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丹尼尔·贝尔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和贝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3年，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通信。我与贝老最后一次通讯是在一年前，想征询他是否允许把我们之间的来往书信用在我与他人合著的书中。这本《城市的精神》是把对一个城市的心态的理论化与个人历史结合起来的书（2011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选段就是出自该书论证移民对纽约的成功的重要性的章节。 

新加坡，1993年11月。丹尼尔收到纽约著名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的传真。开头写到“我认为任何一个名叫约翰·斯密斯的人看到他的名字在很多地方出现甚至作为作者出现在不同的书上都会习以为常，但看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新书广告，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丹尼尔·贝尔著的《社群主义及其批评家》，那个丹尼尔·贝尔除了名字，并没有其他身份特征，我还是感到非常吃惊。”贝尔接着解释说他也撰写关于社群主义的内容，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无论如何，纯粹出于好奇，我希望更多了解你的背景和思想。” 

丹尼尔用传真回复，解释了他的家庭背景。“为了逃离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我的曾祖父丹尼尔·别列斯基（Daniel Belitsky）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袖衫，和数千其他犹太人移民一起在1905年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下船来到新大陆。”丹尼尔解释说他的祖父把名字缩短为贝尔，以便更符合非犹太人主流社会的习惯，他希望他的其中一个儿子起名“丹尼尔”以纪念他的父亲。这就是丹尼尔名字的由来。 

几个小时内，丹尼尔收到丹尼尔·贝尔的另一份传真：“你的描述中与我的家世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我的祖父阿拉姆·波罗茨基（Avram Bolotsky）是从立陶宛-波兰-俄罗斯三角地带在1905年来到埃利斯岛的。我的叔叔萨缪尔·波罗茨基（Samuel Bolotsky我的法律监护人）是牙科医生，在我1929年10岁的时候给我起名贝尔。所以，从1929年起，我成了丹尼尔·贝尔。” 

这两个丹尼尔·贝尔几乎每天都传真交流。年轻的贝尔说他的有关社群主义的书已经被国会图书馆归类为社会学而不是归类为政治理论。老贝尔回答说“别管它。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你在“民主”中国求职，可以列举一长串的著作目录（我正在增补缩略的个人简历）[1]另外一个原因是你的著述时间将很长，将来的中国学者会吃惊地发现一个名叫丹尼尔·贝尔的人寿命长的惊人，他的著述时间超过90年。” 

年轻的贝尔回答说“谢谢您的个人简历。如果我在民主中国求职的话，我肯定用这个名字，不过，即使我未来的雇主相信我可能写了这么多书，我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许我们需要等上几百年才能在中国看到民主制度。” 

两个丹尼尔·贝尔最后决定年轻的丹尼尔·贝尔在未来的出版物作者介绍中加上字母A以便区分，免得两者混淆。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丹尼尔·A·贝尔在非民主的中国找到了工作，他有时候应邀在中国大学讲学时仍然会被错误地当作真正的丹尼尔·贝尔。 

去年二月，我给丹·贝尔寄去了包含上述选段的有关纽约一章的初稿，他在第二天回信说： 

亲爱的丹， 

我假设这是“另一个”丹尼尔·贝尔，他有一个在北京的妻子宋冰，据说在北京拥有两家餐馆，还有一个儿子朱利安将与我的孙女伊兰娜（Elana）订婚。 

这是解释我收到的信的唯一方式。 

关于“城市”，你的课题听起来与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ett）的妻子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著作非常相似。所有这一切都说得通么？请告诉我。 

祝好！ 

老丹尼尔·贝尔 

附：我认为“另一个”丹尼尔·贝尔已经同意给自己签名丹尼尔·A·贝尔来与最初的丹尼尔·贝尔区别开来，可是现在可能被下面这个事实所混淆，我的儿子大卫·A·贝尔（David A. Bell）如今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写上大卫·A·贝尔, 其中A代表阿拉姆（Avrom）用来作为中间名。我儿子大卫·A·贝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院长，即将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你曾经作为洛克菲勒研究员在那里工作过。或许所有这些混淆都是命中注定的。 

下面是我的回信： 

亲爱的丹， 

是的，是我，我期待这桩婚姻。 

请多保重。 

丹（丹尼尔·A·贝尔） 

今天早上，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丹尼尔·贝尔的讣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担心它是不是我自己，但后来我想起来了我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足以在《纽约时报》上发布讣告）。这则讣告提到丹尼尔·贝尔的“自我嘲讽和谦逊”。我承认这不是我在想到丹尼尔·贝尔时首先想到的品质。从个人角度看，我对他的机智和热情印象最为深刻。他的传真给我在新加坡的日子带来最美好的时光。丹，祝愿你平安。我保证继续完成你为我设定的使命（但我还没有告诉我儿子他的使命呢）。 

丹尼尔·A·贝尔(贝淡宁) 

 （北京，2011年1月23日） 

 吴万伟 译

译者注： 

丹尼尔·贝尔是我敬仰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学家，很早就听说过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著作。感谢贝淡宁教授第一时间把纪念丹尼尔·贝尔的文章发给我。记得第一次翻译贝淡宁教授的文章“老外在北京讲政治理论”时就曾把作者翻译成了丹尼尔·贝尔，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后，曾有读者纳闷难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到中国当老师了。后来再翻译他的著作时，我就用其中文名字贝淡宁了，不过一不小心，我仍然会搞错。前些天，我曾经给贝淡宁教授去信询问2010年秋《异议者》杂志上的一篇书评“重新思考人文学科：新世纪的建议”，但他告诉我该书评不是他写的，而是大卫·A·贝尔写的。我只专注于作者名字后半部分的A. Bell，却忽略了David 和Daniel 的区别。他还告诉我这个贝尔是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儿子。世界真的很奇妙，相信读者也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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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贝尔实际上给我传真了长达四页的个人简历，“提到了我出版的书籍，但略去了我写的很多很多文章。有些文章有点靠不住，因为年轻时担任社会民主派周刊《新领袖》（The New Leader）的执行编辑，未成熟的我在五年中写了250多篇文章(按照一个研究生的统计)，你可以算出来，一周一篇。”小贝尔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他正面竞争，所以计算了需要多少年才可以赶上老贝尔的著作总数量。老贝尔回答说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他的两本书都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定的自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