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问题

    1990年代后期以来，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研究造就了他作为思想家（或用他自己的说法"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位置。阅读汪晖这些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就在于他跨越学科界限而总体地回应中国问题的能力。或许，以是否跨越学科界限来描述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方式，因为汪晖跨学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操演不同学科的语言而展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而是因为只有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才可能全面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因此，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各个学科相加，而毋宁首先需要打破那种19世纪式的西方社会科学分类体制，才可能把握到对象自身的整体性；但这也并不是回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传统的批判性重构；某种程度上或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重构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这当然也不是说他的研究沦为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构造，而是指惟有在这种总体视野的参照下，对当代情境中具体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才成为可能。

这种思考特点，格外鲜明地表现在汪晖的三篇重要论文当中。在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当代中国》。收入《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本文中汪晖引文如不特别注明出处，均见此书，仅注明页码）之前，汪晖在许多人眼中，还是一位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新锐学者，以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思想著称。正是在这篇被称为引起了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思想论战的文章中，汪晖表现出了杰出的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总体把握能力。他是把80-90年代中国知识群体作为整体的"思想界"来把握的，这个"界"涵盖的不仅是人文学界的研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领域那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这种研究方式按照一般的学科分类应称之为"思想史研究"。这曾经是80年代的重要研究方式，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问题间的互动。不过，90年代后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边缘化，思想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质询，并逐渐沦为学科体制内部的一种专业研究类别，而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冲击力。这一变化曾被李泽厚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而汪晖正是以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内部视野，重新建构思想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来作为他召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开端的。在《当代中国》的续篇《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再论当代中国》）中，汪晖进一步把8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纳入到对当代中国思想的讨论视野中，强调知识界的理论活动与制度创新、社会民主实践间的历史关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而意味着他不再将讨论的视野局限在知识界内部，而更关心从总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来探讨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汪晖2006年完成的重要论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后文称《去政治化的政治》），可以视为前两篇文章的进一步推进。这三篇文章首先在讨论对象上有着关联性，即它们都把"新自由主义"及其变奏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讨论的都是当代中国问题，所论历史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果说《当代中国》讨论的主体是80年代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在90年代的衍生形态，那么《再论当代中国》阐释的则是80年代如何终结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起源，而《去政治化的政治》则侧重讨论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意义与80-90年代主流政治形态的形成。就其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批判思路，这三篇文章也有着内在的层层推进关系。如果说《当代中国》主要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展开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内部清理的话，那么《再论当代中国》则力图揭示出隐含在思想问题背后，那个"真正"需要去面对并回应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群体的批判性思想实践如何可能。但是，这时社会问题与思想实践之间的转化关系还没有作为讨论的重心，而这一点则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阐释"政治"内涵的基本框架。后者格外突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问题具有"霸权的多重构成"这样的历史特点。它把讨论重心放在阶级、政党与国家这种"短20世纪"的主要政治形态上，进而思考90年代后新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

总之，如果我们把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落实在对这三篇重要论文的考察的话，可以看出，汪晖的探讨始终是在一种总体的历史-社会视野中展开的。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汪晖把握和回应中国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泛影响。因此，解读汪晖，首先需要对他这种总体性视野本身做出分析。需要讨论的是，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在汪晖这里如何可能，它基于怎样的现实问题的判断而提出，这一思路的具体展开过程是怎样的？进而，这是一种过时而老套的"宏大叙事"，还是一种新的知识运作与思想批判的路径，即结合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这种总体视野可以展示一种新的批判性思想/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当代中国》对80-90年代知识界的诸种思想形态所展开的批判方式入手。就其基本方法而言，《当代中国》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正如曼海姆在阐释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所概括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将对手的思想指认为"不切实际的"而否认其"思想的有效性"（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这种批判方式尽管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来的阿尔都塞、齐泽克等人大大复杂化了，不过其基本工作大致是指认出一种思想的"虚假性"及"无效性"，并假定一种"真实"而"有效"的思想存在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指认那些形成于80年代的、针对社会主义历史而展开的批判思想实践，不再能应对90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势而沦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被汪晖归入"现代化意识形态"名下的，几乎涵盖了80-90年代所有那些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比如三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态，比如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以及90年代衍生出来的诸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形态。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思想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自不待言，它一经发表即产生的巨大反响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在一种重读的视野中，文章的最奇特之处，则是它那种总体地宣称既有思想形态失效的批判方式，那种以"一己"之力挑战"全体"思想界的巨大勇气。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果说90年代后的当代中国思想几乎是整个地被一种"虚假意识"所引导，那么一种跳出这个"界"外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这也关涉《当代中国》得以展开论述的批判性支点建立何处。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批判的可能性基于一种更广大的历史视野的获得，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指认。《当代中国》把1989年事件视为"历史性的界标"，认为此后中国社会与知识界的文化空间，相对于8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终结和全球性资本市场的成型，已经使中国社会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90年代中国知识界丧失批判能力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仍旧把"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92页），因此而无法理解和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通过强调历史变化与知识运作之间的错位关系而展开批判的思路背后，正如台湾学者赵刚指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新时代"意识：新的时期来了，赶快寻找新语言（参见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7期）。不过，汪晖的这种"新时代"意识与80年代知识界认同并建构"新时期"意识的方式又并不相同。在一种"告别革命"的强烈诉求下，"新时期"思想与文化界特别厌倦那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尽管人们同样毫不犹豫地使用着另外一套由"时代"、"世界"、"民族"等启蒙话语构成的宏大叙事。这使得思想文化的问题常常被理解为"独立"的对象，并将召唤这种独立性作为基本诉求，而无法意识和观察到思想与文化问题据以形成并运转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汪晖强调80-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指认"全球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渗透到中国问题的不同层面，恰恰是希望重新建构观察思想/知识问题的社会视野。他首先强调的是，如果知识界无法观察到推进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就可能拘囿于过时的思想模式，而导致"知识"与"社会"的脱节，从而使得实际的社会状况完全滑落出知识界的视野之外。显然，这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80-90年代之交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于当代知识群体所产生的那种"断裂感"、"意外感"与"挫败感"。知识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无视与无知，被汪晖解释为他们拘囿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无法准确地认知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历史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在80年代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中，他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针对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体制"力量。而汪文通过讨论知识界与80年代改革进程的关系，认为他们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意识形态，而并没有获得外在于国家体制和现代化诉求的批判支点。当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市场社会的成型）和知识群体自身的存在方式都因全球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曾经的批判思想其实已经变成了新主流权力秩序之一部分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汪晖认为需要"重新确认"批判思想的基本前提：批判什么、用什么来批判、怎样的批判实践才能真正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汪晖把他的批判思想实践确立在："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在他看来，中国思想界认知"现代性"的基本方式，恰恰成了作为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之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构成部分。他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都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把自己限定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内，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因此无法逾越现代化视野而对现代性本身展开批判。基于这样的考虑，为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实问题，首先便需要把"现代性"这一基本范畴问题化。

值得分析的是汪晖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确切历史内涵。他指认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在于它们拘囿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而无法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大致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有意味的是，他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看作是"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一种，因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64-65页）。显然，在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一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判断本身就是极具批判力的，因为在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作为现代历史，而是作为"前现代"的"封建"、"传统"社会而遭到批判。事实上，这种判断历史的方式正是"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论运作的结果，它通过把毛泽东时代的另类现代化实践纳入"前现代"或"封建"范畴，而否定其历史意义。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常常被表述为"革命"与"工业化"，而并不是现代化理论所理解的历史内涵。不过，尽管汪晖强调"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不同"，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把"现代化理论"这一概念彻底历史化。"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6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界为了与苏联争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而创造出来的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可以说，"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概念，是冷战时代，为了对抗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而被制造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一套理论范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才被普泛化和非历史化了，并且在70-80年代的转折过程中，被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纳为描述自身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全球意识形态"。这也构成了80年代中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非理论形态的基本历史语境。因此，在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之前，或许需要就冷战时代"反现代的现代性"、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汪晖所强调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历史关系做更多说明。

显然，使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就意味着对现代历史展开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无论这种批判是after（之后）还是post（内在批判）。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批判性/反思性的理论范畴，在西方语境中出现于60-70年代，是在质疑或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导致了"后现代"范畴的出现。而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个超越现代的历史契机，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既新且旧的问题。所谓"新"在于，与以前的资本主义（包括作为其另类形态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个新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跨国运作："灵活累积"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及其文化运作，使得此前那种把视野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内的批判思想处在一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矛盾和困境中。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本身，使得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而观察中国问题的总体性批判视野成为可能和必需。因此汪晖判断说："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62页）。而所谓"旧"则在于，这种新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现代社会的危机，相反，它使得曾经的"另类"也成为了危机的另一表征："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继续"（97页）。因此，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不仅需要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而且批判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批判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既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总体历史批判。

汪晖特别强调的是，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诸种以"现代化"为诉求的理论模式与制度拜物教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他认为现代性批判要完成的，其实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158页）。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中论及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再论当代中国》中批判的"新自由主义"，是同样的拘囿于现代化内部视野的现代化叙事。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指认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不过，对于曾在80年代作为批判思想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9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汪晖还是进行了区分，从而把自己视为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新自由主义"是80-90年代转变过程中，"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一种新霸权形态。在汪晖看来，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真正冲突并不在"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歧，而在"不同的思想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形态，而是作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117页）。也可以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实践与自我表述。但这也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没有自己的理论--80年代末以降出现的"'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99页）。并且，这种建构常常是以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来表述自身的，其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市场、市民社会、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等，其基本理论预设乃在"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对立，并以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自由市场"、"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作为其政治构想的核心。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汪晖思想批判的基本对象。对"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巨型历史运转机器的把握，使得批判思想实践必然需要一种总体视野。在后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汪晖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当代霸权"多重构成"的特点，提出应该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来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51页）。这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当代中国》一文中主要从历史维度展开的现代性批判，而将批判视野拓展至权力的社会构成维度。显然，如果资本的运转及其意识形态运作是全球性或总体结构性的，思想批判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家行为便无法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汪晖的总体视野又并不单纯是批判对象的反转。这里所谓的"总体"，并不是简单地用"全球的"或"跨国的"总体范畴来取代此前作为总体的"国家"范畴，而是力图把对这些范畴的分析置于"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并批判"新自由主义"那种从"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的做法。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拘囿于"形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缺乏对当代中国复杂历史情境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其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政治立场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汪晖经由"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更为深入复杂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批判的路径。

三、"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关于如何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批判，汪晖如此描述："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99页）。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他将这一批判思路阐释为探讨"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间的关系。有意味的是，这里构成对立的不仅是"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也是"理论"与"历史"、"表述"与"实践"。在他看来，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自己表述为一套从来如此的形式主义的理论/真理，比如它如何看待"市场"，如何看待"市民社会"，如何看待"产权"等。而汪晖展开的批判工作就在于，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中，来揭示出这些理论/真理是出于怎样的政治诉求而被建构出来。比如他通过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博兰尼（Karl Polany）的历史研究揭示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因为"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与其说存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如说这个"市场"始终是政治安排与社会控制的结果。因此，由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撑的独立经济运作，并不是一种"历史现实"，而是一种建立在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观念基础上的"形式主义的理论"。而恰是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

    理解汪晖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三篇文章，还需要了解他在此前后完成的几篇重要理论文章，尤其是《"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文章构成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参见《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第4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科学主义"》一文中，他针对作为新自由主义经典的海耶克著作，指出那种国家/社会、计划/市场的二元框架，其实根源于一种自然/社会的二元论。"自然"被理解为处于"社会"之外、并为"社会"实践提供永恒法则的范本。而事实上，对"自然"的理解与控制始终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看不到对自然的无穷征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看不到作为近代科学对象的自然已经是有待征服的自然，即一个与社会无关又有待人类社会去征服的领域，就等于放弃了对社会控制机制的理解"（《别求新声》，第469页）。他因此而力图拆解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前提：那种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并塑造"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模式，即源自自然/社会的二元论。但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整体主义的一元论，而是要将被二元论遮蔽或舍弃出去的那些历史因素，重新纳入历史分析的视野。具体到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那种基于科学主义前提的激进市场主义理论，恰恰掩盖了国家与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借助政治控制而行使的垄断行为；那种私有产权神圣化的观念，也正是把当代中国不公正的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了。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论断进行了更系统也更历史化的讨论。借助博兰尼的两个概念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他提出，有关"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因此，"按照这一站不住脚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对市场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应理解为对国家主义的赞美，汪晖要强调的是，看似自我调节的经济运作，其实始终是社会控制与政治运作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要"对经济体的实质性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里所谓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一致，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中的经济过程"。追踪这一经济过程所需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并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或"作为社会科学总体"而存在。因此可以说，相对于西方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制，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总体知识/历史视野"，它探寻的乃是经济体运作的"实质"或总体的过程。这其实也正是汪晖在用"历史过程"或"历史研究"来批判"形式主义的理论"时，所理解的"历史"的基本内涵。因此他称布罗代尔和博兰尼为"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研究则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

应该说，汪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也是在展示一种批判思路的方法论。事实上，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大致都在这样的思路上展开。由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他格外关注对市场、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汪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关心的就是经济学问题或政治问题，相反，他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应该在一种总体的关系视野中展开讨论。在《当代中国》中他就提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把经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而"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民主事实上只能是同一场斗争"。他由此提出90年代批判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探寻"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86-86页）。事实上，这种"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正是汪晖展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时的基本特点所在。他一方面针对的是形成于80年代的那种或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批判思路，即抽离政治经济学维度而强调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也试图通过强调经济运作的"实质性活动"，而在普遍关联的意义上打破学科分类体制造成的区隔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赵刚所敏锐地指出的，"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观"才得以被提出。

如果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关注，使得汪晖力图建构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意识形态限定的总体历史视野的话，那么可以说，借助政治经济学传统而关注经济体的实质性历史运作过程，则使汪晖尝试建构一种批判性地考察问题的总体社会视野。显然，这里强调"历史"与"社会"视野的不同，不过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视野可以分开，毋宁说它们乃是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总体视野的不同侧面。不过，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尽管借鉴了政治经济学传统，但也并不是要回到建立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基础上的"总体结构"论。汪晖批评了卢卡奇那种把经济、法律和国家作为"严密的体系"看待的"总体论"，在他看来，卢卡奇的问题在于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用单一的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同时也没有超越那种源自黑格尔理论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本质主义想象。对这种区分的强调是必要的，这也使得汪晖试图重构的批判性总体视野与黑格尔-马克思脉络上的总体论和大叙事区别开来。但他同时总结道："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268页）。他格外重视布罗代尔提出的三层结构，即"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并认为这种区分为社会斗争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可以说，重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并不因为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系统论那样的社会整体；关键在于，考察实质的经济体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超越19世纪式的现代学科体制、也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分析视野，才可能理解并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

四、"政治化"实践的"内在视野"

对于理解汪晖思想而言，如果认为总体历史视野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解构那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揭示它们的遮蔽性和内在矛盾，无疑并不全面。真正有意味的，也是打破那种制度拜物教式地理解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地方，在于汪晖思想的某种"反转"或"跳跃"，即将这种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结合起来，从而把理论研究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实践。

当他用"实质的历史关系"来解构"形式主义的理论"时，他并不是要一般地讨论"理论"与"历史"的对立，也不是要回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而是思考如何把这一冲突关系转化为一种"解放力量"。他这样阐释道：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通过历史研究而展开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许多对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历史描述的追问，"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因此可以说，"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颠覆的动力"（272页）；但是当这种针对既有形式主义理论的新的实质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取向关联在一起时，实质与形式（也包括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尤其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循环关系就被打破了。马克思对这一困境的克服具有示范意义，即通过把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而打破二元循环关系。--汪晖在这里要说的是，"实质"并不真正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另一种新的理论建构；不同于之前那个"形式主义的理论"的地方就在于，这是在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而非理论的自我预设中所展开的理论建构，因此它将导向一种真正"自觉"的、同时也将是"民主"的实践的可能。汪晖举了布罗代尔关于"解放市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转向如何可能发生。表面上看，布罗代尔"解放市场"的构想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表述完全一致，但其政治诉求却"正与之相反"。"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的'自我调节'的想象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274页）。同样的理论建构，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是将其政治与经济垄断合法化的借口，而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中，则能够转化为民主制度的批判性构想，因为这将是在实质性的历史关系中展开的实践。汪晖因此提出，"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

理解汪晖思想在这里的"跳跃"无疑是重要的，他由此而将一种抽象的"理论"/"历史"之间两难关系的论辩，转化为一种理论/实践的可能性探索。也正是由此出发，汪晖重构了"政治"这一核心范畴的基本内涵。

这一重构是通过将"实质性的历史"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而完成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运动"实践构成了重要环节。应当说，如同如何理解经济民主一样，汪晖对社会运动的重视也是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式主义理论过程中形成的。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理论将国家/社会看作权力关系的两极结构，并认为通过市场的自我运动将"自然"地导致民主社会的实现。汪晖认为"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正如"自由市场"理论一样，在于"没有清楚地区分规范式叙述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它"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本身就是由国家力量推动而形成的，并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因此所谓"市民社会"并不能构成制衡国家的力量；相反，二者在许多时候是互相重叠的，并常常联手对抗真正的社会保护力量。"市民社会"理论关于民主的构想，是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诉求的，但中国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却正需要建构大众参与的民主实践来制衡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专制与垄断。因此，这种去政治化的理论构想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实践本身几乎是背道而驰的。汪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特别提到崔之元等提出的以普通公民参与为核心的国家、精英与大众"三层结构"的构想，即强调如何通过把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以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种民主构想的基本前提在于："普通公民通过社会运动、公共讨论等形式在不同层次推进关于公共决策的公开讨论"（132-133页）。汪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间环节"，因为只有在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中，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的互动关联。

汪晖在《再论当代中国》中推进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讨论时，一个最大的变化，便是将社会运动纳入考察视野。他不认同那种把1989年的社会运动解释成知识分子对抗政府的定型化阐释，而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自发性社会保护运动。汪晖特别强调促使1989年社会运动发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基本诉求，正在于中国城市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而导致的社会抗议。但是这种"自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在进一步推进的市场改革中得到解决，反而被合法化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起源于这一困境并垄断了对这场社会运动的历史阐释。更值得注意的，是汪晖对知识群体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分析。他认为知识群体无法历史地理解自身与这场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才是导致90年代批判思想失效的关键。由于缺乏对80年代社会运动的实质历史关系的理解，也缺乏与这种历史理解关联在一起的政治构想和自觉实践，因此尽管社会运动发生了，却并没有转化成自觉的民主实践。在这里，汪晖格外强调的是社会运动如何能够转化成政治民主实践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社会运动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如何将抗议活动转化成政治民主斗争，前者并不必然地导致后者，将两者关联在一起，需要一种"政治化"的过程。

这也构成了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种讨论是与检讨当代中国的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遗产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汪晖认为导致文革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过度政治化"，而在于政党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他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概括为政党政治的实践，这种实践的关键在于"阶级"范畴的重要位置。如同博兰尼关于经济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的区分，汪晖将阶级区分为"结构概念"与"政治概念"，前者指的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地位等指标决定的客观范畴，而后者指的是"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25页）。基于这样的区分，汪晖重新讨论了政党与阶级的关系，进而讨论了中国革命主体的锻造问题。他认为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与其说源自一种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毋宁说源自一种导致这一结构关系变动的广阔的历史形势，一种能够将农民转化为阶级的政治力量、政治意识和政治过程"（25页），"斗争与转化是这一政治概念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33页）。--尽管汪晖在这里对"政治"的讨论，是在针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反省中提出的，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他对"政治"内涵的一般探讨。他格外强调的是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建构与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即"政治化"的实践过程。

理解政治概念乃是"一个在主观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领域"，必须与汪晖所谓"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关联起来。在突出阶级的政治范畴的主观性时，他一直强调的是这种主观性不能脱离结构性的阶级存在，而必须是一种既超越具体阶级的自我认知、又能在更大的结构关系中锻造出新主体的"综合视野"。这意味着，首先必须超越那种经验主义式的理解阶级构成与阶级意识关系的思维模式，强调阶级意识是由自觉的政治化实践赋予的；但这也并不是说阶级意识的获得是纯粹主观的行为，而需要在一种更能把握"实质的历史关系"的综合视野中才能完成。正是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与具体的政治化实践关联起来了。或许可以参考曼海姆在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特定意识形态"与"总体意识形态"的区分（参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来理解这一思路。所谓"特定意识形态"指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人出于利益动机的自我认知，比如一个工人的爱好、兴趣或生活习惯；这或许接近于汪晖所谓阶级的结构概念下的自我意识。而"总体意识形态"则是在社会总体关系结构中所创造的一种历史主体意识，比如工人所具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或许接近于汪晖所谓阶级的政治概念下的阶级意识。可以说，曼海姆讨论的是如何塑造一个具有总体社会视野的政治性主体，他认为正是这种主体的存在，"乌托邦"实践才是可能的。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进而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要把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性的总体话题关联起来（参见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这一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激进民主实践的重要口号，正在于它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握住了个体与总体、乃至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而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汪晖对于"政治化"实践的思考，于此也有相通之处。

汪晖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农民阶级如何"被锻造"为革命主体的问题。如果说革命政治"鼓励通过斗争获得主体性的转化"，那么使农民成为革命主体的就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比如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和方向。这是一种比具体的农村阶级关系更"实质"的历史关系，而农民却无法通过自身的结构性阶级存在意识到这种历史控制因素。因此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勾勒的"世界性视野"，将农民"创造"为革命主体。这也正是"政治化"实践的具体内涵。不过有意味的是，在将农民转化为革命主体的过程中，更关键的问题应当是"谁"在推进这一政治化进程。这也涉及汪晖提及的政党与阶级关系问题。汪晖强调，"'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并最终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使命"，才是决定政党性质的关键所在（26页）。这是一个相当有意味的"无主句"。如果说正是政党的政治化实践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虽然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那种将知识分子视为"新阶级"的理论阐释是成问题的（参见《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政治实践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自明的，因为政党仅仅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形式"，而其具体实践最初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推动的，尽管纳入政党之后这些人不再叫"知识分子"。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推动"政治化"实践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位置？进而，如何理解"政治化"实践与"批判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般关系？这一点却没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得到明确讨论。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由其"内在批判"的思路所决定的。就汪晖设定的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政治目标而言，"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被理解为某一结构性的社会群体概念，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有机地结合到政治实践中的主体范畴。强调实质性的社会运动才可以展现实质性的历史，意味着一种总体的批判思想视野本身就是历史创造的一部分，并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参与的民主实践才是可能的。在这里，"综合视野"不是一种外在的理念输入，而是"政治化"实践的起点，一个创造出政治主体的自我"培力"过程。也正是在这里，汪晖对政治经济学总体视野的重构，由"理论"转向了"实践"。

或许可以说，汪晖对以"普遍联系"作为基本方法的总体性视野的强调，意在探寻一种"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既不同于历史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也与作为"形式主义的理论"的知识建构相区别。这首先是基于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思想实践。作为"方法"，它能够帮助人们面对"广阔的历史本身"，并总体地把握自己存身其中的历史机器如何运转；作为"政治"，则是唯有具备这样的视野，人们才能对那些结构性的监控力量（诸如资本主义、学院体制、社会垄断集团等）保持着警醒和批判力，从而使得民主实践成为可能。在一个批判性知识实践越来越被拘囿于学院体制内部的时代，在一种"去政治化"的总体氛围中人们越来越难以凭借自身经验去把握权力机制的总体轮廓的时代，这种总体性视野或许是尤为必要的。它首先在拓展着人们"社会学的想象力"，那就是：在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中理解自身的存在，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动力。

                                   2010年2-3月初稿，4月改定