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张政烺先生墨迹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即《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页），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译出来，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我也把他翻译出来，收入此书。 

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上述纸盒内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旧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更不会攻击别人，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快点讲，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四 

中国的古书，有些很难读，也很枯燥，谁都着迷，谁都不读，《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为了研究。 

古人说，孔子老而学易，老有多老？据说只有五十岁。 

张先生也是老而学易，比这个岁数更大。 

张先生淹通经史，从小就熟读古书，其中也包括《周易》，但没有兴趣。他说： 

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这是大实话。 

我们要注意，他是因为整理考古资料，六十多岁，才迷上《周易》。 

挑战来自考古发现。 

张先生对易学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文革”十年的最后三年，主要是整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经传；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后，主要是探讨《周易》卦画的起源。 

1966-1976年，一般人都以为，十年浩劫，学术有如沙漠，什么都荡然无存。他们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使“文革”期间，学术要配合政治，很多事都是奉命而行，但仍有很多学者，而且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做过许多极其重要的学术工作，从古籍整理到外文翻译，学术的薪火并未中断。特别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有一批重大考古发现，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研究学术史，谁都绕不过去。比如简帛研究，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就是划时代的大发现。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小组，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古文字专家，集中在沙滩红楼，通力合作，参加整理，这是学术史上可以媲美孔壁、汲冢的大事。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贰〕，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本书的大部分稿子，上编的三篇文章和整个下编的七篇遗稿，都和这一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于豪亮先生的遗稿，就我所知，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帛书〈周易〉》，由红楼整理组的负责人韩仲民提供，发表于《文物》1984年3期；一篇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注》，由于豪亮先生的女儿于采芑女士提供，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据《文物》杂志的编者说明，是写于1976年。我估计，张先生的遗稿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比于先生的稿子晚一些，但不会太晚。 



五 

张先生研究帛书《周易》，主要在“文革”末期。帛书分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释文发表于1984年；传的部分，后来一直未发表。未发表，不是他攥在手里故意不发表，像流言所传，而是出于自尊，义无再辱（个中原因，这里不便讨论）。前两天，《马王堆汉墓帛书》的老编辑吴铁梅先生跟我在电话上说，张先生给她讲过一个他们老家的故事，有个人不打算活了，一根葱，两头蒜，该还的都还，什么事都做了了结，然后喝了卤水。她说，从此她再也不催张先生。 

此事按下不表，我们还是看看张先生留下了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要想了解他对帛书《周易》的研究，一要看他的遗稿，二要看他生前发表的三篇文章。 

张先生的遗稿，还是“文革”末期的旧稿，主要包括释文和校注两部分。释文部分，只有《六十四卦》、《系辞》两部分整理得比较好，其他还是草稿。校注部分，主要是据王弼本校经，据韩康伯本校传，并参考了汉唐石经，以及《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所引的各种古本。 

另外三篇文章，有些比此稿早，有些比此稿晚。 

197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刚刚成立。《文物》1974年9期发表了署名“晓菡”的文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革”期间，时髦用笔名。据考，这是商承祚先生给韩仲民先生起的笔名。这篇文章的后面是《文物》编辑部邀请部分整理者在京座谈的纪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时间是8月28日。纪要中有张先生的发言，可以反映张先生最初的考虑。当时，于豪亮先生还没来北京。

这篇纪要，多数发言是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其卷前卷后古佚书。当时，尊法批儒，黄老是宣传重点，这很自然。但张先生和周世荣的发言，重点是谈《周易》。张先生指出，帛书《周易》只有六十四卦，卦序排列与今本不同，不附《彖》、《象》、《文言》，不分上下经；《易传》的《系辞》不分上下篇，也没有“大衍之数”章。他怀疑，今本经的部分，卦序也好，分篇也好，都是汉代的改造，很晚才形成；传的部分，也与孔子无关，肯定在汉初以后，《系辞》和《说卦》都是后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张先生还是以《周易》指经的部分。本书所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摘自这篇纪要。 

张先生第二次讨论帛书《周易》是在十年后。它是配合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的发表，刊于《文物》1984年3期，即本书所收《帛书〈六十四卦〉跋》。此时，于豪亮先生已去世两年。张先生的文章后是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于先生的遗稿仍是以《周易》为题，但整理小组正式发表的释文，题目却是《六十四卦》，可见这个题目是张先生考虑再三重新命名。事实上，本书下编所收张先生的遗稿，也把经的部分叫《六十四卦》。 

《帛书〈六十四卦〉跋》，重点是探讨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序。 

卦画，《六十四卦》以一横为阳爻，同于一字；一撇一捺为阴爻，同于八字，这点是新发现。作者认为，今本《周易》的阴阳爻是从数字一、六或一、八演化而来。他说，阜阳汉简《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六（写成∧）为阴爻；马王堆帛书《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八为阴爻。一是代表九六之数的九，八是从六分化，代表九六之数的六。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张先生的想法是源自他的“《周易》八卦源于商周数字卦”说，下面还要谈。这里，他除再申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提出的观点，还补充了《阜阳汉简简介》（刊于《文物》1983年2期）刚刚发表的新材料。遗憾的是，《阜阳汉简简介》报道有误，误导了张先生。事实上，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画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画并无不同，写法都是一、八，而不是一、六。 

卦序，作者是以易家所谓的“父母六子”说为解，认为它的排列与宋朱熹《周易本义》卷前《周易图说》的《文王八卦次序》最接近，此说可上溯于邵雍，上溯于陈抟，上溯于北周卫元嵩《元包》，根子是《易传·说卦》，画成易图，应属后天图，而非先天图。由于帛书卦序与今本不同，张先生认为今本卦序是后来才有，故他把经的部分改题为《六十四卦》。 

1984年后，张先生已从他呕心沥血的帛书整理抽身而退，闭口不谈帛书。帛书《易传》主要是由其他人陆续发表。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出版社出版了傅举有、陈松长合编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第一次向外间公布了帛书《系辞》的照片和释文（118－126页）。由于材料已经发表，在陈鼓应先生的反复劝说下，张先生才写出了《马王堆帛书〈系辞〉校读》（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帛书《周易》。 



六 

张先生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主要在“文革”以后。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研究是从前一研究生发和延伸，但就学术界而言，却是延续前人的讨论，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看待。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这组“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这是器主的族徽。其说只是一种猜测，问题还处于混沌之中。 

解放后，这类材料越来越多，局面才慢慢打开。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 

人的认识，总是真知灼见夹杂错觉误解，很少能一步到位，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幸免。 

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听过唐兰先生讲课。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滔滔不绝，一连几小时，拒绝休息。我还记得，他说，我把这种符号释为数字，有人来问我，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由于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虽然这一理解并未被学界采信，有人甚至不理解，他这样的高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于他老人家把这些符号释为数字，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对唐先生执礼甚恭，每见先生必垂手立。他对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上的贡献非常推崇。解放后，他协助郭沫若先生做过很多资料查证的工作，对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十分佩服，原来很想接着做（可惜未能实现，只留下他在《大系》一书上的批注，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位前辈，对他影响很大。铭文，他是采用唐兰的考释；性质，是从郭沫若之说。只不过，他以为学界习称的族徽是父系家族的称号，因而叫做“家号”。 

这是张先生的研究背景。 

唐兰和郭沫若的认识，不管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张先生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些可能是启发，有些可能是误导，我们不必苛责前人。 

1977年春，陕西岐山凤雏宫室遗址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甲骨。这一年，张先生参观过周原遗址，看过这批甲骨。这是真正推动张先生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的原因。 

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撺掇张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凤雏甲骨，出自周人故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人所谓“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他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就是以此为话题。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本书附录一就是讲这件事情，前面已经提到。 

张先生正式就商周数字卦做详细论证，是在1979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再次参观周原遗址，不仅看甲骨，也看其他文物。他在铜器、陶器和瓦片上都发现了不少筮数。回到北京后，他遍检群书，收集到六十四个卦例，终于写出正式的文章，即本书所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一年的6月初，他和夏鼐、马承源、张长寿同行，参加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和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过这篇论文。这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英文译本是以“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为题，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80－96页。美国汉学家对张先生的印象，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早期筮法的复杂性。他心里很清楚，他说的商周数字卦与《周易》是有区别的。商周数字卦在前，是多位数字卦，而《周易》在后，却只有九、六之数和阴阳爻。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蓍草有多少根，挂怎么挂，扐怎么扐），也不知道早期筮法如何过渡到晚期筮法（如《易传·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和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所说的筮法）。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写了“筮法拟测”一节，他用牌戏中的“上牌”打比方，借助敦煌卷子《周公卜法》，推测早期筮法可能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无论策数、余数还是分组的方法可能都大不相同。 

这是他的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这是张先生为第一次《周易》讨论会（武汉东湖，1984年5月30日－6月5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主办）准备的发言稿。此文写于会前（1984年5月20日），但发表却在三四年后（刊于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77－196页；又见《中国哲学》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1－15页）。文章除总结作者对商周数字卦的理解，还补充了两种新材料： 

一、1980年陕西扶风齐家出土的卜骨，上面有七个卦，其中刻于背面右下的两个卦是作：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过去，因为是看摹本，我曾怀疑，第一个“九”字其实是“八”字，中间的斜笔乃骨面裂纹或羡画，后来，曹玮先生发表了缀合完整非常清晰的照片，我们从放大的照片看，张先生的释读完全正确。 

二、1987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一号墓出土的占卜简。简文有十六个卦，张先生说他从来不用别人未发表的考古材料（案：这是史语所的规矩，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规矩），但为了说明自己的思路，犹豫再三，还是摘录了其中的八个卦，供会议讨论，声明如正式发表的话，可以删去（但出版者并未删去）。这八个卦，有一、六、七、八、九五个数字。 

前者的重要性是发现了九字，后者的重要性是一、六特别多。 

《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号称“三易”，谓为夏、商、周三代之易。夏、商在东土，周人在西土。古人说，《连山》、《归藏》贵八，《周易》贵九。作者说，周人用九，殷人用八，这可能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 

天星观楚简六数并用，说明《周易》虽大行于世，但早期筮法并未断绝。作者认为，简文卦例，一、六最多，正是阴阳爻的前身。 

关于阜阳汉简的阴阳爻，前面说过，它的阴阳爻其实是作一、八，而不是一、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做了纠正，指出两者都作一、八。 

第三篇文章是本书所收《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刊于《文史》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月，1-8页）。这篇文章与第一篇文章不同。第一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商周时期的六爻卦（即所谓“重卦”）。这种例子越来越多，作者说，已有百十来例，准备另文加以探讨（案：并未实现），此文主要讨论商周时期的四爻卦。材料包括卜骨二、鼎铭一，补记还增加了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卜甲。这四个例子，在《易辨》中已经做过披露，这里是专门讨论。 

这篇文章，从表面看，似乎只是材料的补充，又增加了四个例子。其实不然，它引起的是作者对古代筮法的进一步探讨。 

第一，他尝试以“互体说”解释这类卦象。互体说出郑康成，源头据说是费氏易。 

第二，他说，“筮法不容易解决”，再次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如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所说浔阳府城“番摊馆”的卜法，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的“九天玄女”课），推测四爻卦的筮法。 

和前面的文章一样，张先生说，这不是复原，只是拟测。 

这是作者的最后一篇文章。 

 



七 

什么叫雕刻？罗丹有句名言：砍掉多余的石头。道理似乎很简单，砍去多余，剩下的就是美丽。但什么叫“多余”，却远非一目了然。 

有人以为，人的认知也是这样，铲除错误，就是真理，但什么是“错误”，同样并不简单。 

消灭细菌就不会得病，这是无知幻想。同样，消灭错误，也是无知幻想。没有错误，也不会有真理。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老师，他们各有各的风格。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可以干什么，并不告你不可以干什么，一切都很现成，书永远读不完，事永远干不完，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不可以干什么，却不告你可以干什么，叫你慎言慎行，少写或不写，唯恐白纸黑字，铸成大错，因为害怕犯错误，因而迷上错误，专从负面看问题。 

还有一种老师，他并没有这种非常实际的指导，只是用自己的榜样，鼓励你去探索，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较一时一事之短长。 

张先生是哪一种老师？是最后这一种。 

探索是要犯错误的。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并不认为，老师的学说就不容商榷。 

比如下面五条，就可以讨论： 

一、先生认为，今本《周易》的面貌，包括卦序，是形成于汉代，现在从上博楚简《周易》看，恐怕要重新修正。我分析，简本卦序还是同于今本，文字经破读，也大同小异。可见《周易》的面貌很早就略同今本，这和我们得自《左》、《国》筮例的印象也比较吻合。 

二、先生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是后天卦序，现在经学者讨论，恐怕还是和先天卦序更接近。 

三、先生把中方鼎的卦画解释为“家号”，恐怕也值得重新考虑。他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以五十颂处”，“是说给了他们以卦为名的邑”，我觉得，铭文既然是讲赐邑，唐兰先生把“五十颂”读为“五十通”，要比这种解释更贴切。铜器铭文中的卦画，缀于铭末，恐怕还是和择吉铸鼎有关，未必是徽号。 

四、四盘磨卜骨有三组卦画，先生把“七八七六七六”下的字释为“曰隗”，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先生把“七五七六六六”下的字释为“曰魁”，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因为释文改变，先生以之为《连山》首卦的猜测不免落空。 

五、饶宗颐先生提到的吉美博物馆藏甲骨，摹本有误，所谓“卦画”，从照片看，其实是“戈六百”三字。 

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犯错误，既有别人的误导，也有自己的错觉，这很正常。但我完全不同意某些人的评价。比如从前受教于北京大学，现在供职于台湾史语所，有个叫李宗琨的学者，他对大陆学者的探讨采取全盘否定，特别对张先生的成果更是一笔抹杀。这种评价很不公允，我就完全不同意。 

大陆学者讨论“数字卦”，积半个世纪之努力，虽然意见不尽统一，过程时有反复，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很大突破，并非如他所说，张先生的研究全是主观臆说，大陆学者都是风行草偃。 

这里，我把我的体会总结一下： 

第一，商周时期，卜、筮并行，是最重要的占卜，地位高于其他数术。学者从铜器、甲骨和其他出土物上发现过去称为“奇字”的神秘符号，其实是早期筮占的遗存，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很可能本来是殷系的筮占，后来传入西土，才有了周系的筮占。就像龟卜，殷系和周系不尽相同。卜筮是卜算。筮占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占，占卜工具是筹策类的计算工具，占卜结果也是用数码形式表现，足以说明这类占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这些符号，经大陆学者共同研究，可以肯定是由数字组成，其实是一种数字卦。虽然这种数字卦，在《周易》大行之后，仍有较长的延续，可以晚到战国、西汉，但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周易》类的新型占卜是另有源头，一开始就与早期数字卦是平行关系，跟数字完全无关。早期数字卦，现已发现的实例，数量相当可观，毫无疑问，全是得自十位数的数字系统，我称之为“十位数字卦”。 

第二，《周易》一书，学者多认为是形成于西周时期，《左传》、《国语》可以证明，至少东周时期已非常流行。这种筮占，与《连山》、《归藏》并称“三易”，都是以九六七八之数和阴阳爻为形式，显然是一种新型的筮占。这种筮占，也许是脱胎于周系的十位数字卦，而不是商系的十位数字卦，但不大可能是脱离原来的背景，与比它更早的筮占毫无无关。《周易》一书，现有三个古本：上博楚简《周易》是战国古本，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双古堆汉简《周易》是汉代古本，都是以横画表示阳爻，两撇表示阴爻，书写形式完全同于十位数字卦的一、八。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卦画与之类似，只是除了一、八，还有一、六。六字的写法还是同于早期数字卦。这绝不是偶然的。李宗琨说，他相信，这种筮占与早期数字卦无关，别有源头，古本所见卦画不是数字，这是信仰，信仰没法讨论。事实上，战国、秦代和西汉，所有的阴阳爻都这么写，没一个例子是采用横画断连，像今本这样。横画断连的阴阳爻，见于出土物，最早的例子是熹平石经和乐浪式盘，都是东汉的东西，这些证据，你说你不信可以，但不信的证据在哪里？一点反证都没有。这样抬杠就没意思了。我把这类卦画叫“两位数字卦”。 

上述两种筮占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这是一回事。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还要继续探讨的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比如张先生和多数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从筮占的性质看，从卦画的形式看，从奇偶二元化的趋势看，都比较合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无关，只有金景芳、李学勤等少数学者持这一观点。这两种意见哪种对？要看证据，也要看道理。简窄，不便书写，就把阴爻写成两撇，这种理由太勉强；从古文字材料找平写的阴爻，也至今没有找到。 

李宗琨的文章，属于支持后说，但于后说没有提出任何正面的支持和积极的证据。他的文章，完全是从负面立说，没有创造，只有攻难。 

 他的攻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张先生常用《周易》转写商周数字卦（李学勤先生，还有很多学者，他们也这样做），但两者并不能证明是同样的东西；第二，张先生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位数字卦怎么变成两位数字卦，两位数字卦怎么从九六七八变成一、八。 

 关于第一条，我想说的是，大陆学者并非全都如此，比如我就不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十位数字卦等于两位数字卦。但学者这样讲，我们应抱“了解之同情”。我们要理解，当初学者是在探索新发现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周易》是我们的认识起点，转写只是一种通俗的讲解，目的是帮读者了解，这些出土发现是一种类似《周易》的数占。事实上，你只要认真读一下张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认为，这两种数字卦是直接对等。李宗琨抓住这种表达方式不放，以为张先生是以《周易》简单比附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这是见其小而忽其大。其实张先生要论证的是，《周易》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而不是等于早期数字卦。两种数字卦，可能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 

 关于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只要不带偏见，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在张先生的三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始终认为，早期筮法是个很大的谜，因而并未为这个问题下最后结论，也不认为现在可以下这个结论，更没有认为大家不可以讨论。相反，他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开放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别的方案。如果他真的以为，早期筮法就等于晚期筮法，他就不会借助打牌提出他的种种拟测。他讲打牌，表面上看，似乎毫不相干，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考虑最有启发。早期数字卦，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组数字，而看不见数字背后的东西，这就像我们手中有牌，但并不知道怎么玩。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某种确定答案，而是问题的范围和可能性，是占卜的基本原理。 

 显然，张先生并没有傻到李文所想象。他的头脑很清楚，我们要想得到十个数，肯定不是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办法。当时挂怎么挂，扐怎么扐，怎么分组，怎么排序，一定有另一套方法。 





八 



张先生是个老派的学者，像很多老先生一样，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他学养深厚，胸怀博大。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罗王之学的探索精神和史语所的博大格局。（我所知道的罗王之学，是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古文字学家共同参与，格局非常博大的学问，绝不是今天那种除了撅屁股认字，其他什么都不闻不问的所谓古文字学。） 

 他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今人之油滑、刻薄、猥琐、固陋。 

 现在的古文字学界，在新一代的年轻学子中，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就是争强好胜，党同伐异，如蚊嗜血，如蝇逐臭，闻他人之过则喜，有一得之见则狂，专以纠谬订错、攻击他人为目标，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 

 这已经远离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 

 批评并不等于纠谬订错。说实话，学者称为“硬伤”的绝大多数错误，其实都不值得大特批。只有针砭时弊，才需要大刀阔斧，迎头痛击——痛击的不是个人，而是潮流和风气。 

 学术不是“吸尘器”。 

 我说过，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 

 如果别人的文章值得你批评，一定是别人在前面给你铺了路，哪怕别人的失误，也是重要启发。你通过你的批评，可以和你的同行，共同推进学术，这才是批评的目的。如果你是踩着别人的肩膀说话，就该客气一点。你对你的批评对象要怀有极大的敬意。 

 说句大实话，不犯错误不是人。 

 其实，错误是与生俱来。人不可能出口成章，毫无口误，文章也很难一气呵成，总要反复修改，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每时每刻都会犯。累了会犯，病了会犯，一不留神就会犯。知识不够会犯，学问大了会犯。即使再聪明的人也会犯。

大人物就不犯错误吗？没有的事。老头子，不识盈虚有数，明明体力不支，记忆力不行，还要挺着撅着玩命干，错误岂能幸免？同样，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也会犯错误。 

不许自己犯错误，办不到。不许别人犯错误，更是最大的错误。我说过，“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 

九方皋，想看的看，不想看的不看，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忽其外，连牝牡骊黄都分不清，当然是“硬伤”，但他独识千里马。 

牝牡骊黄，并不是学术目标。 

学术是一种追求，学术是一种探讨。我向往的学术，更像艺术创作，而不是体育比赛。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很多人都以为，这两门学问最基础，最实在，什么都是铁板钉钉，这是说反了。其实，这两门学问都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学问，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就认识的总体而言，最不可能定黑白于一尊，很多想法都要集思广益，反复探讨，反复修正。谁想称王称霸，唯我独尊，只能自取其辱。 

在这篇读后感的结尾，我想把张先生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卜筮是人类在无力掌握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希望借助于某种符号的变化窥测神明的意向。至于怎样取得和怎样辨认这些符号，卜筮人所用各种方法却都是人为的规定，没有客观规律或逻辑的必然性。就如同许多游戏一样，都是以意为之，我们看各地发掘出许多六博的工具，但是无法恢复其游戏。以象棋或扑克牌来说，不经传授，谁也无法推测出其原定的规则。所以这里提出的筮法只是拟测的一个方案，借以增加对那些考古材料的理解，谈不上复原问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最后，应当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这二骨一鼎的铭刻必须这样讲，既然发现了三个四爻卦，顺便说出自己对它的解释，这只是个人一时的意见，并不排斥其它的说法，还请方家多多指教。（《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读张先生的书，我还记得，他说，很多问题，他还想接着写，重新写，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但他的书，文如其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心”而已。 

 一个人，尽了他的心力，留下他的追求，这难道还不够吗？ 

 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广阔天地，只要辛勤耕耘，一定会有收获。 



2010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今天是我的生日。■ 



延伸阅读 

●《张政烺论易丛稿》 

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2月第一版，定价：精装76.00元，平装56.00元

全書共分上下兩編，上編為已刊稿，選收了張先生六篇已發表過的文章，三篇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有關，三篇與商周數字卦有關；下編是張先生未曾發表過的遺稿，即《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的排印本，由北京大學李零教授及其弟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