造签字时间，提前“数小时”呢？因为日本已在“今晨二时”投降了，连苏联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后向战胜国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说外蒙古是在日本还没投降前就独立了。多气人啊！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按照卖国者与苏联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记”写著：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產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国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苏联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蒋介石挽留，“尚拟缓发”“照会”呢。

当时在东北第一线与苏联打交道的董彦平将军，写了一本“苏俄据东北”送给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里，我与他长谈，我彷彿知道了什么，蒋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痴，最后还要求俄国大兵帮他在东北防共產党呢！

蒋介石引来俄国大兵，下面才是龙应台片段又断片的故事。龙应台照旧只写“现象”，她不写“原因”、不写俄国大兵奸杀中国女人的“原因”，她开脱了美国人罗斯福、开脱了中国人蒋介石、也开脱了苏联人斯大林，她的视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窥见了豹斑。龙应台的读者跟她窥见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但是，对长春街上的“原因”，龙应台永远闭目以窥豹斑。

蒋夫人还慰劳俄军呢！

■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谢俄军如何如何，在在均为共產党杰作，在她笔下，引狼入室的祸首国民党是不见媚骨的。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看看刘毅夫少将的回忆吧。刘毅夫在“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偽军的一幕──随侍蒋夫人赴长春慰劳俄军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说：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事实上，这位女郭子仪不论“施以顏色”或“晓以大义”，都无助于苏联撤军。对照一下董彦平书中写的吧：

苏俄军部自一月十日美国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共匪纠纷，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停战命令以还，态度突转恶化。对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协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约，显亦无意履行。主席夫人适于此时冒恶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严冬，万里冰天中飞蒞长春，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存眷父老；并向苏军阐明中苏友好同盟之真諦，获致热烈反响。但苏方并未因此改变其预定计画。

龙应台为什么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可是“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呢，长春市政府一条“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几啊！“长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战机、坦克纪念碑”又算老几啊！

■看来龙应台谈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谈不出大事。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侈谈“一九四九”，却对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国大兵在瀋阳强奸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追究谁是引狼入室的祸首呢？

□从头目言，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从细部作业言，是王世杰与蒋经国。最后，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蒋介石王世杰之流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四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什么“国家利益”呢，让人强奸也是吗？

□“王世杰日记”在王世杰死后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

“他人之过”的“他人”是谁呢？龙应台到美国看蒋介石日记，忘了找这一段了吧？在日记里、在“国家利益”之下，应该看到一个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一九一二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一九一九年，“军阀”徐树錚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一九一二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鐸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徵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徵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徵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徵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一九四九”，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

“原因”越来越大了、头绪越来越多了。解答龙应台没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来不在东北，却在台湾。还是回头从“二二八”来追踪吧。

□这叫环环相扣。一九四六在东北的事，竟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隐。还是回头看看“二二八”。

■龙应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证的毛病？

□当然是。据“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众伤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详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计死一二五人，伤八五人。”足证外省人有死亡；再据陈桐“杀戮起源蓄意煽动”（“自由时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挟持外省人集体软禁在高雄中学内，每天只供给一粒饭糰，境遇也相当凄惨……”足证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见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词，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杀被关于不闻，只记彭孟缉怎样怎样，其实，照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纪录”，是会议席上涂光明先掏枪。彭孟缉固非善类，但此彭非彼彭，也别有说词，龙应台也该知道。至于龙应台引彭明敏“『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云云，简直替彭孟缉搽胭脂抹粉了，那来“审判”啊？兵荒马乱之际，彭孟缉这种恶棍还给你“审判”吗？

■看来龙应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当。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会上当；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帐”，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活像六四天安门前的学生，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六十四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