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显示，将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将是第一轮量化宽松规模的两倍。这吹响了全球"货币战争"的新强音，在加码新兴国家的热钱压力的同时，将深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

在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如何减少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分歧，事关应对危机的成效。多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频繁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更是屡次将人民币汇率和美国的贸易逆差联系起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其声音进一步放大。然而，可查的资料显示，早从1981年开始，美国就已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多年来，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不断变换，唯一不变的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现实。彼时，中国尚未实现对美顺差。

为了进一步厘清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贸易逆差间的关系，以及美贸易逆差的根源，G20首尔峰会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联合国专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K.S.）。乔莫自2005年起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一职，并兼任G24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集团的（荣誉）研究协调员、联合国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其身影经常出现在国际货币事务重要会议之中。

在乔莫看来，"货币战争"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一个危险现象。起初，一些发达国家有关货币操纵的指责，主要针对于中国；当前，指责标的已扩大至其他国家。他认为，货币战争显然不利于国际合作，应汲取历史教训，避免走日本的老路。1985年9月，日本政府被迫签订广场协议，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接下来，日本出现了"失落的十年"。

乔莫希望，G20首尔峰会以后，各国能尽快达成新的共识，以防世界经济进入新的衰退，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瞭望》：有声音认为，中国存在管理或者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嫌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乔莫：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伪问题。首先，现实中不存在所谓均衡的汇率水平。中国的汇率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其次，每个国家都需要对本国汇率进行管理。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在操纵和管理汇率。哪个国家不操纵和管理汇率呢？对汇率的放任自流，只存在于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

《瞭望》：当前的人民币争论中，中国对美国的经常贸易顺差屡被提及。

乔莫：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被误导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更重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全是中国因素造就的，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因素。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中国因素，美国的贸易逆差仍旧是存在的。

《瞭望》：你如何看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案？

乔莫：首先，如前所述，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全是中国因素造就的。因此，仅仅通过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能解决问题。其次，在美国这个后工业化国家，很多商品严重依赖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决定其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不可逆转。

今天围绕人民币的争论，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案例非常相似。当时，美国压迫日元升值，并最终实现了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在自己本国，很多商品已经不能生产，严重依赖从日本的进口。

再次，今天的诸多问题，是美元的过度高估导致的。因此，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经济理由非常荒谬。客观地说，人民币升值可能让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大。

《瞭望》：请具体谈一谈你刚才提及的美元过度高估问题。

乔莫：事实上，美元的过度高估导致了今天的很多问题。应该让美元贬值，而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曾经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内部报告就披露过，美元被高估了30%～40%。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币的问题，是美元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也不仅是美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货币储备制度的问题。对贸易顺差和美元这一外汇储备的追求，表明了很多国家感到当前的货币储备体系是不安全的。

《瞭望》：你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有何建议？

乔莫：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单独对美元汇率浮动（升值或贬值），和人民币对全球所有货币汇率浮动是有区别的，二者有很大的差异。其次，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提高工资比提高汇率更有意义。中国应该提高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水平。最后，或许，中国现在应该允许美元单方面贬值，并宣布与美元脱钩。现在，中国处于全球生产和贸易链的关键位置，与美元脱钩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